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研究篇：人文社会科学

lll999888

日本经济研究篇：人文社会科学
  
作者：Jacky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学科发展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1949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1955年，人民日报国际部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组，主要从事对日报导工作。
   1963~1965年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根据国务院指示，在北京、河北、辽宁、吉林等省市的若干所大学中，建立了日本研究机构。当时的日本研究机构，多数是在外语系、历史系内组成的研究室或研究组，重点研究历史、语言、文学等。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尚未强大到足以引人瞩目的程度，专门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人寥若晨星。
   1966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日本研究基本陷于停顿。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在日本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凤毛麟角。1968年，日本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二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研究机构，开始重新招集队伍，恢复研究活动，有关日本经济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批日本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成立于1981年5月。从建所之初开始，日本经济一直被作为重要研究领域。
   可以说，日本经济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兴起的新学科，它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日本经济的研究队伍，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几十人相比，已经扩大了几倍，甚至几十倍。日本经济学科的迅速发展，固然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推动。
   我们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日本经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不断给日本经济研究工作提出新的课题，主导和推动着日本经济研究的深入。可以说，我国“文革”以后的日本经济研究工作，始终与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经济学科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围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的主题，推出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研究主要是配合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推行改革开放的需要，研究和探讨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与条件，日本型市场经济及其特点，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而近年来日本经济挣脱长期萧条，从而为我们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对日本经济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视野更加宽阔。日本经济的波动、繁荣和衰退，无不与世界经济形势相关联。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迅速发展，这要求我们对日本经济的研究，不能单纯就日本国内的情况看日本，而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研究和把握日本经济。如今，这一点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研究学科各个研究人员的共识。
   2．研究视角更加全面。在全面而客观把握日本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中值得我国注意的问题和教训，诸如泡沫经济的成因、银行不良资产的解决途径、政府累计债务的影响、财政税收体系中的问题、财政政策问题、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反萧条对策、克服长期萧条的经验等。
   
