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汤用彤先生的道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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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对佛教史的研究成就向来为国际学术界公认，学界关于汤用彤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多集中于这一领域，而对他在道教史学科的奠基性建设，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虽常有论著称引，但尚无专文探讨。原因在于他的道教研究成果，除《读<太平经>书所见》、《读<道藏>札记》等少数专文外，多散见于其佛教、玄学和读书札记（包括大量未刊手稿）等各类著述中，不易彰显，系统梳理总结确有难度。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有年，深感汤用彤先生于道教研究实有灼见，功不可没，故留意搜集相关材料，遂成此文。
由于佛、道二教的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在研究佛教史的同时，也关注道教史的有关问题。饶宗颐先生说：“汤用彤先生对于道释宗教史之开拓，懋著功绩，沾被来学多矣。” 任继愈先生说：汤先生治学也精研道教思想，“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只是没有写成著作，他的功力鲜为人知。他写的《读太平经书所见》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 汤先生对道教研究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具体结论上，而且表现在他对佛教史的总结，为研究道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以及对道教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如王明、任继愈、王维诚、汤一介诸先生，皆成为道教史学科建设的主力。正是汤用彤先生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中国学者道教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特色。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自始至终贯穿着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宗教学之父缪勒（F. M. Müller）说“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 宗教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汤先生对宗教的性质、起源、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识见，都体现在他对佛教、道教的具体研究中。基于上述方法，汤用彤先生“开创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他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来学者的道教研究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的演变
——《太平经》和道教产生的前奏

对于道教史研究的开端，入手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汤用彤先生通过对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家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此他认为：
《太平经》者，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
《太平经》是黄老学演进的产物，为汉代道术支流，而佛教在汉代也完全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汉代佛教，养生除欲，以守一修定为方法。以清净无为住寿成道为鹄的。与《太平经》教同为黄老道术支流。” 为了更好的认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他探本求源，考察了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庄子·天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 ，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汉书·艺文志》从之；《史记·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道虚篇》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此皆后世天师道教之始基。 这是说道教是由先秦道家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汤用彤先生特别关注黄老学在道教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历举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者流《老子》四家五十一篇，《神仙》共十家，托名《黄帝》者四家六十八篇，并且阴阳、五行、天文、医经、房中均溯源于黄帝。《隋书·经籍志》曰：
“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羡，处冲虚而已，无上天官符录之事。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隋志》所言，汤先生认为是指主张清净无为的西汉黄老之学，即班《志》所谓“独任清虚，可以为治”。然《史记》中已载黄帝鼎湖仙去之说，并谓老子百有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据此，汤用彤先生指出：
道家者流早由独任清虚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既均托名于黄帝。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于是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降及东汉，老子尤为道家方士所推崇。长生久视之术，祠祀辟谷之方，均言出于老子。周之史官，擢升而为教主。
当时学界过多的强调了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区别 。汤用彤先生率先注意到了黄老之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这正是由道家到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从中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道教史研究必须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而对于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演进的发掘和阐明，汤先生实有开端之功 。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变迁之迹的厘清，对于道家道教学术史的进一步组织、整理，确有相当的贡献。
汤用彤先生的以上研究说明，道教的产生首先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果。然而，道教形成时的另一特点即其来源的兼容性，尤其是黄老方术和佛教理论的碰撞与融合成为道教发展壮大的重要特点。他于此言之甚明：
两汉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练，托始于黄帝老子。采用阴阳五行之说，成一大综合，而渐演为后来之道教。浮屠虽外来之宗教，而亦容纳，为此大综合之一部分。
这种综合性在《太平经》中有集中体现。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太平经》正是上接黄老，兼容浮屠之教而成“一大综合”的道教最早经典。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经》的研究。

