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周年的思考

帆帆

作者：丑牛   文章来源：工农之声


不能省掉的“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周年的思考



丑牛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去年底发出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到今天，已整整一年了。

一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实搞得红红火火，一批又一批的新农村示范工程拔地而起，引来了无数的参观者和游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受到农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也有搞成了形式主义而受到农民群众的批评和反对的。

成功和失败的背后，都有一个正确或错误的指导思想在支撑。我想，就一年来，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指导思想来进行比较、思考，这对来年的工作是有益的。

（一）“三农”问题从何而来？怎样解决？

比较系统地提出“三农”问题的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李昌平，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用三句简短的话来概括农村的状况——“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三句话，真是石破天惊，揭开了从1984年中国推行大包干后一片大好形势的盖子。尽管李昌平为此而丢掉乌纱、流浪他乡，但“三农”问题却一下成为政坛和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最终被列为党在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和农业，应“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这话讲了不几年，农业不仅没有一个飞跃，有一些前进，接着就下滑，跟着就产生了“三农”问题。

李昌平在他写的书中，只提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提出“三农”问题如何产生，如何解决。他的导师、恩师，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大权威杜润生老先生在为李昌平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却讲得十分明白：

“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真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

“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

“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使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

杜润生老先生的这种思想，由于他的权威地位已经成为今天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想，最后一段关于建立农村公共设施的一段话，几乎成了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指南。

在此同时，有位全国人大代表，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向人大提出了一条建议，题目是《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点建议》，他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我为什么强调‘重新明确’四个字，是因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改革，在经历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国农村发展大致走出了两条路：一条路以家庭承包为主，‘各搞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这在全国是绝大多数；另一条是以集体经济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家庭经营几乎为零，走这样发展道路的村庄……按占全国农村比例来说，是极少数”。

“我们只要将两条路下的一个绝大多数和一个极少数稍作对比，就不难发现：‘三农’问题，就恰好出在绝大多数身上，而其余的极少数不仅几乎没有，反而在全国农村和当地农村还十分出类拔萃，如河南的刘庄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苏的华西、北京的韩村河等”。

“我认为，现在应该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的时候了。这个问题虽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农村还是要走以巩固壮大集体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要明确这是一个总基调和总原则”。

尽管杜润生先生把“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提高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的《解放黑奴宣言》的吓人高度，但中国的“黑奴”们很少有人来响应，倒是不少“大包干”的农民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重走发展集体经济之路。

9月26日《文汇报》发表了中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的文章——《新农村建设要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经营》，把叶昌保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成一个统一体来看待。他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集体经营，当成是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过去，强调了前者，今后，“要切实做到农村各类集体企业同市场经济的充分衔接和融和，从产权制度上促进‘三农’难题的解决”。这就避开了“道路”之争，而又赞同了发展集体经济才是解决“三农”难题之路。

这是国内一位权威理论家对一位小村官呼声的赞同和支持。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同解决“三农”的问题一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着指导思想上的分歧：主流学者的意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要牵涉到农村的经济体制。主要由外力来推动，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来着手，理论根据是今天应该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另一种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的应该是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经济。主要应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一年来，有一些典型事件反映出了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

1、小岗村人访问南街村之争

去年的《新华每日电讯》报用通栏标题报道小岗村的“一场新的革命”——《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导语是这样写的：

“28年前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开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历史性变革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革命——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这一事件引起了众多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的关注、不安、惊叹和愤怒。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党国英专家，他在南方某报发表评论说：

“著名的安徽小岗村的领导人在走访更为著名的河南南街村时，表示小岗村将结束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在我看来，小岗村的领导人有些迷糊。”

“其实他们应该看到，全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全世界发展最好，数量最大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可是他们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也许他们以为那是不可学的，于是就学南街村的榜样”。

“我以为小岗村人还是三思而后行比较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按我的判断，南街村这样的村庄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要实行产权改革，建立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到了这一天，小岗村又怎么办呢？”

党国英先生这种判断，不仅对小岗村人有些横蛮和无理指责，而其对南街村人的判断，却是偏执加妄断，只不过给南街人落下一个笑柄。



2、是华西还是首尔

为配合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新华社发了长篇通讯《扎根土地的旗帜》。文中透露：为了最终实现全国富，华西村将每年邀请全国一万名农村干部举办交流学习班。

这样好的机会，可有的地方却另作图谋。据网上报导，全国各地将有35万名公务员到韩国去学习“新村运动”。第一批去了之后，花了几百万元，什么也没看到，可仍然有人“前赴后继”。这使得《参考消息》驻首尔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学韩国新农村，何须成群结队》。文章中说：“新村运动已经时过境迁，现在的韩国农村已难觅‘新村运动’其本来的踪迹。而且，今天韩国的农村依然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他们整天为外来廉价农产品进入其市场发愁”。可能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些领导者们，还在赶“韩流”的浪潮，引起韩国有关方面不少的麻烦，如是在十一月五日的凤凰电视上，报导了前领导“新村运动”的韩国总理李寿成的谈话：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已经时过境迁。中国有些地区的农村情况比韩国还要好一些。

这样大规模他去外国学习新村运动，除了是趁机旅游外，恐怕很重要的一条是，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同于韩国的新村运动。这正是上面提到的党国先生教训小岗村人的高见：全世界最好的农业是家庭农场。这真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3、跳出“三农”抓“三农”

