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入世”后的反倾销问题

阿拉神灯

　　一、 相关背景知识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是一个国际组织，它负责管理由其成员达成的多边贸易协议，特别是关贸总协议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中国于1986年7月11日正式提出复关申请，经过15年“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的加入被公认为是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事件。

但是，“反倾销”问题并未随着入世而解决。那种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将会更好地参与世界公平贸易竞争，国外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诉讼会大幅度减少”的想法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事实上，加入WTO只不过是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参与国际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得我国可以利用WTO规则及其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中的不公正或歧视待遇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先对“倾销、反倾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倾销（dumping）,实际上是一种“差价销售”（price discrimination），即在两个市场上，同一种货物用两种不同价格出售。《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第6条的协议》，又称为《反倾销协议》明确界定了倾销的含义“倾销是指一项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其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而一国要实施反倾销措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件：1、倾销事实的发生，2、由于一国的倾销行为给另一国造成损害，3、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允许“抵消”（offset）或制止(prevent)该倾销行为的手段只有一种—征收反倾销税。

　　二、 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分析
　　从1979年8月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和闹钟提起反倾销调查以来，对华反倾销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979年以来，我国企业被外国提起的反倾销指控达六百多起，自95年来，我国一直“稳居”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榜首，入世3年来，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共计138起，涉案金额34.5亿美元。对此，有必要进行认真分析。我认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逐渐加大，这是根本原因。1994年中国出口贸易跃上千亿美元台阶，2000年又跃上2000亿美元台阶，整个90年代，中国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14.5%，几乎是世界出口贸易增速的两倍。2001年（入世第一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五千亿美元，今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要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的计划已于近日提前实现 ，入世三年来进出口总额翻了整整一翻。中国对外贸易继1997年跃升到世界十强以后，1999年跃升到世界第9位；2000年继续上升到第七位，今年预计会超过日本从而位居美德之后排名世界第三。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必然取得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一方面引起了同类产品竞争国的疑虑；另一方面在进口国造成了同类产品的更剧烈的竞争。因此，一些国家便会想尽办法来削弱我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比较竞争优势地位，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则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一旦被调查的中国产品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后，将会失去价格优势，对于缺乏品牌效力的国货来说其竞争力便会大打折扣。

　　2、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是频遭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原因。①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工业、轻工产业和农副业（尤其是捕捞业）。分析此类产品的价格构成，可以看出，人工费用占很大的比重，而这种价格构成正是此行业的比较优势之所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中国工人的36倍），而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而构成“倾销”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低于正常价格”，因此这些行业成为“反倾销”调查的“重灾区”便不足为奇了。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这样必然会增加与这些国家产生贸易冲突的机率,据统计，近九成以上的反倾销措施是由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施的。

　　3、反倾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不受冲击的法律武器，被一些国家滥用。随着各国关税的进一步降低，用关税避垒保护国内产业已不大可能，而且关税减让是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任意提高，而反倾销税的实施是单方的，进口国有自由裁量权，反倾销税也普遍高于关税，因此各国普遍采用这种又合法又便利的方法，转嫁经济危机，保护国内工业，甚至扩大自己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进口产品挤出国内市场。

　　4、“入世”后仍存在“入市”问题 。我国虽然已经成为WTO的成员，但确是以“非市场经济”（non-market economics）或称国家控制经济（state-controlled economics）的身份进入的。在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一些国家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采取歧视性政策，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采用不合理的“替代国(subrogate country)价格比较” 的办法来衡量中国产品是否倾销。虽然近几年来，对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有所改变（目前已有新西兰、南非和东盟从整体上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5、出口企业国际营销战略的失误。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具体表现在短视的国际营销策略上：出口企业急于出口，同行竟相压价，给进口国留下了中国企业“低价倾销”的印象；出口企业对进口国的社会风俗、消费群体及其心理缺乏了解，忽视出口产品的技术创新和后续改进，只能以廉价销售；出口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我国反倾销的概率。

6、我国企业对反倾销诉讼消极应对。在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经常出现无人应诉的局面，结果使对方不战而胜，除因“一国一税”制度 使企业应诉积极性降低（应诉企业是既出钱又出力，但是打赢了官司，所有涉诉企业都能免费分享其成。打输了，只能是自己承担所有的因诉讼带来的费用和经济损失）之外，企业缺乏反倾销应诉意识是问题关键所在。而应诉经费不足、反倾销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亦导致企业应诉不力。而且越是如此就越导致国外的变本加厉，久而久之，又鼓励了国外相关产业的反倾销势头。比如在1994年，美国对中国大蒜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是由于没有中国公司应诉，结果我国被裁定了高达376%的反倾销税，中国大蒜被迫退出美国市场。而且在大蒜案之后，由于起诉方律师看到了中国企业不愿应诉，又鼓动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在蜂蜜案件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这家律师事务所，又说服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对中国提起诉讼，接下来是蘑菇罐头，再接下来是靛蓝染料，总共影响了中国高达3亿美元的出口。

