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格雷：毛泽东如何培育中国草根民主赖以成长的经济基础

帆帆

杰克.格雷：毛泽东如何培育中国草根民主赖以成长的经济基础

李玉编译

转自华岳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杰克格雷是一位亲社会主义的学者，他的《造反与革命：从1800到2000年的中国》一书是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异数。他本想在退休后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专著，但是直到他去年去世这一计划也没有能完成。他为写书准备的零散笔记由英国的《中国季刊》整理在今年出版。下面的中文翻译是我在耶稣生日这天草草完成的。希望更多人看到。

对公社与生产队办工业的多种阐述在90年代曾大量出现。格雷此文也可算入此类。设想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这一经济基础可以带来社会主义民主的上层建筑的观点在2000年后的中国已经不合时宜。因为精英集团已经联合国际资本势力对中国草根民主赖以成长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全面的绞杀。

但是，格雷笔记仍然提醒我们探索中国民主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笔记的完整英文版本见于以下的网址，其中的丰富细节读来更有意思。http：//www.freewebs.com/jack-gray/

透视毛泽东

杰克.格雷

我本想在退休之后写一部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是岁月无情，来日无多，我只好将关于毛泽东的想法整理如下，以备年轻同行或有一用。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同于世界上既有的经济学门派，从1960年代起就无人怀疑这一点了。他的经济思想少用或几乎不用意识形态的词句表达，异常平实，对或错一经验证便一目了然。读毛泽东的《边区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高潮》；《论十大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就明白这一点。

我从三个维度观察中国：中国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落后的农业国如何脱贫。第一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果使公民社会(其中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是集体而不一定是个人)顺利取代传统的(或者是我们已经在一些共产主义实践中看到的)等级秩序，从而使决策过程更民主。第二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避免落入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轨道而走向五四运动所指向的更具共产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第三个维度的要点在于中国的要素比例：在世界各大国中最糟糕的人口/可耕地比例，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资本积累不足。这些是毛泽东要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不从以上三个维度出发是无法正确理解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大跃进意在打破中央化的等级管理机制，以创建基于基层人民团体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负债转化为资产，并开辟参与式民主的道路。文革也有这方面原因，尽管发动文革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准备条件，因此与其指责每一个威权政府，还不如去观察在其治下出现了哪些有利于民主的条件。毛泽东对中国民主化的思考可以从他对斯大林的批评看起。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全民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作出贡献并分享利益，这正是创造民主社会的先决条件。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大跃进中没有成功的公社与队办工业如何在1970年代复兴并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力量。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的忽视更让我急于知道其中的真相。西方出版的那些大部头的中国经济论著对这一问题要么根本不提或者只有鄙夷的片言只语。世界银行直到1990才注意到所谓乡镇企业。在中国国内，社队办工业同样不受待见。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专家讨厌它们，因为无法控制它们。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它们，因为这此读书人一直在用最大，最先进这种指标来理解经济发展。一位曾经参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告诉我，他和他的苏联同仁极力建议中国大上低技术，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是，中国人拒绝这样做，即使现在中国坚持这种态度的还是大有人在。

社队办工业是经济学上的有趣现象，不过这里还涉及经济以外的问题，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到50万个村庄将产生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在我终于能够到中国农村生活一段时间，进行实地考查的时候，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总结我对于毛泽东的认识，这包括问答对毛泽东最常见的几项指责；毛泽东的两大“失败”----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对发展战略的阐述；以及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的遗产。

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

第一，空想型的理论家，第二，唯意志论者；第三，不关心经济增长；第四，比斯大林更斯大林。

毛泽东是空想家吗?

在32本不同版本的辞典中，你会找到32种不同的关于什么是空想家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概念最好敬而远之。我能找到的最近似的关于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一种用以支持权力结构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这个词已经被用得带有很强的贬义：我们的社会(西方)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东方)基于意识形态；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而他们的是虚伪的。历史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是否名至实归，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确实有一些意识形态被一些不再信仰其本来含义的人用来支撑新的统治阶级，这些意识形态自然变得荒谬不堪。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其本身更近于纯粹的价值系统，为了这些价值而付出的努力是务实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历史过程中交叉错位，很多时候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很误导人，所以我们必须就事论事。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文本中，毛泽东使用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阐发他那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后来才加上了理论的外衣，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毛泽东的战略与政策是对理论原则的盲目照搬，还是他的理论不过是对从实践出发的战略政策的理论化总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战略是注重实用的，是从中国要素比例的实际出发的：太少的土地，太少的资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可能成为负担也可能成为财富。

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吗?

