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国民生问题之回眸----税收高增长下的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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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12月30日

   在2006年即将结束的一周里，我已经连续为新浪财经专栏撰写了六天经济分析文章。在这最后的一篇文章里，我的思绪不能不飘向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我最想表达的是对那些底层社会群体的问候。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经济表现的好与坏最终要落实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身上。因此，如何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改革的成果，最终都要从民生这一尺度来检验。

   再有一天就是2007年的新年元旦了，在这大过节的时候，我衷心祝愿广大的工人、农民、个体户、小商小贩、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下岗待业和失业职工以及那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家庭祥和、节日愉快！祝愿全国的劳动人民平安，美满！

   是的，我多想和大家一起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多想让我们的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欢乐！但我们还不得不面对现实。 那么，回顾即将过去的2006年，我国的民生状况是怎样呢？我认为除了应当在收入分配方面进行找原因，再就是从税收方面找原因。

   工资水平低，可以直接导致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而税负轻重与否又直接影响着工资水平。最近几年，我国的政府税收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税收重点又迟迟没有向消费税转移，由此导致的后果什么呢？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遏制了就业与创业，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底层社会的民生问题。

一、就业压力依然严重，非正规就业人数日趋庞大！

   最近几天，国家统计部门公布说2006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比去年略有增长。听到这个数字，就知道新增就业岗位与新增劳动人口之间有一个大约1000万的缺口。为什么这么说？只要大家看一下中国人口出生表，就可以知道，1980年之后的几年，我国出生人口每年都在2000多万，1982年2300万，1987年上升到2500多万。这批人到今天正好是新增的劳动力。所以，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距离2300-2500万的新增劳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的差距。那么这1000万人怎么办呢？只有待业或打零工从事临时性的工作。

   这里需要纠正当前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说法，一是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但就业不增长的现象。一些正规的统计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明显下降，1980-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3%，同期就业增长率为6.18%，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6。1995-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1%，同期就业增长率为2.55%，就业弹性系数下降为0.28！

   譬如，2004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1992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66152万，200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居然也是66152万，12年间，我国从业人员总数居然没有增加。这符合真实情况吗？

   坦率地说，这样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中国随着经济高增长，在用工方面也是同步增加的，只是增加的这些劳动岗位很多不是正规就业岗位，大多是非正规就业岗位。

   由此需要纠正第二个错误数字，最近有人写文章说当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25%，这一判断大错特错，真实的情况是，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口与正规就业人口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点。下面让我们来全面了解这些年里我国的就业情况。

  从1992年到2006 年，我国总人口增加了12%，即增加了1.4亿人口，新增劳动力大约1亿多人。在就业人员总数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1亿多新增劳动力只有进入失业和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者队伍之中。在正规就业之外，涌现出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者和失业者，这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劳动就业增长的幅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不大；二是自由职业者的数量和占劳动力结构的比例大大增加。就目前来看，我国非正规就业和失业、待业人口至少在1.5亿左右。如此庞大的数目已经撵上和正在超过正规就业的大约1.4亿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判断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数量有多大。目前我国总人口13亿，劳动人口7.5亿，其中有3亿多留在农村，约有4亿多在城镇和沿海工业地带。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各种行业企业法人单位人数15963万人，约1.6亿人。假如2006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的人数为1.7亿，那么城镇中至少有2.3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临时就业和失业者。假如这2.3亿人中有5000万是长期失业者，那么，非正规的临时就业者人数就在1.7亿人左右。这就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情况----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口的出现。这些人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生活状况处于极其脆弱和紧张的状态。

   因此，今后四五年间，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就业压力和社保压力！由于经济高增长与就业需求不相符，导致下层失业群体和待业群体日渐庞大，低收入群体日渐庞大。这一现象除了与收入分配有关，与财政税收密不可分，更与国家工商局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烦琐管理模式有关。如果工商和税务部门不改变对这一群体的管理和税收方法，如果不减轻这一群体的税收负担，如果国家不将国民财富向下层分摊，庞大的下层群体其生活窘境是不言而喻的。

二、工商税收等高门槛约将1亿人排斥在正规就业之外，

手续越完备，管理越严格烦琐，小企业的生存成本越高

   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一定数量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但我国如此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决不正常。2亿人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如果采取合理政策，估计可以使1亿人纳入正规就业。但什么原因导致这1亿多人被排斥在企业法人单位之外，以失业者、自由职业者、临时就业者的个体面目出现呢？说到底，是当前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不合理的管理政策，过高的金融服务业门槛，导致我国大批的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

