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中需要货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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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生存在东亚经济圈的分工依存体系中。如果分裂后固定为10+1或者10+2货币圈和单独由日本组成的日元圈，从经济上将对任何一方都不利。这无疑也违背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亚的和平和稳定。因此，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中心应该是日中两国的合作。中国和日本从1997年的货币危机以来，积累的10+3框架的实际金融合作成果，将成为今后日中货币合作的基础。

　　一、东亚汇率稳定机制的必要性
　　
　　在东亚，民间企业活动推动了经济一体化。一体化的经济要求汇率的稳定。但是，目前东亚地区仍不存在构筑汇率稳定机制的政治意愿。目前仍在扩大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导致新一轮货币危机时，将有可能迫使东亚构筑汇率稳定机制。
　　
　　美国热衷于消费，亚洲热衷于对美出口，因此，美国的对外债务和亚洲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增加。这就是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结构。目前这一失衡结构的维持正面临挑战。
　　
　　经济学家为世界经济不平衡开出的药方是：加强美国内需管理政策，扩大亚洲的内需，迫使美元贬值。200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金融稳定报告》中也指出，无秩序的美元贬值将伴随着风险，各国当局应该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减少这种风险。
　　
　　然而实际情况是，支撑亚洲经济增长和美国经济景气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对亚洲和美国双方都有利。既然这样，也就无法期待各国政府意愿的集结。美国产生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逻辑，即为了取得和维持政权，不得不获取选民的欢心。布什总统就长期拘泥于减税政策，这恐怕会使严峻的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这一次美国也会与1985年“广场协议”时一样，采用美元贬值的办法，削减经常项目赤字，而非通过内需管理政策。
　　
　　但是，美国的外汇政策包含着一对矛盾：改善经常项目赤字，需要美元贬值；维持经济景气，则需要强势美元吸引资本流入。2006年4月的7国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会议上，仅仅提出了纠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要求，就已经诱发了市场上的美元抛售，迫使美国不得不再一次确认“强势美元”政策，这说明美国正在失去美元贬值的容许空间。时间的推移，将需要更大幅度的美元贬值，进一步提高了更严峻的美元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美国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人民币上浮30～40%。这一数字超出了中国的容许度，即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上浮人民币汇率，如果不彻底转换美国内需管理政策，美国削减经常项目赤字的效果也仍然会有限。但是，以此为依据，如果中国长期维持低估的人民币水平，终究会引起美国的恼怒。美国在“日美结构协议”中，联系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对日元升值施加压力的时候，市场的反应是从1985年9月的1美元兑换240日元， 到1990年4月下降到了80日元。2006年9月美国和中国达成一致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也有可能成为美国联系美中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施加压力的场所。中国的“自主、渐进、稳定”的汇率政策三原则将面临挑战。
　　
　　低估和稳定币值在长期是无法两立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前美国财政部长）指出：“过去诸多货币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通过干预维持的固定汇率，因为营造出的是虚幻的稳定感，瞬间就可能走向崩溃”。但是，中国即使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以后，在货币当局的干预下，人民币也仍然维持着准固定汇率的稳定性。
　　
　　货币危机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基本上每10年发生一次。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主张的亚洲版广场协议，包括人民币一次性的大幅度上调和美国财政节制的约束。这一亚洲版“广场协议”有可能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样，导致美元急剧下降，而非有秩序的美元贬值。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大幅度上调，所以美元贬值的对象成为人民币和日元是不可避免的。
　　
　　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的莫哈末·阿里夫（Mohamed Ariff）所长指出：“外汇汇率调整如果不能有秩序地进行，最早有可能在2008年超过临界点。东亚各国最好在危机来临之前构筑合作机制，但是问题是缺乏构筑合作机制的动机”。不言而喻，纠偏越是延后，一旦危机到来，强迫纠偏的冲击就越大。
　　
　　一旦美元危机发生，支撑东亚繁荣的经济依存关系，将会成为冲击波传导机制。所以，在东亚地区建立与东亚经济合作现状相匹配的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紧迫的课题。
　　
　　二、货币危机强迫形成的货币圈
　　
　　亚洲开发银行总裁特别顾问河合正弘认为，美元贬值的压力，可能会意外加快东亚汇率协调机会的到来。他指出：“因市场的压力，有可能形成事实上独立的货币圈”。历史上的先例曾经出现在1972年，欧共体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创设了蛇形联合浮动汇率制，即在区域内控制汇率浮动幅度，对外却实行联合浮动的汇率机制。
