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7-1-29 21:35:01
|
显示全部楼层
序
汪维辉教授编纂点校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对汉语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喜讯。这套书共十种:《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谚解》《老乞大新释》《重刊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训世评话》《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其中《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我国的学术界比较熟悉,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杨联陞、朱德熙、胡明扬、丁邦新等先生就作过研究或介绍。《训世评话》和《原本老乞大》发现之后,我国的学术界也比较快地知道了。其它几种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现在这十本书一起收入了丛刊,大家就都能很方便地看到这批宝贵资料。
这十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汪维辉教授在每一本的“解题”中都有说明,这里用不着细讲。总的来说,这十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们十分贴近地反映了当时汉语的口语。这十本书是在14世纪到18世纪(即我国的元代到清代)的不同时期为高丽(朝鲜)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教科书,而且,其编撰者对汉语都是相当熟悉的。这些教科书都力求用地道的汉语口语来写,而且是用当时通行的、而不是已经过时的口语来写,所以即使是同一种教科书,也要不断地加以修改。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十分难得的、贴近当时汉语口语的语言数据。这一点在《老乞大》《朴通事》系列的教科书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原本老乞大》是今天见到的《老乞大》系列的最早的一个本子,它的语言很鲜明地反映了元代语言的特点。但后来,汉语发生了变化,用它来作会话教科书已经不合适了,于是就要改写。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公元1480年)十月乙丑条记载:“御昼讲。侍读官李昌臣启曰:‘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曩者领中枢李边与高灵府院君申叔舟以华语作为一书,名曰《训世评话》,其元本在承文院。’上曰:‘其速刊行,且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以后几种《老乞大》也都是为同样目的而改写成的。所以,拿几种《老乞大》《朴通事》的版本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口语在14世纪到18世纪的发展变化。
研究近代汉语的学者常常为语料问题苦恼:在唐宋时期,反映口语的材料实在太少,那些比较接近口语的材料也往往是文白搀杂。元明清时期反映口语的材料逐渐增多,但像元代白话碑、《元典章》这样的材料内容比较单一,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这样的作品也并非全是口语。从这方面讲,这套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对近代汉语研究有其无可取代的价值。
但是,这套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中的语言现象是否就全都是当时汉语口语的忠实纪录呢?这倒不尽然。《训世评话》的作者李边在《序》中说:“《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言,非纯汉语。”他对此是表示不满意的。不过,“多带蒙古之言”也许正是元代汉语的时代特点,这在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一书,特别是其中《从〈老乞大〉看汉语与蒙古语的接触》一节中已经提到,在元代的其它资料中也能看到。这些正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好材料。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作品的作者或编者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尽管他们对汉语已经很熟悉,但还是把自己母语的一些词汇和语法现象写进了教科书中,这些词汇和语法现象是当时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
汪维辉教授在《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非汉语用法”就是属于这一类。这些教科书中的“非纯汉语”成分究竟属于前一类还是属于后一类,需要经过比较研究才能确定,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类,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尤其是语言接触问题,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老乞大》《朴通事》系列正是研究语言接触的极好材料。汪维辉教授编纂的这套丛刊不仅把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数据汇集在一起,提供给我国的研究者,而且做了认真细致的点校。点校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熟悉当时的语言,还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汪维辉教授博学多闻,学风严谨,他做的点校,无论是对于一般读者还是对于专业的研究者都是很有用处的。顺便说一句,这些点校工作主要是汪维辉教授在韩国讲学的一年时间里做成的,可见他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有心人。在以往的半个世纪中,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老乞大》《朴通事》系列的汉语教科书做了不少研究,其研究的角度不限于语言学,也涉及文学、历史等方面。我相信,这套丛刊的出版,将会使有关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学术研究中,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把研究推进一步是常有的事。1973年,日本学者入矢义高在为陶山信男编纂的《〈朴通事谚解〉〈老乞大谚解〉语汇索引》所作的《序》中说,当他在1944年读到影印出版的奎章阁本《朴通事谚解》时,好像亲耳听到了元代人说的话,感到十分惊喜。他还说,和《孝经直解》以及元代白话碑相比,《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反映的是元代后期的白话,因为这两本书经过了修订,没有了元代初期“汉儿言语”的那种“泥土味”,已经比较接近共同语了。今天看来,入矢义高先生在几十年前所作的观察还是很有眼光的;有些话说得不够准确,那是因为他未能看到更早版本的《老乞大》。现在我们看到了《原本老乞大》,就可以听到真正是元代后期的白话,闻到那种“泥土味”,也能通过《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的逐字逐句的比较,了解到从元代后期到明代初年汉语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说,这套《丛刊》的出版对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我很感谢汪维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批难得的数据,也期待着有关专家利用这批资料为学术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蒋绍愚 2004年4月于北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