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看经济学变革的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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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陈平

2006年12月5日

   内容提要：“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凯恩斯革命的新浪潮。他们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他们自上而下设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导致苏东（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大幅下跌。中国和苏东转型实验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均衡学派与非均衡演化学派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争论。转型萧条的惨重代价，使我们加深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例如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同理论。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关键词：不稳定性 复杂性 非均衡 转型萧条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89年的一篇名为《华盛顿共识》文章中提出的，文章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以全面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

　　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化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浪潮，加上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七十年代所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

　　学术界则追随宏观新古典学派卢卡斯所倡导的、对经济学中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把公认的市场失败例如失业，犯罪，家庭瓦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经济现象也看作大众理性选择的结果，否认政府和民间社会对市场监督与干预的必要性。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包括理性经济人假设、有效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产权至上的制度经济学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象牙塔经济学中的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

　　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的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的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了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的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八十年代降了一半，东欧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陷于大幅度的倒退。乌克兰的GDP比1989年下降了60%，俄国下降40%，波兰经历大幅下降后放慢私有化速度，经济逐步回升，也仅比1989年增加约20%，算是东欧最好的转型。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与此同期，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们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就出现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次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兴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而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经济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的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1000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的危害更大。理性预期理论断言公众可以精确预测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向，政府的宏观调控除了想愚弄百姓之外不起丝毫作用。实践经验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却往往导致公众的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会导致持续的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线性供求理论否认多均衡与经济周期的存在，认为价格上涨会自动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产品供应增加，从而自动达到市场均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而宏观需求下降，银行危机严重，投资环境恶化，财政赤字大增，货币进一步贬值，造成恶性循环。

　　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会转型期的动荡。

　　预算硬约束的保守财政方针，更违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获得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面临严重失业的萧条时期，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大量裁员，使危机雪上加霜，根本动摇民众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治国能力的信心。

经济学变革的潮流和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在华盛顿共识的惨败之前，经济学内部早已从各个方面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均衡理论提出一系列的批评，广泛的质疑来自心理学、信息经济学、试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博弈论、非线性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等，直指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但未形成可替代的系统理论。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能整合各派理论创新的新规范了。

　　八十年代兴起的复杂科学，为整合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到经济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在发展复杂经济学中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主要的发现是：

　　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现象的研究，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否定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理论，证明了产业结构和金融中介是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表明“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三大组成部分，才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

　　演化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否定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证明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是有上下界的，所有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动物，个人的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为理解劳动分工中的合作与利他行为奠定了基础。

　　我们发现，理论生物学的竞争理论可以用于描写经济增长与产业兴衰的动态过程，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设备过剩与经济波动的根源在经济创新。市场份额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劳动分工的网络化市场的无序竞争或完全竞争只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均衡陷阱。有限生态资源下的适度竞争是产业政策的核心。

　　技术更新的运动形式是小波(即产品周期)，不是周期运动或布朗运动。任何新技术的研发初期风险极大，主要靠政府或非赢利部门的支持进行基础研究。只有技术进入可应用阶段，专利垄断的适当保护才促进科学研究向市场应用的转化。但到技术成熟出现垄断的后期，则应限制专利权的时效，打破垄断者对新技术进入的障碍。不加分析地鼓吹保护产权，甚至将教育与科研不加分析地私有化，将严重损害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

　　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耗散结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的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的自由化的理论，为维护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适当平衡、创造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条件树立了理论依据。

　　应当指出，目前的企业理论是个黑箱，要理解企业的结构，演化，创新和战略，必须超越合同理论的静态观念，引入生物学的竞争观念，研究非对称信息和非对称实力下的竞争中产生的权力结构。这就需要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引入经济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与数学方法，但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有意无意地掩盖社会财富不均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经济波动。数学上过于简单的线性、均衡和稳态的模型无法理解经济运动的复杂性，必须上升到非线性、非均衡、非稳态的方法，深入研究经济的结构、历史与复杂行为。

　　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法的对象。但是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眼光，还停留在推广西方经济学，而非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新的经济学革命中，整合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智慧，进入世界经济学之林，对人类社会做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原载《经济研究》2006 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陈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通讯地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pchen@ccer.edu.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感谢众多经济学家在多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建设性批评，尤其是Joseph Stiglitz、JamesGalbraith、Hans?Walter Lorenz、Guido Buenstorf、Charles Goodhart、林毅夫、胡永泰、崔之元、刘昶、史正富、张军、陈志武、李维森和李华俊等有益的讨论。感谢中国科学基金会70471078号拨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1工程和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