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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5日
食品卫生准入发布会发出消息：食品包装并非百分之百的干净卫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卫生监管司司长邬建平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具备起码的质量保证能力和条件，2006年质检部门对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和器具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我国现有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和工具等制品生产企业3700多家，其中普查中10人以下的包装生产小作坊多达1100家。”这些小企业设备简陋、生产过程缺乏质量控制手段，产品出厂时根本不检验，此外个别企业甚至用回收来的废塑料翻新成食品包装袋，用这种包装包食品，相当于食物在尚未入口时就已经被污染了。
邬建平：“劣质产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会迁移到食品当中，被人食用后在人体长期积累可能导致慢性中毒。”因此今后食品包装企业必须获得国家质检总局的审查认证。今天29家食品包装生产首批获得生产许可证。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卫生监管司副司长王红：“这29家企业取证以后会带动一些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够够脚就达到了，小企业就别进了，市场准入对行业是一种洗牌的作用。”
当前我国各种打击小企业的路数
所谓准入制度，又是什么已经被社会上认作是狗屁的什么QS标志。2005年7月2日该节目报道，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的规定，从7月1日起，市场上销售的冷饮、。饮料、膨化食品、方便面、散装速冻米面食品、饼干、罐头、肉制品、乳制品、调味品10类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加贴QS标志。记者在部分超市、便利店走访时发现，散装食品都没有QS标志。
国家质检总局相关人士透露，对于散装食品，由于没有包装和品牌，所以无法印制QS标志，而进口产品因为检验权在进出口检验检疫总局，也不属于QS认证的范围。但有业内人士认为，不能因此就放松对这些商品的安全检查。相关部门对散装食品的生产企业和流通环节也应该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和相关标准。
这么着，我们当然可以预期这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食品包装准入制度会是个什么货色。不仅如此，看看质检总局那俩司长个个都是恨人不死的架式，认为小企业必须要被排挤出去。原来，这个所谓的准入制度就是按照企业规模来采取歧视性方法，以强凌弱，而没有任何科学的成分。显然，无法断定的是，小企业未必是食品包装问题的罪魁祸首，大企业也未必就能够在问题上落得个青白。那些跨国公司巨头们还弄什么苏丹红、碘超标、转基因呢，中国的大企业能够怎么高风亮节当然很值得怀疑了。
其实，目前这种打击小企业的路数我们见的并不少。7月24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继出台一系列规定整顿钢铁行业后，发改委又开始出拳整治铜冶炼行业。21日，发改委公布了《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从投资条件、工艺装备、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以规范铜冶炼行业的投资行为，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该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对铜冶炼企业的资质做出了明确规定，规定铜冶炼必须符合自有矿山原料比例达到25%以上（或者自有矿山原料和通过合资合作方式取得5年以上矿山长期合同的原料达到总需求的40%以上），项目资本金比例达到35%及以上等条件。
据悉，在高铜价的刺激下，目前国内正在掀起新一轮的铜冶炼产能扩张浪潮。目前正在建设和准备上马的铜冶炼项目产能高达238万吨，相当于国内现有产能。一些业内人士对此颇为忧虑，认为如果任其发展，过不了多久，我国铜冶炼也将重蹈电解铝行业整体亏损的覆辙。据了解，目前我国铜的生产流程以铜精矿-火法冶炼粗铜-电解铜-铜加工材为主导。而现状是，加工能力大于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又大大超过铜精矿的保障能力，铜精矿资源和废杂铜都需要进口。统计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国内铜精矿的产量一直没有明显增长，保持在年产60万吨（含铜量）上下，按目前的发展态势，2007年底将形成近370万吨冶炼能力，远远超过届时全国铜精矿资源的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可能提供的铜精矿量。目前，我国铜矿山的生产能力也只能满足冶炼能力的40%。
不光是在金属行业，其他也如是。8月1日快讯，发改委等八部委即将圈定十大内资水泥集团，并在项目核准、土地审批、贷款投放上予以扶持。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加速水泥行业洗牌，进一步提高行业集中度。此前，八部委于4月13日印发的《关于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将选择10家国家重点支持和30家地方重点支持的大型企业集团，在项目核准、土地审批、贷款投放上优先给予支持。据透露，八部委将在8月20日召开落实《意见》会议，并出台具体措施加快水泥业结构调整。而在这次会议上，国家重点支持的十大水泥集团和地方重点支持的30～40家水泥集团名单将正式公布。
据悉，十大水泥集团的评定标准将不仅仅是产量，还包括业绩指标、发展潜力、在区域市场的整合能力和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比重等，但产量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据此估计，2005年我国产量最高的十大水泥集团，特别是安徽海螺集团、山东山水集团、浙江三狮集团、湖北华新集团、河北冀东集团和吉林亚泰集团这些区域龙头企业将极有可能入围，相关上市公司将从中受益。中国水泥协会常务副会长曾学敏表示，《意见》明确支持大企业集团发展，鼓励有实力的大型水泥企业采取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资源配置。因此，名单的确定有助于《意见》的进一步落实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同时，由于扶持政策只针对内资企业，国内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将取得一定的优势。