  2
   
  日本经济动态
   
  一、泡沫经济后遗症基本消除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股市与地价暴跌，资产缩水的现象正在逐渐消失；银行出现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企业出现了设备、人员和债务“三过剩”。这些后遗症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巨大障碍。2002年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后，上述后遗症逐步得以消除。第一，股市稳定恢复。日经平均股指在2003年3月降为7862点的最低点，此后在政府的一系列“托市”政策推动下，股市持续回升，同年10月突破10000点，从2005年12月以来一直保持16000点以上，恢复到泡沫崩溃前1986年的水平。第二，地价缓慢回升。2005年下半年土地价格下降幅度变小，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地价上升趋势，特别是东京中心区已成为国外房地产商新的投资热点。第三，不良债权处理的目标已经实现。2006年3月，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从2001年4月的8.3%降至2.2%，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也从10%左右下降至3%左右。第四，企业的设备、人员、债务“三过剩”也得到解决。据日本2005年《经济财政白皮书》透露，2005年初企业的雇佣过剩已经消除，设备过剩也达到很低的水准，债务流量比率也降低到泡沫经济崩溃前的水平，过剩债务调整已经结束。这一切都说明，泡沫经济遗留的最棘手难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日本经济走向正常发展的基础环境已经具备。
   二、金融秩序稳定
   阻碍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不良资产问题得到解决，这也为金融秩序的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以来进行的大爆炸式金融改革，理顺了金融体制的各种关系，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成立了金融厅，强化了金融监管，增大了日本银行（央行）的独立性。通过“金融再生计划”和“金融改革计划”的实施，金融秩序趋于稳定。另外，2006年3月9日融资量缓和政策解除，7月14日解除了“零利率政策”，这意味着金融政策也走向了正常化。在金融秩序稳定、经济持续复苏的大环境下，银行业特别是大银行从亏损转向全面盈利，2005年上半财年，六大银团利润高达1.7万亿日元。值得关注的是，银行的盈利是在贷款余额没有增长的条件下取得的，这表明日本银行并非依靠贷款的增长盈利，而是主要依靠各种中间业务的增长创造的。利润增长模式从注重利差收入转向非利息收入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经营业绩上升，许多银行考虑提前返回前些年由政府注入的资金。
   三、通缩基本消除
   1997年以来，日本的物价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但并未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直到2001年下半年才普遍认识到物价持续下跌的严重性。在银行身背大量不良债权、企业身背大量债务的情况下，通缩会使实际债务负担增加，致使银行的融资活动变得更加慎重，企业的投资欲望也越来越低，最终将引起实体经济的下滑。随着通缩的长期化，企业被迫对雇佣和工资进行调整，这样就导致居民消费和住宅投资受限。企业效益的恶化和需求的低迷以及资产价格的持续下降，会使普通债务不良化，旧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处理，新的不良资产又不断产生，进而使经济更加萧条。相反，景气低迷又反过来导致物价下跌，加重通缩程度。通缩与不良资产缠绕在一起，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另外，在通常情况下，需求减少引起物价的下降，实际工资也随之下降。而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虽然物价（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格）在下降，但由于工资水平的刚性结构，使企业的实际工资支出上升，成本下不来，利润也就无法提高。
   正因为如此，“反通缩对策”自然也就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重头戏。从2002年2月到10月仅半年多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就出台了4次反通缩对策。但直到2005年以后通缩才开始缓解，物价下降幅度缩小，同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停止下降，截至2006年7月已经是连续9个月的正增长。不仅如此，从2006年4~6月的指标来看，综合物价指数为-0.8%，比上季度缩小0.4个百分点。另外，除去外需的“国内需求综合物价指数”上升0.1%，实现连续两个季度的正增长。这说明，不仅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正增长，而且从GDP统计方面也证明通缩基本消除。
   四、企业利益上升
   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运行。进入2002年秋季以后，企业效益得到恢复，2002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全行业企业的经常利益分别比上年增长8.4%、14.6%和18.7%。特别是大企业效益更好一些，连续3年创历史新高。企业效益上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分配率（人工费/人工费＋营业利益＋折旧）的下降。劳动分配率高意味着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在不断增加，而企业收益在不断减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日本经济总体萧条的大环境下，劳动分配率一直居高不下，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防止所得收入下降的效果，但却给企业活力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2005年劳动分配率已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并且开始低于劳动分配率的均衡水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萧条的重要特征是企业业绩下降或停滞不前，而这次民间企业效益的上升标志着日本经济活力的增强，企业效益增加与扩大生产、扩大就业和扩大职工收入，特别是与扩大居民消费紧密相连。
   五、企业倒闭数量明显下降
   到2005年3月为止，企业倒闭数量连续30个月减少。2004年度倒闭企业为13186家，比上年减少14.7%，是十年来最少的。2005年度又下降为13170家。倒闭企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景气的恢复和企业经营结构的优化。由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得到处理，金融机构扭亏为盈，金融机构倒闭数量减少，使整个企业倒闭损失金额大幅度下降。
   六、出口持续扩大
   在世界经济景气的大环境下，外需状况良好，2002年以来出口继续保持扩大态势。2002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和2005年度出口分别比上年同比增长12.2%、10.9%，11.9%和9.1%。2006年1~6月更比上年同期增长16.1%，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4年的所得收支顺差，即日本的海外企业等汇回国内的纯利润突破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七、企业设备投资旺盛
   日本经济2002年度的正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出口实现，而2003年以后经济继续保持正增长势头，出口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由于出口的扩大带动了生产扩大，进而带动企业设备投资的扩大。设备投资的扩大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是经济进入自律性复苏的重要标志。1998年度至2002年度的5年期间除2000年度之外，企业设备投资均为负增长。2001年度为6.2%的负增长，2002年度竟为18.5%的负增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也比较罕见。直到2003年的第一季度仍为3.0%的负增长。但从第二季度起，设备投资终于摆脱了长达两年多的大幅度负增长，猛增了6.4%。此后设备投资增长率一路走高，2003年度达6.3%，2004年度达5.5%，2005年度达7.5%。此次设备投资增加的特点在于：不仅制造业中的大企业设备投资增势显著，而且中坚企业的设备投资也明显增加。特别是数字产品、信息通信设备以及软件等IT关联投资增加显著。
   八、失业压力大大减轻
   失业问题是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严重问题。2001年以来日本失业率一直居5%以上高位，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数）也始终在0.5左右徘徊，处于战后以来的最坏状态。2002年12月失业率为5.5%，失业人员高达365万人。2002年度全年失业率为5.4%，是1953年以来的最高值。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失业率也开始下降。2003年度降为5.1%，2004年度又降为4.6%，2005年进一步下降为4.3%。2006年7月失业率降至4.1%，有效求人倍率恢复到1.09倍，失业人口也减少到268万人，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就业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使社会中高收入人群增加，减少整个社会保障负担，使居民的总体消费能力提高，继续维持日本“橄榄型”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就业状况趋于稳定也使消费心理和消费期待上升，进而带来消费扩大。消费的扩大，又直接刺激企业的生产扩大，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九、约占GDP比重57%的居民消费得到恢复
   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重要特征之一，整个20世纪90年代居民消费基本处于停滞或负增长状态。2003年以后，随着经济复苏和企业效益上升，职工收入有所增加，居民消费开始逐步回暖，出现了“数码消费景气”现象。
   
