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如何降低石油价格对中国的冲击

林伯强，1957年出生。1990年6月，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金融、银行与金融、经济发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东中亚部能源处，主任能源经济学家。2005年至今，山西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6 月至今，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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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石油价格对中国的冲击   4月12日 星期四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有一些估计，但至今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定量或者定性的研究来说明。我们对短期油价影响的研究结果是：若油价上涨40%，将导致GDP下降0.34%。因此，短期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低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产能过剩，油价影响短期内无法迅速传导到下游行业和消费者。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23%，长期变动不大。1978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是598千克标煤，当时石油占能源总消费的22.7%；2003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提高到1704千克标煤，石油仍占能源总消费的22.7%。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是由石油驱动，但中国的现代化繁荣的确离不开石油。

　　根据中国的现状，短期石油价格上涨对GDP的影响不大，这也意味着石油需求很难降下来。我们对中长期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测发现，在经济结构不变、油价平稳和经济增长8%的情况下，按保守估计，长期石油需求增长率为4.3%，201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55%。作为石油进口国，在国内产量也不可能由于新发现而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减少油价上涨的影响，主要依靠尽量减少石油消费。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交通运输业，中国汽车产量的快速增长还会持续。为了减少石油消费，中国可以考虑发展公共交通，使用高效能的汽车和减慢机动车的增长。但是，和其它政策一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都有其两面性和约束性，还需要一些配套改革。由于经济增长快，人口城市化，人均石油消费量低，尽量减少石油消费也仅能降低需求增长率。

　　真正导致油价跳跃性上升和高居不下的是对石油需求高增长的预期。例如，“中国能源威胁论”的实质就是对中国和印度等“后来”石油消费国的需求持续高增长预期。高需求预期即需求仍将继续强劲，增长量会很大，它是基于经济高速增长、人口众多、人均消费量很低、石油消费现在才刚刚开始以及需求处于上升期等一些基本需求因素而得出的结论。有人预测，到2010年，亚洲日进口石油将达到2000万桶，将是美国目前的两倍。由于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这种高需求预期很自然地转为中长期石油稀缺预期。当高需求预期转为稀缺预期，再加上投机的推动，就有了这一轮跳跃性的油价上升。因此，只有相对较小的石油需求增长才能减弱稀缺预期，使石油价格大幅度回落。也就是说，所有降低石油价格的举措都应当围绕减弱稀缺预期，主要包括降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和减少需求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需求增长速度越快，需求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因此，降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是关键，其它措施，包括石油企业“走出去”、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煤转油和发展生物质能源等石油替代，都只能作为降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的补充。

　　控制石油消费的关键是价格

　　石油价格改革应该供需双管齐下。从供给方来说，应收足石油资源税，从而提高石油企业的效率。近期国际油价上涨使国内原油开采行业利润激增，而炼油企业大面积亏损。尽管同属国企，石油行业赢利或亏损基本上是国家的事，但定价机制不明确和价格调整滞后会导致开采和炼油各方缺乏责任，不能激励各方提高效率。从需求侧来说，中国能源(石油)价格的刚性和不充分性是因为能源价格既影响稳定又影响发展。对中国来说，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但是，目前理顺油价对稳定和发展影响不会太大。理由有三：其一，与电不一样，车用燃油消耗在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中不到1/3，但目前拥有私家车的居民为数很小，油价调整不至影响社会稳定；其二，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石油所占的比重较小。目前通货膨胀率低，调高油价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不会很明显。况且许多行业都供过于求，下游厂家很难把油价上涨转移给最终消费者从而提高产品价格，油价上涨中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其三，2006年中国原油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45%以上。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油价接轨易为接受。因此，应当尽快让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以提高需求效率和控制有效需求，降低石油需求增长速度。