唯意志论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习用的名词，用来指称那些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人。毛泽东在有些时候也许适用这个定义，但是，在西方，说某人是唯意志论者还意味着他相信人类的精神能够克服所有的阻碍。毛泽东是屡次用愚公移山来说服全党，但是愚公移山靠的并不是什么魔术，仅仅是坚忍而已，毛泽东谈论的是从新的经验中产生的新的认识。历史上，由于人类认识的快速转变而带来大规模物质环境改变的先例是大量存在的。实际上，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展开的。

毛泽东必须劝说中国农民放弃他们经年累月应付生存挑战所形成的保守心态，参与到集体创业中来。毛泽东的观点在西方有其对应版本，瑞典经济学家岗纳 迈尔代(Gunnar Myrdal)说过，亚洲农民要想脱贫就必须不但改变经济条件，还要改变心理条件。农民们必须学会前瞻，敢于冒险。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毛泽东要让中国农民从简单密集的劳动开始，积累资本逐渐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正在进行，它起步于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注重意识形态的纯粹更甚于经济增长吗?

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相信的是基于社会公平的增长速度更快。勤劳节简的人民能够提供发展的资本，而他们的需求将提供发展的动力，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一般认为对大众剥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动力，我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当大不列颠的人民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购买力时，工业革命才得以启动，只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语言表述的，而不是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指出，毛泽东下放经济决策权和鼓励轻工业发展的计划也是陈云所支持的，但是，陈云通常却被描述为毛泽东的反对者。

毛泽东是斯大林主义者吗?

我从来都不明白这项指控是什么意思。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毛泽东不止于批判而且着手创造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是多么严肃。例如，当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阻碍了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时候，你尚可对毛泽东批评的动机存疑，但是，当毛泽东鼓励数以万计的社村办企业破土而出时，你只能承认，他对民主的态度绝对是认真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批评如下：

1. 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体系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他是在竭泽而渔。”在中国，在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同时，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在1956年增产粮食的努力失败后，毛泽东就认识到，没有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实质增长，无法从农业中得到更多资源支持工业化。他开始相信，鼓励村庄自我发展，整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将会远高于从乡村征集资本并由国家进行再投资。2.“在30年中，苏联没能创造出真正的公有制。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主们破坏生产力的剥削永久化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来维持基层政权的费用占农民年收入的30%，这大体相当于过去地主收租的水平。毛泽东从此放弃了对苏联制度的模仿，基层党组织的首要职责变为保证生产的增长和提高村级收入。3。康生批评苏联的拖拉机站不过是在“勒索农民”，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村集体应该拥有自己的拖拉机。对拖拉机站的争议后来也成为诸多触发文革的因素之一。4. 斯大林体制阻碍了民众广泛参与经济发展。这是毛泽东对斯大林批判得最激烈的一点。这一批判反映了毛泽东对改造人民观念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来源。5. 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毛泽东因此说道：“在苏联，政治已经死亡。”当然斯大林的意思是矛盾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被禁止的，任何引发冲突，挑起矛盾的行动都是会受到惩罚的。毛泽东则正相反，他始终坚持只有矛盾冲突才能带来进步。所有信仰民主的人都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民主的程序推动矛盾解决，新的矛盾由此产生，无尽的新矛盾产生，无尽的解决方案相随，这样社会才能进步。不断产生解决方案是民主的自然状态，毛泽东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阐述了对待矛盾冲突的正确态度。在革命中永远会有利益的和观念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允许的，并且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6. 斯大林“不清楚关系”。在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持减和观点，而毛泽东则持加和观点，各部门相互激励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论十大关系》是关于这点的专门讨论。7. 斯大林追求国家利益而忽视了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斯大林的军工复合体是以压制人民的利益为条件建立起来的。8. 斯大林“不知道如何使短期利益服务于长期利益”。毛泽东构想的发展过程是白手起家，以劳动积累，利润转化再投资最终将技术提升到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积累将推动新认识的形成。

