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潜伏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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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

“十一五”开局年的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率为１０．２％，经济高速增长。另外一个令国人兴奋的消息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５月１１日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大幅提高，从去年的第３１位跃居到第１９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外一片赞扬声中，不应当盲目乐观，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外国的一些专家和媒体，只看到中国发展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实际和深层次情况，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实际上潜伏着较大的危机，如果不清醒认识和正视面临的问题，花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一、高增长极度扭曲的动力结构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出口。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看，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１３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国内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却较弱。“十五”各年，ＧＤＰ增长速度分别为８．３％、９．１％、１０．０％、１０．１％、９．９％，推动ＧＤＰ增长的三大因素中，投资和出口各年增长为１３．０％、１６．９％、２７．７％、２６．６％、２５．７％和７．５％、２１．８％、３７．１％、３５．７％、２３．２％，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年增长为１０．１％、１１．８％、９．１％、１３．３％、１２．９％。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７．７％，出口增长２６．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２．８％，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１２．２％。不论是前几年，还是今年初，消费增长率明显低于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投资推动ＧＤＰ高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国企和外资，高速增长的内容是劳动后续参与和劳动持续分配率很低的电站、公路、大楼、广场、煤炭和其他资本密集产品。从投资结构看，开采及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铁路运输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投资比例大、增幅高，轻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投资比例小、增幅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国有、外资等大中型企业投资比例大、增幅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民营内资企业投资比例小、增幅低；政府大楼、城市马路广场、交通道路等不后续增加产出和持续增加和保持就业岗位的投资比例大，而能增加就业的产业投资，特别是能增加就业的轻加工产业投资比例相对小。

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简而言之，是依靠国外的需求来拉动本国经济的增长率。虽然相当程度的出口产品为劳动密集型的，但由于国内供货商竞争压价，外资企业掌握专利、品牌、定价、销售等主动权，加上所得税优惠、出口退税等，国内参与劳动的分配值很低，外资资本、经营和管理对出口形成的ＧＤＰ的分配率很高，名义ＧＤＰ增长不慢，实际国内所得ＧＤＰ并不如增长所表现的多。

目前要求各地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不允许欠发职工工资，特别是节日加班要支付工资和加倍支付工资，并且企业要严格按照政府的要求给职工上各种社会保险。我认为，这是非常对的。另一方面，虽然会促进企业的装备升级，然而这会促使企业用机器和技术来替代人工，即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会逐步提高，进而节省劳动成本。结果会使出口拉动的高增长所需要的劳动相对越来越少，劳动对增长的参与贡献和增值分配率将不断下降。

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始终低迷。一是ＧＤＰ的消费比率较低，投资比率偏高，根据经济普查修正后的２００４年数据，投资率为４３．８％，消费率为５４．３％，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率要低１５％—２５％。因为ＧＤＰ的投资额基数和消费额基数快要接近时，如果投资增长率继续每年高于消费增长率１０个百分点左右，则ＧＤＰ的消费率将持续下降。二是从居民的消费看，制造业零售商品的价格低迷或者下降，教育、医疗、电信、能源、住房、出租车等政府管制、垄断经营等项目的价格却因行政垄断、监管不力、竞争不足、企业暴利、效率较低，价格居高不下甚至一升再升，使得居民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三是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有限。有学者寄希望于扩大农村和农民的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农村的第一产业因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地要挤出劳动力；在农村发展效率较高的工业，在聚集、治污、规模、基础设施共享、土地资源利用等许多方面都是不经济的；而在农村由于收入水平低、人口和市场容量太小、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不高，除非城郊和特殊的旅游景区，也不可能发展第三产业。而通过政府支持增加农民收入，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农业产品价格的波动，都对农民依靠农业和农村来增加收入，形成巨大的冲击。

有学者将中国高速增长的模式，与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模式相媲美，称这是东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增长的奇迹，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出口导向和拉动方面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所相同，但是，两者有很大的区别：１、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因素中，失业率较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较高，劳动的分配率也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强；２、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是市场和民间主导的，由民间决策和民间投入，因此，投资的效率较高，投资于能发挥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项目较多；３、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结构转型中，既重视特大、大型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加注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４、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既注重交通、能源、城市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注重产业的投资；不仅注重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成长，更注重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而“中国增长模式”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政府、企业和外资主导投资，不持续增加就业的建设项目较多，偏重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资本密集等等为主要动力推动。有的学者，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转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从增长动力角度分析增长方式，如果前述的中国“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主导推动的增长方式不进行转变，投入和产出体现的增长方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二、高增长可能带来的大危机

