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访谈

漫卷旌旗

【這是03年底讀碩士的時候採訪的章先生的整理稿，當時採訪的具體原因也已糢糊暸，不過採訪稿，好像沒有髮佈到網絡上去，如果在其他地方有書友見到暸，請提請我，可能是其他幾個師姐髮佈的，如果沒有見到，則希望能對大傢的學術之路有些裨益。】
【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首席教授，原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就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被授予国务院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独立新颖的学术观点多次引起学术界震动，特别是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史》，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文學史亦已齣齊，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这样一位著作等身，享誉学术界的学者就是章培恒先生，如今仍以73岁的高龄战斗在教育的第一线。。。】

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下考察中国古代文学
——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访谈

                        

问：章先生您是怎么走上治学道路的？为什么选择古代文学这个专业？
章培恒：我年轻时候的志向是搞创作，进了中文系后发现，中文系氛围更适合搞研究。一开始，我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较感兴趣，而且很喜欢鲁迅，所以原本是想研究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当时，贾植芳先生在复旦教授现代文学的课程，所以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很大。在贾先生的影响下，我对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西方的文学也很有兴趣。同时，由于当时复旦古代文学的学术力量很强，所以对古代文学也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受朱东润先生影响比较大，对于他所提出的“怀疑的精神”和“考证的方法”很是服膺。
55年反胡风事件后，贾先生被捕，我们几个同贾先生关系密切的学生也受到了处分，此后，我的学术道路转到了古代文学这个方向。当时复旦的党委先是安排我到校图书馆工作，不久就调回到中文系任助教。跟着蒋天枢先生学中国古代文学。当时教师专业的方向很窄，学古代文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是只学习某一断代的古代文学，我是师从蒋天枢先生学先秦两汉文学的，但是蒋先生教导我说：“分段学习古代文学收效甚微，唯有全面学习各个时代的古代文学知识，才能打牢基础。”所以蒋先生一面让我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三国志》，一面又让我学习《说文解字》、《尔雅注书》、《尔雅纂书》等语言文字方面的书。不幸的是，后来由于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关系，蒋先生给我制定的三年计划只完成了一半，我就去教书了。
问：章先生刚才提到好几位以前的著名老教授，您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吗？
章培恒：我受三位老师的影响最深。一位就是朱东润先生，一位是我当助教时候的导师蒋天枢先生，还有一位是贾植芳先生。朱先生的好处有两点，一个是他的文艺观，在当时很超前，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充满新意，这是我在前几年才发现的；另一个就是他的怀疑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这种怀疑精神不仅表现在文学的考证上，而且更表现在对各方面问题的理解上和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分析上。蒋天枢先生则培养了我文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如果我只是接受了朱先生的怀疑精神，而不接受蒋先生要求基础扎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怀疑就很可能成为毫无根据的臆想。当然我不是说朱先生在这方面不踏实，而且因为我在56年后因为政治的原因很少到朱先生那里去，怕牵连到他。而贾植芳先生让我知道了研究文学必须首先重视文艺理论和基本的哲学理论，要学习真正的马克思理论必须要到马克思的原著中去学，贾先生对我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让我知道研究现代文学不能够光讲中国的，而对于国外的文学不理解，同时也使我知道研究现代文学必须从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平出发，而不是从当时流行的对那些作家的看法出发。
问：章先生您认为在专业研究中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
章培恒：我想一个就是专业的精神。所谓专业的精神就是要自己发现问题，不要人云亦云。如果不是自己有所看法，文章就不必写，当然课堂作业另当别论，而作为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唯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解才有动笔的必要。要做到有自己的看法，就要求知识面尽可能地广阔，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学问是可以孤立地研究的。孤立地研究古代文学，而不了解现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也研究不好；研究古代文学，而对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那么古代文学也研究不透；研究古代文学，而对外国文学完全不知道，眼光就变得狭隘，要想有大的成就也难。
问：章先生，您说的对各方面的涉猎面要尽可能广，这个广有没有什么标准？
章培恒：这个“广”是无边无际的。但是我想只是为了扩大知识面而去看书，这可能很苦，所以最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看书，这个书也不一定要管用，但是现在看来没有用的东西，到以后某种情况下也会变得有用。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武侠小说，看这些武侠小说完全不是为了研究，但是现在由于对大众文学开始重视，认为在现代文学中，把大众文学这一块完全剔除也是不合适的，这个情况下，我以前看着玩的武侠小说的知识也就有用了。
问：如何才能做到打通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字学等各个学科，做到融会贯通呢？