除了以上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直接的批评外，还有其他一些是含蓄表达的，但就所列举的这些批评就足以看出，毛泽东所追求的是更加“民主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我相信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也都能接受。这些理念导向的行动纲领将引导人民从臣民变成公民，从而创造民主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代表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实际上毛泽东的观点是：给掌权的斯大林式的技术专家以物质利益诱惑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利伯曼修正主义只不过是毛泽东在“两条路线”中批判的那一条(Yevsey G Liberman，苏联经济学家在1962年提出以利润为评价企业效率的惟一指标，并给予企业领导更大决策权。赫鲁晓夫实际上支持这一主张。)两条路线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可以回溯到圣西门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式的公社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分歧。在社会主义200多年的思想与实践过程中，这一分歧一直是社会主义者面对的抉择。

毛泽东的两大“失败”

大跃进与文革被认为是毛泽东的两大失败。它们为什么失败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它们失败是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从概念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不接受这种观点。如果在1958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我肯定会投身到大跃进的热潮中去；到1966年的时候我肯定会和红卫兵一起抗议官员特权和滥用权力。在两种情况下，我也许最终难免会理想幻灭，但是，就算如此，我仍旧希望自己能够区分政策设想与执行之间的不同。

到目前为止，关于大跃进失败的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有一些对大跃进的批评是滑稽可笑的，例如《饿鬼》一书的作者(Jasper Becker)嘲笑中国人用转桶混合腐殖质与有机矿物质制成肥料，其实英国园丁现在还在这样做，因为非常有效。该作者还笑话中国人用河泥改良土壤，他根本不知道文明就起源于幼发拉底河的淤泥。大跃进中的土法钢铁所使用的小鼓风炉也遭受广泛的轻蔑，但是，就在距离我现在所在地二英里的地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煤溪谷（Coal brookdale）就悉心保存着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土法炼钢炉。1958年的中国，就像现代化以前的英国，到处散布着零星的铁矿。开采利用并非难事。错误出在过于乐观，天真地以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还应该记住的是，在毛泽东身后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起，土法炼钢迅速在中国各地兴起，从事这一行的农民都发了财。

小型的，用人海战术搞起来的水利工程也被一些人谴责。肯定会有一些粗糙的工程，但是我在中国看到了一些相当好。西方专家长久以来一直推崇这种小型水利灌溉系统并反对巨型水坝，因为小型水利造价低，有效，易于修葺，所有权控制权都在当地人的手上，对环境的损害很小，不用动迁居民。

大跃进的根本思想在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当地的工业化并改进农业的上层建筑。人们相信通过不断加速的利润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快速地完成。这也是大跃进这一名词的由来。不过在大跃进开始的前夜，中国的报纸预言并警告了所有在后来被证实的错误，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事情的发展。为什么会尚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有一些导致失败的因素是明显的。大跃进发生在毛泽东批评对党内的一些领导人试图减低发展速度以缓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后。从此中国官员相信小心谨慎已经成了政治错误。中国人没有认识到局部实验性工农业项目的成功，并不一定能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当时的邓小平也不比其他人更聪明。局部的和大跃进初期的一些成功使乐观情绪高涨，新闻媒体上的鼓动宣传更加推波助澜。计划指标被迅速膨胀。一些省级官员为了从中央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抬高目标。大跃进战略的重点原本在于快速发展轻工业，因为毛泽东相信这样可以更快地回收资本，但是，除了劳动密集的项目之外，其他所有项目都需要机械工具，这样就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所以大跃进是对钢铁超出原计划的渴求。就不难理解。比起铁矿的广泛分布来煤矿的分布相对集中，所以当运输系统被运煤任务压到满负荷的时候，在全国调运粮食的任务就被推后了。这在后来成为导致部分地方发生饥荒的直接原因。1958年中国取得了创纪录的农业丰收。当时很多粮食甚至没有地方储存，不得已只能出口。结果当第二年遭遇天灾而大减产的时候，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过分乐观还导致了过量消费，丰收的成果被挥霍了。一位当时在中国的俄罗斯专家告诉我，他对当时的情景感到吃惊并担心粮食收购体系会崩溃。同时，由于大量的劳力被转向了工业特别是炼钢，因此当天灾到来时，他们无法被及时地转移回农业以应付人手的不足。

