周恩来与蒋介石

tiankehan

西花厅。

在周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特殊的书。黄底白花图案的封面，台湾出版，书名：《苏俄在中国》，作者：蒋中正。翻开，还可看到作者手书的似乎真是发自肺腑的一段前言。

蒋介石能写出此书，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与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与交锋。而最终给这种交往与交锋画上句号的则是发自海峡两岸的，令两岸人民都感到震惊的两则报道。报道的口吻极其相似，仍颇具交锋的意味。

一则报道发自大陆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标题是：蒋介石死了。

一则报道发自台湾的国民党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标题是：周恩来死于癌症。


消息标题一眼明了，正文字数都不多。

一般中国大陆读者，很少看过被称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写的书，特别是蒋介石晚年在台湾写成的《苏俄在中国》这本书。而周恩来生前却读过几遍。蒋介石确感自己失败之处正是共产党成功之处。周恩来与蒋介石从共事到交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人总是要死的，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理智的断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往今来多少历史巨子，就是这样戏剧性地把自己写进了历史。讲宁波话的蒋介石和讲淮安话的周恩来同样如此，他们确实曾经在历史上风云际会的中国大地上，有过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死存亡的交往，留下了风风雨雨中善恶是非起落成败极其耐人寻味的民族话题。中国人讲究一个缘字，周蒋之交从善缘到孽缘最初相交的源头，是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开始的。

一座围着雕花石栏杆的高台。一尊白色的方形石碑高高耸立其上。碑体上刻有：孙中山总理纪念碑。碑的顶端则是孙中山挥手凝视着前方的全身铜塑像。

当年，就是在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帐下，蒋介石与周恩来相识、交往，成了战友与同志。

翻开历史画册，我们可看到半个世纪前的两张珍贵照片。一张是蒋介石，一张是周恩来。他们都是身着同样制式的军装，有着同样年轻的勃勃英气。前者威武刚劲，后者儒雅沉稳。

那时候。他们都出入过这里——座落在广州市的原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是一座黄墙白柱的大楼。顺着楼前白玉拱桥走过去可见到环绕大楼的宽大的走廊和拱形的高大窗洞。

此刻，大楼里静静的，使人看不到一点往昔峥嵘岁月的痕迹，只有那一些当年的报刊依稀叫人感到了当时国共合作所激起的革命洪波的一点余音。

有一张报纸的标题是：孙文训导。另一张的标题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演讲词。

一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一个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无论是后来退到台湾岛上任总统的蒋校长，还是以后进了中南海里任总理的周主任，尽管他们改造社会的根本目标迥然不同，但是在黄埔时期，孙中山的旗帜却成为他们第一次合作共事的政治基础。是这面旗帜，才使这年龄相差十一岁的两个江浙人，在历史的机缘之下走到了一起。

李默庵：

黄埔学校是国共两党合作办的。那个时候恩来先生是公开的共产党的负责人，在学校里主持政治工作，集合总是他主持。国民党当时所谓每个礼拜的纪念周，全体学生参加，由他主持。政治报告，国内国外大的形势都由他报告，讲的很实际，很好。周先生主持以后，学校里完全是一种蓬勃的气象，所以大家都对周先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白墙，白柱，尖顶。一切都像是积木搭成的，但是它显然又叫人感到比积木厚重的多。门额上横书六个苍劲古拙的楷体大字：陆军军官学校。它就是名闻中外的黄埔军校。

现在，它原来的校舍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空荡荡的练兵场和对历史的无尽遐思。

从这所学校出来的人后来大都成了国共两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各为其主统貔貅，战场上亲朋反目，你死我活……周恩来、蒋介石便是他们各自的代表。

蓝瓦、黄墙、白色的雕花石拱门，护卫着静静的东征烈士陵园。
1926年5月，蒋介石和陈洁如在黄埔军校合影
白柱灰顶的四角石亭里耸立着一尊尖顶的汉白玉石碑，上书：东征阵亡烈士墓。

一座墓碑便是一首壮烈的歌。曾几何时，做为战友，他们也曾并肩作战，创下了辉煌的战果，在火与血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就在这周蒋密切合作时期，也许连历史老人也没能想到，后来他们竟以一条海峡相隔而论成败是非。

