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扁平的？社会是M型的？

equality

[摘要]世界正在走向扁平化过程中，社会则正在走向M型。全球化加速了社会走向M型。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非常艰难的探索。

　　（世经评论·北京）2006年即将过去。在我看来，2006年人类最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应当从本年度的两本书说起，这就是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L·弗雷德曼的《世界是扁平的》和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在《世界是扁平的》一书中，托马斯用“扁平”阐述了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全球化特点，以及新的技术革命对我们时代带来的深刻影响。而《M型社会》则观察世纪之交，日本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两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而且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同M型一般。如果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的观察是成立的，那么，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回答，而且必须回答。譬如，我们的社会是否呈现两级分化，为什么？其他国家是否存在类似现象？这个扁平的世界与M型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认真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关系到我们对当前人类面临挑战的认识程度，也关系到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哪里着手。
　　
　　一、贫富差距问题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
　　
　　全美发展银行执行副总裁南西·博德塞奥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150年有余，全球不平等在不断加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通过对历史和当代的分析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公平。贫富差距问题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危及人类生存。在这些不平等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尤为突出。斯塔夫利阿诺斯发现，在过去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这些不公正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自1800年以来，世界上的财富在不断向富人手里集中，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这样的。
　　
　　2006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德·博斯腾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一书中提出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等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回顾过去二百多年人类走过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社会不平等不仅发生在贫富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过去二百年，贫富差距、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增长而缩小，相反，却在不断扩大。“社会观察”——一个国际反贫困组织在其200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自1991年以来，财富正在由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低消费基础上的”。其实，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年度报告就指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这份报告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揭示每年从贫穷国家流向富有国家的净金融资产达2000亿美元之多。
　　
　　最新调查显示，日本人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担忧，因为日本的贫富差距在加大。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74%的日本人认为贫富差距在加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中的美国贫富分化状况呈现出两种不同趋势：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相对地位稳中有升，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占人口极少数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远超其他人群。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美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加剧趋势，这与美国自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收入平衡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英国、意大利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典型家庭的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作为经济蛋糕的蛋糕师－劳动力－生产率不断提高，他们也相应从他们的工作中受益：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生产率和真正中产阶级的收入都成倍增长。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便人们的工作更加努力，劳动时间更长，美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只是生产率的三分之一。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底，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最长时间周期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长。美国经济在增长，但是人们在失去工作。尽管美国经济自2001年发生衰退，经济总体上有实质性增长，但典型家庭的收入却持续下降，贫困人口不断上升。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缓慢增长的家庭收入之间差距一直存在。博斯腾把这种现象称为YOYO（You are on your own）经济学特征：即经济本身表现很好，从事经济的人则不见得好。
　　
　　加拿大也是一样：尽管加拿大在过去10年间一直保持着经济繁荣，但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自己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高达近八成的人认为加贫富差别一直在扩大。
　　
　　过去一个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就业不足等问题。世界怎么了﹖值得注意的是，近二百年来，西方经济一直处于强势状态，其经济和现代化的成功造成了其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西方模式优势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主义思潮，但是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像大前研一、博斯腾这样一批敢于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自我反思的学者。针对美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伽·奥珀罗维特兹预言：在21世纪头十年中，美国必须接受一种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性挑战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行政策能够应对的。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索，我们自然深入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社会也存在不和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甚至整个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十分重要。
　　
　　二、全球化因素
　　
　　社会不公平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费孝通道出了一个真谛：“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早在2001年，大前研一在美国出版的《新·资本论》一书中就明确指出，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等三个新的要素在操纵经济。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种经济作用产生的结果。从全球历史以及各国的具体历史看，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
　　
　　三、制度和体制因素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因此我总是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群体间所有意识形态之争，不论是宗教战争、民族冲突以至结束不久的‘冷战’，实质上都是群体间物质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水火不相容原是物质利益争夺的借口和掩饰”。的确，有时候，现实的发展往往与理想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但是，美好理想是人类，是各个民族生生不息，不断走向强大的动力。从理论上说，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不论文化、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这是我们在理解和谐社会时，必须在思想上和认识上要明确的，包括我们目前谈论很多，甚至已经成为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和而不同”不论对文化、还是对政治形态，还是对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让我们从社会平等的角度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引用洛克的话说：“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现代社会存在不平等是必然的”。在洛克看来，私有制是不公正的根源。卢梭自己则说：“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
