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误区（原创首发）

绝缘体

谈谈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误区
                   ——旧体诗文创作的缺席


文学史的写作有时是一种个人行为，作者的取舍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历史社会行为”，所谓的“历史社会行为”，就是说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总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或者社会的原因而造成文学史写作情况的不同。骆玉明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总结出两点认为：一，文学史是在大量资料缺失的情况下作出来的，是一种推测性描述；二，文学史是在社会文化不断变化下的反复性描述 。对于以上两点，笔者深以为然。另外，笔者考察了多种文学史后发现，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还存在一种忽略性描述，所谓的忽略性描述就是面对一种比较边缘的文学现象，文学史对其略而不提，即便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非个别现象。这种忽略性描述最具代表性、最能说明问题的个案便是现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旧体诗文创作（包括文言文的创作和旧体诗词的创作）的缺席现象。

一、缺席事实的考辨

笔者考察了二十三种现当代文学史，这二十三种文学史中，以较宽泛的眼光来看，有五种著作提到了古文学创作。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序里说：

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曰古文学，曰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

这一种文学史应该说是具有比较全面眼光的文学史，对古文学和新文学都作了详细的评点介绍，是值得推荐和推广的，但后来的文学史并没有沿袭这样一种组织体例，而是粗暴的放弃了古文学部分，让古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史中被动的、无奈的缺席了。除了这部文学史外，其他四部文学史提到了古文学，但却不是以文学的观点来提及的，而是因为政治标准而提及，他们是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冯刚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四部文学史中提到的古文学，包括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和天安门诗抄，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具有现当代古文学的代表性，除了毛泽东的个别诗词创作之外。在二十三种文学史中，有十八种只字不提现当代的古文学创作，我想这个比例是极其高的，这还只是部分调查。若将所有现当代文学史搜集起来考察，恐怕这个比例还要增加。应该说，文言创作和旧体诗词的创作，特别是旧体诗词的创作仍然具有其生命力，而现当代文学史家们将其无情的拒绝在历史的门外，那么造成这种古文学创作缺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与其说是古文学创作的缺席，不如说是那些文学史家们思想的缺席。

二、缺席原因的探索
   
一种常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消失了，这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喜好，也不是因为这种文学的衰落，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首先是白话运动的矫枉过正和反封建口号在文艺领域的滥用。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是古文学从文学史中消失最具分水岭意义的文化事件。胡适等一批新文化主将们将古文学打入封建载道工具的行列，极力推崇白话运动，并立即在全国掀起高潮。这其中洋溢着的五四激情，总不免矫枉过正，而古文学就是在这种矫枉过正中开始没落，它开始在文学史中退隐。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引言中写道：

中国现代文学，即指‘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期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它摒弃与封建传统文学陈腐内容相适应的僵死的文言文，而以现代白话文为语言载体，表现现代中国人对人、人民和民族命运的现代意识的观照。对自然、历史、人生的感悟和发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和情感方式。它以开放姿态面向世界，以变革精神审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外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从事自身的创造，从而形成与古代文学界限分明的崭新风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又一向被习惯称为‘新文学’。

白话运动的矫枉过正，让古文学与封建主义纠缠在一起，并以封建主义的名义将其打入天牢，永世不得翻身。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论说：

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份中，居于主号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

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站在了同一条线上，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对应的要求文学也要是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而被认做是封建主义的古文学就像被推翻的地主阶级一样，退出了中心舞台。所以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中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要求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那自然轮不到旧文学。当然，我们现在说古文学需要入史，并不是要否定白话运动，也不是对当时的救亡图存的文学表示不满，而是说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文学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视古文学。
除了五四时期以及后来的革命时期的历史原因造成古文学渐渐退隐外，后来的，特别是新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家对“现当代文学”的重新定义也是古文学缺席的重要原因。钱理群、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就明确说：“‘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潮、感情、心理的文学’。”那么，古文学就肯定是不在视野之内的了，在这样的文学史中，也谈不上什么缺席不缺席的问题了。而且，这样的定义也说明后来的学者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了，为了避免麻烦也就在前言之类的地方来重新加以规定范畴，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里更是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它是以现代汉语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感情及其审美精神的文学，在使用语言方面，与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达工具的古典文学是截然不同的。……20世纪的人文学者仍然有人使用文言文著书立说吟诗抒情，但现代汉语的美学规范已经作为主要的审美形式被确立。”可见，“现当代文学”即是“新文学”，在新一辈的现当代文学史家这里“现当代”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如此定义之后，再从时间概念上的“现当代文学”来寻找古文学的位子，那无异于缘木求鱼。现当代文学史家们给出了充足的理由让古文学在文学史中缺席。
那么，为什么现当代文学史家要让古文学在他们的文学史中缺席呢？文学史家的无意或有意的忽略同时也成为了古文学缺席的原因。某著名现当代学者的观点很能说明这些文学史家的想法，个人觉得荒谬之极，他说：

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体诗文）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也不是它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  

所谓有意忽略，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他们不谙古文学，无力研究。现在学术界的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我们对其古文学的修养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面对浩如烟海的现当代古文学作品，他们没有遴选的能力，没有鉴赏的能力，很自然地，他们怎么去写这样的历史呢？于是给自己一个理由，便舍弃了古文学。陈玉刚著《简明中国文学史》描述了整个1949年前的中国文学的历史，从先秦一直到1949，后面分成“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近代文学诗歌部分还在大谈龚自珍、张维屏、邱逢甲等的旧体诗歌创作，到了离这不过几十页的“现代文学”部分，可怜的旧体诗好像在中国大地上已被赶尽杀绝了，一丝都不被提及。五四以前的古文学，因为有许多熟悉其中纹理的人整理过，遴选过，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谈，可以谈得出脉络，写得出观点。而这以后的古文学，一些大家对其不加重视，没有大手笔出来扒梳整理，所以很容易被忽视。研究鲁迅的专家，不会注意他的旧体诗词的研究；研究郁达夫的学者，也对郁的旧体诗文不加阐发。对个别大家的古文学研究的缺席，最终也导致了古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整体缺席。