陈修和：

蒋介石的天下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给他打下来的。他在广东黄埔学校当校长时才是少将，当个参谋长，他在孙中山身边地位是比较低的。孙周围全都是上将，他那时又没带过兵，黄埔军校成立之后，成立了一个教导团，以后又成立了师，他兼师长。成立第一军后又当军长，以后就这么一步步靠黄埔军校打下了天下。

李默庵：

蒋这个人对黄埔军校用了很大的力量，蒋的表现或者是另外一面，很多人认为他是“左”倾的。他甚至对学生讲，我们是革命的。如果我不革命，任何人都可以反对我，可以打倒我。在我们学生中间讲了很多次。蒋那时对周先生是非常的信任，什么事情都由他办，凡是周所讲的一切，蒋总是依附他，所以两个人合作很好。

沿山间石阶而上，一尊灰色基座的汉白玉石碑直冲云霄，这便是北伐纪念碑。碑面上刻着“正气长存”四个隶书大字，令人荡气回肠……

虎目圆睁的陈毅元帅身着灰色中山装与颇富书卷气的兄长陈修和先生在一起。他们既是兄弟，又是战友，在北伐中并肩作战，建功立业。

陈修和：

本来国共合作时期参加哪个党无所谓。我们在广东黄埔军校的时候，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我们可以跨党，我们当学生，可以参加国民党，同时也可以参加共产党。周总理、毛主席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吴玉章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在广东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是一家人两兄弟。国民党很多人，老的同志家里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孙中山说，有人反对国共合作，你们反对，我也参加共产党。

一位老式楼房。红色的砖木结构大拱门透出岁月的抢桑。当年，东征军指挥部便设在此处。做为战友的周恩来与蒋介石曾在此运筹帷握，决胜千里。

“揭阳学宫”是一座庙宇式的建筑。高脊翘檐，黄琉璃瓦。汉白玉雕花栏杆的月台中央摆放着白色的石鼎。可以想象，东征期间，蒋介石、周恩来在此共商征讨大计的情景。

在演示东征战场的沙盘上，我们透过这些微缩的桥梁、房屋、城堡、山丘、树林以及敌我双方交战的士兵模型，仿佛能够想象得出当时激战的场面……

简单的旧式桌椅、生了锈的桅灯、老式的电话，及一副当做床用的残破的担架……这就是东征时周恩来的办公室。从这些带着硝烟味的遗物上我们依稀看到了身先士卒、指挥若定的年轻的周恩来。

生者有知，死者有知。当年不满三十岁的周恩来教官与比他大十一岁的蒋介石校长，共同携手的合作，曾写下黄埔军东征的辉煌一页。

说起黄埔东征这段历史，似乎被今天的生活浪潮冲洗的有些淡化的许多往事，其实并没有淡化。打开历史珍存：1925年2月，黄埔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亲自挂帅旗，掌帅印。周恩来直接跨征鞍，点征帆。并肩沙场，密切配合。无论是从在出发前表演新剧《革命军》，周恩来被蒋介石夸赞是个导演天才这一历史细节上看，还是从进军中周恩来与蒋介石，连同叶剑英和苏联顾问加仑一起商讨淡水攻城作战方略这一历史情节上说，连同在棉湖战场，周恩来与蒋介石、何应钦亲临前线击溃陈炯明主力这一历史纪录上谈，甚至包括东征军行进中，在兴宁哀悼孙中山的逝世，周恩来宣读祭文，蒋介石发表演说这一历史档案中论，所有这一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曾一度作为革命同志共事，留下的是一段难得的历史同期声。

李默庵：

军校成立以后，头一次打仗，是国共合作时期由周先生所创立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成功，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对作战有功人赏罚很严明。军事方面很严厉，加上政治工作配合很好，所以，东征，用很少数的队伍，能够势如破竹。那时我们只有向前走，不知道后退。