而在矿难频发的状况下，委府所干的无非也是关闭小煤矿，按照产量作为生死标准，导致各地煤矿纷纷虚报产量，甚至在客观上加剧了煤矿过度开采以达到生存线。这种方式，在结果上成为谋杀在煤矿的农民工的元凶。
中国难道最后只剩下大垄断企业？
对此，媒体也早有议论。4月6日快讯,酝酿了近20年却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反垄断法》，如今又面临新的变数。尽管《反垄断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立法计划，但据参与这部法律起草工作的人士透露，在最近一次草案修改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一章被整体删除。《反垄断法》或许将成为一部专注于反经济性垄断的法律。一般来说，各市场经济国家制定《反垄断法》的主旨通常在于规制妨碍竞争、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的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但是，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与其他国家常见的经济性垄断相比，中国的行政性垄断更为普遍，对市场竞争的危害也更大。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即便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属于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的现象，实质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或操纵的结果。
因此，自《反垄断法》起草之初，就辟有反行政性垄断的专章。此次，反行政性垄断这一被视为最体现“国情”的部分从草案中删除，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而且，就在《反垄断法》草案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现实中的行政性垄断经过多年整治，非但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变本加厉、日益严重的趋势。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石油、煤炭、钢铁等垄断程度原本就很高的资源性、基础性行业，近一两年来纷纷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实施强制合并等手段，排斥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有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再国有化”。在这场“再国有化”风潮的背后，明显可以看到行政之手的舞动。例如，2005年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规定，钢铁企业跨地区投资建设钢铁联合项目的条件是，普钢企业上年钢产量达到500万吨，特钢企业达到50万吨。同年发布的《成品油批发企业经营管理技术规范》，则从注册资本、油库规模、拥有加油站数量等方面，为中小民营企业从事成品油批发业务设置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编辑部点评道：《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争议最终以“改革消除论”胜出告终，这一观点主张为反垄断法减负，认为反垄断法应将目标集中在经济垄断，而不包括行政垄断。后者本质上由转轨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过渡性造成，也必须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来消除。与之相对的“立法规制论”则认为反垄断立法必须要注意中国国情，对目前非常严重的行政垄断进行规制。据说立法者最终考虑到对行政垄断行为规定其法律责任的操作困难，可能要对其单独立制，规定专门的制裁法则。但特殊对待行政机关的思路显然还是有悖于市场内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思路，行政权力独强是现在的国情，那么作为法律是应该选择顺应，还是改良呢，这是一个牵涉到法律自身地位的问题。
更为麻烦的问题在于，如此设立准入制度消灭小企业的做法，不仅有违社会公平，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就业，把吸纳就业最活跃的小企业置于死地。
同时，原本产品质量以及安全生产应该是采取科学合理的过程控制方式来达成，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通过衙门弱智到了只能按照企业规模来进行治理而进一步使得委府公信力荡然无存。
如果说以前对国有企业采取抓大放小的路数，那么现在当局则复辟和倒退，对小企业采取格杀勿论的凶险而残暴的手法，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是否遵纪守法，囫囵吞枣一锅端，还咬牙切齿地在公开场合数落着“10人以下的包装生产小作坊”，似乎委府希望看到的全都是庞然大物，即使是新型企业也要一步登天，不允许有成长的过程，从娘肚子里一蹦出来就得满腹经纶老成持重。
我们多么幸运，能够赶上这么一群父母官。
蒙牛合资让中国人胆战心惊
何必
2007年1月5日
蒙牛与法国达能组建合资公司。全球最大的酸牛奶制品集团法国达能与蒙牛乳业集团近日在京宣布，双方将共同组建合资公司，致力于酸奶等产品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全世界都在风行着企业并购的浪潮。国际上那些响当当的庞然大物们各自也在通过兼并来扩大着势力范围，甚至出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试图吞并欧洲股票交易所的举措，如果这宗交易获得欧盟方面的批准，那么将给当下企业并购的热潮带来历史性的转变。
