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近代基督教中国本色化的问题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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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汇合方面，近代西方传教士一直居于主动地位，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处于被动迎战反击的地位。同西方传教士容纳中国古典文化的胸襟相比，旧式文人显得气量狭小，日本学者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谓从历史上看来，古代的中国人原来不是排除异族文化的民族，而近世中国人则以排外运动闻名于世。 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在世代相传中早已根深蒂固以至不易接受外来文化。

但是西方传教士所谋求的中西文化合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大多数人不敢正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却孜孜以求地寻找其表面的相似，并且他们总是设法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儒学文化相协调，而并没有同中国那些较先进的谋求社会变革的新文化代理人合流。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结合点应当体现在除旧立新上，并参与到根本改造中国旧社会的运动中去。

五四时期几位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看到用基督教扫除中国迷顽封建陋习的可能性，恰恰是他们看出基督教的异质性，对一个守旧帝国不啻一副救命汤药。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甚至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四书五经回归。本文将深入探讨中西学者对基督教是否应融汇中国文化的看法。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彼此融合还是迎合？

下列几位中西学者对基督教是否应融汇中国文化有以下看法。

1922年，钱玄同曾发出这样沉痛而激烈的呼吁：“你们既做教徒，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了，千万不要再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的关羽和尽忠报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国的官，就应当服从民国的法律，就应该祀孔祀关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什么“丁祭”、“戊祭”这类鬼把戏，都是国贼袁世凯等人的非法行为！基督教徒真要守民国的法律，那就是绝对不应该去祀孔祀关岳！ 周作人也说：“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点同化，以至变成一个穿西装的玉皇大帝。” 张东荪说，“我觉得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耶教或许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 陈独秀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现在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了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 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这几位非基督教学者说出了几句公道话，远远胜过了某些教会学者。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六经回归。敬天祭祖要不得！

然而，外国教会的知识分子支没有达到上述的认识。他们把儒家基于家族之爱，爱有差等的“仁”等同于基督教的基于人格平等的“博爱”，他们把儒家“施仁政”、“经世致用”、“在世善世”混同于基督教， 可说是个悲剧性的错误。有些神甫竟至认为否定孔儒学说，便是反对中国文化，便是反对念书识字，要子子孙孙作文盲；又认为反对祭祖，反对丧葬中的迷信举动，便是“不敬自己的祖宗先辈”、“甘作不忠不孝的人”。 忠孝观念在中国自有其固定涵义。……中把“忠君”改造为“忠于领袖”，其后果已为人所知。孝的观念也有其历史渊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孝”一方面维系着封建家族，另一方面使人恪守王法，安作顺民。忠孝都是以帝王为对象的。中国古代的孝，到了几乎伪善和野蛮的程度。百行孝为先。中国的贪官司污吏反而多是家庭中的孝子，他们用贪污和受贿得来的巨款来光耀门庭。

19世纪基督教传教士中相当多的人，出于实际考虑，抹煞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特征，为孔子学说捧场。这也是融合中西文化的一种尝试，可惜这种尝试结果成了迎合而不是融合。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认为，“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认为，孔子是“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解者”，“以最后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