红墙灰瓦，拱形的铁栅栏门。墙壁上镶嵌着一块方形的汉白玉匾，上写：广东东江各属公署旧址。

绿树成荫的街道，花团锦簇的街心花园，现代化的高级宾馆，成片的高楼大厦？

海上波光潋滟，白帆点点，汽笛长鸣……

这是今日的汕头市。

历史最珍视的，自然还是历史自身。即使有时不可思议但又不容置否。1926年2月1日，周恩来宣誓就任东征各署行政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区专员。管辖惠州、潮州及海陆丰下属二十五个县的行政工作。形成了历史上首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权机构。更确切地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第一位正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最高职位的人。周恩来在这里实施任免方案，制定建设计划，统一财政管理，发展文教事业，惩办贪官污吏，实行民主政治。任职一方，造福一方。最初就在这里显露出了建国以后他那种超群拔萃的治国理国的政治才能，并获蒋介石钦赞。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想：假如他们如今依然健在，共同于大陆台湾统一的气氛下剪灯话旧，从惠州血战东征凯旋，到黄埔春秋主政东江，彼此双方也许都对他们之间这一段既密切又微妙的英雄往事，朝花夕拾，旧事重提。

一张黑白旧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有些模糊不清。一艘巨大的军舰上排列着整齐的士兵。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

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的蒋介石恰恰通过这艘“中山舰”玩弄了一个阴谋，把枪口开始转向共产党人。首当其冲受到陷害的便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

广州造币厂：院中石亭古树，幽静典雅……这里也有一段周恩来遭到蒋氏软禁的轶事。

一张张“清党原则”、“条例”、“公函”成了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证据。

广州大佛寺：黄琉璃瓦的大坡顶，宽大的房檐下是一组组豆绿色的勾心斗角的木结构，红色的描花殿门，慈眉善目的如来佛祖像，香烟缭绕，木鱼声声……佛祖如果有灵，当会记得当年被蒋介石驱逐的中共党员曾以周恩来为首聚会这里受训，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考验。

木门灰瓦，黑匾金字，典型的清末南方民居式的建筑。这就是“同文学堂”，现在的北伐纪念馆。一段颇具悲壮色彩的历史在这里凝聚，引得后来人唏嘘感叹不已。

黎显衡：

东征完了以后，大权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又想办法，怎么夺权。中山舰是他夺权的一个信号，是一个预谋。3月28日那个晚上，蒋介石就以黄埔军校的名义，发了一个公函给当时海军的代理局长李之龙，要求调中山舰到黄埔等候使用，等到了那边，黄埔军校说没有接到这个指示。结果中山舰又开回来了。蒋介石躲在广东造币厂，就是现在黄华路那个地方指挥。那边有一个团，他马上派人到文德楼5号2楼半夜把李之龙捆起来押到司令部，连夜审讯，还派人把省港罢工旧址，把鲍罗廷顾问公馆也包围起来，街上进行戒严，形势很紧张。周恩来因当时在广州，他知这个情况以后，第二天马上去造币厂见蒋介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蒋介石说李之龙有异动，要准备暴动，我要采取断然措施。周恩来要求他把共产党人释放。当时他没有释放，而且用软禁的手段，不让周恩来离开造币厂，这种情况引起工农群众很不满。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夺权也很不满。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把被抓的共产党人释放。释放了以后，周恩来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他们不可能再回到第一军去，也不可能回到黄埔学校去了。周恩来在大佛寺里组织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为后来的北伐培训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1939年，周恩来和爱国将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曾家岩
江水涛涛，不时地涌上堤岸。

夜上海，流光溢彩的马路，霓虹灯闪烁的高楼大厦……

气势宏伟的浦东大桥。

典雅华贵的锦江饭店。

客厅里挂着一幅工笔重彩的《美猴图》，画下坐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中国动画片创始人之一万籁鸣先生。老人亦是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参加者。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老人似乎仍历历在目。

万籁鸣：

我是以爱国的身份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周恩来，因为我是一个普通工人，那个时候才二十一二岁。三次武装起义，头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因为那一段是在我们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这个范围里，正好火车送敌人援兵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早把铁道拆掉了。这样我们第三次武装起义才成功。以聂荣臻、叶挺、周恩来为首，其他的都是卫兵。

