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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2007年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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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2 06:18: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立群:2007年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问题探讨(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张立群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适度增长水平、稳定投资的重点、稳定房价的重点、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重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我国适度经济增长率为10%;从稳定增长看,宏观调控的重点是稳定投资,特别是政府参与的投资增长;房地产市场面临需求过大的压力,调控重点是稳定需求;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在此背景下,稳定证券市场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10%或略高的水平上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实现充分就业而且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2003年-2006年,我国GDP增长率依次为10%、10.1%、10.4%、10.7%,始终在10%以上且略有提高;与此同时,物价涨幅则逐步降低,2004-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依次为3.9%、1.8%、1.5%;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依次为6.1%、4.9%、3.0%。与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比较,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一直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从充分就业角度看,经济增长率还应该更高一些。那么,如何估计我国当前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成为正确判断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问题。

  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但随后在1998-2000年出现的需求不足和经济偏冷,证明7-8%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相对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巨大的就业压力,是偏低的(1998-200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96%)。2001-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7%,较1998-2000年提高了1.74个百分点,相应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也从-0.6%提高到1.37%。总体看,这一变化是积极的,既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如果考虑到当前的社会资金剩余(银行大量的存差,巨额外汇储备等),劳动力剩余(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支持生产能力提高的技术要素保障较好等情况;考虑到市场调节供给增长的能力提高(也表现为企业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可以认为,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10%。

  二、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

  200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指标,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都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要求降低的幅度。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进一步加快发展,面临资源环境方面越来越大的约束。

  国际比较表明,各国工业化加快时期,资源消耗量、污染排放量都是增加的。1965-200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以及美国、日本和印度的能源消费总量,随时间变动都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表明能源消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正向联系。我国目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都处于重化工业主导的工业化时期,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与工业化的推进存在一定的正向联系。我国万元GDP能耗水平从1978年的17.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4年的5.7吨标准煤,年均下降速度为4.5%;但1998年以后,下降速度大幅放缓,年均只有0.3%,进入2002年以后,连续三年出现了提高的情况。这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对能源消耗具有明显影响。我国煤炭产量从2001年的13.8亿吨,迅速增加到2005年的21.9亿吨,很大程度是市场需求拉动,表明产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迅速增加了。在资源利用,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受发展水平和资金能力的制约,加快工业化会不同程度引起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增加。这一矛盾虽然对当前经济增长不产生硬约束,但积累下去,长期看将难以治理。

  在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系数没有改变以前,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是缓解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重要选择。

  三、关于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当前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因素,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和较大的外贸顺差;从供给方面看,主要是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阶段,城市化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在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的支持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持续保持比较活跃的态势,轿车、住房、通讯、互联网等方面的需求将持续扩大,并将带动相关需求(例如室内装修、家具、家电、汽车服务业等等)扩大;在劳动力资源优势和逐步提高的加工制造技术的支持下,出口将继续较快增长,进口增长相对较慢(随着国内产业升级,进口替代活动将增加;国内较低的物价水平对扩大进口也形成限制),外贸顺差继续保持较大规模。在这些需求因素的带动下,经济增长率不会很低。从供给方面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时期。第一,工业制造业由轻型转向重型:2000-2005年,食品、饮料、纺织、化纤等轻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由13.36%降低到10.89%;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等重化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则由12.87%提高到16.76%。第二,城市建设规模迅速扩大:2000-2005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2439平方公里增加到32521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442人增加到870人,住宅建筑面积由44.1亿平方米增加到107.7亿平方米。工业结构转换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蕴藏了巨大的发展势能,必然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产品、服务的供给能力较快提高。综合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巨大,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太低。

  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发生总量和结构的失衡。因此,对这一过程需要适度控制,以保持大体稳定。此外,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要求适度控制经济增长速度。

  综合两个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当前时期年度经济增长率稳定在10%左右比较合适。

  四、稳定经济增长的重点是稳定投资增长

  由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工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建设加快,必然带来大量的投资活动,这是社会生产力和产品供给能力较快提高必然的伴生现象。比较消费、出口、投资三类需求,投资需求最活跃,可调控性也最高;同时,稳定了投资增长,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总需求增长,从而稳定经济增长。

  稳定投资增长,首先需要把握好投资增长的恰当水平。当前的投资高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决定于经济加快发展的大背景。此外,要注意投资的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差别较大。近年来,虽然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低,但生产资料价格、特别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幅度较高,导致投资的名义增长率较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60%多的部分是建筑安装工程,与土地价格直接相关;其余的设备购置等,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大。2004、2005年,全国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1%和9.1%;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上涨6.1%和4.9%,如果剔除这些价格上涨因素,则这两年的投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7%和17.2%。从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看,如果消费、出口不出现特别异常的变化,名义投资增长率稳定在25%左右比较恰当。