身为中国人，并不因为孔子被抬高到如此崇高的地位而感到特殊荣幸，因为孔子所响往的理想社会的确并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基督教是一种向前看的宗教。应许、盼望、复活、天国、拯救、千年至福，这些基督教的基本范畴，都同未来有关。孔子的学说是向后看的，所谓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夏商周三代。“今不如昔”、“郅治在往昔”，是儒家的基本信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第一个提出“孔子加耶稣”的著名公式。他从1869年开始，连续大《教会新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加以比附，说儒家重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基督教相吻合；又说儒家的三戒（戒色、戒斗、戒得）与十诫相同，给人以“耶稣心合于孔孟”的印象。这就抹煞了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是一个重礼教的国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人在军事上虽软弱无能，一旦遇到‘礼’的问题却能发挥出外国人不能想像的勇气。” 林乐知却说，新约圣经中致罗马书也有礼让的思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中说，“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以此讨取中国士大夫欢心。花之安也采取把基督教义同中国封建旧礼教仁义礼智信相结合的办法，分五卷论述二者的共同性。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于1896年在《万国公报》发表《救世教成全儒教说》，提出“奉儒教者，正宜合救世教而一，彼此相互勉励，齐驱并辔，努力争先，各期底于上善上真之地，而无远弗届也。”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提出：“孔子加耶稣”这一公式“对儒教徒来说已经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对中国落后的“祖先崇拜”采取迁就保留的办法。丁韪良甚至把《圣经》合订于三十经之后。他每次讲道之后，教徒们便恍然大悟地说：“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玉皇大帝！”可以看出，“孔子加耶稣”这一公式实际上是保护了中国文化中的落后内容。在我们看来，中西文化的结合不是机械地凑合与相加，追求形式的排照与相似，而应当互有批评，剔除中国传统中的消极因素，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这就需要本地知识分子全面深刻地了解外来文化，消化并吸收其中某些足以破坏旧传统的积极因素。“他山之石”只有用来“攻玉”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燧石只有在撞击时才能发出智慧的火花。而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结合首先在于与古老传统文化中富于人民性、富于反叛精神、富于变革意识和进取态度、向前看的文化相结合，而不是同僵硬不变的、为现存秩序辩护、打击一切“异端”的正统文化相结合。其次，它应当同现实社会中生机勃勃的革新运动相结合，它应当毫不迟疑地同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认同。基督教本色化应寻求什么？汉斯孔在谈到外来宗教本土化时说：“我们所谓的文化指的是什么？过去的文化吗？不，首先不是旧文化。毕竟中国的古典经籍，甚至新儒学思想对当代思潮有何影响本来已经是个问题。可以肯定，虽然中国革命出现过许多过火行为，但是不会有人希望回到革命前的中国。不，我们指的是一个现代的文化。” 我们现在正在创造的业绩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基督教的本色化寻求的不应当是单纯把西方神学译成中国概念，而应当追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在一个独立的教会框架内反映基督教的概念。它应当超越外表相似从而成为深层的嵌入，进入人们意识深处，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信仰。汉斯孔说：符合中国国情的、本色化的“基督教神学没有必要以古代作家为其主要参照系，需要的反倒是为了未来的生布而解释当前社会的复杂性。”，“今天这一分析一定要包括对现代发展的批评”。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孔子加耶稣”这一著名公式，并没有带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感。传统的儒学代理人会认为这是对孔子的侮辱。他们认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不可与耶稣平起平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压取政权之前，为猛烈抨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把“孔子加耶稣”批得体无完肤，认为二者是反动同盟，认定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中国化、本土化、处境化的，也不应当把它化为中国式的宗教。从基督徒的立场看：耶稣是“神人悖论“，即是神又是人，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则是一大真理。孔子作为圣人，毕竟是凡人，怎可与耶稣等量齐观？今日推行中国特色基督教会与神学的人，不知不觉落到旧的窠臼中。不同的是，他们用“XXX加耶稣”代替了“孔子加耶稣”。但耶稣是天下万民的救主，具有普世性、普遍性。而孔子是中国这块特殊地域上的圣人，怎么可以把一个普世的宗教民族，化为一个地区的宗教？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而不是世界宗教！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尝试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不仅应着眼于既有的传统文化，而且应当着眼于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在现实中不占统治地位的非主流的、边缘的但前途却未可限量、具有蓬勃生机、代表新文化方向的、人民中新生的文化；因而就要求文化人、宗教家有未来感和开放意识。而中国的文化人广泛吸纳、借鉴外来文化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充实、改造、发展本族文化。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张力。对于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应当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加以化解，以重新构建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的新文化。从文化的融合要体现变革这一标准来看，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个不同社会运动的领袖正代表了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变革传统的精神。