非但是那些跨国公司之间在并购，跨国公司们也在盯住其他国家的企业。3月8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美国《商业周刊》日前撰文称，华尔街“狙击手”卡尔•伊坎宣布对韩国烟草巨头KT&G发起“攻击性”并购战，这一事件反映出外国投资者开始觊觎韩国公司经营权。《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外国资本企图通过公开买进大量股票获得企业经营权，这在韩国尚属首次。
其实，外资通过其他途径增持韩国公司股份的情况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投资者持有韩国上市企业股份的比例只有13％，如今这一比例已达42％。外国投资者在韩国大企业的持股比例更高，例如三星电子、KT&G和浦项钢铁的外资持股比例分别达54％、63％和68％。
瑞士银行韩国分部的研究人员预测，卡尔•伊坎之后将有更多外国投资者觊觎韩国公司经营权。文章认为，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公司的投资热情源于：（1）从所有权上看，很多韩国大公司都没有具备绝对控股权的股东，这让中小投资者更容易进入公司管理层。（2）从价格上看，韩国股价相对较低，只相当于2006年公司预期收益的10.2倍，而日本和中国香港分别为18.8倍和16.2倍。（3）从透明度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迫使韩国公司“清理门户”，其会计报告的可信度大为增强。分析指出，其实外国投资者已经从持有韩国公司股份上获得巨大利益。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觊觎
应该说，韩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保护要比中国人强悍得多。大概我们都会相信，假如199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并且受到毁灭性冲击，中国人大体上绝对不会像韩国人那样拿出自己的家庭财产交给政府组成国家力量来对付金融危机，我们注定没有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以前我曾经写过“韩国人领导新抗日战争”的文字，温铁军转发给了其他人。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当前中国人早就没有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沦为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心态里的人群。
当然，同样为远东国家，在文化和传统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银企交织官商勾结等等。但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对控股权看得很重，即使图有其表也在所不惜，更何况，各级委府对于企业的干预和控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中国企业的股价并不准确，资本市场不过是被操纵了的混水一潭，企业定价机制基本上还达不到市场最低标准，只不过是委府行政的私生子；而企业的透明度就更不值一提了。
可就算这样，中国的并购市场上也有着不让韩国的蔚为壮观，并招致外电居心叵测地好评如潮。据《远东经济评论》近日报道，中国的并购市场上的乐观派欣喜于中国并购市场的飞速发展。2005年中国境内交易及外商并购的金额为460亿美元，海外并购金额为70亿美元，私人资本运营资金正在大举登陆中国并购市场。先前一些不甚明朗的相关法规得到明晰，这也推动了市场的人气。中国政府也把国内越来越多的产业向外资开放并允许他们开展并购交易。每年约有4,000～5,000家国有企业进行了企业改制，剩余的国有企业还有135,000家左右。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许多行业都犹如一盘散沙。随著企业间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开展并购，行业的整合将带来广阔的并购机遇。而郁闷派—在中国从事具体操作的并购团队成员－则需保持谨慎。中国有四分之三的潜在交易最终还是化为泡影了。典型原因包括在出价上僵持不下、尽职调查过程中出现不愉快（如发现了隐藏的债务负担）和无力解决员工的相关问题。
此外，达成交易的并购双方在整合过程中进展不顺的可能性也很大。外国跨国公司的并购队伍一方面要负责公司在华业务的运营，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整合过程中遇到的文化、语言和经营理念上障碍。关于中国的并购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应对的好建议：（1）组建一个由海外和中国本土的精英组成的收购团队，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资源去完成任务。（2）留出时间对收购对象进行提前考察，确保收购对象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然后在尽职调查阶段要仔细审查，以消除潜在的隐患。（3）对被收购公司的员工表示尊重，特别是在重组过程中更要谨记这一点。（4）制定一个包括为重要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绩效奖励等措施的重组方案。另外，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为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联手参与国营企业的重组带来了新机会。随著私人资本运营资金的涌入、监管环境的改善、服务业等更多行业对外资开放，中国并购活动应该继续增长。
消灭中国各个行业中的排头兵
这种将中国并购市场新气象描摹得如此快意人生，却被中国人发现，外资到中国的所有并购，都在消灭中国各个行业中的排头兵，与此前外资热衷于建立独资企业的形态有着翻天覆地的本质性变化的是，现在外资通过对中国的那些在行业里举足轻重的企业合资、并要求有绝对的控股权，来击垮中国的民族产业，甚至像柯达那样不惜采取低价倾销的策略、而且通过中国的卖国贼们获得了在中国胶片行业的全部优先收购权，到现在中国的胶片行业已经全军覆没。而胶片行业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并不看中是否具有比如航天飞机之类的高科技，只是从胶片质量水平上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整体实力。可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已经不复存在，遑论什么提升质量了。这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巨大成果之一。