二、《太平经》出世真伪考

1935年，汤用彤先生在《国学季刊》第5卷第1期上发表了长文《读<太平经>书所见》。这是国内学术界对《太平经》的创始性研究。文中考订该经为汉代作品，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他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先生作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太平经合校》的编纂以明《道藏》57卷残本为底本，参照各类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了《太平经》10部，170卷的原貌，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凭。《太平经合校》以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的体例已被公认为传世之作。
《太平经》因其蕴含的中国本土特有的宗教意识以及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需求，而被道教创始人所推崇。可以说，《太平经》的行世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标志。关于《太平经》与黄老的渊源，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亦为安身治国之方，颇含黄老无为之理 。黄老之道，盛于汉初。其旨在清净无为，乃君人南面之术。汤用彤先生据《汉书·东方朔传》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天之“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祗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推断其时所谓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而黄老道术，亦与阴阳历数有关。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陈赤精子下教之道，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于吉之《太平经》上接甘忠可而来。 东汉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后汉书·襄楷传》）。李贤注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也。”汤用彤先生从李贤注中发现有五处引有《太平经》，并从许地山处得到证实，李贤注为引用《太平经》之最早者。据此汤用彤先生推测现《正统道藏》所载《太平经》五十七卷残本 ，即是琅琊宫崇所上百七十卷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他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其根据有三：
他首先依范晔《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及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证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唐代已有其书。接着详考现存《太平经》之性质与襄楷、葛洪《抱朴子》及范晔《后汉书》所记完全符合。最后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 这也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的最关键证明。
对于《太平经》的真伪，汤用彤先生总结道：
《太平经》所记与汉末之黄巾、六朝之道士，均有差异，则谓其为最早之道教典籍，而非后人所伪造，固有相当理由也。
《太平经》的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逐渐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太平经》研究带动了当时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更启发了后学。王明教授对汤用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汤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从此以后，在我国学术界，无论搞哲学思想史的，道教史的，或搞社会史的，以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上，都把它作为后汉时代的经典来引用。” 由此可见，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是建立在其谨严精审的史料考订基础上展开的。他为道教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考证确实的文本，从而为后人研究打下了牢固基础。

三、《太平经》与道教、佛教关系

汤用彤先生证明《太平经》为汉代之书，先是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然而最确切的证明，则是其中所说非在汉时不能有。后项证明，虽似极难，但他通过研究《太平经》反映出的佛、道教关系，进一步断定其年代在汉末之前出世；并从中看出《太平经》在与佛、道二教的关系上，实甚重要，其研读价值，见之于下：
（一）《太平经》反对佛教
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而《太平经》出于琅琊，壤地相接，平原襄楷因之得读浮屠典籍并于吉“神书”。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造此经者如知桑门（后称沙门）之道术，亦不足异。《太平经》卷百十七言：
“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而此四种人者，乃道之大瑕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名为天咎。一为不孝，弃其亲。二曰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曰食粪，饮小便。四曰行乞丐。
《太平经》对这四种行事斥驳极详，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
出家弃父母，不娶妻，无后嗣，自指浮屠之教。而《论衡》谓楚王英曾食不清，则信佛者固亦尝服用粪便也。至若乞求自足，中华道术，亦所未闻。故《太平经》极不以此为然。