这三个人一开始就有习染了传统儒家思想，然而后来却程度不同地受到基督教影响，又程度不同地扬弃儒家传统，走上改良社会的道路。洪秀全看到儒学对腐朽的社会文化无能为力，认为只有借上帝之手才能驱逐妖魔。洪秀全对儒家思想并非全盘继承。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部份来自传教士传播的西学，曾“购江南制造局所译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他于1895年拜访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应邀到广学会演讲，向中国维新分子提出很多建议。康有为曾以基督教的马丁路德自居，寻求儒家的革命和复兴。他所著的《大同书》被称为“儒家改革宗圣人康有为的儒教教会的新圣经”。 可见其受基督教影响之深。费正清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唤醒了中国人的改革意识。康有为1898年说过：他主张变法，得益于阅读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孙中山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以后在乡间反对敬拜偶像，以致捣毁北帝庙三具神像，折断了北帝像手臂，遭乡民谴责，逃往香港，才受洗入教。他随喜嘉理牧师到香山一带传道并分发传教刊物。他不仅学习西医，也学习西方政治学及社会学理论。香港陈蔼亭办的《华字日报》，黄胜、王韬办的《循环日报》宣传中国改革。孙中山的老师何启也是鼓吹洋务变法的。他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附近有一座道济会堂，会堂的王煌初牧师、区凤墀长老常向他灌输新知识。孙中山曾说过：“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的教理，同负国家的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的目的。” 基督徒应负起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才不愧基督徒的称号。忘记这一点，便是枉为基督徒。关于人类进步，孙中山提出：“欲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扬神性，那么，才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 孙中山逝世前曾对人说：“我是基督徒，上帝遣我为中国人民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 他还说过：“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 汤、武和华盛顿都是“革命家”，推翻暴政与集权，帛民代罪。可见，孙中山把基督教信仰同改革社会，顺乎世界潮流，为全人类共同的进步信念而奋斗连结在一起，而不是固执于有害而既成的体制。正如一位外国人指出的，“他经过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时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接触，遇到平衡的考验。国家与人民同时遭遇到重大的转变，为着消除人类的痛苦，青年孙中山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一是宗教的，一是伦理的。这两种观念在孙中山一生的博爱观念中没有显著的分野。换句话说，孙中山一方面保持他祖国孔夫子的传统，一方面也薰染了基督教的信仰。”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是晚清改革家，虽自小受儒家传统教，却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基督教，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他们接受西方政治科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腐败落后的情形。如果他们没有变革传统与现实的努力，如果他们甘作大清帝国的顺民羔羊，与封建主义相适应，与现实妥协，同反动统治者协调，则无论他的宗教信仰如何虔诚，无论他们如何爱教也“爱国”，那么也不能说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有什么贡献。本色教会与不伦不类的“折衷 宗教”本世纪的本色教会一方面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混乱。本色教会是指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相结合。但如果彼此没有渗透，貌合神离，则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的结合。另一方面，如果放弃基督教的真谛，如果彻底洗刷其在西方的本真色彩，就会造出一种混合的、不伦不类的“折衷宗教”，造成“穿西装的玉皇大帝”。的确，耶稣有被变为说汉语的炎黄子孙的危险。基督教的自立应当同外国教会分离，由中国人治理教会，但也不应当闭关锁国，拒人于千里之外，重落到封建主义的窠臼中。利玛窦首倡六经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造物主。可是按中国古代传统，只有天子才有权行祭（拜上帝）之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连诸侯都无权祭天地，普通民众又怎能擅行主祭？这是中西宗教的极大差异，学人不可不察。在本色教会运动中，还有些人玩弄“拆字解经”的把戏，牵强附会地把中西不同宗教文化说成是一回事。比如有人说汉字的“船”即“舟八口”，即圣经中挪亚方舟，挪亚一家刚好是个八口之家。其实，汉字的“船”即舟，与圣经故事毫不相干。也有人把中国“罪”字解为“四非”，即指四种罪，并从圣经中找出四种罪来附会。其实，古汉字“罪”是由“网”、“非”二字组成，而圣经上也不止谈到四种罪。基督教传教士历次来华，为迎合中国人的心理，都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然而其中有不少不足称道的弊端，如唐代景教采用儒佛用语。本世纪初的“本色教会”运动中，有的教堂采用佛教的礼拜仪式，如焚香燃烛，跪拜诵经；也有人编写中国民谣式的赞美诗。还有的保留孝亲敬祖仪式。这就是基督教 “儒教化”、“佛教化”。1926年基督教中有人提出保留中国与封建迷信有关的节日的设想，即除圣诞、复活等基督教节日外，应保留三种孝亲敬祖的节日：1.扫墓日（清明节），集中本族亲人于墓地，由家长司仪，祈祷、唱赞美诗、讲祖宗善德，清扫墓地。2.追远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即鬼节。3.寿亲节，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亦祈祷、唱赞美诗。这种不伦不类的仪式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也令人捧腹。在当今，本色化教会，处境化神学的倡导者们也殚尽竭虑地使基督教的教义变味，使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宗教团体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信徒的精神需求，反倒是为社会的经济发燕尾服服务，降为政治经济的工具，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设立宗教？有些人提倡本土化、处境化、中国化神学，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来建构神学，其实包含着对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纂改，对现实的不恰当的妥协、默许与迁就，从根本上把信仰与非信仰、宗教与非宗教混淆起来。