　　
　　卢梭在这里不仅直指私有制，也指出绝对平等实际上是不存的，即便在自然状态下也是如此。回顾历史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存在绝对平等，只是相对平等，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中至少还有八级工资制，干部中也有不同等级的工资。可见，在社会发展中，或者说，由于能力等因素必然会造就不平等，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和限度，以及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如何来规定这种不平等。
　　
　　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中有两个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是所有制的性质与结构，二是现行制度对这种所有制及其造成的现实结构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制度是一个广义上的人类学意义的制度，它既包括由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所规定的准则，也包括由于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没有制定法律支持和规范社会捐赠和慈善事业发展之前，美国民间的慈善捐赠是美国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美国自建国开始以来的文化、政治、传统积淀的结果，是美国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也只有从这里才能够对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华尔街大鳄巴菲特以及更多的美国人的慈善行为、志愿精神做出部分合理的理解，但不是全部。哈耶克则认为，“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我们需要并且也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得到了比这更加明确的帮助。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对其他人的需要做出贡献，不仅仅产生了私人财产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种类的产权内容。为了使个人在其决策中能够考虑到这个决策可能引起的各种实际影响，有必要使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责任范围尽可能全面地包括他的活动对他人从其控制的事物上所得到满足的全部直接影响。这完全可以通过产权的概念来完成。简单地讲，产权就是对某一事物包括动产或律师所称的‘不动产’有惟一的使用权。但是涉及土地时，就会产生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承认私人产权原则对我们帮助甚小，除非我们清楚知道所有权所包括的权力和义务的真切意义。”
　　
　　在这一点上，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博斯腾的观点可能会形成一个补充，他从全新的、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视角来看美国经济及其发展，并对当前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坚持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是发展政策的核心。
　　
　　历史表明，经济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应该主要由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分享。这个结论早就被亚当·斯密发现了：“哪里有更大的繁荣，哪里就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培养一个富人，至少会造就五百个穷人。”斯密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当资本主义被全球化之后，资本主义的模式就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进步加速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减少反过来又反映出长期的失业问题、全球化、制造业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转移等等。私有制本身会造成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为了抑制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领域的公共性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我们理解的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的一个深层原因。
四、市场是导致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市场是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公正的，因为它不能保证基本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的人的倾斜。为消除由于财富过度集中和阶级关系过度紧张引发的社会关系冲突而出现了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般认为，社会政策发端于1873年由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130年的历史。考察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政府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如何满足社会公平的诉求？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会损害市场的效率。德鲁克也指出：“其实，我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保留意见，因为这种制度对经济顶礼膜拜，把经济当成一切的目的，当成生命的终极目标，这太片面了。”
　　
　　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实质性解释是，现代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距，缓解财富分配过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冲突。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消除或缓解这种社会差距的方式因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美国，最初是社会自己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志愿精神和慈善精神，后来，特别是从罗斯福开始，政府介入。“福利政策通过提供反周期性萧条的强有力财政刺激，缓解了经济萧条周期的严重后果。换言之，当经济衰退时，福利政策尤其具有强有力的反贫困效果。总之，这些效果大大降低了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类苦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英法等国，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介入更早一些，作用更大一些。阿瑟·奥肯说：“由于红利、利息、租金一级其他资产收入来自所拥有的财富，因而这些收入形式反映了财富的集中和其大部分向最高层收入集团的流入”。
　　
　　五、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好
　　
　　现在我们探索关于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的第三个深层原因。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自远古至今，人类在技术开发上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及时不断地将这些技术运用于经济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问题是，为什么技术会取得如此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就那么艰难？用价值中立理论解释，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的，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市场经济则是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原则吸纳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百年人类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快速进步的原因之一。
　　
　　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则大大不同，社会政策的应用涉及到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和执行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市场如果受到富人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将产生不平等，将使市场失效，并使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扩大财富的不同激励。迈克尔·谢若登说：“美国福利国家最初是凯恩斯的一个创造，用以在经济低落时刺激消费需求。宏观经济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主导了福利国家的形成，使福利国家以收入为基础，以消费为导向。然而，正如莫里斯·贾诺维茨所发现的那样，福利国家的增长已越来越少地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越来越多是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失灵，出现了志愿主义的治理模式，那就是非营利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博斯腾提出“大家一起做”，而不是“做自己的”理念的原因。
　　
　　由于制度和体制困扰，由于市场不能最完美地发挥作用和公共政策不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等诸多要素约束，要实现社会平等，构建和谐社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需要进行深刻的历史探索、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实在在的实践。
　　
　　总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世界在走向扁平化过程中，社会在走向M型。全球化加速了社会走向M型。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非常艰难的探索。
　　

（中国经济时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