我认为，增长的这种中国模式没有其长期的可持续性。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革，经济增长沿着固有的模式延续下去，国民经济将会发生崩溃和大的危机，形成灾难性的后果。其理由和可能的情况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式高增长模式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的高失业。从经济学的道理讲，在一定增长和就业的弹性系数下，经济增长总会稳定地吸收劳动力就业，从而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失业率越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高增长时期，城市化速度很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城镇失业率很低，虽然工资增长也较快，劳动力供给却发生了短缺。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来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方面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这种局面下，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而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相对和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就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高增长、而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就业却越来越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城镇人口从业率，已经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６．４４％下降到了２００５年的４８％左右，按照１９９０年的就业水平，城镇中应该而没有就业的人口达４６００万左右。由于排斥劳动力的广泛参与，这种发展模式将会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和失业人口。

其次，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扩大了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公平和效率时，认为市场促进效率，政府实现公平。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当一国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创业不活跃，微型和中小企业少，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企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就是如此。而反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业活跃，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较多，则基尼系数要低得多，贫富差距相对小得多。中国目前正在重点发展特大和大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限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１９９９年时个体工商户为３１６０万户，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７７０万户，平均年减少１２８万户，２００５年内资企业为３５０万家，比上年净减少了３０．１万家。资本、资源和财富向特大和大型企业集中，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由此而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增加，创业不足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剧，加上中国人口众多、财力薄弱，分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强劲。

再次，中国式高增长形成国家相对富裕而居民相对贫困的格局。由于政府主导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且政府参与分配的权力较强，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两到三倍。比如，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５年，仅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率为１８．７％、１６．８％、１４．２％、１５．９％、１７．０％、２２．３％、１５．４％、１４．９％、２１．６％、１９．８％，而城镇居民收入１０年内增长幅度在８％－１２％，农民纯收入增幅在２％－８％范围。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到了有关部门和地方上，仍是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引进外资，向本地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收费和多罚款，以极低成本从农村征地后高价售出获得政府预算外收入，如此等等，确保提高两个比重和财政收入，实际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从城乡居民的收入看，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没有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居民的收入增长那样快，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预期提高。特别是一些特大和大型企业、外资等主导发展的地区，发展的利益大部分被企业资本、国家税费等所分配，而由于劳动的参与率低，居民从发展的利益中得到的较少。

最后，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如不转变，必定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工业化国家在它们的发展之初，工业发达，服务业发展不足；特大和大企业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少。对此，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集聚和集中，资本主义大工业资本生产的物品越来越多，而工人的工资相对上升较慢，有许多人失业和就业不足，消费能力相对越来越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如果大工业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劳动力利用进一步减少，没有中小企业的就业、收入和消费加以平衡，则大工业生产的消费品将更加过剩。显然，要是农村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城镇失业严重，企业职工大量下岗，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兼并和集中加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还因富余职工下岗、内耗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

目前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增加，工资增长缓慢，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制造业和商品房过剩的局面已经出现。由于投资容易控制和反弹，消费较为稳定但不足，消费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支撑能力较弱，中国经济一放就热和一控就冷的波动性很大。如果中国目前“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不彻底改变，一旦与经济大幅振荡、外部冲击、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等联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政策建议是，一定要从动力结构上调整增长的方式，控制政府投资，特别宽松地放开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各种管制，大幅度减少政府各部门的交叉、重复、多层、恶意注册、审批和检查；废除政府各部门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政府各执法部门全部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供养；鼓励人们创业和投资，降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水平，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制度；放宽民间金融管制，对民间借贷，只要与赌博、贩毒、洗钱等无关，允许存在，并且需要有一种真正有用的办法和体制，解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投资的结构，加大劳动参与发展和分配的能力，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数量，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平衡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避免贫富不均、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转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