风云突变，祸起萧墙。蒋介石反目为仇。无论是对于人世间的政治斗争还是感情变故，似乎反常亦正常。孙中山革命的旗帜使周恩来与蒋介石聚首联袂，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战舰发生的事变，又使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此分道扬镳。辞去了第一军职务的周恩来秘密地来到了上海。今日上海的灯火辉煌与波光璀璨洋溢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时代潮汛。来到这里或投资或炒股或探亲访友的，也不乏来自台湾的同胞。但历史让我们感到有意思的是，从当年周恩来在广州与蒋介石破裂后来到这里举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形成了当时中国巴黎公社的红色氛围。事过多年，历史的方程式又使蒋介石败走台湾，写下了《苏俄在中国》这本反思著作，随后又流传到了与他人生命运相悖的周恩来手中，上海的历史感叹可算意味深长了。

一队队扛枪的起义工人……

“死为鬼雄”的白底黑字的条幅……

上海东方图书馆。红墙白柱，中西合璧式的楼房。当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便设在这里。

所有这一切遗迹都在实现中国现代史中最光辉的一页。

历史留下的声音将在一代代人的心中回荡。

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才真正能够说得清当年他听到周恩来在上海发出武装起义的枪声的心情。这曾是他任军校校长时手下的政治部主任打响的枪声，这也是他作为北伐军总司令攻克武汉后，准备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战地财务委员会主任要职任命，而被拒绝上任的周恩来打响的枪声。蒋有蒋的心机，周有周的考虑。从中山舰到上海滩，蒋介石叛变革命，举起屠刀；周恩来奋起讨伐，挽救革命。从此，两个人生死不容，兵戎相见，交战十年。


周恩来鸣枪上海，以巴黎公社式的成功，领导工人阶级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而蒋介石却举刀上海，对临时政府予以取缔，留下了千古血案。“四 一二”的血，不管是对于周恩来，还是对于蒋介石，都成了他们人生记忆中最深刻的第一笔。也就是从4月12日这一天起，周恩来的人头在蒋介石的刀下骤然升值，悬赏标价为二万五千块银元。而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既使这样的高价，竟然连他的亲戚宋子文都没能买通，反而在宋子文的密告下，周恩来从蒋介石的刀下于水路脱险而去。

鸣枪上海，周恩来机警脱险来到武汉，随后又是鸣枪南昌。这期间，蒋介石悬刀下的周恩来人头赏格一直没变。而周恩来对于蒋校长给以他这种高额的人头标价，也一直泰然处之。周恩来带着少数人撤退到了汕头，高烧生病，于是不得不在陆丰海边的小渔村休息治疗。虽然是走麦城，但依然矢志不渝。周与蒋的关系从合到分，至此地步，似乎戏剧性地突变到了且听下回分解而又不知如何分解的紧张关头。

一幢灰色尖顶大阳台的旧式楼房。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分人马南下汕头时，曾将指挥部设在这里。

人生的浪峰波谷，对于个人来说是难以预见的。南昌起义辉煌时，周恩来是在幕后。而部队败走汕头时，周恩来却一马当先地迎接厄运的挑战。当代人很难想象周恩来曾流落到这样荒凉的小渔村，而且受着病魔的煎熬。破旧不堪的房子，倒塌的院墙。潮湿黑暗的屋内，摆着一付破旧的木床板，上面铺着一张残破不全的凉席……

墙壁上挂着一张周恩来身穿北伐军军装的黑白照片，房门框上旁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的方形牌子，上写：周恩来养病处。

这便是陆丰黄厝寮村。

波涛滚滚，海天一色。陆丰洲渚的海岸边有一座八角形的汉白玉围栏的高台，台上屹立着一尊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有王首道同志题写的金字：周恩来渡海处。