说道中国的乳制品行业，也未能幸免。5月11日快讯，5月10日，麦肯锡发表一份对中国乳业市场的调查报告，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乳品市场将翻番，达到2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但中国的乳制品行业里存在着中国特色的无处不在的黑幕，大量的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密布丛生。内蒙古那些著名的乳制品企业在从分散的牧民手中收集牛奶的过程里，就被媒体发现牧民为了提高被收集的几率而当着奶站的工作人员的面向牛奶桶里撒尿来增加液体中的一些法定元素，而此后的储运保管价格运输等等各个环节，也都形成了类似于黑社会控制的产业链条。
警惕外资腐败与冲击
中国奶业协会挺身而出，尖锐地指出：中国大量奶农因为复原奶的泛滥而陷入失去市场空间的窘境。奶业协会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复原奶加工企业往往都是从国外低价进口劣质奶粉，每吨奶粉到岸价格不过是1600美元；而国内鲜奶收购价格达到每吨2000至2200美元；按照奶粉复原比例1:8计算，合计到每吨复原奶的价格也就是200美元的水平，比起鲜奶来要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复原奶企业正是利用剥夺消费者知情权的手段，拒绝在产品包装上如实向顾客透露其中的真实成分，并借此牟取暴利。这种行径能不让人咬牙切齿？
IBM案暴露出，该公司通过其他机构向如今已被法办的前建行行长张恩照行贿22多万美元，索尼、安讯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突出表现出“洋腐败”的现象。来自国外的倒行逆施和在中国的无恶不作，是导致中国经济环境更为恶化的重要原因。
该报道提及，索尼（中国）为了逃避税负，隐瞒销售收入18亿元。外资企业在华发明、制造和引进了原本中国并不存在的各式各样的丑恶行径，远不是我们此前设想的中国就是个恶劣文化的密集胜地，外来势力是在中国潜规则横行霸道的情况下才同流合污那么简单，外资也从来就不是被迫接受罪恶的谦谦君子，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利用中国不负责任的改革开放而将人类骇人听闻的丑恶行径引入并扩散传染的罪魁祸首。
所以，从如此层面看，也许怎么着也不会在软广告所宣扬的层面上对蒙牛与达能的合资感到值得弹冠相庆，而更加领略到，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不下地狱谁下？
不能牺牲尊严以吸引外资
刘川
2006年11月9日
科龙案11月7日在佛山市中院开庭，即曝出赅人新闻：主要涉案人顾雏军当庭辩称，科龙2004年年报中有争议的5.1亿元销售收入，是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逼迫下加进去的，非他所愿。他主观希望对这笔销售收入不予确认。11月9日，律师严义明表示，受科龙一位股东的委托，将在一至两周内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科龙的数名独立董事及德勤提起诉讼，要求其进行相应赔偿。赅人之处，正是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德勤卷入其中，并有可能成为此案的另一被告。
但是，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如果德勤真的巻入会计造假的丑闻，中国真的会把它送上法庭，真正会将其绳之以法吗？我们的结论，基本上不可能。何故？试看另一则与德勤相关的案例。
2005年9月4日，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向上海黄埔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亦简称德勤）触犯《反分裂国家法》，在其网站中将台湾列为国家。谢百三教授要求德勤立即改正错误、并在媒体公开致歉，还提出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谢教授是一名社会学与经济学者，长期关注台湾问题，有相关专著，他对朋友与媒体强调，起诉德勤是希望其尊重中国法律，并给其它有类似问题的公司敲响警钟。如果胜诉获得赔偿，将把10万元全部捐助希望工程。
“其它有类似问题的公司”，包括不少在华有巨大利益的美国公司，如花旗银行、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集团等，在它们的网站上，无一不是把台湾与香港，独立单列为一个国家，这严重违反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显然，谢百三教授起诉德勤的目的，没有任何个人动机，完全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正义感与爱国情怀，而且他以法律的形式起诉，也是一种理性的、合法的行为，是一种以正当手段维护祖国尊严的行为。但是，上海的法院迟迟不受理此案，这即违背常理，也违背民意。
从常理上看，既然中国已经正式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有在华运营的企业违反该法，则有中国公民发现并提出质疑，要求循正常的法律诉讼程序，进行一场理性的纠错与赔偿，法院理应受理。从民意上看，根据新浪网的网上问卷调查，在谢教授起诉之前，就在2006年8月31日下午3时，已经28025名读者参与投票。投票结果显示：95.45%的网友支持谢百三教授起诉德勤的行为。对于“您认为德勤将台湾单列为国家是否是故意行为？”的问题，有81.7%的网友选择了“是”，而更有92.89%的网友表示对德勤的做法不能容忍。可见大家对这种行为的愤慨之情，德勤方面的确需要做出认真的反省。谢教授的起诉，是有强大的民间支持为后盾的。
更有甚者，中国政府处理台湾事务的原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台湾会计师团体也商定了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共同承认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各自独立的会计师团体，应遵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及亚太会计师联合会通过的决议，不得使用包含“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称谓。而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行之一的德勤，却公然违背常理、常情，违背两岸同业共同坚守的“一个国家”，搞一中一台，一中一港，这不是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公开侮辱，又算什么？那些“其它有类似问题的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大企业，他们这种公开的一中一台，一中一港，不是对中国国格的侮辱，对中国人民人格的侮辱，又算是什么？
