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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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专论
一、全球直接投资的最新趋势及前景
二、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的重要变化及应对考虑
三、外商直接投资趋势与“十一五”利用外资
四、加快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步伐，促进中部崛起
五、转移与承接：把握服务外包发展新机遇
六、跨境并购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式

2006-12-21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副部长　马秀红
   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将始终毫不动摇坚持的基本方针。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一。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利用外资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成功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反过来又为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508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2006-2008年，中国仍是对跨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200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的形势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保持了稳定发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名列全球前茅。全年外商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行业)44001家，同比增长0.77%；合同外资金额1890.65亿美元，同比增长23.1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0%；同期，银行、证券、保险行业新批设立中外合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18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0.81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279.19%。
　　截至2005年底，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约28万家，其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0%，纳税额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72%，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6%，直接就业人员超过2500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
　　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领域继续较快增长，设立研发中心势头强劲，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业吸引外资增速迅猛，制造业中的石化行业成为其中吸引外资较快的行业，东部地区继续保持主体地位，东北老工业基地吸引外资潜力凸显，中部地区吸引外资明显加快。
　　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将紧紧抓住世界经济继续增长、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和跨国直接投资回升的机遇，在继续扩大吸收外资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优化外商投资产业和区域结构，加强对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引导，进一步发挥外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鼓励国内科研机构、院校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配套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积极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积极探索利用外资新方式，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强调公司社会责任。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改进投资促进工作。
　　《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分为九部分。第一章专论部分从不同角度详尽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势和前景；第二章概述部分综合阐述了2005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第三章阐述了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重点介绍了15个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基本政策及其作用；第四章阐述了制造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重点介绍了16个具体领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基本政策及其作用；第五章阐述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地区来源情况，重点介绍了香港对内地投资、台湾对大陆投资，美国、日本、欧盟、维尔京群岛等自由港、新加坡、韩国对华投资的情况；第六章阐述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情况，重点介绍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开发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特别是重点介绍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第七章阐述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情况；第八章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情况。附录部分收录了与报告阐述内容相关的数据表格。
　　《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除了保持以往全面、完整、准确的风格外，重点围绕2005年关于外资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了阐述，在本报告的专论部分对外资研究领域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回答。
第一章　专论
一、全球直接投资的最新趋势及前景
联合国贸发组织  詹晓宁
　　(一)  全球直接投资流动的最新趋势
　　目前2005年全球投资流动呈现出五大特点：
　　特点之一：全球投资大幅度增长。2005年达9000多亿美元，增长29%。全球经济持续增长，跨国公司盈利增加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国际投资流动的进一步加速。跨国并购的增长目前已经达到了1999年到2000年间全球并购高潮的初始阶段的水平。 此外，区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也为国际投资的生成和流动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良好的条件。
　　特点之二：全球投资全方位增长。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地区吸收外资持续增长，发达国家在连续几年下降之后，2005年止跌回升。据初步统计，发达国家去年吸收外资5700多亿美元，增幅达38%。其中欧盟国家吸收外资巨增，几乎翻了一番。发展中国家去年吸收外资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非洲、拉丁美洲、亚太地区以及中南欧的外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俄罗斯吸收外资也翻了一番。