本来大跃进的思路是从零资本投入起步，用以及后的收入来偿还开始的成本，但是，在过分乐观的情绪感染之下，这一原则被消失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出在等级制的党政系统不适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只有群众的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才能使运动进入正确合理的轨道。中国的地方干部，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不得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悲剧性讽刺在于各级干部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里复制出斯大林式经济的缩微样本。大跃进开始以前，中国各级政权组织表示将会以民主方法推动运动进行，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利，结果却是县级干部截留了权力。

在粮食短缺发生时，富裕农民被指责屯积居奇，成了替罪羊。毛泽东的反斯大林之道而行之的大跃进被导向了对富农的迫害。毛泽东很快发现并提出了抗议。但是，运动已经失控。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至此却无法阻止运动走向其反面。有人认为毛泽东死守意识形态教条，拒绝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是，这与意志形态扯不上关系。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从原则上来说确实如此。毛泽东希望纠正错误并使运动继续进行下去。

1970年代，在毛泽东第二次尝试他的战略设想并取得戏剧性成功以后，人们本应修正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但是，几乎没有人这么做，之后邓小平确定的党的路线更是彻底否定了这种可能。邓小平的故事是：四人帮搞死了社队办企业，而他自己从1979年以后重新再搞。然而，1982年我在中国做的实地考查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大部分我访问过的企业都是在1970年或1971年建立或者恢复的，有一些甚至是从1958年起就存在的，并且在刘少奇对它们的打击之下幸存下来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1966年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道：“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毛泽东预言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滥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有两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的性质。一是张春桥为一出新编革命戏剧的角色所加的按语：“他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参加了长征和解放战争，他忠于革命，为人正直。”那么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专横残暴的人呢?因为体制的力量，日复一日的官僚生涯将他变成了他原本最痛恨的样子。革命的干部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危险。

第二个是周思来在领导已经被打倒的中国科学院对工作人员的讲话：“我们本来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到这一切，但是那样同志们就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了。”

文革不是为了大清洗。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也同意)，只有不超过5%的干部应该被走赶下台。很明显，毛泽东不再认为刘少奇是合适的继承人，因为他分不清哪些问题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哪些问题需要耐心的政治手段解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犯错误就是这一性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坚持批刘少奇是针对思想不针对个人。

那么为什么文革后来升级至近乎内战的程度?对此仍然没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不过确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这些研究说明：第一，文革中青年学生和工人对特权阶层的不满程度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第二，解放军对文革的态度暧昧，第三，受到威胁的高级干部的子弟获得了武器并向对立面开战；第四，文革成为很多人清算旧账的机会，也促成了各种新主从关系人脉网络的建立，这是中国政治运动背后的隐性动因。第五，当“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在一些城市里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存在时，毛泽东选择了后撤。

文革像大跃进一样，长远来看，有一些积极的结果。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断言结合文革的经验使中国人相信要让党内官僚真正负责来就必须建立起民主制度。

毛泽东的新战略

1920年代早期，当苏联尝试解决“原始积累”问题时候，经济学家Yevgeni Preobrazhensky指出，依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初始工业化的绝大部分资本来自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民的剥削。Preobrazhensky认为苏联除了以类似的手法剥夺农民以外没有资本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他把这叫做是“现实的封建制度。”

现代研究显示，在圈地运动当中并不存在对英国农民的剥夺。在此只需指出，英格兰的土地税记录表明在圈地运动之后出现了更多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圈地后耕地和牧场的综合利用使四季轮作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小型农庄的出现。因此斯大林的牺牲农民的战略完全是基于历史的迷思。