朝霞倒映在桅杆林立、波光闪闪的水面上，仿佛一个童话的世界：宁静、安样、美丽……这是香港深水埗码头。当年，周恩来就是从这个码头登上香港的。

一群众：

周总理当时就睡在这个小床，其他的呢，就用这个草铺在地上睡，当时他正发高烧，要过到山那边去医病。

当年，这场高烧对周恩来是外感风寒还是内火攻心，似乎并没有引起后来史学家们多大的关注。政治气候的风寒自然咄咄逼人，落难交困的烈火尤为灼灼撩人。周恩来卧床养病卧薪尝胆，但他卧的似乎是薪火燎原之薪，尝的是肝胆相照之胆。从鸣枪上海到鸣枪南昌，从撤退汕头到撤退香港，周恩来的人生大落差在这一时期，一直处在这种巅沛流离或者说是漂泊流亡的卧薪尝胆之中。誓不两立，不共戴天，已形成了周恩来与蒋介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岐路人在当时的一种政治定势。我刀尖下置于你死地，你刀尖下我死里逃生，脱险来到香港的周恩来，使他的老校长给他定的二万五千块银元的人头赏格，一时成了空头彩票。

幽默一点说，蒋介石这时忙于剿共，而周恩来这时恰恰生病。在香港，周恩来仍然高烧不退。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金融世界里，似乎很难找到当时周恩来在这里就医养病的医疗档案，以及在他身体高烧时的温度记载，同时也没有找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或是读书，或是通信，或是交谈所留下来的思想片断和感情片断的痕迹。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这期间周恩来的思绪，绝不会离开讨伐蒋介石！

古城西安。

蜿蜒的城垛，巍峨的城楼，高大深远的拱形城门洞……

古都旧貌变新颜。然而历史老人对于昨日的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却永远不会忘记。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白墙黑瓦黑大门，典型的北方民居四合院。“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外人士格外关注这个地方。

这是一幢普通的房子，红柱灰瓦，细高的拱形粟色窗棱。屋内陈设简单，窗明几净。“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便被软禁于此。现在亦是西安著名的旅游景点。

西安张学良公馆。这是一座建筑风格极其独特的砖木结构的灰色楼房。高门，高窗，高台阶，远远望去，类似一座教堂。

楼内陈设着当年张学良用过的办公桌、沙发、军事地图、网球拍，以及张夫人、赵一荻当时的玉照……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张学良身着戎装英姿勃勃。这个形象已印入历史的记忆中。

尖顶、灰墙、大拱门。这是延安天主教堂。在一间铺着紫红色地毯、摆着黑皮沙发的大厅里有一面醒目的白底黑字的小木牌，上写：西安和平协定签字处。

宴会厅里喜气洋洋。年近百岁的张学良老人身着黑西装，眼戴墨镜，精神矍铄地与身穿红旗袍、风韵犹存的夫人赵一荻在一起。老人对历史上那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的一页，似乎不再激动，好象大浪过后平静的海面。但它潜藏在更深处的也许是更令人难忘的沉思……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十年之后，“西安事变”，十年之后，时事巨变：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历史竟然奇迹般地把具体解决这历史重大事变的非凡人物选定为周恩来。应该说，这一突发性事变，蒋介石没有想到，周恩来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蒋介石成了阶下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他曾不惜重金悬赏缉拿的周恩来的手中。对于这位昔日欲置自己于死地的老校长，周恩来既没有向蒋介石开高价，更没有向蒋介石举屠刀。而是平心静气地、在临时找不到剃刀的情况下，用剪刀剪去“蓄其以明志”的胡子，与蒋介石平起平坐，就中华民族存亡，一论是非曲直高下对错了。在中国人的大义举中，特别讲大义可以灭亲，但同时又讲大义可以不记前仇，揖弃前嫌。周恩来深明大义，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主团结抗日，最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时，周恩来又以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名义，向蒋介石开了一个具有伟大历史价值的筹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颜泰龙：

“西安事变”中我们是住在张学良公馆，其中有一座是周恩来住的。去了后和张学良及西北军几个头头一块研究，要找蒋介石谈。

与蒋介石的关系截然不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交往，心底的深潭，如今已经只能使后人尽情去悟测了。两个人1935年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相见，一谈相见恨晚，再谈更是相见恨晚。恐怕在周恩来心中留下终生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把护送蒋介石的张学良阻留在西安，因为对于蒋介石，周恩来自然是深知不过的。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尝到了从委员长一下子沦为阶下囚的滋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历史的镜头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上再次聚焦时，多少见证人都清晰地看到，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交往。直接反映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戏剧性地变幻着多少历史风云！一次深似一次的对垒交锋，一层深似一层的对话交往，时而同台唱戏，胜负输赢而今已都成为千古论谈！

