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的日本”何在

woming1984

　　袁卫东
　　大江健三郎所说：我们日本人的身份已经逐渐枯萎。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我们似乎是日本人，但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是谁呢？
　　无疑，中日之间20年脉络的大变迁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之日本形象在中国彻底消失，而由另一个“庞杂而可怕”的日本形象将其取代。
　　一个曾经以“阿信的故事”风靡中国的日本，一个以《排球女将》震撼中国的日本，一个在《血疑》、《追捕》中，彰显人性真善美的日本，消失了；一个以茶道和插花，以秩序和清洁而让中国人欣赏的日本，一个在战后废墟上，以“日本制造”而崛起，甚至挑战“美国世纪”，而让中国人佩服的日本，消失了。
　　对于在一场巨大的浩劫之后，痛感自己落后，渴望复兴的中国而言，那些艰苦卓绝的创业努力，令人赞赏，那些坚忍卓绝的民族精神，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心态，以及成功崛起的道路，无疑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榜样，日本充分展现了它所具有的历史坐标式的魅力和意义。
　　但仅仅十年之后，这一“共识的日本”就面目全非：中日之间充满血与火的历史隧道和争吵不休的现实被打通，双方在历史和价值观上相互“仇视”，在地区主导权和石油能源的战略上相互争夺，极端强悍的民族主义被引燃，而对于日益“绿色化”的台湾，一个态度暧昧的日本，一个与美国国家战略捆绑的日本，被越来越视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战略对手”，而在日本，“中国机会论”被“中国威胁论”压过。
　　这可能是中日之间一个世纪性的困惑，为什么曾经的“共识”，最终如此分裂而对决？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的确是一个参照。真正对“美国世纪”的权力第一次发动挑战的是日本。20年前，其在美国引起的愤怒和喧嚣，远远超过10年后发出的“中国威胁论”。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握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权力，文学、艺术和科学，赢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世界性声誉；在最辉煌的时刻，日本杰出的知识分子曾代表东方与史学大师汤因比进行东西方文明的对话。20多年前，猛醒的中国看到的高度成功的日本，似乎提供了一种不用实施纯粹的“西方制度”，就能跻身拥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国家之列的可能。
　　在近代的“世仇”与战后崛起的神话之间，中国的“精英”，韬光养晦地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角色，强大的资本、技术、企业的好处，而搁置更深层的中日历史和心理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选择而言，日本就是一面镜子，其中可以折射出中国对于现代的误读。
　　正如，日本模式中根深蒂固的强势政府操控，在一个“失落的10年”中，成为被饱受批评的旧秩序，而在这之前却被解读为独特的日本竞争力的来源。
　　问题是当时为什么那样解读日本？因为，中国同样对国家力量主导现代化充满眷顾。所谓“亚洲价值观”式的东西在中国同样大行其道，亚洲的高度往往被视为高楼大厦的高度，而不是现代的人的高度。我们对于现代文明主流的价值观，大半是在经济利益的链条上和实用主义中兜着圈子。而中日之间被搁置而没有以现代文明审判的历史，恰好很不幸地属于这一部分。
　　当迈克尔·波特追问“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之时，美国在经济领域再次胜出，而日本陷入所谓“失去的10年”。于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的榜样取代了日本，对日本当年的敬佩心情发生了变化。而在一个利益争夺和分化剧烈的1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认同发生了相当的分裂。在主流的价值观无法凝聚社会之时，不满和激愤就会投身到那些最容易宣泄的民族主义的火山口上。而对于一个在高速变迁中，重新寻求认同和价值观的中国，再没有一个支点，能够比日本命题更能凝聚中国人的普遍感情，承载中国人对命运的宣泄；再没有一个舞台，能够弥合那样分裂的社会认同。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被视为“成功的日本”也正在经历危机和分裂。而这个关键的历史图景，我们恰恰在固化的“日本观”中无法敏锐、深刻地把握。
　　直到约翰·内森再次提笔写作。他前所未有地深入到日本的家庭、学校和正在危机中重组的公司，也与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对话，与“傲慢的”漫画家小林纪善对话，与一直追求“独立的人”的大江健三郎恳谈。的确，还没有谁能够打通这样的脉络，从公司的世界到社会、政治的世界，同时观察一个正在变动的日本。
　　在《自由的日本：一个变化中的国家正在寻求民族意志和民族自豪感》一书中(这比中译本《无约束的日本》题名更准确)，他洞察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分裂和焦虑。内森发现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压力下，历来以团结紧密、遵纪守法著称的日本社会出现了裂痕，在这种压力下，日本“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异化感、不确定感和存在一种单纯的愤怒”，另一方面，“出现一种新热情，努力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鼓与呼”。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我们日本人的身份已经逐渐枯萎。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我们似乎是日本人，但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是谁呢？我们能用什么作为构建自我身份的基础呢？
　　与美国在特定历史框架下的“伙伴关系”，战后经济巨人的成就，已经无法再为日本人提供这种基础。日本正在危机和分裂中寻求自己的身份确认和共识。内森再一次以其非凡的热忱和功力还原一个正在变动的日本，一个正在寻求共识的日本，但“日本的共识”或“共识的日本”在哪里呢？是石原慎太郎还是大江健三郎？是民族主义还是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人？哪种切实可靠的“自我感觉”又是什么呢？
　　这样，一个在危机中重新寻求国家认同的日本，与中国崛起迎面相遇。借助美国，意图恢复“正常国家”的日本，将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历史的创伤复合起来。在日渐浓烈的民族主义式的情绪中，双方就自然被视为可能阻碍各自崛起的“敌人”。
　　从来没有一个“日本梦”出现，就像“美国梦”那样具有灵魂性的召唤。整个世界都在功利主义套取所谓日本的“成功经验”，至于日本的成就或许只是作为“美国梦”的附属物对待。
　　而对于一直在实用主义中变动“日本观”的中国人，问题关键也在于“中国共识”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