章培恒：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从年轻的时候来说，只要能做到既关心古代文学又关心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了解都尽可能多一点，在这样了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专业考虑具体的问题。就我来看，现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常常因为对现代文学不了解而导致在古代文学评价上的不准确，这种不准确的地方就在于没有把整个的中国文学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以前对于古代文学的评价多是根据前人的看法，特别是根据清代以前的人的看法，很少考虑二十世纪研究现代文学人的看法，也不考虑整个的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比如对于六朝的文学，以前的评价都很低，但在现代文学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就有梁元帝的《采莲赋》，并且朱自清对《采莲赋》评价很高，他对梁元帝《采莲赋》中所描写的热烈生活场景也很向往。但是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觉得梁元帝是一个腐朽的作家，所描写的都是腐朽的生活，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现代文学的作家思想腐朽，还是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不考虑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又比如对于唐宋八大家，从新文学倡导者对他们的评价比较低，认为他们所宣传的思想是和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相对立的，《新青年》上发起过对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思想的批评，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对唐宋八大家的评价却比较高。
问：章先生，我们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从西方移植的过程，所以研究现代文学的人要了解世界文学，那古代文学是一个中国自己的文学，那么，为什么您说研究古代文学也要了解世界文学呢？
章培恒：首先，如果我们不拿世界文学作为比照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到了元代末年，中国文学并非不如西方的文学，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出了关汉卿、王实甫等戏剧家。这个情况可能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差不多，杨振宁也曾经说，到元代的时候，中国的自然科学并不比西方的国家差。后来从明初开始，中国的文学就明显不如西方了，明代初期和中期是文学的一个大后退。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文学就难以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得出一个参照后的认识。另一个就是，我们应该了解古代文学真正成为一个宝贵的遗产为我们所继承是从二十世纪开始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的小说考证，包括他的《白话文学史》，一直到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都是西方文化观念下的产物。到50年代，关起门来自己研究古代文学导致学术水平落后于西方。到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回到了世界研究的领域，重新走上研究的正轨，许多研究成果仍然受到了西方文化观念影响，比如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就是用西方的观念来观察中国美学的发展。
问：章先生，您是如何看待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理解中国的文学现象的呢？
章培恒：我们要重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两点，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形式主义。可以用这些理论来观察中国的文学。可以考虑东西方文化是否有个共同的基础？不同的文化是否是共同基础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如果这个前提存在的话，虽然不同文学的差异必然存在，但会缩小，成为比较次要的因素。比如《诗经》很重视集体的意愿和利益，而个人的要求就很自觉地被加以克制，这种情况当然和西方文化的精神很不一样，但是到了《牡丹亭》的时代，个人的意志就表现地很强烈，也就有了较多和西方文化相通的内容。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比如中国的水灾就很厉害，到战国中期，黄河还是自由泛滥，这就必须要依靠集体的力量人们才能得以生存，东方文化中克制个体强调群体的文化品格是为了适应东方的生存条件，但是从根本来说，这是和个人的要求冲突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自然对人类的危害性越来越少，个人的要求也就逐渐突出出来，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就越来越容易。所以我们在研究中既要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也要意识到这并不说明东西方的人性是不同的。
问：章先生，据知您现在正在做一个古今演变的工作，请谈一下您做这工作的出发点和碰到的具体困难。
章培恒：出发点就是我所一直强调的，对于现代文学不了解，那么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难免片面，而对古代文学不了解，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只能是肤浅的。虽然碰到很多具体的困难，但就我自己而言也有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研究古代文学之前，我也先搞了一段时间的现代文学。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对研究现代文学也很有用，而研究现代文学的一般都不注意，明年我将和陈思和先生在《复旦学报》上主持一个《中国文学实证研究》的专栏，有可能也邀请周斌先生一起主持，这种实证研究既包括古代文学也包括现代文学。最近我要求我们古籍所的一个研究生做《冯至全集》校勘的工作，把解放前冯至出的书的版本和现在《冯至全集》的版本进行校对，看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冯至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什么样的修改？有的地方甚至和冯至以前写的完全相反，这种相反起的客观效果是什么？他主观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工作都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所不做的。
问：章先生对于学术精神的看法是什么，对于复旦的学风有何评价？
章培恒：我想所谓学术精神就是连续认真地探讨学术心得问题，尽可能地解决学术心得问题的一种精神。至于复旦的学风，我想在我的老师这一辈里，复旦的学风是很有特色的，那就是“有新意，不保守，而且能够深入地钻研，不迷信权威，能够创新”，至于到了现在，我们这一辈成为老教师的时候，恐怕已经不能完全保持这样的一种学风了。年轻的一代应该慢慢回到传统学风上去。
问：您认为作为一个学中文的学生，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是什么？
章培恒：第一要思路清楚。思路清楚虽然有天赋因素，但也和锻炼有关，如果多看理论并且在看的时候积极思考，把理论弄通弄懂，这是大有裨益的，我觉得马克思的《神圣家族》是很可以看看的。第二我想在现在应该好好学习外文，外文不行，视野也不能广阔，光看翻译过来的东西是不行的，应该多看研究性的原版著作。第三计算机知识也很重要。第四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能懂文言文，这个只要肯下死功夫看一批古文就足够了。
问：谢谢章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