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雨心香祭吴宓》的盲人作家张紫葛 附大家关注的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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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作家张紫葛（上篇）


  廖亦武
   
  　　采访缘起：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８４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１５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开始，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结束，共进行了７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　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４０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８４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　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　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９７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　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　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　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　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　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　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　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　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２０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　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　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５０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５６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５７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 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５７年６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密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　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　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我当过公安局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　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１９８３年的某一天，我们在成都民院门外的一条街上狭路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么？”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脸疑惑。
  　　老　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
  　　老　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屎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　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１９５７年底，运动已近尾声。１９５８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　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灌木丛。“明早７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　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劳改，不可能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河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泪雨心香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还会原路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　威：象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２５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时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　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某某，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栽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栽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乱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某某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某某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　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１９５８年的１月１９日，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从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　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　威：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　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　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５０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掇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　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戴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提舍房讯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象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掏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５７年４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任白戈书记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干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象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尔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
我是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天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１１４３，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　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　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１１４３，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２０００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　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象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远外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屎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癫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１１４３，这是监狱，放下你的教授架子吧。”
  　　第二天，组长乘放风，主动凑过来，叫我“张教授”，在那种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某某，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才放在哪儿都是人才，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　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　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某某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配合政府催人。
  　　老　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某某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就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某某农场，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材。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黄昏，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天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某某，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　威：说不定这刘某某是个诗人。
   
  　　张紫葛：我不清楚刘某某所犯何罪，但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　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１０个多月。
  　　老　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势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　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　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世代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　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１９５８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４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二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　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　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跪下，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帐，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　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　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１５年，有５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１９５８年的１１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　威：上诉期不是１５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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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其监舍组长刘某某“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他的叙述如下：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９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列队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偶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院中约１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转身回监，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毛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组长刘某某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某某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某某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神定气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要列队回舍，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某某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某某却死于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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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作家张紫葛（下篇）

廖亦武

　

采访缘起：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７０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７０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　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　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６个大队，每个大队辖４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５０００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　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　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　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７０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　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　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　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４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　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　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　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１９６０年８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着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ＸＸ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象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４个矿井，半山腰是３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１井和４井，２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２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１０００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公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车５００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１１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背２５０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软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　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５００到７００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　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１１４３？”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诺：“小人１９５８！”

   这个１９５８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众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１９５８回到号子，又一反众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手，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１９５８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应答：“１９５８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１９５８突然活跃起来。向ＸＸ干事立正报告：“１９５８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　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１９５８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４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毛，很吃香。

   １９５８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一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１９５８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２０斤打不住，却只算８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１９５８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１９５８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锇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１９５８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１９５８外出了１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１９５８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１９５８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　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１９５８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去。

   老　威：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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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毛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　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３０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　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冲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１２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１４小时——也就是今晚７点钟入洞，明早９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ＸＸ吨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象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会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象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耸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８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象积木一般塌了，人与炭搅一块，从搂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劂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３０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３０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３０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５０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　威：没得矽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　威：您是怎么渡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７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涝涝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１９５８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象一张扑克牌，不，象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某某某！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卵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某某某。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了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毬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某某某。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　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齑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　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　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１９５８。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１９５８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　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１９５８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１９５８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１９５８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１０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　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２０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１９５８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１９５８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１９５８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１９５８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１９５８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ＸＸ元。１９５８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１９５８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１９５８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为ＸＸ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　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１９５８，梦见被１９５８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　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被扣口粮，只能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医生ＸＸ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ＸＸ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犯人ＸＸＸ，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全身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１９５８已东窗事发了。

   老　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特殊农场。待遇极好。每人每月３６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３０００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１９６８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　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５００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象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ＸＸ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１０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宝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５０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两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柱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２００多公尺的深渊。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一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还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地滚下去了。那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宝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象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象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屎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　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干事与她同属一派。“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溲，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籁籁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

   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　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一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一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了，只见那大颗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一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一年多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２９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铐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躺地上装死狗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１９７３年７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４年。此时，母亲已去世，前妻早离婚，我靠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５５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１９７９年２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稍后，双目全部失明。

slcky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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