　　能源价格改革不是为了“涨价”，但中国资源产品价格因受政府管制而明显偏低，因此，短期资源价格改革的结果可能是油价提高。如果政府认为某个行业或弱势群体需要扶持，可以运用石油资源税去补贴而达到政策目标。只要操作得当，透明的补贴可以限制对效率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石油消费大半用于工业，相当一些生产出口产品。现在的低石油价格就是补贴，不仅补贴国内，也补贴国外的消费者。2004年以来国际油价上涨近80%，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油价上涨尚未在全球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廉价产品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石油企业的“走出去”

　　如果需求侧的努力只能减低石油消费增长率，中国只有更积极地参与全球石油开采勘探。全球石油战略投资既关系到石油安全，又能缩小石油涨价的影响，涨价造成的损失还可以通过油田投资的回报来弥补。“走出去”的策略应考虑时机以及增强管理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收购竞购的动作很大，给人迫不及待的感觉，这样容易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竞购的价格在当时看总是高了一些。但是，投资回报主要取决于今后的石油价格走向和竞得者的管理能力。收购之后的管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对于大规模的石油企业收购，经常是买得起，亏不起。进一步说，政府对海外国企的非现场监管，只能根据报表反映的风险进行监控，其它风险很难防范。在能源合作方面，比较有可能实现合作的是在开采勘探领域，因为在利益上不是那么迫切，而现成的资产收购则不同，很难携手。这就好比一张真的饼和一张画的饼，利益上的驱动肯定不一样。因此，对联合竞购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中国能源威胁论” 会给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带来一定的麻烦。对中国油企走出去面临的种种阻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能源威胁论” 。中国目前的人均石油消费还很少，是美国人均的8%、世界人均的40%左右，“中国能源威胁论”本身没有什么说服力。事实上，油价大幅上涨引发了国家对石油施加更大影响和精打细算的兴趣。对于每桶15美元和每桶60美元的油价，政府的关注程度很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市场都在走向全球化，而石油却倒着走，许多国家纷纷将石油重新收归国有。

　　因此，在石油问题上国家干预是正常的，因为石油问题常常是从国家而不是企业或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当石油进口国在为本国利益和能源安全争夺石油的同时，石油出口国也在寻求扩大在石油领域的利益。国家对石油干预会越来越大，这是个大趋势。今后，政治因素在石油供应和石油价格的决定中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国外石油公司的收购中，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利益，往往会使成功的可能性推进一大步。现有的和比较有潜能的油田大都物有所属。中国石油公司到海外并购四处受阻，是个可预见的大问题，怎么解决则是个案问题，对于成败也不用大惊小怪。除了争夺，作为世界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日在能源问题上应该对话。因为只有合作，才能从需求侧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从而降低石油的稀缺预期，这是共同的利益。

　　石油战略储备

　　中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位置将日益重要。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油价冲击，对抑制石油投机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石油储备有两个特点，一是起步晚，二是进展慢。酝酿了10年之久的战略储备，近年才开始。目前正在分阶段建设战略石油储备设施。现有的4个石油储备基地都建在沿海。浙江镇海石油储备基地的五十二台储罐已于2006年基本建成，目前已经开始储油。其它三个石油储备基地分别为岱山、黄岛、大连，预计将在2007年或2008年陆续完工。届时，总储备能力将达到1600万立方米左右。

　　价格是石油战略储备最关键的要素。根据业内人士，设计的理想吸储价位是30～40美元/桶，如果不在这个价位，储备就不合适。那么，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不在这个价位就不储备了，我们有什么把握油价一定会到这个价位？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问题上，如果就价格来说，合适时机是不存在的，因为油价无法预测。我们只能对石油需求和供给的中长期走向有一个基本判断，而短期油价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影响油价的短期因素如政治及突发事件因素、投机因素、美元汇率等是不可预测的。这充分反映在现实中对短期油价的预测不仅历来有争论而且预测区间很大。事实上，中国有关决策部门也一直在抱怨国际油价的“投机”因素太重。例如，当油价在70美元/桶的时候，一些专家和机构认为油价必须回落，一些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却估计油价将冲破每桶100美元。