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的苏联有两位社会计划的先驱人物：Shanin和Bazarov。Shanin认为对农业的少量投资可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巨大的贡献。农民增加了需求将促进工业化。Bararov则认为大多数经济发展本质上都是地区性的。电力的广泛利用使昂贵的城市化工业中心不再必要，俄国农民摆脱贫困线所最急需的是“土路和电力支线”，最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使“劳动者本人就是受益者”。Shanin和Bazarov最终甚至说服了Preobrazhensky。布哈林也支持他们，但是，斯大林仍然选择了“现实的封建主义。”

1950年代早期，当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它们的经济计划尝试时，斯大林的发展模式被广泛接受(尽管在执行中西方不及斯大林那么严酷)。农业被高税收和国家制定的低收购价格勒索为工业化提供资本。接着爱沙尼亚经济学家雷格纳尔努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众多贫穷的农业国中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可以由负担变成财富，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搞多种种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他还详细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结论是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可以创造驱动工业化前进的有效需求。

而这正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基础。毛泽东与努克斯在这一点上高度一致。令人惊异是否毛泽东读过后者的著作。毛泽东还相信，并非均衡而是不均衡在推动经济前进。罗德里克.麦克法尔轻蔑这一观点，但是这只不过是经济学上的常识，与毛泽东几乎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赫施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也执同样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技术官僚搞出来的计划和依据静态均衡制定的资源分配方案完全没有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在内，这种能动性可以对需求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这里毛泽东所要求的其实就是市场要素。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还与岗纳.迈尔代找到了契合点，他们都认为农民要摆脱贫困就必须改变其固有的农民意识。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根本就不是异想天开，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反它与现代思想息息相通。正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们死抱着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一贯坚持他的经济理念。他并没有在1958年突然心血来潮由非常注重实用转向了僵化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真正矛盾的地方在于，1953年时他曾经接受了斯大林主义。不过那时中国面对着美国的敌意。这一矛盾持续时间并不长，195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55年才完全付诸实施，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就开始了。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人们经常低估早期教育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从个人自我实现的激情到认清“阶级结构是阻碍自我实现的主要障碍”。五四运动的思想来源是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而马克思也包括其中。马克思对民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断言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与不受控制的政府一样是对民主的威胁。马克思的其他思想我认为并不具有很高价值。他的历史学是贫乏的；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矛盾(资本主义一边成长壮大一边使绝大多数消费者陷入贫困化，这怎么可能?)，他的哲学是第三手的雅格布伯麦（Jacob Boehme）和梅斯特 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当我读到黑格尔时，立刻就想到了Boehme)。

从哲学角度来看，毛泽东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识概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共同创造新认识的方法。在其它地方有人会将这种方法称为“参与型研究”。毛泽东的认识论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但是你也可以追溯到杜威那里，因为毛泽东强调反复试错的过程，这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仅与他的认识论紧密联系，而且还见于他在《实践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除了五四运动引入的欧洲启蒙思想，中国也有自己的启蒙思想。王阳明关于“理”的学说推崇“知行合一”。王夫之反对照搬古代的典章制度阻碍今天的发展。顾炎武认为中国历史上当地方拥有自治权时国势趋强，而当君主专权的时候，国势趋弱。黄宗羲认为仕作为儒家价值的看护人应该代表人民而不是君主的利益。康有为认为儒仕应该避免空谈努力实践，追求尽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政治因此成了一门关于可能性的艺术。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肯定受到了东西方启蒙思想的洗礼。

尽管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毛泽东后来几乎从未援引西方“理想主义”作者或者儒家学者，但是这些人确实对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除了格林的认识论以外。约翰.杜威特别值得提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整体论之间的对比经常被过度引申，杜威相信人类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来自对可预测变化的观察，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改变来学习。马克思认为认识来自于革命性变革过程中的行动。陈独秀将两者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是杜威将陈独秀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务实的行动不能没有目的，而目的基于价值观，这些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认识论里发现回声。

在格林和杜威之后的第三个西方思想源头是托马斯.克库伯，他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克库伯谈到了圣西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的公社社会主义的矛盾分歧，介绍了欧文关于人类的本性可以通过社会改变得到完善，就像欧文在自己的磨房工厂里进行的社会实践改造了在那里工作的原本赤贫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克库伯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应该由实践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不同的国民特质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应。