杨拯民：

应该纪念“西安事变”，有一个千古功臣牺牲了。在“西安事变”20周年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那次会，有人提出来怎么样评价杨虎城，他说那没问题，千古功臣。然后讲张学良的间题，他说张学良看连环套中毒太深。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当年一腔正气，血气方刚的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释放了蒋介石，又去护送了蒋介石。如果当年留在了西安，学良老人如今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以“西安事变”为序幕，揭开了国共谈判新的一页。



1945年8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重庆谈判，周恩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周旋、努力，毛泽东与蒋介石终于握手。

桂园——著名的“双十协定”签字处。

红色地毯，蓝色布面沙发，洁白的墙壁上挂有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的条幅……所有这一切，今天看起来很平常，却能引发中外参观者的无限遐思……

周恩来当年经常出入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小楼。房子的窗户小且高，起脊的屋顶前坡，小小的尖顶天窗一个紧挨一个……

边谈边打。两党和谈艰难地进行。随着和谈地址的迁移，周恩来来到南京。后来又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

上海周公馆是典型的花园洋房。灰色的墙面，白色的阳台栏杆，给人一种典雅而宁静的感觉。

屋内，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依旧是原来的格局，衣帽架上的礼帽、西服仍在，仿佛主人刚刚离去……

红瓦顶，小天窗，深灰色的墙面，白色的门窗、廊柱……这是南京的梅园。

周恩来在南京和谈中，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最重要的角色当然是蒋介石，少不得也要到这原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内。这些宽大的长廊、红柱、绿围栏当记得周蒋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国共双方最后一次在北平重开和谈之时，共产党已经稳操胜利大局了。

红大门、绿琉璃瓦门楼，典型的清代王府规格的建筑。这是当年北平中央代表团驻地。


蒋介石与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将军
当历史的足迹走到这一步，蒋介石忙着辞别祖坟逃到台湾保命，而周恩来则和毛泽东一道忙着筹划新中国的建国大业了。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进入二度合作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的政治交往，从而也就进入了一种更加纷繁也更加复杂的历史层面。这关系当然再不同于黄埔军校，再不同于东征北伐，再不同于“西安事变”。由他们交往而写下的历史事件，一幕一幕戏剧性地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具有各种传奇色彩的故事链环。从“西安事变”的蒋介石妥协，到“皖南事变”的蒋介石反目，周恩来与蒋介石一直就在这谈判中交锋，交锋中谈判。从西安谈到杭州，从武汉、重庆谈到上海，从上海谈到南京，不断在斡旋中交锋，反复在交锋中斡旋，这两个历史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一扮演就是十年！

分久必合之后，又是一次合久必分。1946年10月21日，周恩来在民主人士的恳请下，从上海来到南京，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蒋介石这次与周恩来的会见只谈了八分钟便匆然离去。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政治交往与人生交往的最后一次见面。


蒋介石与蒋经国
中山陵。

迎面一座汉白玉蓝琉璃瓦的石牌楼，沿着高远宽阔的石阶而上，山巅之上有一座白色大理石、蓝琉璃瓦大坡顶的仿古建筑。殿内迎面是一尊孙中山汉白玉坐像，像的上方白石梁上刻着四个金字——“浩气长存”。另有一尊白色的石碑，上刻有：“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金字。

周恩来微笑着站在陵前宽大的台阶上……

蒋介石与随从身穿戎装沿台阶缓步而上……

不是在同一个时问，更不是同一个哀思，两人却不约而同都来到这里拜谒孙中山。之后，两人沿着不同的历史道路各忙各的事情……

于是，从谈判的心智交锋再度回到战场上流血拼杀。据说，就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结束这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两个人几乎是一先一后都去拜谒了紫金山中山陵。当年同在孙中山的尾下聚首，而今又在孙中山的陵前分道。此后，从全国战场流血拼杀，又回到北京谈判桌前，与周恩来对面而坐的已是张治中，隐于幕后的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的炮声中，他仓皇败退台湾。让孙中山的陵碑永远凝眸着这段历史，沉思着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