　　三、 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策略

　　正像前面说的那样，中国尽管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中（2016年以前），无法改变在美国及欧盟反倾销诉讼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残酷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消极以对。事实上入时三年来，虽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我国产品频繁遭遇反倾销，但由于我国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了组织应诉、法律指导、经费支持等方面的工作力度，这些年我国的反倾销应诉工作成效显著，据统计近几年的绝对胜诉率（无税和无损害结案）达到37.5%。由此可见，只要策略对头方法得当，我们还是可以取得一定成效的。以下就是一些具体的法律策略。

　　1、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来解决反倾销争端

在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前，我们的企业只能寄希望于精通外国反倾销法的律师，尽量减轻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危害，减少损失。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国已成为WTO正式成员方，这样今后再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或是遭到有违世贸宗旨的不公平对待时，我们完全可以诉之争端解决机构DSB(Dispute Settlement Body)，迫使对方纠正其错误行为。

　　2、完善相关法律，增加谈判筹码

一些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却认定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些国家无视我们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无视这些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歧视。一些国家在认定一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时，夹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这种人为将法律、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冷战思维在作祟，不仅违背了WTO《反倾销守则》的规定,而且是对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公平与自由贸易原则的公然践踏。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我国在此方面的法律制度的确还不是很健全,《反垄断法》、《物权法》还没有出台,《企业破产法》至今还是试行版,《公司法》依然存在许多急需修订之处。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的主体,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而这又会成为这些国家否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口实。

　　对我国而言，虽然短时期内非市场经济地位无法改变（实际上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东盟整体确认我国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欧盟也把确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企业或者行业都因此注定遭到反倾销调查，只要我们的企业能够证明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结构按市场原则来运作，是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在日前举行的“中国50年经济·长安论坛”上强调：“依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只要企业能证明自己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拿政府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就可采用中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这其实给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条生路，避免了过去被一棒打死的命运，3年来有不少成功案例。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国家早已在反倾销中认定了某些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3、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

商会及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出口企业的关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反倾销调查中具有政府及企业不可替代的规范和协调作用：通过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通过组织本行业涉案企业应诉，尽可能减少败诉案件的发生。多年来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混乱，定价不合理，缺乏协调。行业商会在反倾销的实践中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各企业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也体会到价格大战的危害，许多行业商会也对出口产品确定了相对统一的出口底价。但不乏企业违反规定，与进口商勾结，制造假文件，规避这种限价。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那些违反商会规定的企业，一旦发现要严格按照有关的规定制裁，特别是在出口数量和配额上加以制裁，必要时还应追究因违规行为而给其他企业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因此而遭到国外反倾销投诉的，对违规企业要按该行业最后被确定的平均反倾销税的一定比例加以处罚，使得个别害群之马不敢再危害整个行业的出口秩序。因此为了使商会更好的发挥作用，可以赋予商会和行业协会一定的权利。

　　4、提高企业应诉积极性，打好WTO官司

以往对华反倾销案件中，中国企业应诉率低的原因很复杂，但怕打“洋官司”或希望别人应诉，自己搭便车的想法是最主要的因素。有鉴与此，我们的相关部门应制定具体的操作规则，对积极的应诉企业给予奖励，贯彻“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另外，具体应诉中，企业除了要聘请精通WTO规则、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知识的律师抗辩外，关键是做好举证工作，就被诉企业情况、国内市场、起诉国销售情况、生产成本等内容，在律师指导下填写问卷调查。这也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的建设，有赖于国内反倾销基金的尽早设立。

　　5、修改现行反倾销法律

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需要不断完善，与国际反倾销法律接轨。首先，我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例》已经增加了累计评估等新内容，但是对于什么是规避行业，哪些行为属于规避行为，对于进口倾销产品形式的变化如何辨认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其可操作性，阻止国外一些企业利用我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完善在我境内进行倾销。其次，反倾销调查期限应该缩短。我国规定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至最终裁定公告之日止为12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18个月，这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有差距。欧洲委员会立案的调查期一期在6-8个月内结束，最长不得超过1年。调查时间相对短一些，可以裁定倾销存在的可能性就大些，可以控制倾销者规避法律的行为。再次，我国反倾销的主管机构复杂，涉及到国家商务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及海关总署，商务部同海关总署进行倾销和倾销幅度的调查，国家经贸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损害的调查，这种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增加了协调难度，降低了效益。最好由一家机构全面负责倾销和损害的调查，管理的简单使反倾销诉讼程序快捷，也使企业利用反倾销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6、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规范会计资料。

在反倾销调查中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否则由进口国政府选定的第三国同类商品的出口价作为替代价确定正常价值，而进口国所选的替代价肯定对应诉方不利。所以，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我国的一些应诉企业在反倾销诉中败诉，部分原因就是不能提供有关商品生产的会计资料。
　　7、利用WTO规则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中不公正待遇。

　　（1）利用WTO反倾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对其他成员实施反倾销法提出自己的意见。（2）作为第三方，在参与另两个成员间的争端解决程序时，向WTO工作组提交自己的法律意见及陈述。（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争取WTO成员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保护。

　　8、做好“自己的”反倾销工作

就反倾销问题，龙永图表示，反倾销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合法贸易措施，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在遭到外国反倾销的同时也对国外产品进行反倾销，比如我们成功地对某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新闻纸和钢材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保护了国内的产业。我们反对的是有些国家滥用反倾销条款，但这不是说，我们要在反倾销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只许我们反别人，不许别人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