应该注意在毛泽东读到克库伯的时候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克库伯在中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982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还听说他的书再版的消息。当然毛泽东的早期教育对其后来思想的影响的研究只能是一种猜测，我们所知的包括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的自学，还有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是杨昌济送给毛泽东一本由江亢虎翻译的克库伯，我们还知道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可能读到的书籍，以及他在一篇文章里对杜威思想的热烈回应。

毛泽东将很多思想融会贯通：意识动机；通过试错法找到可预测的现象从而形成知识达至真理；社会主义提供了在国家集权控制和统一物质分配的共产主义形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地方自治而非中央集权是决定中国国力的基本因素；个人的自我完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助合作达到；僵化的制度阻碍发展；以什么样工具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的基础是共识；一个人意志力的大小决定于他自尊的程度；社会主义依国情与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所有以上这些观点，要么有毛泽东的原话为证，要么可以由他的行动中得出。

毛泽东最初在长沙的政治活动让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湖南的省议会与中国的国家议会都是徒有其表。所谓民主制度有时确能窒息社会改良的真正努力，这为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的情况所证明。毛泽东的优先选择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共同反抗压迫。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历史的主线。我们要问只是：毛泽东最终是坚持了这个信念还是背叛了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6年中，毛泽东在党内一直是代表农民的，他是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人。1927年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同年蒋介石的政变迫使毛泽东进入江西农村。1934年，红军被迫退出江西开始长征，并一路打到陕西。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着一个国中国----一个农民的中国。在国民党人眼中，有两个共产党，一个陕西党一个上海党。有一点我无法证实但仍然相信：当刘少奇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发达地区，而毛泽东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内陆的不发达地区。

在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初次开始处理经济问题。边区必须加强经济来抵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封锁。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发展政府所有的工业和完全集体化的农业。毛泽东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采取了共助组和工商合作社的道路。

施拉姆(Stuart Schram)不相信边区经济与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有联系，因为边区时期不存在国有经济。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贡献良多，但这一点我无法不反对他。在边区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称赞非政府经营的工业合作社，并且将延南合作社树为榜样。(这一部分在再版时被删除了)。我一直相信，工业合作社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合作以村为基本单位，充分利用劳动力，将所得收入迅速投入再生产，从而积累资本和技术。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农民，而领头的往往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技工。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是“地方管理，中央监督”，管理是民主的，有的时候是超民主的。由于没有配套企业，他们不得不什么都做。在边区现有的条件下，合作社的收入支撑了村里医疗和教育的开支。据斯诺报道，合作社充当了全村甚至跨村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角色。边区时期毛泽东推崇的工业合作社模式与20年后人民公社之间深刻的相似性是不能被忽视的。

边区的另外一些合作社，由边区政府或军队组织管理，提供技术和资金。它们就像大跃进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同时也可以视其为公社制度的先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搞的“工合”(Gung-Ho)组织和美国传教士在上海郊区搞的自助合作社和边区的工业合作社有相通之处，这条线索一直贯通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中将人民公社定义为更大区域内的合作，目的是提高分工和生产多样化。我们不能否定这其中明显的连续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刚刚过半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一书里指出了个体农民要走合作化道路的方向。从始至终毛泽东强调的是通过激发农民的创造性和利用农村的资源来制定生产计划增加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新高潮的思想立足于缺乏资本的现实，用集体的组织手段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劳力投入获得后续的投资，积累技术迈向人民公社。相当可信的数字显示，农民的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在原来基础上都有提高。在土改之后，最富有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一般是最穷的农民的两倍，但是，富民70%到75%的收入要用于养家，由于富裕农民往往家庭规模更大，所以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上的收入不到贫民的两倍。在保证基本生活需要之后，任何小的生产效率提高都可以带来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加。这使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到集体中来，进行分工合作。

新高潮一书中给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农业合作社的党支书王国藩在村里富家不愿意入社的情况下，带领贫民进山拾柴卖钱。这是在农闲时做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等他们攒够了钱就开始投资，合作社越搞越大。两年以内中农们看到有利可图都入了社。这个例子也许是虚构的，但它的逻辑是可信的。

