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王东京/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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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作者：王东京  
　
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而不能仅做“黑板经济学家”

拿破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聪明但喜欢走捷径的人，最好去当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让他去当参谋；不聪明、爱偷懒的人，可以去当传令兵；但勤快、愚蠢的人，最好什么也别让他做。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要按拿破仑的说法对号入座，那么经济学家应该努力去扮演“参谋”的角色。

经济学家既然要当“参谋”，就要研究现实、服务现实。如果脱离了实际，顶多是一个“黑板经济学家”。当年，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学了一肚子理论，言必称马列，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因为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相比之下，毛泽东没喝过“洋墨水”，他的马列主义，不仅是从书本上学，而且更注重从实践中去总结，结果被王明说成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反而管用，反而能救中国。

我认为，对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启示。我国现在的经济学，无非来自两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但不管哪个方面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也应当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土壤，致力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努力成为“山沟里的经济学家”。

其实，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的经济干预政策，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戴上了枷锁，针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登高一呼，阐述了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的主张，从而为资本主义松了绑，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不过，再伟大的理论，也包容不了不断发展的现实，到1929年，纯粹自由放任的政策，走到了它历史的尽头。大危机的风暴席卷西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萎缩、经济凋零，资本主义制度临近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样的时刻，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挺身而出，开出了一剂医治危机和失业的“药方”，使资本主义起死回生，凯恩斯本人也由此成为拯救西方世界的英雄。

然而，凯恩斯的“药方”，同样不能包治百病。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政策的“后遗症”开始发作，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局面。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以拉弗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设计出一套以减少税收、稳定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这套纲领，帮助里根赢得了1980年的大选，并为里根执政期间医治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在美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里根经济学”的时代。

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回顾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卓著，展望未来，今后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横亘在我们面前:经济周期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全民族的事情，每个人都应为此尽一份力。中国的经济学作为当今的“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以经济研究为职业的群体，更应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选择的方案。因此，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只描述经济现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对症下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这个不行，那个不管用，还要说明怎么才能行，怎么才管用；不能只埋头在书斋里，钩沉索隐，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还要投身到现实中，有的放矢，拨云见日；不能只做事后诸葛亮，单纯地总结教训，还要做事前诸葛亮，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一句话，中国经济学家不仅要“看病”，而且要“开药方”。这是经济学的传统，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有一句名言:“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个类比:中国现代化的规律——这是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在山叠嶂、水纵横的经济改革之路上，中国经济学家要拿出顶风冒雨的雄心，舍我其谁的气概，秉承经济学的传统，真正肩负起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王东京/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