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十年,或许这十年中大家最热心讨论的问题就在于,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十年前危机的发生。十年之后,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十年来,对于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的问题也有了很多的研究,可以说,尽管一些理解还不一样,但应该说基本有了一定的共识。就是发展中国家在体制上还存在缺陷的时候,过早过度的金融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太大,承受不起。
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结论,当然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发展中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腐败、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力、经济结构问题等,但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就不叫发展中国家了。所以,不是错在发展中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错在有问题的时候过早过度地开放,过早地听信了国际顾问们的建议,一味地越开放越好。这个问题在危机之后也有了共识,比如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再鼓吹越开放越好了。
郝福满:金融危机发生前,好几个国家存在巨额经常账赤字,实际汇率也在缓慢升值,并且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是在鼓励企业和金融机构举借海外债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从上升的外债和外汇储备比例可以看出来。并且许多企业有很高的财务杠杆率,比如说,债务/股本比例很高。这就导致这些国家在汇率波动中极易受损。在1996年,泰铢早已存在压力,表明政府应当调整国内“吸收”以保持宏观经济平衡(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adjust domestic absorption in order to keep macroeconomic balance.)。实际情况正相反,泰国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尽心干预,当外汇储备大量消耗之后,政府被迫(让泰铢)贬值。这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该地区的投资风险,并且大量从该地区撤回资本,结果就使得泰国国内需求骤降,引发经济衰退,并且导致大批银行破产,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
沈联涛:危机发生的根源,是由于危机经济体具有内部的脆弱性,在受到一个外部流动性的冲击之后,导致危机发生。
十年之后再来回头看东南亚金融危机,我认为需要全面地来观察,既要宏观又要微观。我个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后遗症。日元过度升值,但是日本没有相应的好的风险管理体制,并导致了1989年的泡沫,在这之后日本有大量的资金需要外流,推向了东南亚地区,而东南亚国家很欢迎日本的资金,这里就有大量的日元套利交易问题。
1995年到1998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有2600亿美元,利差因素和同期日元贬值因素加起来,日元套利交易的投资者获得了巨额收益。但是,接受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外国贷款的经济体却没有意识到这里潜藏的巨大风险,在日本银行贷款突然撤回时,巨大的紧缩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东南亚地区国家没有意识到潜藏的风险,主要是指这里的“双重错配”(double mismatch)问题,也就是“短期借入,长期投资”的错配,和“贷外汇(美元或者日元),投资本国货币”的错配。这两种错配的巨大风险最终导致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