   如果说在六七年前，办个小公司还可以在任何一个银行里开户，但今天，要在中国银行开个帐户需要注册资金起码100万元，工商、华夏等银行至少要50万元。这种金融服务已经把大批的微型小公司拒之门外。象招商银行，即使开户门槛较低，但帐面上每天必须保持5万元以上的资金，否则每月要收取50元的管理费。

   还有公司用房问题，前几年工商局曾经允许从事知识经济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家的住房注册公司，但近来又不允许了。不管什么样的企业，统统都要到外面租房办公。光是一个注册地点，又屏蔽掉一大批进入正规就业的人群。现在很多正规企业，都允许员工在家办公，而注册公司却不允许利用自己家的房屋，这是什么为渊驱鱼的就业政策？！

   目前，我国新增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而正规就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经陷入饱和。从国有部门看，1992年到2004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0889万人减少到6710万人，12年间减少了62%，只有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在这一期间不断增加，从949万增加到1124万，增长了18%。总起来看，国有单位吸纳就业的功能正在萎缩。要想容纳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员，只有靠新兴的民营企业。

   然而在今天，民间创业日益艰难。制定政策的官员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制定出的工商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经济部门的诞生和发展。请看当今的社会，大学毕业生削尖了脑袋拼命往政府部门里面钻，没有人愿意走市场！再也没有人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下海，90年代下海的人纷纷上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这场改革恶化了市场中人的环境，只是加强和固化了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利益。

   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的税收目前实行的是抑制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收制度，是不利于扩大就业的税收制度，必须毫不迟疑地予以改变。”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于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来说是典型的\"绞杀政策\"。这种绞杀制度，导致大批劳动群体远离法人单位和\"税收经济\"。

   作为小型企业的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我们深有感触，沉重的税负和不厌其烦的工商税收管理，使这一就业群体烦不胜烦，难以招架。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前工商税收部门的管理状况。

   最近，国家税务局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两税合一换证手续，简直又是一场劳民伤财，浪费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前几年，国家税务局在发票的形式上刚进行了一场改变，最近又在变更形式，这些做法对于大企业来说，有能力应付，而对于那些微型企业而言，简直是时间和工本费的浪费。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国家税务部门将防贼防骗的安全成本最终转移到小企业头上。不管企业的大小，经营额的高低，都要装备机器以用来打印发票，或使用印刷成本高昂的小额票面发票。

   并且，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税收范围不断扩大，且不说传统的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税、城建税、印花税、个人工资所得税、车船税，连小企业用自家的房屋办公都要交税，光这一项的税种就有2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最近又加上了一个残疾人保障金，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交纳。办一个小企业简直象被四处拔毛。

   还有工商和税务管理部门的繁文缛节，这两个部门对小企业的管理还恐怕抵消不了他们的税收成本和管理成本，有些管理完全是劳民伤财。就我们中心这个小公司创办几年来的经历来说，注册一个几个人的小公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财务会计一套手续都要购置，税收等一套手续都要一应俱全，不管有无收入，都要与各个相关的部门打交道。这种情况怎能不导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大减？！

   据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仅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即净破产关闭了30万家。假如一个企业平均安排10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就业，这就减少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

   另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步履维艰，而中小企业，如果不设法避税和逃税，会有将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倒闭。

   这就是近年来我国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日益庞大、下层人民生活日益窘困的原因。而以重税哺养的政府部门和垄断部门其日子却大为好过，许多政府部门经费多得无处花，政府的奢侈日益严重。在烦琐的行政管理和沉重的税费挤压之下，中小企业和个体、自由职业者正在日益凋敝，这与政府希望的目标：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三、底层社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极其紧张

   2006年，北京发生了一个小商贩将城管副队长刺死的事件，这位叫崔英杰的小商贩是一位复员军人，老家是河北省阜平县各老村，在法院审理这起案件时，其村委员会、阜平县平阳镇人民政府及阜平县公安局平阳派出所出具了这样的证明：崔英杰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从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崔英杰在河北省阜平县中心小学读书时是名优秀的学生；崔英杰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读书时思想品质良好，成绩优良。崔英杰曾经服役过的71799部队来信证明：崔英杰服役期间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崔英杰在名柜娱乐城的同事黄金杨证明：崔英杰在城市谋生时，尽管历尽艰辛，但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具有良好的品质以及温和的性情。

