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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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王鼎钧

  一九四八年，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後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後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利用已有的防御工事，加派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於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昼夜跋涉，匍匐过大凌河断桥，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军服肮脏破烂，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後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西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後停留在什麼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渖阳怎样不守，他星夜穿越战场，沿途死屍、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後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欒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免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情。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度过中年，进入老年。）那是一九四九以後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欒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著，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伶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为太鲁莽了！欒大夫诊所的门关著，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著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著我的手，右手蒙著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独自沿著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史，据说我回到市区的时候，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无守军，这怎麼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连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麼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著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炮声，国军军舰发炮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炮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炮弹，而且射击之後，大夥水兵要辛辛苦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著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後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浬（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後，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後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传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於是我们带著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麼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後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於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後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彼时，我第一次为做过的事後悔不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後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後方，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後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麼可以一年没有收入？我如果把「通货膨胀」估计进去，就会把薪水收入看淡，留在塘沽「苦撑待变」。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後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个星期以後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麼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个星期以後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叠废纸。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著长长的钢鍊，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鍊上紧发条。怎麼会有这麼大的钟摆！为什麼要用这麼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麼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著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渖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麼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麼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後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著，最後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旦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後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後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登出来。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摄制了剧情片，依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麼援军，最後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覆，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将来或许有电影把他描写为悲剧军人。

　　　陈长捷大概没想到，天津防守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我们躺在地下室里还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我很纳闷：你这是做什麼！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我应该照著他的样子做，可是我没有。然後，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交枪不杀！」紧接著，咚咚咚一个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的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以後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凹凹，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後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後面。他是江南富家子弟，不知怎麼漂流到华北，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世事变化无常，只有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事後证明他做对了，可惜我没有他聪明。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麼适应。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著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你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的何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多麼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说时迟那时快，当这位小朋友抱著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侯，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何军械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惟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时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没有这件大衣我怎麼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头！我多麼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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