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访华与花旗收购广发

帆帆

作者：漆雕开

                       

美国财长保尔森于本月19日至22日来到中国进行他任职以来的第二次访华之旅。说起保尔森的上一次访华，那可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桩大事。且不说在保尔森上任之前，由于佐力克离任带来小布什政府内部对华温和派力量削弱，造成中美关系前景不明而形成的双方的心理阴影。单就保尔森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华鸽派背景，就使得中国国内诸多专家与官员十分积极与乐观。乃至在保尔森离去之后，大家也纷纷表态，认为保尔森访问形式大于内容，就好似保尔森只是缓解了中美贸易逆差带来的两国的纠纷，而并没有对我们造成新的威胁和压力。那么，事实究竟怎样呢？难道真是美国人领悟到了中美关系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就不再追究中国对美庞大的顺差了吗？当然，我们万分希望事情果真就是这样，可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根本只可能是国家利益。我们还是来看看保尔森到底得到了什么和他所得到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吧。

保尔森第一次访华除了对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些积极与建设性的看法之外，还提出了一项重要的要求，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内知识界在欣慰保尔森来访缓和中美关系之余，并没有对保尔森的这项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只是在保尔森与中国官员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了关于花旗收购广发的事宜，保尔森表态说自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这关注的题外之意，就是说保尔森已把花旗收购广发这件事的发展看作是中国政府对他来访所表达的善意的回应之一。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会这么在意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尤其是花旗银行对广发的收购呢？国内的理论界和官员们显然一来没有对保尔森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关注到保尔森对收购广发事宜的关注。为了搞清楚这桩事情到底是怎么会事，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而80年代至今也是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其间的不和谐音也许就只有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从过去相对封闭的经济向逐渐开放的经济过渡有很大的关系，且不说中国过去经济的封闭是由于西方对我们的封锁引起的，仅看中国自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无疑会使我们认为开放是经济发展的良药与秘方。当然，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一部分也的确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引起的，这一点从中国自入世以来出口的飞速增长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道路不仅使我们中国获益匪浅，而且也是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界以及见诸于媒体的所谓全球化的利益其实就是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本来这种发展方式是符合古典自由贸易学说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的，所以，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也就在不断地兜售他们这个灵丹妙药。

在我们为自由贸易的巨大胜利欢呼雀跃之余，却不妨听一听其间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奏响的不和谐音，拉美的墨西哥、东亚的日本以及泰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突然都遇到了种种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过后他们的资产都大幅贬值，使得各自的经济都遭遇了或轻或重的衰退。或许，某种程度的经济危机是现代经济的顽疾之一，又或者这些国家政治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的不成熟才导致了这些经济危机的发生。虽然这两种可能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但我们要关注到在这些经济危机当中还存在着一个赢家，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但这些危机当中活跃的都是美国等对冲基金的身影，而且危机过后往往是英美诸国收购廉价资产、经济权力扩张的大好时机。

尽管这样，我们或许还是要承认，亚太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毕竟是得到了增长，GDP的数字毕竟是越来越好看了。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种出口导向式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在现代世界经济开端的时候，及英国崛起的初期英国人就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到处进行全球化的事业，以致现在还有欧洲人讲，那个时候的全球化程度要比现在高得多。不过，英国那个时候的自由贸易可不仅仅是贸易而已，我们中国人的近现代史就是为了结束与英国人鸦片自由贸易而开始的，而那个鸦片自由贸易正是英国人平衡贸易逆差的办法，于是这个“自由贸易” 最终是以战争来实现的。英国自由贸易的前提是所有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都部分成为它的殖民地，否则，没有人会不通过战争来进行一场以鸦片和奴隶为主的贸易。再来看看现在这种出口导向型的自由贸易是如何能够在美国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结束与黄金的挂钩，成为了唯一的世界通货。而一方面美国的落后产业逐渐向过去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另一方面，这些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向美国输入，而这时美国并不需要和当年的英国一样付出白花花的银子来获得这些产品，美国人要做的只是加班加点地印刷绿色的美元，并用这些代表着世界通货的绿纸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当美国流出的美元过多及所欠债务过于庞大，导致世界市场上美元信用下降，危及美元的世界硬通货地位的时候，美国人怎么办呢？美国人并没有使用鸦片或者战争来解决在贸易和金融上的困境，而是事逢其时地遇到了解救自己的债主们的金融危机。