　　特点之三：英国吸收外资远远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引世人瞩目的中国，吸收外资也创历史新高，达720亿美元。 中国仍为全球吸收外资大国，继英、美之后，排名第三。中国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头号大国的地位，占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总额的20%左右。
　　特点之四：自然资源导向型外资继服务业之后成为全球外资新的增长点。该产业扭转了多年来占全球吸收外资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吸收外资大幅度增加，一跃成为各自地区的吸收外资大国。这主要反映出世界能源和初级产品需求旺盛，价格上升。能源问题已成为许多国家极为关注的经济安全问题。
　　特点之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异军突起。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能源、矿产和制造业方面大举对外投资。其对外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动的比重持续增长。海外投资存量达50亿美元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已由1990年的5个增加至目前的25个。
　　(二)国际投资政策发展的最新趋势
　　在国际政策层面上，近年来，双边、次区域、区域及多边国际投资协定增长迅猛，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项此类协定诞生。截至2005年底，全球已签署的各类国际投资协定的总数已达5500多项。 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呈现五大特点。
　　首先，与国际投资有关的保护双边、区域及诸边协定的数量稳步增长。2005年，全世界共缔结了70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78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截至2005年底，全球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总数分别达2459项和2758项。此外，越来越多的自贸区协定、区域一体化协定、双边合作协定也包含与投资有关的内容。此类协定已达232项。
　　其次，新一代投资协定的条款日趋严谨和复杂。部分协定已摆脱了传统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开放式投资定义，注重保持投资定义的全面和严谨；各种投资协定的义务界定逐步完善；新版投资协定明确规定，在追求投资保护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时，不能以牺牲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为代价；新版投资协定还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程序问题上进行了较大的创新。
　　第三，由于以前的协定或已经到期，或是协定诞生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谈判或修订原有协定。截至到2005年底，共有98项双边投资协定被重新修订。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重新修订协定的步伐明显加快，未来若干年内这一势头将继续保持下去。
　　第四，发展中国家签署的投资协定近年来不断增多，这一趋势显示，南南合作的战略重点已开始集中在投资方面。2005年，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为90项，其中52项是南南协定。截至到去年底，在所有的投资协定中，每五个协定中有两个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有四分之一的协定则是由发展中国家相互签署的。
　　第五，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争端的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为投资争端付出的代价也随之升高。2005年，至少有50起此类案件。截至到2005年底，已提交的此类案件总数达226件，60多个政府面临国际投资仲裁。
　　在国家一级的投资政策层面上，出现了明显地政策不协调的现象。一方面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愈演愈烈，各国政府不断加大引资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措施，如OECD国家的企业税率平均由29.7%降至26.5%。另一方面，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表现为一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本国能源产业和重要经济部门的保护的力度，加强理对外资的监管，为外资市场准入设置障碍。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本国产业的对外转移，或鼓励其跨国公司回到母国投资，以求留住就业和增加本国的就业，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
　　(三)全球未来投资前景
　　在未来两三年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前景光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全球大多数受访的FDI问题专家、跨国公司和投资促进机构预测，全球FDI流量将继续逐步攀升，而其他调查对象则认为全球FDI的发展将保持稳定。只有少数调查对象表示，FDI将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下滑。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明后年的全球经济仍然看好，跨国公司的盈利状况也普遍趋好。Fortune 500的数据显示，全球500强的盈利2005年增长30%。2003、2004年的盈利都曾大幅度增长。500强的产值占全球GDP近三分之一，它的盈利情况预示着未来一两年企业运作和扩张的资本比较充足。
　　◆FDI流动的地区特点。亚洲和东欧地区的FDI发展前景最为光明。拉丁美洲可能会继续保持复苏态势。流入非洲地区的FDI将有所增长。发达国家的FDI将继续复苏。
　　◆FDI的行业发展前景。未来FDI发展看好的行业分别是：服务业中的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公用事业、运输及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领域；制造业中的电气和电子产品、机械和金属工业；第一产业中的采矿和石油行业，包括与第一产业相关的加工和供应，包括水、电、天然气的供应。这方面的投资会有大幅度的增长。
　　◆政策发展前景。由于吸引FDI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将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以改善自己的投资促进政策。大多数投资促进机构计划在未来两年内继续增加投资促进政策措施的力度、扩大投资政策措施的覆盖范围。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鉴于资源有限，绝大多数投资促进机构透露，它们有意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措施。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会进一步加强对外资的监管，出台一些有关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政策措施。
　　但是，全球FDI增长面临一些风险因素。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经济体中出现的不稳定金融因素、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石油价格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是未来有可能阻碍FDI增长的主要威胁。
　　总之，尽管全球FDI仍将面临诸多可能削弱其增长趋势的威胁，但它会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或保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