今年春上“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长吕祖善说：“新农村建设千万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跳出‘三农’抓‘三农’”。吕省长的这番话，确实是至理名言，说到解决三农难题的要害之处。

由于浙江的地理环境优势，大部分农民已经跳出了“三界”外，飞上了“九重天”，有名的义乌国际大市场，就是由农民组成；诸暨市山下湖边的国际珍珠大市场，全是农民组建；至于温州就更不用说了，温州农民遍天下，没有人宣布给他们“国民待遇”，没有人宣布解除城乡的二元结构，他们却比一些大城市的人飞得更远，活得更神气，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小块土地，却怎么也捨弃不了，成为他们漂泊天涯的根基。

就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来说，跳出“三农”抓“三农”，也应该是一句至理名言。现在能够拿得出台的新农村样板，几乎都是“跳出‘三农’抓‘三农’”建成的，华西、南街、半壁店、七里营、大寨、洪林、官桥八组……。这些村庄里真正的纯务农户已经很少很少了，大多只占到10%以下。这比杜润生老先生所设想的从70%下降到20%的比例，还要小得多，不是农民往城里搬，而是农民把自己变成了富裕的“城市居民”。不是如杜老先生没想的那样漫长，数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们反而向城市吸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南街的农业早已机械化、现代化了。每到农忙时节，工农商学兵，各行业领导干部都到田间去。党委书记王宏斌总是第一个开着拖拉机，康拜因进到庄稼地里。南街村已没有工农差别，分配政策还向农业劳动者倾斜，他们的待遇要高于企业劳动者，理由是，他们最辛苦。你在哪里去寻找这种“和谐社会”呢？赞扬资本主义国家家庭农场的党国英先生，不妨去南街看一看，比一比，然后再作论文。

一方面要求建立规模化的现代农业，一方面又宣布家庭联产承包制永远不变；一方面要搞近代的信息化、产业化、一方面又要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真叫人弄不懂，一些大官们和一些大经济学家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儿的。

4、为何要“言不及义”！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中，人们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忌讳着“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在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件公布后，新华社很快地发表了华西村的长篇通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旗帜，这个主题是好的，文字也很感人，发表也很及时。但通读全文，又感到作者似乎在有意避讳着什么？比如，从题目来看，叫《扎根土地的旗帜——记优秀共产党员、农民思想家吴仁宝》。吴仁宝只是扎根土地的农民思想家么？华西的成就只是“扎根土地”么？这和吴仁宝历来说的话有差别，和华西多年的实践有差别。2001年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吴仁宝在奖励优秀工程技术人员的表彰大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信仰共产党决不含糊，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他在讲说中说道：“华西为什么能发展呢？因为我们有一个信仰，就是信仰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集体”。及或在《扎根土地的旗帜》中，吴仁宝也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我们一生中可能不会实现，但我们一生中可以去实践”。华西人的奋斗历程，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

湖北省最早树立的四个典型——洪湖市的洪林村、嘉鱼县的官桥八组、保康的尧治河、圻春县的九棵松，都是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起来的，但在报道时，都回避了这一灵魂。嘉鱼县官桥八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报道村，阵容强大的中央新闻采访团曾来这个村采访，中央、省、市领导曾来这里视察。《湖北日报》记者以《官桥八组：新农村的一个范式》为题，集中摘发了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领导对嘉鱼官桥八组的“解读”如下：



某中央政治局常委：

农村党组织带领大家致富，在群众中才有威信。

某中央政治局委员：

发展有持色的优势产业，值得全省学习。

省长：

看了田野集团，这么大的发展规模不容易。

省委副书记：

官桥八组是新农村建设的典范，是领头雁。

市委书记：

八组有今天，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县委书记：

从官桥八组的实践来看，建设新农村最关键在于生产要发展。

也许这些“解读”，只是记者根据自己的报道意图而摘取，但这也代表了一种舆论倾向：淡化“社会主义”。

谷城县的五山镇地处鄂西北的偏辟山区，那里的新农村建设搞得好，省里有关部门还在那里开过现场会，还以这里的新农村建设为题材，拍了电视剧。走进五山镇，真是进入桃花源，别有天地。虽是崇山峻岭，却是层嶂叠翠，远的是茂密森林，近的是漫坡茶园。一条条蜿蜒公路，穿越在万顷绿波丛中，一座座村庄，干净、整齐、宁静，公路边，时不时出现古色古香的茶楼、酒肆。

原来，这些村庄、茶园、森林、公路都是在90年代初随着集体茶园的开垦，制茶产业的开发而兴建起来的，如今各级茶园都卖给私人老板了，连当时兴建起来的“玉皇剑”集团公司和占地十多亩的茶叶市场，也一一卖掉了。今日新农村是昔日茶产业兴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人们很少去介绍这样一段过去的辉煌。我曾找到当时镇里的负责人，请他谈谈怎样建设起了五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却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过去，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呢，人们把它改了，叫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社会主义’。”我很难判断，他说这话是赞成还是讽刺。但可以回答，人们在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新农村”。

难怪人们今天已经习惯用“新农村建设”来代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可以省去的么！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么！？

转自《工农之声》http://www.gnz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