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对于《太平经》所言以上“四事”亦持类似看法。 巨赞法师（原中国佛协副会长）认为，范先生可能是受了汤用彤先生著作的影响。为此，巨赞所撰《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兑》质疑《太平经》“四毁之行”是针对佛教而发，认为《太平经》“四毁之行”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其它一些道术。 但他未能找出充分有力的文献证据驳倒汤老的论断。汤用彤先生在与其反复的讨论中又继续补充了一些论证的材料。 他们的有关探讨，有助于后人深化认识《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
（二）《太平经》汲取佛教之说
《太平经》卷九十一曰：“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据此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摭采极杂，远及夷狄之文，故其中虽不似后来道书中佛教文句连篇累纸，但亦间采佛言。如本起、三界，疑是采自佛经名辞。《太平经》与佛教的不同，以鬼魂之说为最可注意。《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迷信相同。 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 ，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盖谓祖宗作业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承负之最大，则至绝嗣。《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周易·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汤用彤先生指出：
道教承负之说，自本乎此。《太平经》之报应，为中土典籍所无，《经》中言之不只一处，疑其亦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但佛家之因果，流及后身，《太平经》之报应，流及后世。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
汤用彤先生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报应说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在他看来，“承负”说由《易·坤·文言》中善恶报应思想发展而成，但又以“中土典籍”无此说，而推断承负说为“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一种综合性创新。汤先生此言仍可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承负说与佛教轮回果报说之具体内容差别显著。新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证明，承负思想在本国渊源有自 ，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质。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符合历史真相的。
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汤用彤先生重点论述了守一之法在佛、道中的来源。他指出：“守一”一语，亦出于《老子》之“抱一”。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谓为长生久视之符。守一者可以为忠臣孝子，百病自除，可得度世。其法疑取自佛家禅法。汤用彤先生的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如《法句经》所云“昼夜守一，心乐定意。守一以正身”。安世高译《分别善恶所起经》偈言“笃信守一，戒于壅蔽”。严佛调译解禅波罗密云“守一得度”，而支曜译《阿那律八念经》谓“专心守一，不用欢喜，为二禅行”。因此，汤用彤先生推测：
“守一”盖出于禅支之“一心”。（《太平经》卷九十六谓，守一可以为孝子忠臣。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云，孝事父母则一其心，尊敬师友则一其心，可与《太平经》所言参照。）而《太平经》之守一，盖又源于印度之禅观。
通过比较，汤用彤先生发现了《太平经》的“守一”与当时佛经中的“禅观”在用语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尚不能断定“守一”之法即是来自印度，因为“守一”之法在本土源远流长，然而也不能排除后来受到佛教影响的可能性。饶宗颐、李养正先生在汤用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的补正。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 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守一”之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无疑具有开创之功，并不断启发后学。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人成“仙”的关键。 《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后来内丹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太平经》特别重视“守一”和当时流行中国的小乘“安般守意”禅法有关 ，并相互影响。汤用彤先生发挥其精通梵文的优势，指出汉魏佛经中，“意”字原当梵文二字：一指心意（末那），一指忆念。安般守意本即禅法十念之一，非谓守护心意。言其为守护心意，乃中国因译文而生误解。守意之说，中国道家养生之常谈。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由此，汤用彤先生得出一重要结论：
汉末以来，安般禅法，疑与道家学说相得益彰，而盛行于世也。
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汤用彤先生对当时佛、道二教互惠关系的揭示，实发前人所未发。在其启示下，李养正先生对道家气法和安般禅法两者如何“相得”，如何能“相得”；如何“益彰”，如何能“益彰”，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剖析和探讨。
由上可知，汤用彤先生对早期佛、道关系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对汉译佛经（包括梵文、巴利文佛经）与道经文献的初步对比，发现了它们在用语和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比较研究方法，汤先生实发其端。现代学界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极夥，但主要仍将佛教与道教分开来论，对二者交互影响之研讨仍未见深入。在这一值得继续开发的领域若有所突破，须将佛教与道家道教结合起来研究，同时要于文献比照上用功。此项工作中应注意辨别所译之文字是源出，还是自创；所译之内涵是新义，抑或旧说之变化。如是方能看出佛、道间的交互影响。