　　对于中国石油储备问题，关键要认识到两点： 一是石油供需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石油价格会短期波动，但长期上涨趋势不会改变，二是石油储备是应付突发事件，实现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所谓的国际油价高企的背景是相对的, 各个国家、各个专家的理解都不同。欧佩克组织的主席多次表示欧佩克致力于维持原油的“合理价位”，但没具体说明“合理价位”是多少。购买石油用于储备，就必须冒价格风险。从这一点出发，任何时候开始储备都是适宜的，能讲究的只是储备的策略和手段。中国显然不能从国际市场上短期购买非常大量的石油来建立储备，按照9000万立方米的储备数量来推算(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原油储备要求)，所需资金投入约合75.4亿美元。短期买家的力量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即使是突然的购买也会引起价格的大幅动荡。因此，比较可行的储备策略首先是配合石油进口进行小量逐步购买储备，尽量降低储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简单说就是起步快、购量小、不操之过急。其次是石油储备不能因为价格波动而受影响，只能利用波动进行相对有利的储备。也就是说，价格高了多购一些，价格低了少购一些。中国石油储备势在必行，这是路人皆知。相对透明的储备策略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而降低储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

　　缓慢储备策略的另一个补充是，以条件合适的油田作为战略油田，把石油储存在地下，平时不开采或少开采，需要时开采或提高产量，有一定的法律体系保障，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另一方面，中国应当考虑利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框架，通过国际能源署(IEA)的具体操作，建立自己的预警应对体系，并进一步形成石油进口国间的国际合作。总结国内外经验，建立石油安全预警和应对体系，可以作为缓慢储备策略的补充。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对国际石油投机的抑制力量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加强。

　　煤转油可以是石油战略储备的一个补充

　　“煤转油”对于中国来说，有其深远的能源安全战略意义。它可以减少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作为石油战略储备的一个补充。从这一点出发，政府应当对长期石油需求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测，确定可接受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从而规划“煤转油”规模，根据煤、水资源以及可能的环境影响来确定“煤转油” 的项目地点。其中，控制一定的“煤转油”规模是关键，不能让地方和企业打着为国家能源战略考虑的旗号，过快、过大规模地上“煤转油”项目。

　　“煤转油”还可能给中国带来另一个好处。有规模的“煤转油”会减少对石油稀缺的预期，从而使石油价格下降或上涨得慢一些。如果各国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煤转油”投资项目上多了，生产能力足够大了，煤价会上涨，石油价格会下行。毕竟目前的石油高价位与开采利用成本无关，高价位反映的是石油需求预期以及相应的稀缺性。极端地说，如果真像有人提出的那样，美国石油需求应该通过“煤转油”来自我满足，那么石油的稀缺性就将不复存在，石油价格可以大幅下降，因为世界石油成本(包括勘探和开采成本)至今仍然很低，欧佩克的产油成本为6美元/桶，全球平均还不到15美元/桶。

　　然而，“煤转油”的根本优势在于要求煤炭储量丰富，技术成熟，资金雄厚，还有水资源充足 。在这些方面，中国都不如美国。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在“煤转油”的项目规模上，中国不要跑到美国人前面去。我们相信，国际上许多石油进口国都会希望其它国家的“煤转油”大干快上，甚至还会帮你一下(如日本)。他们只有好处，没有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煤转油”也可能也是一个陷阱。“煤转油”的一个大问题是环境污染。然而，“煤转油”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通过技术将其安全储存在地下，只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可以大致解决“煤转油”环境污染问题，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对中国来说，“煤转油”的另一个问题就比较难了。据估计，转化1吨油需耗水10吨，耗水量是获油量的10倍。“煤转油”项目大多会建在北方多煤缺水地区，如神华在内蒙的项目。目前进行‘煤转油’的山西、陕西、内蒙古都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成本还不能反映其稀缺性，而“煤转油”项目又将加剧这些地区水资源的缺乏。如果今后这些地区水如油“贵”，那么“煤转油”还能进行吗？

