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章太炎大师的尴尬回归

南阳

漫谈章太炎大师的尴尬回归

说起太炎先生，他的名气在国学圈子里是很震撼的，即使如我们这些一个世纪之后的年轻人，也觉得如雷贯耳。他的学问我们无须怀疑也不敢怀疑，但他的思想体系究竟如何，他对中国政治、哲学方面到底有那些事实在在的影响，恐怕很多人——象我这样的人——是难以确切说个出所以然的。甚至，真正认真读过《訄书》的恐怕也不是多数（我很惭愧。）我的疑惑是：他的名声、学问和他实际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太协调。近日读了一些比较好介绍他的文章和他的《国故论衡》，略有体会，却深有感慨，想与大家探讨一下。　　　　章太炎晚年认真总结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历程，概括说就是：由俗而真，再由真回俗。具体可以分四个阶段：（书不在手头，但意思尽量准确。）　　1，荀韩时期。　　这是太炎先生早年排满和革命的时候的思想。在当时中国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排满和革命都是很具体、实践性很强的“事功”，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也组织起革命团体来。这时候他吸取的古代营养自然也倾向于事功性的。他认为，荀子、韩非的学术思想最适合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并大加赞扬。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倾向和自己古文经学大师的身份也是一致的——他认为荀子才是孔子的嫡传（和康有为相反），鄙视孟子和宋儒。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章氏早年也博览了西方的大量经典著作，以为法家实用、功利、直接、任法的思想与西方的东西相似或者相通之处很多，以法家的理论嫁接西方的具体制度难度较小。这种学术活动的一个成果是，章太炎深刻认识到儒家和法家的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渊源，并影响和启发了一大批后来的学者。　　2，佛学时期。　　大概在辛亥革命前后，纷繁变化的局势让本色是学者的他很难适应，他和孙中山、袁世凯的关系也都很微妙和多变，也许是厌倦了时世。另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一战前后一片萧条，西方世界自己也处于困顿与寻求出路的阶段。中国的思想界这时候已经清醒认识到西方体系的缺憾（可参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开始寻求更为完善的救国途径。章太炎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佛陀也极其崇拜。他曾经明确说，孔子和佛陀的差距不是一点，而是太远了；甚至认为庄子也比孔子高很多。这个时候他很推崇倾向于玄妙的学问（也就是“由俗入真”）。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佛学可以激发民族精神，是解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一阶段的副产品，是他留下一批佛学领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3，孔子时期。　　后来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了几年，他研究起了易学，在对卦象的玩弄中，他这才认识到易学的微妙甚至超过了佛学。也许他对孔子的易学成就自愧不如并十分钦佩，他意识到，以孔子的天才和学问，搞这些玄妙的形而上的学问绰绰有余，但夫子之所以在自己的著述中不做过高的陈义，是真正认识到了“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的更玄妙的道理：即高妙的思想要切切实实的作用于现实社会，反而不能简单的以他半来的姿态面对现实——这是更高一层的智慧。这时候，在章太炎看来已经不存在高出孔子的任何人了。——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由真回俗”的过程。　　4，总结时期　　晚年的太炎先生似乎十分耽逸。虽然偶尔参加孙传芳的“投壶”，在文艺圈反对白话文，但是基本上是正襟危坐，当他的学问泰斗去了。章氏对自己的思想学术历程也进行了一些总结，但在回归孔子后，他并没有对佛学再作什么贬低的论调。晚年的他似乎锐气和豪气已经衰落，多了几分沉静，好多后学以“章门弟子”的身份而自高。　　　　几点感想：　　第一， 太炎似乎一直有为中国寻找和建立伟大哲学、政治体系的壮志，他的学问其实本质上是为中国、为现实的。但是他似乎有两个悖论没有解决：一是为追求当时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求助于古代遗迹，缺乏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二是追求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求助于别人的体系——当然不是说不应该借鉴，但他似乎借鉴过多而独创太少了。——因此，章只是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其本质还是一个学者。　　第二， 第二，我曾在《国学魅力何在：近代思想界“文化回归”现象的疑惑》一贴中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疑惑，这种现象在章氏身上可以说表现的也是十分典型的。公元前6-5世纪的那些哲人所建立的体系，恐怕是后代的人无法超越的。子贡说，超越别人象超越山峰，超越孔子则象超越日月——的确，人类要超越他所构建的思想体系，恐怕真的要等到登上太阳的那天了。还是那句话——大哉孔子……　　第三， 在历史上，一个人给后代留下的最大贡献往往不是自己所追求的。章氏在浏览经典时候的眼光、方法和成果，浇灌了他以后一代优秀的学问家，这在他晚年自己大概也已经认识到了吧。　　　　注：本人对章氏没有认真学习过，错误难免，请大家指正。我相信，现在能够认真阅读章氏原著的人应该是很厉害的。　

哇噻

敬仰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