  稳定投资增长,还需要考虑决定投资增长的机制。当前的投资增长,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很重要,因此,调节市场行为和管理政府行为必须合理结合。2000-2005年,国有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由50%降低到33%,个体私营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由14.3%提高到15.6%,从投资所有制结构变化,并考虑投资体制改革的效果,总体看,市场对投资活动的调节作用增强了。另一方面,从投资的领域看,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忽视。2005年,电力燃气供水、交通运输、水利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政府参与较多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7%左右,如果加上与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房地产投资,则政府参与的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接近70%。此外,与工业制造业升级相联系,制造业投资中大项目较多,很多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参与。综合看,投资活动中政府参与程度是较高的。这些情况表明,投资增长是由市场引导和政府推动共同决定的。

  从重化工业的特点看,市场调节容易发生波动起伏较大的情况(例如2003年以来一度出现的钢铁、水泥、有色等领域的投资热),但供求总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面对较大风险、不确定的市场效益预期,投资者一般比较谨慎,投资活动比较平稳。2005年以来很多预测机构认为投资增长将回落,经济增长将进入周期性回调,就是基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参与程度较高;政府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注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使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参与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城市公共事业、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等方面的投资,一般着眼于中长期目标,对短期市场变化反应不灵敏;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其行为目标、约束机制与企业也有较大区别。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参与的投资主要不是跟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这就必然改变市场调节的投资增长轨迹,改变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2006年出现的投资增长高位加快的情况,主要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活动所引起,虽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增幅太高,对经济稳定增长不利。

  稳定投资增长,当前看,主要是稳定政府参与的那些投资的增长。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完善和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加强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准入管理,加强技术和安全方面的管理。通过严格执法和必要的行政处罚,约束各级政府在规章制度范围以内推动投资增长。供地数量、准入标准的恰当制定,则关系到投资增长的适度水平。这方面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经验。

(未完待续)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4月10日

张立群:2007年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问题探讨(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张立群

  五、稳定房价,合理引导居民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是稳定投资增长的重要条件

  2006年城市住房价格,特别是少数大城市的住房价格上涨较快。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4%;北京、深圳、秦皇岛等城市的房价涨幅达到两位数。房价较快上涨,会刺激购房需求增长加速,刺激房价加快上涨,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加快增长;对稳定投资增长十分不利。因此,稳定房价是稳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分析房价走势,必须分析买房需求和住房供给两方面的情况。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买房需求迅速增长,而住房供给相对增长较慢。住宅销售面积较上年增长,2003年-2005年依次为25%、13.6%、46.6%;而同期的住宅新开工面积较上年增长依次为26.3%、9.37%、15.1%。当年住宅新开工面积大于住宅销售面积的差额依次为14074万平米、14129.1万平米、5597.3万平米,总体呈缩小态势。

  从未来走势看,买房需求预计仍将较快增长。第一,据有关调查,城镇买房者中25-39岁的群体占60%左右。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8%,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为5.62亿人,按此比例计算,处于25-39岁年龄段的人口为1.056亿人,如果此年龄段中每年有10%的人具备买房能力,按照两人买一套70平米住房计算,买房需求为3.7亿平米。第二,美国的经验表明,50岁左右人口是另一个集中买房的群体,与这一年龄段人群财产积累达到一生较高水平相关。根据前述资料,我国城镇处于45-55岁年龄段的人口为0.79亿人,如果每年有10%的人具备买房能力,按照两人买一套100平米住房计算,买房需求为3.9亿平米。综合起来,城镇每年的买房需求为7.6亿平米。2005年当年竣工的房屋面积为53417亿平米(包括办公楼、商业用房等),住宅销售面积为49588亿平米,小于以上的买房需求。

  对买房需求的另一种估计方法是:按照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占城镇居民家庭的比重计算,2005年这三类家庭总数为6600万户,这些家庭均具备买房能力,如果其中25%产生买房需求,按户均购买70平米住房计算,则买房数量为11.55亿平米。远远大于住房的年度实际销售量。

  如果考虑到房价上涨对买房需求的刺激,考虑到城市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的增加,考虑到投机、投资性的买房动机及购买能力,可以认为,城镇潜在的买房需求远大于实现的买房需求。

  从住房供给的增长看,则相对较慢。住房建设需要土地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0%),因此在城市建设供地方面限制比较严格;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住房供给从中长期看,将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2003-2005年,尽管城市化推进速度很快,但城镇新建住房面积年均增长率仅为9.6%。

  综合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住房供不应求的状况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此背景下,房价上涨压力始终较大。