　　控制“煤转油”规模的另一个意义是，不能由于应对石油稀缺而加速煤炭稀缺。对于中国煤炭的稀缺性，目前认识还不充分。过去5年内中国煤炭消费翻了一番，2006年达22亿吨。煤炭需求的高增长要求我们动态地去认识煤炭的稀缺性，要有危机感。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煤炭是稀缺的，那么，“煤转油”就是用一种稀缺资源去换取另一种稀缺资源，转换之间还浪费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如果把4吨比热在5000大卡/千克的优质煤炭转化成1吨10000大卡/千克的石油，“煤转油”浪费了一半的能源。当然，如果“煤转油”用的是进口煤，则另当别论。

　　对于单个能源企业来说，即使已经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获得煤资源，风险依然存在。除了石油价格是否能维持在高位，还取决于国家的资源税、水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的政策。中国的煤炭价格和水资源价格尚不足以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随着煤炭开发利用管理的完善，对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煤炭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将使水资源价格不断走高。如果没有国家政策或可能的补贴，“煤转油”的长期商业风险很大。

　　生物质能源和石油替代

　　寻找石油替代也是降低油价冲击的重要措施。 目前知道的石油的可能替代有许多，但都有一个量和价的问题, 既替代的量太小和替代的代价太高。生物质能源是一个比较接近的替代，因而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就有人提议，将大力发展燃料乙醇及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作为实施替代能源的核心战略之一。

　　当玉米通过加工可以转化成乙醇汽油时，玉米已经具有能源属性。另外的一些农产品(20.30,-0.13,-0.64%)如大豆、小麦、红薯、甜高粱等诸多含有糖分的农产品都同样可以转化成为生物质能源。尽管目前还没有农产品应用在能源领域的实例，但随着原油价格不断上涨，豆类产品成为生物燃料原料以及白糖成为乙醇原料将成为可能。然而，中国耕地有限，农产品很难在实现大幅增产。能源安全很重要，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安全可能更重要。因此，生物质能源作为石油替代不会有很大的前景。

　　但是，市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当石油价格上到60美元，美国的玉米价格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今年，美国新玉米上市时，玉米现货价格超出以往正常情况下的报价10美分(约总价的2%)。业内人士认为，乙醇加工吸收玉米货源是主要原因之一。按照美国的能源替代法案，到2010年，美国要生产75亿加仑的乙醇，而目前仅为40多亿加仑。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中国累计进口国外大豆共2840万吨，同比增加302万吨，增幅11.9%。目前，国内进口的大豆已经有相当部分直接用于生物质能源加工，如中粮集团已开始规模进军生物质能源领域。在美国的带动下，国际粮食价格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

　　只要价格合适，加工燃料乙醇的生产线可以吸入许多种粮食。在农产品总量受耕地面积限制的情况下，直接拿粮食去转化生物质能源会引发一系列问题。2006年底以来，全国的粮食迎来一场最迅猛的涨价潮。去年11月，粮食价格上涨了27%。当月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9%。之后，粮价一路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细分，食品上涨了5.0%，居住类价格上涨3.8%，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2.0%，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5.7%，租房价格上涨4.0%。在现行消费价格指数统计中，食品的权重约为33%，仅仅食品价格变动就足以对消费价格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在生物质能源和石油替代的鼓励政策上，政府必须十分慎重。“十一五”期间，中国计划发展600万吨燃料乙醇，到2020年发展燃料乙醇至1500万吨、生物柴油500万吨。即便这一规模可能还不至于威胁粮食安全，但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在高位，在利益驱动下，一定会有更多农田倒向“种石油”，进而导致粮食短缺。到那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防范农民盲目逐利，而不是鼓励石油替代的问题了。事实上，政府很难厘清农民种植出来的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最终用于什么样的消费终端。况且中国农产品目前还谈不上过剩，替代会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城镇居民却没有更高的承受能力。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很大，政府加息不过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