　　
　　笔者认为，新一轮美元危机的压力下，东盟和中国完全有可能组成某种汇率稳定圈。人民币在2005年7月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过渡以后，也仍然保持着很强的与美元的联动性。亚洲的其他货币大部分也实行与美元联动性强的一篮子汇率制。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东盟和中国，以货币危机为契机，有可能萌生动机，来建立参考同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在此基础上，若韩国参加，事实上就成了10+2的货币圈。
　　
　　前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余永定博士认为，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意义在于汇率制的选择，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对单一货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贸易绩效影响最大的实际有效汇率稳定上”。他认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处于单一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如果东盟和中国能够在参考同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协调上取得成功，下一个目标就是钉住同一篮子货币汇率制。
　　
　　一般认为，东亚货币圈构想目前还仅仅局限在学术性讨论阶段，但是应该认识到，中国和东盟并非按照事前达成一致的计划，而是随着货币危机的进程，有可能走向同一篮子的货币合作。
　　
　　三、日中的利益所在
　　
　　1997年货币危机以后，从构建紧急金融救援体制，到区域货币单位的研究，日本一直在10+3金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以新一轮货币危机为契机，如果形成事实上的10+1或者10+2货币圈的时候，不管以何种形式，日本都有可能而且应该参与其中。通过参与，若能保持日元和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稳定，无疑符合依存于亚洲分工合作体系的日本经济利益。
　　
　　如果不参与其中，日本将单独应对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波动。近年来每当汇率接近1美元兑100日元的时候，日本货币当局就会介入汇率市场，防止日元升值突破100日元大关，因此美国同样认为日元存在人为的低估成份。与控制资本项目的中国相比，日本能够控制汇率的程度与中国成反比，因此，日本控制汇率的成本会进一步提高。日本用10年时间克服的结构型萧条，其发端就是上一次尝试调整美元汇率的“广场协议”。新一轮的美元危机给日本企业带来的冲击，将波及到总体日本经济。
　　
　　日本的参与对中国也有利。一直以来中国追求美元和人民币间的汇率稳定，事实上同属于美元圈的中国和东盟诸国间的汇率波动问题并不严重。实际上，中国一直以来苦于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波动。当1998年日元下滑，一时达到1美元兑换147日元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币也被逼入了贬值的边缘。即使现在，美元和日元汇率的过度波动，也同样可能给中国的经济运营带来困难。对于中国来讲，排除日元的10+1或者10+2货币圈的经济意义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如果日本不参加东亚货币圈，中国从安全角度考虑，也不得不选择东盟和中国的货币圈，这好像在中国有识者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积极的东盟战略，被认为是在恶化的日中关系中，把东盟定位为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的表现。
　　
　　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生存在东亚经济圈的分工依存体系中。如果分裂后固定为10+1或者10+2货币圈和单独由日本组成的日元圈，从经济上将对任何一方都不利。这无疑也违背了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亚的和平和稳定。
　　
　　吉林大学的李晓教授主张，亚洲国家应该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来应对美元可能发生的急剧下滑。因为像日本和中国那样，依靠出口来赚取外汇的贸易国家，不得不接受来自金融霸权国——美国自我本位型货币政策带来的调整汇率压力。当年德国面临美元不稳定波动的时候，也是借助欧洲货币制度，才缓解了马克上升的压力。对此，笔者持有同样看法。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中心应该是日中两国的合作。
四、货币合作决定共同体范围的可能性
　　
　　中国和日本从1997年的货币危机以来，积累的10+3框架的实际金融合作成果，将成为今后日中货币合作的基础。
　　
　　日本曾在亚洲货币危机中，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这个构想尽管在美国的反对和中国的不赞成中夭折，但是1997年11月基于“不想熄灭AMF构想的火炬”，而提出的紧急救援机制——马尼拉框架，却赢得了各国的支持。1998年日本进一步提出了300亿美元的新宫泽构想，对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提供了援助。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CMI），作为危机时期的紧急金融救援机制，构成了10+3内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2006年5月的日中韩和东盟财长会议上表明了CMI的多边化意向。实际上如果把CMI多边化，并开设事务局，就是AMF的诞生。
　　
　　金融合作的进展，到建立紧急信用供给制度还算顺利，但是对于构筑区域汇率稳定机制，目前只是停留在达成一致研究区域货币单位建立程序的阶段。经济发展顺利的现在，东亚各国已无意介入主权受限的汇率稳定机制的建立。
　　
　　这与东亚共同体的功能主义原则不无关系。功能主义从容易合作的部分开始着手推进，希望最终形成共同体。欧洲在政治主导下，建立不战组织为理念，增进了合作。但是，在亚洲却相反。在亚洲是民间经济活动先行一步，取得实际经济合作成果后，采取了政治上追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经济合作协定（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或东亚共同体的方式。