  稳定房价,需要从引导需求,增加供给两个方面作好工作。从短期运行看,重点是引导好需求。在买房需求较大的情况下,要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尽可能分流一部分买房需求;此外要加快廉租房制度建设,保障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还要努力增加二手房供给,这方面需要将抑制投机性买房需求的措施与增加二手房供给的措施合理结合起来;针对别墅、大户型需求旺盛的情况,可考虑征收不动产税,调节和引导这方面的需求。增加供给,主要应在宏观经济、土地及其它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加快房地产业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在市民广泛参与下,做好城市住房发展规划,引导城市住房布局、风格、空间等符合我国国情。最后,要加强宣传引导,大力提倡理性投资不动产,根据家庭的购买能力和实际需要来认真考虑,不要在购买房屋上面追风。

  六、构建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

  2006年,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继续发展,成为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突出问题,由于这一状况短期难以改变,因此,需要考虑构建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这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外贸顺差扩大和国外向中国的投资大于中国向国外的投资。从未来的外贸顺差情况看,预计仍将保持较大规模,主要由于,第一,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二,国内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向国际市场,例如轻纺、服装、家电等,而中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推动了一般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三,受国内市场激烈竞争,以及替代进口活动的(国内产业升级导致很多产品国产化程度提高)影响,进口增速提高的空间不大。第四,汇率升值幅度不大,比较平稳,考虑美元对欧元贬值的情况、国内物价水平较低对进出口的影响等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更小一些,2005年6月-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4.5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71%,因此,汇率变化对外贸顺差的调节力度不大。从投资角度看,预计国外对我国投资仍将大于我国对国外的投资,主要由于,中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时期,经济成长性好,投资回报率高,同时劳动力、土地价格较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必然会吸引较多的外商投资;而国际市场资金流动性过剩,投资空间比较狭窄,竞争激烈,风险较大,与国内投资环境比较,必然限制中国向国外的投资增长。综合两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可以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还会存在一段时间。

  国际收支不平衡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是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002-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由2864亿美元迅速增加到8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增加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资金投放约4.4万亿元,相当于同期m2余额增量的39%。由于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还要大。因此,结汇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为了控制货币投放的增加,近年来央行较多地运用了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手段,并收到明显成效。但随时间的推移,因对冲操作形成的大量银行票据,正在成为货币投放的新因素,被对冲操作延迟的货币供给,开始加快释放出来。这些情况,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很大冲击。

  货币供应量偏大,直接的作用是扩张社会总需求。可以区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实体经济方面的需求,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需求,居民的住房投资需求等,目前这些需求的扩张受到不同的约束,货币供给增加对这些需求的扩张作用也受到一定抑制。具体分析,居民消费主要决定于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收支安排比较理性,受消费信贷等因素的影响不大。企业投资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目前投资风险较大,预期回报率较低,因此,即使资金比较充裕,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也不大。政府投资需要注意,前面分析指出了这一问题,出于中长期发展目标,很多政府参与的项目急待启动,对资金需求量很大,资金充裕的情况对其很容易形成推动,2006年在控制各级政府投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控制土地供给,严把准入门槛,按照产业政策审查信贷资金等,对违规项目采取了必要的行政处罚。目前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货币供给量偏大对政府投资的影响也受到一定控制。居民住房投资,主要受支付能力影响,2005年以来,为了抑制过旺的买房需求,在房贷政策方面作了必要调整,因此,住房贷款扩张推动买房需求扩张的可能性也较低。综合以上分析,货币供给量偏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

  虚拟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股票、债券、证券需求的刺激方面。当前我国资本证券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股权分立问题基本解决,券商和上市公司管理逐步完善,过高的市盈率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受宏观经济向好的影响,上市公司业绩改善,一批国有大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中石化、中国人寿等在国内上市,总体看,资本证券市场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货币供应量偏大,为资本证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容易推动相关需求过快扩张,引起虚拟经济过热和泡沫。如果股价上涨过快,既会重新造成极高的市盈率,重现投机性为主的股市格局,影响证券市场改革成果,对企业股份制改革造成不利影响;也会由资本市场过热通过企业资金增加,居民收入预期增加的链条,传导到实体经济,推动投资(包括居民住房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这些对宏观经济稳定十分不利。

  以上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偏大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资本证券市场方面。稳定资本证券市场,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宏观调控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简要的总结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条件下,宏观调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快扩张。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对实体经济方面需求扩张,已经初步形成调控手段;但对虚拟经济方面需求扩张,还缺少调控经验,这方面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快摸索形成恰当的调控方法。

  根据对当前经济增长特点的分析,我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内在的增长能力和约束制衡能力都明显增强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发展存在较多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问题,要尽快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市场的调控,稳定房价和股价;从治本方面看,要加快完善和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加快校正汇率、资源价格等市场参数的扭曲现象,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推动对外经济结构升级,推动整个经济结构升级,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完善对政府投资的管理,严格供地、产业准入门槛等方面的管理。要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完善方面,进一步夯实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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