   辩护律师由此判断说：崔英杰一贯表现良好，无打架斗殴，也无前科，确系良民，在部队还是优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艰辛，为生存挣扎，崔英杰没有暴力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之所以刺死城管队长，完全是被逼无奈，情急之下的错乱举动。

   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中这样写道：尊敬的法官和检察官，贩夫走卒和引车卖浆之徒，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只是当城管人员威胁到他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时，当他的饭碗被打碎时，才被逼走上杀人的绝境。

   律师继续说道：“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崔英杰案件典型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底层社会人民的生存状况。

四、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服务业部门利润极其微薄

   由于前些年的国企改革，工业部门将几千万的从业人员挤进服务业，使服务业从业人员更加过剩，劳动供给更加充足，这导致了服务业某些部门的工资收入和企业利润十分微薄，竞争却相当激烈。

   以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为例，这一年，我国第二产业每19.6元的资产可产出1元的利润，资产年回报率是5.1%；而第三产业要67.96元的资产才换到一元利润（主要是将金融部门统计在内），资产年回报率是1.5%。在主营业务/利润总额比方面，第二产业是每发生17.84元主营业务可得税前利润1元，经营效益率是5.6%，而第三产业要每经营20.44元主营业务才获税前利润1元，经营效益率是4.9%。在企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比方面，第二产业是每1.1元资产能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资产利用率是90.9%；第三产业是每3.33元资产才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资产利用率是30%，资产利用率相差2.03倍。

   以上三个经济指标衡量显示，第三产业发展状况整体不如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中，容纳非正规就业人员最多的零售业、餐饮业、住宿业等，利润更加微薄。譬如，零售业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13.4%，但其 利润只占这第三产业的2.8%，而批发业以占三产17%的人员创造了21.2%的利润。

   2004年零售业个体户的营业总收入2.7万亿，是“企业单位”主营业务收入1.87万亿的1.5倍，个体从业人员2792万，是\"企业单位\"从业人员609万的4.6倍。全国6395万个体从业人员中，44%是从事零售业的。

   在餐饮业，2004年整个行业利润只有29亿元，主营业务盈利率只有3%，相当于33.2元营业额才有1元利润，致使餐饮业的资产回报率只有1.7%，人均创造利润才1292元。而2004年，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回报率为零、主营业务盈利率为零、利润总额是负的1.4亿，人均利润是负的68元。

   当然，以上数字仅仅是根据报表统计得来的，与实际情况肯定有一定出入，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可以看出餐饮业、住宿业和零售业等行业是处在社会平均利润之下的行业，与电信业、企业管理服务业、房地产业等处在社会平均利润上方的行业无法同日而语。但这些行业又都是最容易容纳社会非正规就业者的行业。因此，改善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对于我国社会的就业与底层社会群体生活，关系重大，

   因此，我们从理论上产生了这种想法：我国能否诞生出一块“无税经济”或“低税经济”，以改善社会底群体的生存状况？能否使一个数量众多、收入微薄的劳动群体，生活在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之下。这既是对底层经营者的一种照顾，又是对创业者的一种鼓励。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能导致我国的小企业的生存发展，才能为我国的就业和创业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五、中国市场化的动力正在衰弱，

创业和就业环境恶化导致的就业倾向转变

   市场创业环境的恶化还在于我国市场的相对成熟与饱和。90年代末，我国经济开始走入生产过剩时期，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进入市场创业的企业已经发展壮大起来，并逐渐扩大和稳固了自己的市场地盘，有些市场甚至被一些大企业完全垄断。随着行业和产业的成熟，市场的瓜分已经结束，留给市场的创业空间越来越小，大企业垄断和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目前，很多经济领域出现了领主经济现象，后来者很难进入市场。

   另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一直在以各种优惠政策在制造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当地一些优秀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之上。特别是对外商的待遇优惠，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资的发展。两税合一到现在还未能提上人大的桌面，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待遇至今不能平等，这些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公平竞争。

   在这些年的国际评比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第100位之后，政府设置的种种不平等障碍，不仅抬高了社会的创业成本，也降低了市场的扩张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难以培育出企业家的公平公正精神。这种局面造成了今天市场创业机会的减少和就业的困难，由此也严重地影响了当前我国青年人的就业观。

   如果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大学生和机关干部对市场还充满了憧憬，很多干部和学者下海经商办公司，那么到了21世纪的10年代，这种对市场的渴望和向往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机关干部转行干企业，而青年人选择就业的第一目标就是国家公务员。2007年的公务员招考中，最热闹的中央机关和中央直属机构的职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7个文秘科员职位至今已有5300个人通过了报名审查，其他国家机关部门也普遍地出现了几千个人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国家广电总局的某个热门职位的报考人数供求比例竟然达到1：3000。

