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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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可以说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的l000万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红卫兵组织诞生在1966年5月29日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刚开始，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最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组织从北京蔓延全国，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一种强大的集会。

当然，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老人家穿着军装戴着一位红卫兵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抬手的侧面大照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这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平均每12天接见一次。天刚蒙蒙亮毛主席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还是稍往前回顾一下。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于是，毛泽东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还是没有排队，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第四次接见就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下已经有秩序地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

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接见安排在早晨5点钟。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也许其中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几乎热死人。选择在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这种大会，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革命群众中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是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群众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方式了。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了了，红卫兵整个围住了车，乱七八糟，神仙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红卫兵干脆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接出毛主席的车子，才发现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主席来了以后首先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警卫人员赶紧劝主席上城楼，好一阵子才把主席劝走。接见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总理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就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都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总理，大家一齐站毛主席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主席并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毛主席才上车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完后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记者也蜂拥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主席接出来。

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一个纯粹的偶然使一个红卫兵名声大振。一个小女孩因去厕所回来没见到毛主席，当场晕了过去。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几十年后，这个久久不去的印象还深深刻在当年的红卫兵心上。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不时闪着红红的光芒。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在7点16分的时候，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并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副词。

大会结束后，像每年的五一、十一庆祝一样，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也正是这一个偶然，使红卫兵超乎寻常得一下子名声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另一个名叫杭生的革命军人的后代也献给毛主席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说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他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红卫兵的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搂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有一次接见红卫兵结束之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毛泽东始终是在天安门的下面，就是下来了，观礼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趟，以此来满足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要求。但是，毛泽东挥舞着军帽从城楼的东侧走向西侧，又从西侧走向东侧，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了整整六个多小时，此时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见完，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真是难题！怎么办？

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天安门接见的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了人，以北京军区为主。因为历年国庆阅兵都是北京军区为主，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接见红卫兵也不例外。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接见红卫乓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跟红卫兵谈话，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五几年开始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解放军的话他们是一定要听的。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跟每一个观礼台的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此时，红卫兵也是又渴又饿，他们同意派代表：代表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都很累，也很饿，毛主席累不累饿不饿呢？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坚持：“我们要见毛主席。”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他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不坚持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

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

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了一次话，并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工作人员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红卫兵急于想见到毛主席，不仅仅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主席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还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呵。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的。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情。苏联的列宁在1918被枪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见红卫兵，工作人员发动起来，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其实，组织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延续北京市历年五一十一的作法。只要一确定地点，两个小时之内，沿途每隔10米就出现一个已经接通自来水用深蓝色布围起的临时厕所，卫生站等一套程序等距离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熟练的。但是，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情，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主席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风截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社会交代？万一开始后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刚开始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主席，照个没完，太乱。周总理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主席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跟总理一汇报，总理火了：为什么把他们铲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总理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总理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着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

第一次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时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这时，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966年8月31日。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师范大学住了很多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记得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毛主席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三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奇怪，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工作人员在历史博物馆的小会议室开了会，由国务院的同志安排毛主席接见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等。会一散，工作人员就来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候，长安街已经用白粉划出了很多方块，每个方块都有一位联络员，负责对自己这个方块的红卫兵进行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长安街上拥，要听从指挥，并让大家交出水果刀一类的危险品。等待接见的队伍都编成了连排班，还选好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下午5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8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下来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0月1日，这一次接见了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又往前拥。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那一次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鸡蛋、四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直到毛主席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甚至还看见毛主席张开的嘴里微微发黑的牙齿，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跟前五次相比是最多的一次。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有一位红卫兵形容当时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树叶，身体轻飘飘的，头脑晕晕的，在几十万人组成的人海中拼命挣扎，挤过来又撞过去，全身汗水流淌，既高兴极了又非常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永远爬不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被挤倒在地，也有因为激动流汗过多中暑倒地的。有的被救出广场，也有的还没被别人拉出来就被踩在脚下，所有的红卫兵都一样，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最后被从东面倾泻而来的人流挤出了天安门广场。很多年后他说：“如果我还有力气坚持下去，我会继续站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看毛主席，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见到毛主席更具有吸引力的了。”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以后一直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主席的问题。这第八次，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主席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用环城这个方案，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负责保卫的人员主要怕出事，不敢开慢。

第八次是在连续两天算作这一次的，这是接见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或者可以说，连北京的老百姓都见了。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被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总理先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了，就说得快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