在历史上，拿基督教为种族计划服务者不乏其人。弗里德里希大帝强迫军队信仰上帝，把新教联合为路德教会，使路德教成为国家的一个部份。路德教的牧师必须宣誓：“我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祖国、服从法律、尊敬国王忱佣。凡与公共治安有害的结社，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害国王之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德皇阅兵时则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德皇直接承受上帝的精神。我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战将。”这里，爱国与爱教，国家与教会是一回事，如联体婴儿，不可分离。爱的是近人同胞而敌视异族。德国教会和牧师成为爱国主义培养机构与宣讲员。不仅德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教会不应当是培养爱国情操的场所。培养爱国主义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文件的学习，可以进学校、上党课、看爱国电影、参观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堂、参观万人坑、瞻仰墓碑、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读革命小说、唱革命歌曲，但不必进教堂。人们进教堂是为着宗教的目的、宗教的动机。基督教本身轻视国家利益。耶稣不是爱国者而是世界主义者。耶稣正是被“爱国者”杀死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特色的教会并不是基督徒唯一最佳选择。中国教会有什么出路？总之，基督教怀中国文化的融合，不在于用中国先贤圣哲及流行的思想来解释、规范、改造基督教，不在于汉化基督教而抽掉其精髓；不在于生硬地把基督教文化塞到中国旧有文化的框架内，因为这样反而使基督教失真。基督教中自有中国文化所缺少的东西，我们正可以用以补充我们的不足。试举一例，中国人的历史观总摆脱不了循环论，这是同自然界的周而复始的节律相一致的。犹太及基督教的思想方式则是一经完成便永远结束（Once and for all）。它的历史观是向前看的，它用先知及神对未来的预知来改造现在。因此中国基督徒对神和世界的理解，不仅应考虑到一个整体的自然的统一和谐，以及与世共存的天地一统，也应当容纳一个对未来有盼望的心态。这个未来是被融进变化着的世界并且有发展的动力的。事实上，未来意识、开放意识也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它通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已经同中国文化接触。基督教反对祭祀鬼神及祖先。王炳燮说：“在中国，鬼神之说，自古有之……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 ，莫不有神……因时致祭，昭其诚敬。” 中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各行各类都有其神：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药店敬神农。这些神说到底属于鬼。汉语中的“神”与译自西方的God的“神”的意义完全不同。汉语中鬼神不分，神即鬼。因而中国又是一个多鬼论的国家。神鬼是人变来的。西方是由神而人，中国是由人而神鬼。祭祀鬼神，其实是祭祀已死的先人或贤人。孔孟关岳都是被神化了的人。祭祀鬼神，在儒家看来，乃是崇恩报功，使民德归厚。对于深受宗教及迷信影响的普通民众来说，与其信奉杂乱低级的神祗，不如归信高级宗教。中国的鬼神总也摆脱不了物质性、世俗性和人性；神性不足，缺乏精神性和彼岸性，谈不到超在性，因而也不存在内在性。中国的鬼神只需物质的供献与祭品，即可“赐福”给人，这福便是现世的报偿，不是来世生活的内容。这里表现出宗教的高下优劣之分。因为要完全使人类摆脱宗教，在现阶段既不可能，也违反法制与理性。在反对落后有害迷信方面，基督宗教不失为一种解毒剂。不幸，中国现今各种迷信活动，如观相、风水、鬼城鬼节、宗族祠堂、家族势力，又有蓬勃发展之势。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基督教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一套宗教仪式和活动。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一套符号系统。宗教的语言是象征性、符号性的。基督教代表了西方的一种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基督教同中国原有宗教和文化的融会贯通，不仅仅在于协调和顺应，更在于批判和推动。中国的宗教家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与人民认同，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会丧失其“身分”。某些神学家把基督教在世界传播的全部历史归结为“福音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又是“按照各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来理解福音的精神。 这种看法同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它忘记了基督教曾经使一些原始的、几乎没有哲学思维、没有语言文字、生活于不毛之地的民族进入文明状态；它抹煞了基督教的提升、教化功能。按照这种观点，福音如果被一个民族认为是“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不能被认识、被接受。可是，实际状况是：我们生活中有不少东西的确是外来的。政党、选举、议会制度、教育、报刊、通亡、交通、科学技术，衣食住行，外来的东西可谓多矣，我们并不讯目加以拒斥。基督教的确就是外来的，绝不可能一经打扮，就变成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佛教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年，究其始源，仍是从印度传来的。何必要讳言历史事实，何必一提“外来”便老大不痛快呢？五四时代，基督教被斥为“洋教”、“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有些人便抖擞精神，力谋改弦更张。可惜他们不加分析地向儒家传统思想靠拢，而五四的精神却是“打倒孔家店”。结果基督教仍旧站在“五四精神”的对立面。吴耀宗先生则有自己独到见解：“中国的文化自五四以后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洗刷，在革命的烈火中被锻炼。它的一切都不断地被重新估价。”他期望“基督教将要成为一个新的基督教，它将不再是社会的一个保守力量，而会变成人民所需要的面酵、光与监”。 当代中国教会学者沈以藩也认为中国正“摒弃儒学中那些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墨守传统礼仪的主张”、“中国神学思考不能一般地、不加分析地与儒学相结合”、“不能走复古倒退的道路”。 这样一种态度就不是简单地套用“民族化”公式，而是使中国基督教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使中国教会汇入世界共同文化潮流。这就要求高扬“世界化”、“天下大同”、“普世教会”、“万国一家”的大旗，克服封闭、狭隘、固执、偏狭的思想状态。这是教会的出路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