   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资源应当聚集于创造财富的市场和企业，政府是为之服务的部门，然而，今天的中国，仍然延续着官大于商、权大于钱的政治文化传统。沉重的税收和权力过多地干预，使市场苦不堪言。市场创造的财富大都用来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特权官员，这种状况使市场已经变成一个苦差事，青年人再也没有人愿意进市场创业，吃苦冒风险，大学生们纷纷涌向旱涝保收的政府部门。最后，恶化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资源的短缺使投资者和创业者减少了热情。

   就业是最具趋利避害特点的经济活动，就业倾向最能反映我国改革的本质特征，“公务员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环境的恶化，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倒退和停顿。目前，在市场上投资创业和自谋生路的风险越来越大，竞争加剧，收入微薄，许多早年下海者想方设法重新上岸，迫使年轻的一代涌向公务员行列。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80年代和90年代的放权让利，曾经一度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趋于平衡，在对权与钱的追求上，社会风尚一度弃权趋钱，大批体制内精英下海，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变成无油水的单位，但由于90年代之后的演变，政府和权力再度建立起它牢不可破的权威。

六、资源继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政府收入和开支日趋庞大，

劳动收入的比例在GDP中不断减少，

   今年我国的财政税收又是一个大丰收年，财政收入将跃上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4%。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性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

   我国市场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资源过多向政府集中有关。

   目前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干部官员群体，由于干部终身制的政治体制和重叠烦琐的官僚体制，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人员庞大臃肿，官多为患！一个省往往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这种状态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再加上庞大的离退休的老干部群体，所需要的财政经费开支十分巨大。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在很大程度上要被用来养官。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整个市场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养官”运转。

   鉴于政府开支庞大，导致政府不能不制定较高的税负，过多地从市场索取养官资源。政府不仅通过税收吸收社会资源，还通过寻租聚集社会资源。如果说通过偷税漏税来对付过重的税负，还能使企业保留一点利润，但市场无论如何也难以逃脱制度的寻租。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大约只占GDP的大约15%左右，由此导致大批底层社会群体的生活处于紧张状态。

   前几天我在新浪财经发出《2006：巨额贸易顺差说明了什么？》一文后，有读者来信对文中所说的“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这句话不敢相信，我回答他说，综观西方经济史，连马克思生活的时期，英美国家的劳动收入也大于资本收入，可我国今天的劳动收入竟小于资本收入。这不能说不是我国特殊的国情。关于这方面详细的研究，王小鲁先生和李实先生都有着详细数字，我前面的几篇文章里都有叙述，这里就不再过多述说了。

七、中国既需向左走也需向右走！

   当我即将结束这篇2006年最后的一篇文章时，窗外飘飘的小雪已经停止，天空笼罩着阴云和迷雾。这就是2006年的最后景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不走过艰难的历程，但我们要尽快结束在这种状态中的跋涉。

   时临年关岁末，各种总结性的文章纷纷涌出，什么《向左走向右走》（见新浪财经），这都是一些传统的思维模式，好象社会的发展不是左就是右。其实真实的事情是：中国既要向左走又要向右走。没有崭新的思维和改革方法，中国走不出忽左忽右的困境。

   当前中国理论界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和改革的复杂性超过了人们的认识能力。我在这里已经没时间多说了。不过，回到民生话题，我还要加上一句话：中国的改革没有权利的发展仅有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2007年的钟声即将响起之刻，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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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封读者来信：

发件人：<zzmice@126.com> 收件人：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6-12-30 21:56:2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来自zzmice的邮件

大军先生：你好哦

   你的文章《2006：中国民生之回顾》太厉害了，

   我感觉地方上的经济现在越来越没有后劲；并且地方政府的腐败已经变成了一种体制腐败了；没有人去控诉腐败；大家都心安理得地腐败；比如，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现在地方上，做企业的人都把自己孩子送政府里了；有关系的，靠关系；没有关系和金钱的，就在街头做小生意；情形和你说的一样，整个民族企业简直快到绝路了；但是政府还以规范的名义在继续剥夺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不知这种局面今后会不会改变吗？如不改变的话，中国还要出现毛泽东。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改变的兆头了；国资委还在继续加强垄断媒体的控制，还没有被开放，.....反正感觉民族都没有了理想和未来。

  小张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