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统一问题上作文章，这是一个十分严重、且不可宽恕的原则问题。即使美国自己短暂二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伟大的政治人物，也把统一当做头等大事。尽管美国第一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亲自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但在面临国家分裂，南方各州宣布脱离联邦，成立独立政府时，他毅然发动了南北战争。他明智地说过，如果部分奴隶制有助于统一，就采取部分奴隶制；如果完全废除奴隶制有助于统一，就完全废除奴隶制。在他看来，统一比制度更重要。他还认为，南北战争事关统一大业，与废奴无关。他的这些观点，均载录于美国的历史文献中。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从中小学生开始，培养他们的美国历史观，从而树立他们的统一观与统一的价值观。为什么美国的企业，热爱美国的统一，而不尊重中国人民的统一意愿与意志呢？但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他们内心深处只想在中国赚钱，并不想真正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真正的问题在我们自己。对这种有辱国格与人格尊严的外资，上海的法院却不受理起诉，据说，主要的考虑是担心影响外资在华的投资与运作，尤其这不是一起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美国的大外资机构的事实，兴讼一起，舆论哗然，则必引发外资以撤资相胁廹。如此推理，拒不受理此案，就成为委曲求钱的鸵鸟政策。中国解放，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下走向独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中国的政府还没有站起来，毛泽东主席缔造的“藐视一切纸老虎”的政府，那个带领中国人民找回自信、挺起脊梁的政府，却在开放改革的口号下，向外资低了头，放弃了尊严。
一个没有尊严的人，会被人看不起；一个没有尊严的民族，会被别的民族看不起；一个没有尊严的国家，会被别的国家看不起。中国经济上强大了，为什么尊严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崇洋发展为惧洋。如果我们盲目吸引外资，那是崇洋；如果我们牺牲尊严以求外资，那是惧洋。既然有惧洋的政府，德勤面临再度涉案，并被在中国境内起诉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果未来的事实如然如此，这就意味着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乃至所有外资，都可以在华任意造假，胡作非为，那么，中国人不仅脸面可能被随时牺牲，而且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欺侮中国人的日子也为之不远了。
请问各位：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吗？我们可以不要尊严地生活吗？我们可以看着自己的祖国主动放弃她的经济主权与司法主权吗？如果放弃了经济与司法的主权，我们的政治主权安在，我们的军事主权可以长久吗？我们还能算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我们还算是真正意义的公民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必须严肃思考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切身的问题。
当我们关注科龙案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顾雏军的命运故然关系到中国企业治理与证券市场规范化的问题，但德勤在中国的命运，则关系着中国国家与民族尊严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尊严换来外资的青睐。在尊严与外资之间，我们首选尊严，这是中国人的气节，也是一个民族的骨气。
民营企业家呼唤盼出现毛泽东！
施晓渝
2007年1月
starkling@163.com
邓小平不争论政策下的私有化的民营企业家一直在两难的境地中生存，要生存就不能规范，要规范就不能生存。要生存就要偷税漏税，搞血汗工厂，搞环境污染，搞矿难工伤，搞弄虚作假。很多民营企业主说，他们不搞点鬼，顶多是办工厂养工人。我相信大多数私营企业家也是在一直受到内心良心的谴责，带着生怕哪天会出状况出事的恐惧，带着哪一天人民会起来，政策会被收回，旧帐会被清算的恐惧在工作。邓小平不争论道路的私有化从来都是不健全的，是从官权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是从贪婪的官员的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出现注定要是和这个贪污腐败的体制打交道，和肮脏渥龊的官员们打交道。邓小平不争论政策下的私有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没有法制保护下的市场机制，非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化像是在做暴政下的大逃亡，能捞点什么算什么，短期行为，从饿狼口中取食，干出些伤天害理的事也不是意外之中。
我也算是个小民企主，我在浙江天天和民企主打交道，我常喜欢调查，我敢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私企主没有一个是相信政府的保证的，他们是深知人民起来的利害的，绝大多数私企主是一点发展的安全感也没有。胡德平，汪洋，刘延东最近惶惶恐恐的接二连三的表态不会追究富豪们的第一桶金，要继续搞不争论发展，私企主，民营企业家会相信他们吗？从人民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最懂人民，他们是要人民的保证的，要的不是几个官员乃至中央的和强行通过的物权法的保证。