  4
   
  日本经济复苏的原因
   
  一、景气循环的作用
   此次日本经济持续景气可以说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世界经济总体趋缓的影响，也有日本国内推行各项规制改革和采取反萧条经济政策的驱动，更是民间企业进行长期调整与改革的结果。除此以外，与日本经济自身景气循环，即经济周期作用也有很大关系。所谓景气循环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自身有规则的上下变动的周期循环。即经济活动一旦开始出现高潮以后，将持续一段时间，此后又将进入停滞阶段，这种现象不断地循环往复。景气波动中最景气的时期被称为高峰，景气最差的时期被称为谷底。从高峰走向谷底的时期为后退期或萧条期，反之，从谷底走向高峰的时期为扩张期或高涨期。战后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13个景气循环。扩张期平均为2年半，后退期平均为1年半。
   从战后日本经济总趋势来看，扩张期长于萧条期。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扩张期变短，而萧条期变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景气循环中，高涨期的增长幅度很小，被称为“没有实感”的景气。战后第12次景气周期的谷底出现于1999年4月，此后进入2000年的景气扩张期。2003年6月，日本将战后第13次景气循环谷底暂定为2002年1月。这说明，在景气循环的作用下，日本经济在2002年以后从低谷进入高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规律使然。目前，日本经济从2002年1月开始进入战后第14次景气循环。尽管2004年后期至2005年初有可能被认定为暂短后退，但扩张的基本态势并没发生逆转。如果将扩张连续计算的话，到2005年12月已持续47个月。仅次于始于1965年10月的“伊奘诺”景气57个月和始于1986年11月的“平成景气”51个月，成为战后第三位长期景气。这三次长期扩张期，其间隔约为20年。
   二、设备投资扩大的驱动
   这次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动力是设备投资的扩大。日本经济2002年度的正增长主要是依靠扩大出口实现的，而2003年以后经济继续保持正增长势头，出口的作用仍然举足轻重，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由于出口的扩大带动了生产扩大，进而传动到企业设备投资的扩大。设备投资的扩大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是经济进入自律性复苏的重要标志。1998年度至2002年度的5年期间除2000年度之外，企业设备投资均为负增长。2001年度为6.2%的负增长，2002年度竟为18.5%的负增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上也比较罕见。直到2003年的第一季度仍为3.0%的负增长。但从第二季度起，设备投资终于摆脱了长达两年多的大幅度负增长，猛增了6.4%，第三季度有所回落，但也仍为0.4%的正增长，第四季度又实现了6.3%的正增长，整个2003年度实现了6.3%的正增长，2004年度更是超常增长，增幅高达26.7%的正增长。这次设备投资增加的特点在于：不仅制造业中的大企业设备投资增势显著，而且中坚企业的设备投资也明显增加。2005年以来，设备投资增势仍然比较强劲，特别是数字产品、信息通信设备以及软件等IT关联投资增加显著。
   三、中国经济的强劲拉动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钢铁、水泥以及半导体等原材料的进口需求猛增，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在日本的出口增长中，中国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国内，对中国的出口甚至被称为“中国特需”。美国虽然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2003年日本对美出口业绩不佳，为9.8%的负增长；而日本对华出口为33.2%的正增长。2003年，中日双边贸易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但增速仍然不减，全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3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67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004年我国（含香港）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1990~2004年，日中贸易从2.6万亿日元，增长到19.0万亿日元，增长7.3倍。1990~2004年的15年期间，日中贸易平均增长率达14.6%，同期日本对外贸易平均增长为3.6%，而同期日本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0.5%。2001~2004年的4年期间日中贸易平均增长率达21.2%，同期日本对外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4.6%，而同期日本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贸易平均增长率为-3.0%。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1年的11.8%，2004年又上升至17.2%。
   若从出口来看，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1990~2004年的15年期间，日本对华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6.3%，日本对外出口平均增长率为3.4%，而对美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7%。2001~2004年4年期间，日本对华出口平均增长率为25.3%，日本对外出口平均增长率仅为4.5%，而对美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2.8%。2003年，日本出口增加额的67.6%是对我国出口的增加。从1990年到2003年，日本出口增加值的44%来自中国，如果加上香港更达到56%，远远超过美国。
   从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1990~2004年期间，日本对华贸易和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快于日本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同期，日本外贸年平均增长率增长仅为3.6%，日美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而日中贸易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6%；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3.5%，而对华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8%。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4年的17.2%；对华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0.6%上升到2004年的12.8%，2005年1~8月，又进一步上升到15%。
   另外，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这种进展不仅体现于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于质量上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现在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而且在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也发生重大变化。从经营方式上看，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市场获得型投资”。日本对华投资的扩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日资企业也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这些利润有大量回流日本。据日本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使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0.8%。
   扩大出口与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对日本经济来说生死攸关，而中国正是在出口市场和海外生产基地两方面支撑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分析日本经济现状及其走向时，不能无视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作用。事实证明，我国已经成为拉动日本出口增长和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执笔：张季风）
   