三、不应缺席的理由
   
   古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消失了，而它却是不应该消失的，最重要的一点原因便是：现当代的文言文创作和旧体诗词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学最基本的延续方式，它与白话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又具有自身的文学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我们的文学史家不应该粗暴的将其与现当代白话文学的关系截然割裂，更不应该对其视而不见。这是从外部的大理由来说。另外，从文言文创作和旧体诗文创作本身来说，现当代的文言文、旧体诗文的创作也是有理由占据文学史的一角的。
首先，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创作群体在现当代社会是可观的。这个群体的可观表现在多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写作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作者中心群体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基础，并且常年累月进行创作的，虽然他们不是专业的作家或诗人，但他们常常将这一兴趣爱好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因而也常会有自己的诗文集整理面世。特别是诗词集更是多如牛毛如：胡风《狱中诗草》、高旅《愿学堂诗存》、沈祖棼《涉江诗词》、张中行《说梦草》、钱钟书《槐聚诗存》、周太玄《周太玄诗词选》、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马一浮《蠲戏斋诗前集》、《陈独秀诗全编》、《郁达夫诗全编》、施蛰存《北山楼诗》、徐燕谋《徐燕谋诗草》等等，这些或是学术界名宿、或是新文学健将、或是革命家、或是教育家一生中都以诗词为友、与古文为伴，然后才有这样的集子的出版发行，这充分说明了旧体诗文创作群体的稳定性。除了具有稳定性，这个群体同时也具有承接性，一批老人离世，一批新人又加入进来，一而再、再而三，如此递进而无衰竭，从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到七八十岁的大学退休教授，都有一批爱好者投入其中，乐此不疲，虽然水平有高低之分，但热情却无大小之别。这个群体的可观还表现在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上，旧体诗文的创作并不局限在学校，也不局限在文化发达地区、更不局限在从事文科事业的人身上。创作旧体诗文的人的职业可能是公司职员、公务人员，也可能是医生、教师、干部，更可能是学者、教授、学生，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多样的，而且这些人中有些是工科的、有些是理科的、有些是学农的、有些是学医的，也不因专业不同而有所偏向，毕竟诗心人常有啊！
其次，旧体诗文创作的文体是丰富多样的，诗、词、曲、赋、铭文、骈文、散文、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甚至八股文都有存在（详参附件所列诸体文学诗文）。而且具体到某一种文体，其细化的体裁也呈多样性。例如诗歌，格律诗、古风、歌行等各体诗歌都大量存在，而且就我个人来看，现当代的旧体诗创作成就并不算低。
再次，旧体诗文创作与现代生活仍然密切相关。诗词的交际功能仍然在相对较广的范围流行，唱和诗作、次韵诗作仍然是一批诗歌爱好者的选择内容（具体作品可参看附件所列《银川唱和集》）；同时，旧体诗文不是拘泥于古，它在境界的开拓上，表现了现代情怀（详细作品可参附件所列《饭店铭》、《狱中杂感》等）；另外，旧体诗文在内容上，也同样反应当代社会事件，有反映国际形势的，如对伊拉克战争的描写与评论，非典流行病的评论等；也有反映国内事件的，如衡阳大火、马志刚事件、重庆井喷等都在当代旧体诗文创作中有大量反映，这种诗文作风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文的批判精神并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拘于一己私情，从而使得旧体诗文的创作，旧瓶新酒，颇具生命力。
复次，旧体诗文创作有自己的阵地，网络虚拟社区是其一，一般的综合性论坛都会设有诗词原创或旧体诗文原创版，供爱好者交流，这些网友中有初学者，也有颇具成就者，这为旧体诗文的交流创作了具及时性、广阔性的交流平台；杂志阵地是其二，如《中华诗词》等全国性的杂志，还有各诗词社团的自编诗词选等；传统的社团阵地是其三，一般以一个地域为单位，聚集一批对旧体诗词、文言创作有兴趣的人，成立社团，定期聚会，交流频繁，甚至形成具有趋同性的文风、诗风。
最后，现当代以来旧体诗文创作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鲁迅、毛泽东、吴宓、陈独秀、钱钟书、汪精卫、郁达夫、陈寅恪、林庚白、柳亚子、番光旦、沈祖棻、程千帆、高旅、陈永正、龙榆生、刘梦芙、钱仲联、叶嘉莹、缪钺、启功、周太玄、施蛰存、徐燕谋、唐圭璋等等。
从以上几点来看，旧体诗文具有充分的理由在现当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没有理由将其赶出“文学史“的视野，忽略了现当代的旧体诗文创作，就是忽略中国文学本身，是对传统文学的粗暴践踏，是对中国文学演化进程的强烈歪曲，对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没有益处只有坏处。

（注文已删除）

adang181017

旧体诗确实应该在当代文坛有所作为了,对于当代文学很难出精品,应该多用旧体诗冲击一下,强烈支持绝缘体兄的文章!
另:兄应该把楼上的文章改成3号字体,你可能没有关注最新的妙笔发帖要求

headmaster

现当代文学史（主要是现代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基本等同于新文学，而古诗词是旧文学概念，自然要排斥在外，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强调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自然依然要排斥旧体诗词，实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