四、《太平经》与“老子化胡”说的渊源

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老子化胡”说的出现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他写完《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后，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列有“《太平经》与化胡说”一节来阐明这一观点。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汤先生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其可贵之处在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
佛道 汤用彤先生对于佛、道两家关系所作的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种，故称“佛道”。 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专开“佛道”一章，从教理、修道行为等方面论述佛教初来与道术的调和。自楚王英至桓帝，约一百年，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佛教本来面目未显著。当世人士不过知其为夷狄之法，且视为道术支流。于是乃持之与汉土道术相拟，而信新来之教者，复借之自起信，用以推行其教。因此他认为，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得益彰，相资为用。双方牵合的理论，则为“老子化胡”之说。后世佛徒，耻其教因人成立。虽知之，而不愿详记。 这就批驳了佛教在桓灵以前未行中国的说法，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佛教自入华后，为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寂然无闻的原因，是在于其傍依黄老道术而其迹不显。“佛道”说自汤用彤先生提出后，已成为学者们普遍奉持的观点。
为了更详尽的解释“化胡”现象之产生，汤用彤先生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太平经》流行在山东及东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其道术亦有受之于佛教者，而佛教亦与其并行，或且藉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 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黄老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琅琊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他说：
《江表传》，称于吉琅琊人。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东汉琅琊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于此。琅琊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琊平原(襄楷此地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
原始道教的流行地为佛教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东汉事佛的楚王英、笮融、襄楷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由此汤先生得出推论：“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 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亦认为，于吉、宫崇之本土琅琊，实为道教发祥地；其对原始道教之兴起，悉用滨海地域观念一以贯之以为解释者 ，与汤先生佛道地理分布之论，自属英雄所见略同。
“老子化胡”说的根源 “老子化胡”故事虽属伪造，但在佛教、道教历史上却意义深远。汤用彤先生明鉴于此，精辟的解析了“化胡说”产生的深刻历史必然性：
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而以之与固有道术并重，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当时汉人以为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如此则老子化胡说，虽为后世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实为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的关键。彼时道教亦方萌芽，与佛教争高低，其化胡说虽谓老子为佛陀之师、胡人所行实老子教化，然其客观结果却使人深信佛老本一，二教无殊。盖因初起之道教与初传之佛教，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老均藉老子化胡说，会通双方教理。 以今之流行话语来说，这也是“双赢”的一种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为适应本土民族心理的需要必然要对自身进行改造；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这是汤用彤先生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
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佛教徒所奉者虽非老子，但不免有人以之与黄老道术相附会。二方既渐极接近，因而有人伪造化胡故事。此故事必产生在《太平经》与佛教已流行的区域。襄楷疏中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东汉佛陀之教与于吉之经，并行于东海齐楚地域，则兼习二者的襄楷首述此说，固极自然之事。《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首云：“《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八十年，生殷周之际也。”据此《太平经》未叙化胡之事。襄楷亦仅曰“或言”，可以相证。但《珠囊》又有云：
《化胡经》云，老子……复与尹喜至西国作佛化胡，经六十四万言与胡王。后还中国，作《太平经》。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此言如实出于晋世旧书，则其时人士，固认《太平经》与佛教有特殊关系。《化胡经》相传为西晋道士王浮所造 ，当系摭拾旧闻而成。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以起，王浮作《化胡经》提出此问题，引发佛、道长期争斗。其背景是佛道二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道教此后的发展，正像他研究表明的：
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
由上可见，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汤先生“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
汤用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成就与其佛教史成果相应，主要集中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他以对此时期道教和佛教冲突与融合的发展演变过程的梳理为线索，就三部分作了重点探讨：第一，他确考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理清了此经与早期佛、道教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道教研究的基石。第二，他对“天师”寇谦之改造原始道教的研究。他指出，寇谦之集道教方术之大成，除去三张伪法，对道教徒加以整齐严肃之戒规与组织，实为道教复兴之功臣。寇谦之自称新经应运出世，神人作诰，付之以经，转佐北方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其所言与于吉所谓太平气至，德君将出之说相似。 这是道教脱离民间原始性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第三，他梳理了魏晋南北朝道教与玄学、佛教之间的关系，并从“本末”之辨的角度对当时三教关系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余论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 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现状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他阅读了大量相关道教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
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
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疏理道教变迁之迹的思路是：从纵的方面对道教自身的起源、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作具体探讨；同时从横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与佛教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汉魏时，外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道教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了“本末（体用）”之论以调和矛盾；此后佛、道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综观全文之探讨，汤用彤先生实以佛教与道教之会通为着眼点，并且从多个方面提出例证。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 。按照这一文化视角他发现了佛教思想与道教（家）等本位文化的融合对于催产宋明理学的作用。从中不难看出汤先生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仅仅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所做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突显出来。
汤用彤先生积极倡导道教史的学科建设。在研究中他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道经进行考证分析。他注重双向交流造成的文化发展，善于透过历史表象发现问题，像守一、种民等等，引起了学界重视和持续研讨，也有力地回应了世界各国的道教研究。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
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视角。他对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人于道教史继续述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作者简介】赵建永，1972年生，琅琊临沂人，父为史学教授。幼秉家学，早诵诗书，博雅好古，尤嗜易老，学与时竞；契神于环中，以深究天人、穷理尽性为安身立命之道，造次弗离，颠沛匪亏。笃志于道而乐游于艺。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周易》与京剧艺术”（《周易研究》1996. 1），系统探讨了作为人文之源的易学与国粹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97年《中国哲学年鉴》对此作有评介。被中国周易学会、国际青年易经学会吸收为会员，选入《中国当代易学文化大词典（人物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97年起，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校订《汤用彤全集》1—7卷。此书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现正着手《汤用彤全集》续编（300万字）的搜集整理。校订有汤一介先生《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等论著。由是略窥学问门径，在此积累上，在北大读硕期间以儒道释关系为研究中心，写有论文十多篇（30余万言），正相继付梓。
《关于中国文化贞元之际的求索》、《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之得失》等5篇论文分别在北大哲学系2002年、2003年、2004年“爱智杯”征文中获奖，刊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2年第1-2期，2003年第2-3期）等刊物。
《普遍和谐观念系统的内容结构和现实意义》、《汤用彤与北大文科的学科建设》分别于北京大学第十一、十二届“挑战杯”征文中获奖。
2003年，“复的思想观念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上篇（4万3千多字）发于《学园》总第14期。《汤用彤与我国哲学与宗教学的学科建设》，（3万9千字）刊于《学园》2004年总15期；学位论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研究阐微》（4万5千字）正分章发表。
写有论文：
“汤用彤对佛、道藏的梳理”，通过汤用彤先生对佛道藏的整理研究，来看对编纂儒藏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汤用彤先生所开课程及其教学特色”。
“汤用彤对西方哲学通史的教学与研究”。
“汤用彤未刊稿的学术意义”。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校读记”。
“汤用彤对汉易至玄学易变迁之迹的梳理”。
“读汤用彤《饾饤札记》之札记”。
正翻译《汤用彤哈佛大学时期文集》。
“从汤用彤留学手稿（5册）看西学训练对其日后治学的影响”。
尚未收入《全集》的汤用彤154册未刊稿，正每册都先整理出一提要，写成《汤用彤未刊稿提要》一书，以方便学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