  3
   
  日本经济存在的主要难题
   
  一、沉重的财政债务负担
   近年来，随着经济复苏的不断深化，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明显好转，但财政状况仍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自1992年起，日本已先后13次推出“紧急经济对策”，累计投资已达140多万亿日元。到2005年度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774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超过150%，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2005年度，日本财政赤字占单年度GDP的比重达到6.4%，财政状况依然十分严重。国民的预期增税意识和不安心理依然存在，直接影响消费的扩大。另外，每年用于国债还本付息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21%，财政结构刚性化，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功能几近失灵。
   二、区域性经济差距、贫富差距重新拉大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全国工业布局的不平衡局面已经得到缓解，基本实现了国土均衡发展的目标，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缩小。到20世纪90年代末，居民收入最高的东京与最低的冲绳之差基本在2:1之内，如果考虑到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几乎看不出多大差别。人均平均收入吉尼系数一直在0.21以下，这表明日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国民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来由于小泉政权推行所谓结构改革的结果，使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以及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2002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复苏在首都圈以及关东等发达地区体现得比较明显，而在北海道、东北以及四国等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依然萧条，复苏势头微弱。总之，东京一极繁荣，地方继续衰退，区域差距重新扩大。另外，贫富差距也有拉大的趋势。失业者的增多、无固定职业的临时就业者的增加，使低收入人群增加；零利率的长期实施以及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提高，使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龄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日益困难；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近年来明显增加。《读卖新闻》社2006年8月对东京、大阪地区进行抽样调查，调查中根据生活水平、职业、学历以及居住形态等将抽样人群分为低、中、高三个类别，调查的结果表明：低群已占到52%，而高群仅占14%。这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所谓“一亿总中流”的时代形成巨大反差。虽然目前日本的区域间差距和贫富差距远没有美国那么大，但问题是日本国民的承受能力远不如美国，因此更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三、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负担不断加重
   2006年7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已达到20.8%，估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5%。老年人的增加一方面使就业人口减少，即纳税人减少，使整体经济活力下降；另一方面也会相应增加养老金和医疗费的支出。日本的养老金基金早已出现不足，随着老年人的增加，以养老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一直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但进展缓慢。由于人们对退休、老年以后的生活极为担心，所以捂紧钱袋，不敢积极消费。因而造成内需不足，这成为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