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快餐事件中的媒体、政府与企业

kooloo

洋快餐事件中的媒体、政府与企业
麦当劳、肯德基涉嫌违规用工的行为，引发了社会持续关注。广东媒体对广东的几家麦当劳、肯德基餐厅卧底调查显示，大学生兼职员工超时工作，平均时薪也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一事件本身很简单、明确，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凸显出，在类似事件中，媒体、政府部门、企业所应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

“洋快餐”违规用工，除引发民众批评之外，还有两种类似事件中很常见的声音：一是，具体到报道中所涉及的在麦当劳兼职的大学生，月收入1600元，已经比较多了，按当下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看，有些人全职工作可能也拿不到这么多钱；另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认为这些被曝光的跨国公司也帮助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有些其他工厂的违规用工状况要严重得多。

这种看似理性的分析往往得出判断：媒体仅讨论个案有“哗众取宠”之嫌，相关政府机构的调查和处罚也无助于解决更根本的就业问题，而跨国公司的个别违规情况可以谅解。

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媒体、政府部门、企业所应遵循的逻辑是不同的：媒体遵循个案法则，也就是发现与报道违规个案；政府进行全面管理，但遇到违规个案时，理应优先处理；企业则有责任确保行为全部合法与合乎商业伦理。单就麦当劳、肯德基这一事件而言，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表现都相当到位，而两个公司却几乎犯了所有能犯的错误。

媒体的首要责任是报道个案，通过个案反映问题，媒体的工作方式也使它通常难以获取全面的情形。我们对媒体的要求是，它报道的个案本身是真实准确的。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先是通过卧底发现广州某店的单个兼职员工工作时间过长、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准。随即用数字揭示更多的个案：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在内，有超过10个城市的麦当劳、肯德基非全日制小时工资水平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政府部门的介入也很及时。在报道刊出之后，广东及广州劳动部门即对两公司进行调查，对两家公司提供的2万多名员工的用工手续、工资水平进行全面检查。全国总工会也根据已经披露的事实，初步判断麦当劳、肯德基的做法“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并要求广东省总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沟通”。确保所属地企业的用工情况全面合法，是劳动部门的职责，先行解决已披露的个案问题，更是其责任。

所以，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和政府都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所面临的来自企业内外的要求却是不同的，它需要确保自己的行为全部合规：从商业上来讲，即便只有一个违规用工问题，被发现后它的商业利益也会大受影响；从政策监管来讲，即便只有一个违规用工问题，它也应当立即纠正错误做法，而且需要受到处罚。

根据现有的事实，麦当劳、肯德基在个案上的违规用工已经可以确认，也可以确认这种情况并非只在广东一地。广东劳动部门对它们所有员工用工情况进行调查后即将公布的结果，应该能更全面地反映它们违规的程度。

但是，它们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此。违规本来就够糟糕，让事情更糟糕的是它们不合适的辩解与试图隐瞒的事实。在违规用工行为被曝光后，麦当劳、肯德基都先声明自己符合规定，而没有转回去检查自己是否存在违规的情形。其实，把适用何种法律的争论放在一旁，单单媒体所报道的个案已让大众受到触动：该名在麦当劳餐厅兼职的大学生当天工作15个小时，按每月22个工作日计算，之前一个月工作了296个小时。法规之外，这也已经超出了麦当劳自己制定的兼职工每月不超过168小时的规定。紧接着，肯德基被披露出来要求兼职员工重签协议，广州五月花肯德基餐厅的大学生兼职员工向媒体投诉，该餐厅要求员工重签协议，新协议中有该协议“不在《劳动法》调整范围内”字样。日期也并非签订当日3月29日，而回溯到本年的1月2日。

事实已经相当清楚，两个快餐巨头将会受到惩罚。但从这一事件中，不知跨国公司是否能够吸取教训——在遵守法律法规和尊重商业伦理方面，它们不能有一丝侥幸，这不是因为外面有人时刻以它们为目标，而是因为它们根本承受不起这种侥幸和对抗带来的损失。从商业角度讲，它们犯了“好公司”和“聪明公司”都不会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