所有在逃犯都是惶惶不安的，最后坐进监狱反而安定了，胡德平，汪洋，刘延东就像这些惶惶不安的罪犯，越着急越想说，越说越说不清，反到更加暴露其虚弱的本质。我还是奉劝胡德平，汪洋，刘延东，你们还是不要做惶惶恐恐的辩争了，你们还是干脆坐进人民的利益的监狱，人民舆论的监狱里去寻求你们的安定吧！
决战时刻已经来临
从胡耀邦之子，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德平，到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一级比一级高，都逐个挨次地表了态：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对富豪暴发致富的”第一桶金“决不清算！继续坚持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方法，并要用历史来证明这条道路是走对了的！
真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呀！各种报道证明了他们的讲话获得了富豪们欣喜若狂的掌声！
若富豪们发家没问题，那这些大官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若富豪们发家没问题，他们会这样激动拍手？若没有问题的民营企业家又着急什么？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有没有问题，官再大能压得住历史的评判？
我们左派也感谢他们的声音，他们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人民的呼声太强烈了，全国人民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已经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们要用他们的职位来讲话，来来维系他们所走的，正在走的，并将继续走的邓小平的道路。
近来听得一民谣，说政治局九个常委是：两个干，三个看，四个捣蛋，胡温一直想走达到和谐社会的道路，但毕竟势单力薄，讲了半天，有利于民众的工作被软拖硬磨的偷换掉，如三大问题，纠正改制的错误，纠正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的错误，解决失业和弱势收入太低的问题，被官权一点一点的化解，而有利于权贵措施则被如雷如风的响应，我不知刘延东的讲话是否征的常委会的同意，但总觉看来胡温已经不行了，作为策略理解也太费思了，剩下的只有靠人民了。
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多的高官出来为富毫说话，我们不知会不会还有更高官位的人出来说话，但确信同类的表达力度会增大，总之与民间的呼声对立比强度的态势已确立。看样子邓资派已在竭尽全力疯狂反对朗顾之争以来形成的民主浪潮，他们利用胡耀邦的威信，利用专政赋于他们的权力来反对人民的呼声，他们这么大胆与胡温一直不敢启用体制外的民间力量有关。胡温虽然努力，但仅做了：免农业税而被猛涨的生产资料费而吞去，加了退休工人的工资却被飞扬的物价反多拿走，敲掉了陈良宇又被贬为权力斗争，就是说邓资派给了胡温的面子而拿去了胡温的脑子，和谐社会又被念成了一小撮人致富的歪经。富贫差距在加大，国资在流失，国企在被私吞，三座大山在重压，贪污腐败，血汗工厂，矿难工伤依旧。人民苦呀，没有权力的人民能有什么办法？能做什么？哀求当局呀，给弱势一点出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灭亡，76年的“四五“，就在眼前，决战的时刻到了！
为吴莹莹辩护
郑现莉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内容提要】如果社会就业状况良好的话，北师大校方和某些部门也就不需要炒作一个象吴莹莹这样的人了，即便炒作也不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共鸣。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指责的话，愈益不公平的财富占有，以及凭借“自由市场”之风蜂拥而入的国际资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对吴莹莹这样的个体则应该宽容一点，记住，她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受害者。实际上这次是中宣部出了丑，很有可能是多年来都没有过的，它本来想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推出这样一个“就业明星”的，但显然失败了。
“吴莹莹事件”越来越成为了一场闹剧。
2006年12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该校大四年仅21岁的学生吴莹莹被“国际著名跨国公司”TopCoder聘为亚洲区执行副总裁，年薪50万，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总裁。而且，她还拥有100项发明，其中有3项国家专利，拥有计算机界著名的编程比赛ACM（美国计算机协会）的亚洲区总决赛银牌，是世界顶尖机构ACM主席团第一个中国人，同时还是10多年舞龄的“舞”林高手。
在目前大学生就业的关键时刻，她的这一“高大全”的形象迅速窜红，立时登上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俘虏了众多的网友fans。但是，仅仅过了三天，她就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首先，吴莹莹从来没有说明过她的100项发明都是些什么，3项专利中的两项属重复注册，另一项申报并未通过；她参加第29届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总决赛银牌曾被追回。14日，北师大校方也公开承认，100项发明没有核实过；多个重量级的职位和活动有夸大的成分，比如她并不是著名学术机构ACM主席团的成员，而是ACM赛事组委会主席团的助理，而所谓的“著名跨国公”TopCoder在美国总部只有不到100名员工，在北京办事处更是只有吴莹莹一名员工。
吴莹莹无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尽管不象宣传资料中那样，否则北师大校方和有关部门也不会拿她来炒作。吴莹莹的个人品质毫无疑问也有一些瑕疵，对于一些虚假宣传她采取了配合的态度，不过设身处地为她想的话，一个就要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巨大的荣誉和现实利益面前，想要把持得住也确非易事。就是校方和有关部门也是抱有一些美好愿望的，希望借助于这一明星改善一下大学生就业的环境。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炒作即使完全真实，最多也不过对北师大的毕业生有一些帮助，而对于全国其他高校的毕业生毫无意义，甚至还会加重他们的就业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吴莹莹成了校方和某些部门的棋子，她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毕竟她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愿这一事件不给她的人生带来太多的阴影。