　　
　　在实现共同体的过程中，分门别类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不可能由此自然而然形成共同体。就如同，尽管金融合作上CMI进展明显，但是也未能迈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最后一步一样。这表明了功能性金融合作的局限性。区域货币单位的研究要想归结成区域汇率稳定机制的构筑，不可或缺的是政治意愿。如果仅凭功能主义，共同体或货币体系都不可能实现。早晚需要制度化，即建立在一定理念基础上的制度化。
　　
　　一般来讲，这已经是共识，但是在行政和政治世界，对此很少有明确的阐述。特别是2005年12月10+3首脑会议和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0+3+3东亚首脑会议召开以后，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在共同体范围上日中的不同立场开始表面化，中国主推10+3，而日本却主推10+3+3。2004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联合国年会上倡议“建立10+3基础上的东亚共同体”，但是在2005年12月东亚首脑会议上却改变了发言的基调说“期待东亚首脑会议和10+3首脑会议的积累，能够提升共同体意识”。有位外务省的高官认为，尽管中国主推10+3，而把东亚首脑会议当作首脑对话的场所，但是目前议论哪一个更好并无实际意义，取得实际业绩的框架，最终将被留下来。
　　
　　笔者认为，货币会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而且不会太久。如果在新一轮货币危机过程中，形成10+1或者10+2货币圈，而且日本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10+3成为东亚共同体范围的可能性自然就会提高。也就是说，货币有可能推动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个长期理想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10+3货币合作在目前的阶段，仍然会局限在区域汇率稳定机制的构筑。统一货币，在将来东亚共同体向EU型转变后才有可能实现。如果日本不参与，就会分裂和固定成10+1或10+2货币圈和日元货币圈，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将会大大地倒退。
　　
　　货币有可能连接区域，也有可能造成区域的分裂。如果把货币合作看成和其他部门合作一样，就有可能无视货币合作对区域合作特有的本质性功能。为了避免区域的分裂，货币圈不能任凭货币危机的进展来决定，10+3应该提前描绘出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构想，有必要做出决断来实现它。
　　
　　五、日中两国的历史责任
　　
　　经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已经收获了货币体系是和平和繁荣基础的智慧。国际货币基金（IMF），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GATT）共同构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欧元已经成为不战欧洲的根本支柱。创建IMF体系和欧元的思想和过程，可以成为亚洲的指针。
　　
　　研究IMF体制起源的约翰·爱肯贝利（John Ikenberry）认为，历史的时间并不是均等地流逝，一定存在大变革的可能时机。IMF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时机，由美英领导人组织了共同项目小组，实现了凯恩斯（John M.Keynes）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等人的理论。历史变革的三大条件是理论、政治领导力和时机。
　　
　　货币当局、民间学者、实业家都在研究亚洲汇率稳定理论。10+3首脑会议建立了研究部门合作的机构，即NEAT（The Network of East-Asian Think-tank），它在金融领域也在开展活动。2006年8月在吉隆坡举行的NEAT第四届总会上，中国和日本分别发表了参加国的讨论结果。中国的报告指出了世界经济不均衡导致美元贬值和东亚货币升值的危险性，并建议研究区域货币单位和区域汇率协调机制、及CMI的区域货币基金化的可能性和步骤。日本在《东亚区域汇率制度的稳定和金融危机的回避》为名的报告中指出，在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最主要且长期的目标是建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并描绘了到2015年左右建成区域货币制度的具体步骤。
　　
　　问题是，目前东亚远未形成能够实施NEAT政策建议的共同的政治意愿，东亚连自己建立的NEAT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无法实施。在这种情况下，NEAT的研究很难再往前发展。
　　
　　共同的政治意愿很难形成的背景通常是这样的。各国政府领导人优先考虑国内政治要求，在这样的世界政治环境下，即使预计到了危机到来的可能性，其应对措施也是滞后的。而东亚固有的问题是，区域内各国之间缺乏信赖关系，而这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提。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欧洲货币制度成为可能。这个先例已经表明了东亚地区的两大国——中国和日本领导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和共有目标，将成为东亚货币圈和共同体构筑的关键因素。日中两国的领导人已经被赋予了担负未来东亚和平和繁荣的重任。
　　
　　尽管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已经成为东亚金融合作开始的契机，但是仅靠一次货币危机还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建成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新一轮货币危机的程度越严重，区域内舆论会根据其严重程度，转向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的方向。届时，东亚各国将被迫进行历史的决断，是否建立符合东亚经济依存关系的区域汇率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