这说明毛泽东本意是要用渐进的办法来搞合作农业，但是后来他急于推进，合作化遭遇了富民的抵触。据毛泽东自己说，在这一过程中有80000人被处决，平均每50个村庄有8人，这些人是谁又是因为什么被杀，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但是，必须说明的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进行暗中破坏，那些被处决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了这部分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合作社并没有创造很多非农业的工作岗位。因此大跃进就成了第二次机会。在《新高潮》出版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讲话里提出中央要放权，调动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这实际上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统配，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权威阐述。

接下来是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这是党第一次邀请公开的批评，批评本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但是全国规模的大批评还从未有过。反右被认为是给异见分子挖的陷阱。是毛泽东的引敌深入的策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从未同意过对右派进行惩罚。(如果他支持那么惩罚，为什么又宴请一批知名的右派并公开与他们的合影)。事实上，毛泽东反复要求对于绝大多数不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要耐心教育。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毛泽东对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提出了批评，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细致区分。对于那些拒不接受革命思想的人，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来解决他们。而对于人民内部的意见和利益分歧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有人持有反右破坏了党内共识的观点并不令人吃惊。1950年代初毛泽东就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和长官意志”的运动，他对官老爷是深恶痛绝的。文革中红卫兵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毫不怀疑毛泽东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大跃进不只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政治时尚，而是把群众路线当作是最有效最民主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人民参与设计完成这个变革，提供制度雏形，党来加工完善。在经济领域，权力下放，中央官僚机构无权下命令，而只能对地方的动议进行反应。

麦考法夸尔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说文革脱胎于大跃进。他的考察的历史阶段很成问题。他从大跃进的中期入手止于文革之初，这样就忽略了大跃进本身的起源和文革的后果。这样对大跃进和文革的认识都难以成立。因为大跃进初期的成功被排除了，而正是这一成功所造成的过分乐观导致了后来灾难性的政策执行扭曲。而且他的书根本没有触及文革开始后得以复活的大跃进战略，这一次相对克制的政策取得了成功。麦考法尔绕过了根本的经济战略问题，营造出从1958到1976年的全部运动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假象。在书中作者引述了共产党领导层的多次讨论，在一次争论中毛泽东插话道：“公社必须尽可能多产商品才能多赢利。”对此，麦考法尔没有评论。而这一完全非意识形态的言论反映出无论党内辩论使用的是多少深奥的政治语言，问题仍然是实际的经济问题。

文化革命被很多人视为由文化问题触发，其实经济问题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主张同彭真，刘少奇的不同。毛泽东让村庄购买拥有自己的拖拉机，他是在1958年提出这一建议的。文革后又由林彪重提。但是彭真在传达时故意将毛泽东对苏联拖拉机站政策的批评砍掉。根据红卫兵的批判材料，刘少奇想搞苏式拖拉机站。彭真因为支持刘少奇，再加上庇护攻击大跃进的杂文作家而被免职。

文革开始时受到攻击的作家们都对大跃进持批评意见。这些作家受到对大跃进态度消极的领导人的保护。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作家都是为自己的保护人服务的。说这些作家是独立的根本是无知。

毛泽东的继承之争开始后，言论出版成为重要的较力场，当时右派的解冻就意味着对左派的封口。在西方评论家那里，这被视为是意识形态化的毛泽东与务实的亲自由领导人之间的斗争。而正是这些所谓的务实领导人在此之前一直被称为和毛泽东一样的共产主义暴徒。反右的时候，邓小平在哪里?他是反右运动的领导，是毛泽东对反右感到痛惜并反对扩大化。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又在哪里?他在全国各地巡视，对所有的浮夸和反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当毛泽东要求中国的年轻人批评他们的领导的时候，刘少奇在哪里?他在组织党的工作组去控制学生。毛泽东的反对者提出的“利伯曼”式的改革方案在一度实行之后没有取得任何明显的成果。而毛泽东的社队办企业在1970年代复兴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上台发展的如何?他们贡献了中国一半的工业增加值。使中国农民的收入达到了中等国家的水平，中国人的储蓄是邓小平开始他的经济改革的本钱。