事件背后的“就业狂想症”
在这一事件的讨论中，如果我们只是得出吴莹莹抑或是北师大校方有意欺骗公众、道德品质有问题这样的结论，众多新闻报道的版面、广大网友的时间精力可就真的被浪费了。这一事件其实折射的是目前北师大乃至全国大多数院校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
北师大是我中学时代非常向往的一所学校，很早就知道她有很悠久的历史，执师范类院校之牛耳。在我的家乡河南，只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才有可能考得上。近年来，很多地方高校毕业的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一次会上就表示，200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413万，其中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如果说以前这种情况还局限于地方普通院校的话，现在竟然连象北师大这样的名牌高校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却是值得重视的。据《法制周报》记者了解到的消息，北师大毕业生想留在北京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奢望，就是吴莹莹同宿舍的其他女生“全都没找到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和某些部门患上“就业狂想症”也就不能理解了，无怪乎北师大校方为什么会这么卖力的配合有关部门推出吴莹莹这个“就业明星”了，也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受到媒体和网友的追捧了。
我们所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指的是找不到与他们所学的知识、所期望的工资收入相匹配的工作，随随便便找个吃饭的门路还是很容易的，再不济他们可以象农民工一样进工地嘛，毕竟农民工也没有在城市里饿死。但大学生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就业观念”有问题，也不光是所学知识得不到发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上大学所进行的投资不能顺利回收，并进而得到相应的“投资回报”。
进工地打工有初中文化程度就足够了，我儿时的一个玩伴只有小学程度，16岁到北京进工地，逐渐学会了水暖安装，现在每月能拿到1500元以上。从高中算起，到大学毕业需要7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如果他不上大学而选择打工的话，他可以为家庭带来近7万元的收入，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成本。再来计算现实的投入，高中三年学费、书本费及个人生活支出共计按1万元计算，大学四年每年总支出按1万元计算的话，从上高中到大学毕业，支出不低于5万元。再加上机会成本，学生家庭为每个大学毕业生付出的代价超过10万元。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来说，依据笔者多年的调查了解，四口之家全年总收入不超过1万5千元，扣除各种必要开支后，剩余不会超过一万元。也就是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农民所付出的代价超过家庭在10年内省吃俭用所结余的总和。
再从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来考察，在毕业以后的10年内，特别是男生面临着找女朋友、结婚、买房、生孩子、送幼儿园、医疗、赡养父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供给品的价格在市场化改革中节节攀升。社会逼迫他们接受低工资、低福利，其实跟让他们断子绝孙差不多。试问，在北京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固定住所而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的？笔者的一个朋友，2000年北大哲学系博士毕业进入中央某机关，目前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但一方面属于清水衙门，另一方面为人正直除工资外没有别的收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去年才结婚，和爱人住在地下室里，至今34岁了还没有生孩子的计划。不难想象，象他这种处境的在北京还有多少。
我们也可以想到，那些动不动就呼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的专家学者们，内容是多么的空洞无物，我还是奉劝他们有本事的话还是先去转变“投资要回收、要有利润”的观念吧。凭什么“有钱人”投在其他行业的资本就能得到利润，而底层民众倾全家之力投资在教育上就不能呢，甚至连成本都不能收回来？
警惕“素质差”的论调
这种情况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还很低的今天出现是很不正常的。从1998年到200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提高到19％，刚刚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而高等教育普及率（即在校大学生占19—22岁人口比例）只有大约10％，排在世界90位左右。由此可见，能够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在我国人口中还是属于高素质人群的。如果真的存在“素质差”的问题的话，也是由于一方面高校的市场化改革，把学生当作赚钱机器，另一方面就业形势紧张，学生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造成的。在这之前，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上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实践证明他们是可以很快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的。