这个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对于墨西哥、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过程的描述性的资料汗牛充栋，我们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国家无不是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给了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以上下起手的余地。我们不禁要怀疑，为什么美国总能够遇到化解自己金融困境的债主们的危机呢？即使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危机都是在美国国家意志的支配下发生的，但仍要指出：即使是美国的国运使得其得到了解救，也不能忽略命运女神总是垂青那些掌握了技艺的人。在任何关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都不能把命运交托给外力！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替代日本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主，我们现在就是该考虑如何才能不遭遇到墨西哥、日本和东南亚厄运的时候了。而就在我们越来越为日益增长的美元储备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就在美国国内开始为贸易逆差的问题上跳下窜的时候。美国历史上对华最友好的财政部长开始了他访问中国之旅，就在他刚刚访问后不久任上第二次踏上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他一直“留意”的全球化大礼-----中国的广发银行。关于这场跨国并购的主导者美国花旗银行，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要知道花旗银行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银行（美国是没有中央银行的）。想一想就知道，一家银行没有政府的支持如何能做到最大的，而且美国的历任财政部长中可是有做花旗总裁的纪录的。且不来探究这其中过于灰色的关联，我们来看看在我们中国又是如何理解这场，保尔森一直“关注”的交易的。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热门话题。虽则前一段时间关于经济安全、金融主权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是中国的银行业到底是迎来的他的全面开放。当然这是加入世贸的承诺，本无可厚非。那么在我们讨论这档子事之前，先来看看老一辈子经济学家数年前的忧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著名国际金融学家陈观烈教授在1999年就告诫说要警惕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且提出了“金融的改革和金融的开放应有序的进行，先改革、后开放”。可惜得是老人家仙去还没有几年，国内就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开始了出售国家商业银行的买卖。当年陈观烈教授就根据希法亭的理论和自己的观察指出，所谓“金融霸权”，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内的寡头和他的政治代表通过操纵资金的流动迫使实际部门不得不依照其意志行事并且拱手让出大量利润。可惜我们这些后死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些积累起来美元所构成的利润，已经成了“金融霸权”的下一个目标。也许只有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被美国金融资本控制的时候，有关人士才会关注我们银行的被收购了吧。

说过了老人的忧虑，再来关照一下现在人们普遍而强烈的乐观心态。一方面我们将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全归功于开放以来外资的功绩，另一方面又认为向外资开放就能使国有银行的绩效得到改善。这两个理由都是冠冕堂皇而又义正词严，再加上全球化的大帽子，就仿佛谁反对卖掉国有银行谁就是反对全球化反对历史进步。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这些理由，关于第一点，要知道以前的所谓的外资大都是华侨的资本，而且外资进来也还需要开放前的工业基础、技术人力等前提条件才能发挥作用，所谓外资的功绩不做具体的分析，就只是在掩盖真相罢了。关于第二点，如果说开放金融业就能让银行好起来的话，那么墨西哥、日本、韩国、东南亚也该比我们先好起来才对，可是那些急着买家当的人可曾看到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在卖出去之后好起来了呢？而且开放就开放，为什么一定要卖掉银行呢？事实上所谓的“鲶鱼效应”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发生过那种想象的促进作用，而那只“鲶鱼”也只是充当了攻进特洛伊的木马，不但让美国这些债主丧失了他们债主地位，还让他们自己的家当都换了主人被别人控制了。

也许我们不该低估了为人民看守财富的这些人的智慧，但是他们真的意识到了墨西哥、日本等国遭遇过的厄运就要来临了吗？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郑重提醒全党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的衍生。我们不禁要担心，如果出卖广发不是在国家严密监视下的战略让步，不是别人“关注”到了我们也关注到了，不是我们根据长远考虑对别人的关注作出善意的回应，而是利益集团的作祟，那么我们很可能就要为这种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在必要时牺牲自己银行这样的筹码，那么我们真的做好迎接那可能到来之命运的准备了吗？或者更重要的是该问，我们拥有应对这一命运所必要的德性和技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