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来发展农村可能是绝大多数穷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才能办到，但是是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不错的墓志铭。

关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个水土保持的项目，在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个村庄。山区坡地经常受到洪水的侵扰，当时的粮食作物是水稻。村民们在山坡上种下了50万棵树，这些树的树叶可以作为饲料，树窝能储留雨水。坡上的小垅就像是小型水库，农民手工清理淤泥保持水土不流失。这种办法涵养了水源同时发展了牲畜生产。使农民有钱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

第二个例子山东栖霞县的一个社办工厂。这个厂最初是从组织家庭妇女缝制手套开始的，在大跃进中他们除了手套还生产其它纺织品。因为这个厂太小，才得以从刘少奇对社队办工厂的扫荡中幸存下来。从1970年开始，它扩大生活。当尼龙出现后，它转向了生产波纹尼龙布。当1982年我去这个厂考查时，他们生产的尼龙轧纹波机已经行销全中国了。

1982年我得到去中国考察的机会。我计划在中国的山东，江苏，四川的三个村庄里呆了三个月，这三个村庄的经济条件分别是很好，中等偏上和很差。北京同意了我的计划。很好的那个在江苏无锡，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东的栖霞县，很差的那个在四川西部的洪雅。在这三个村子里我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北京学到的多得多。在山东我和农村干部一杯下肚，就不再有什么不能谈的了。这让我不但了解到村办企业的潜力和问题，也看到了它对农民的心理影响。村办企业让农民有了新的眼光，他们变得自信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农民自我意识革命的开始。

农民对这种发展方向的肯定使我相信这是通向新的公民社会的开始。当时全中国有大约200万个社队办企业参与市场活动。小企业越多，市场就越复杂，大量的企业和复杂的市场让行政干预变得更困难，市场中的谈判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商业往来取代了党内的上下级关系。基级干部开始认同自己在社队企业里的角色，这类似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提出的市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兴起，它当然被死硬的斯大林主义者痛恨。毛泽东肯定是意识到了经济权力下放对在市场上活动的小企业的政治影响。他就是想给在生产一线的人发挥创造性的空间。毛泽东早就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悖论：中央计划的成功只能来自于基层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毛泽东认为苏联式中央集权控制只能在被控制者那里引起阻碍生产的反制反应。而我在中国农村的田野和社队工厂里看到听到的是积极务实的行动和期望，中国的农民正是变成活跃的国家公民。我不是在理想化社队派企业，很多企业最终不成功，很多依赖于村落里的补贴还没有产生效益。有不小的浪费，不少对环境还有不良影响。甚至滋生腐败。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社会的理想样本来评判别人的现实。西方的小型企业也受到几乎同样问题的困扰。实际上西方小企业的失败率甚至要高于中国。

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在文革中他说造反有理，在文革陷入混乱以后，红卫兵学到的第二课就是没有制度和程序的保障民主就是无法存活。因此在李一哲大字报里，作者认为毛泽东推动的民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需要建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1976年陈尔晋上书毛泽东，他说由于需要用暴力来推翻旧的剥削阶级，革命必然创造一个威权政府，这在革命后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因此需要二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应该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经过红色资产阶级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陈的主张实际上成了民主墙运动的基调。之后，源自红卫兵的这支追求中国民主的力量，完全不同于北京的那些要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推动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六四的结局与这一支民主力量的发展引起邓小平的警惕有重大关系。由昔日红卫兵推动的民主运动在90年代以后仍在继续直到江泽民收回了他对多元政治的有限支持，监禁了王有才，徐文立和秦永敏等人为止。

寻找毛泽东思想与行动中的积极因素并不是要否认他是一个独裁者。尽管毛泽东一直反对滥用刑罚和处决，但在他相信必须这样做时，并不手软。为了保护革命事业，革命的敌人必须付出代价。大多数独裁者都是偏执狂和窃国大盗并不意味着所有独裁者都是如此。我决不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斯大林或者希特勒。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奥立弗.克伦威尔----本质上倾向民主，但是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大权独揽，他这么做正是为了捍卫民主的价值，因为他的将军们既不理解也帮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