但是，一些主流“专家学者”却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他们“素质差”，更需要警惕的是，某些部门企图通过炒作吴莹莹把她树立为一个典型，继而把就业困难的原因归结到大学生群体自身上。这种炒作只是为这些人增加了一个新的论据而已，“如果你们也象吴莹莹那么优秀的话，还会担心找不到工作吗？”但可惜，这样的论调并不能解释目前的就业危机。
其实，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各个个体在适应工作的能力也即是“素质”上都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只会影响到个体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只可以解释哪些人可以就业，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总会有那么多的人不能就业。以2006年为例，“素质”高的毕业生自然可以找到工作，跻身当期就业的289万人行列中，而素质稍差一些的就不能当期就业。这只是表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只能提供289万个适合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岗位，而其余的学生要么选择待业，要么被迫选择低收入的工作，尽管他们的“素质”比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个人能力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不仅对他个人是浪费，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能正常回收和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情况是不能用大学生群体“素质差”来解释的，这就象是一辆只能承载30人的汽车，却有50人来竞争，不管这50人的“素质”怎么提高，总会有20人不能挤上来。个人素质之间的差异只能解释谁能挤上这辆汽车，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总是有20人挤不上去。
谁该承受指责？
因此，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分析仅仅局限在教育范围内是得不到答案的，而必须深入到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中，才能找到为什么只能提供289万个岗位，而不是413万个。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大学生就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已经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正是这两大问题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就业越来越难。
其一是我国目前严重贫富两极分化，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透露，中国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在我国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政治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另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造成的。
其二是国际资本掌控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对外开放行业，压缩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市场空间和资源，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我国企业利润越来越薄，无力进行技术研发，依附地位日益加强。
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要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必须从解决这两个问题着手，一方面节制权力、资本，减少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保护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则必须加紧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发展自己掌握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限制国际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留在国内，改善底层民生，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就业。
如果社会就业状况良好的话，北师大校方和某些部门也就不需要炒作一个象吴莹莹这样的人了，即便炒作也不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共鸣。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指责的话，愈益不公平的财富占有，以及凭借“自由市场”之风蜂拥而入的国际资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对吴莹莹这样的个体则应该宽容一点，记住，她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受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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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9 10: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