二、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地位的重要变化及应对考虑
国务院研究室　江小涓
　　近两年来，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有一些重要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对地位下降，其它类型外资大幅度增加，外商收购兼并投资增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面对新情况，需要统筹考虑涉外各方面政策。
　　(一)若干重要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的地位和比重下降
　　国内比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上世纪90年代平均为12.1%，2005年已降为5.6%。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外资所占比重，从前些年占10%以上降为2004年的4.4%。
　　国际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上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达到12.5%，明显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7.2%的平均水平，2004年已降为8.2%，同年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分别平均为10.5%和19.1%。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大国，这一比重都已高于中国。
　　上述变化是由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和外商对华投资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今后几年，中国吸收外资仍将保持这个基本态势。
　　2、其它类型外资增多
　　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长趋缓的同时，非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吸收外资不断增加。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企业在海外融资，2004年，中国证券投资负债项目差额达到132亿美元，200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数；二是国外投资者以QFII等方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此外，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外资企业和国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会增加。各种方式合计，今后非外商直接投资类型的外资每年将达到数百亿美元。
　　3、外商收购兼并投资增加
　　近两年来，外商收购兼并方式的投资增多。虽然制造业中购并投资的比重还不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但涉及到一些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影响较大。中国银行业正在集中进行股份制改革，吸收了较多的海外战略投资。收购兼并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用于获得被购并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当时看，可能没有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这与人们以往对外资的认识有差别。收购兼并投资还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论和舆情关注的问题。
　　4、对外投资迅速增加
　　最近两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2005年已达69亿美元。不少企业有未来五年内对外投资的设想。国际经验表明，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有人均收入水平、GDP总量、出口规模、国内投资能力、外汇储备规模、国内市场生产能力过剩状况、本币升值预期等。我们结合国内情况和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估算出中国“十一五”期间累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2010年的投资额可能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进入前3位。
　　(二)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1、收入水平达到转折点
　　“十一五”中期，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2000美元。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收入水平。迈过这个台阶，就进入了国际投资的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快速增加，资本净流入速度减缓，吸收外资方式增多。中国出现的变化符合这个阶段的特征。同时，达到这个收入水平，还会引起对外经贸领域中的其他重要变化，例如汇率压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趋弱等。形象地说，过去二十年，我们对外经贸发展是处在同一个平台上运行，而目前这个平台本身却在发生变化。
　　2、生产能力过剩
　　近几年，国内不少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外资若建新企业，会导致能力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立足和发展的难度大，因此倾向于用购并方式。同时，国内市场饱和以及愈来愈多的贸易摩擦，迫使国内企业加快对外投资。
　　3、投资环境改善
　　收购兼并投资对东道国市场和法律环境要求较高：企业财务透明，有产权交易的相关制度。发达国家之间投资主要用收购兼并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用新建企业方式。近些年中国企业财务制度和资本市场建设有进展，国有企业冗员和社会负担减轻，改善了吸收购并投资的环境，外商以购并方式投资的意愿增强。
　　4、对外投资能力增强
　　中国已经成长起来一批大企业，而且能够以多种方式对外投资。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收购兼并类投资占54.7%。表明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采用这种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较多，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
　　5、全球投资活跃
　　服务业扩大开放是突出特点。亚洲、拉美、中东欧许多国家的服务业都着力吸引外资。目前，印尼、韩国和泰国允许外资银行100%控股本地银行；菲律宾允许外资银行占50%的股权；马来西亚规定对外资银行保持30%的股权上限。到2003年底，韩国主要的7家国内银行外资股权占比分别为73.6%、4.5%、37.2%、51.8%、71.0%、89.1%和48.6%。开放趋势刺激了服务业投资大幅增加，比重已占全球投资三分之二以上，是全球投资活跃的主要原因。
　　6、其它国家的竞争
　　近几年，南亚、东亚、拉美和中东欧国家以各种措施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其中一些国家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类似于我们前些年的情况，对外资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我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将面对更加竞争的格局。
　　(三)通盘考虑应对措施
　　1、全面认识吸收外资的意义
　　吸收外资是利用全球各种资源的重要载体。全球投资70%以上投向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对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国家来说，吸收外资并不是因为国内没有资金，而是要吸收资金流动中搭载的各种竞争能力。全球竞争十分激烈，任何企业都需要不断地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2、努力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地位的持续下降，对增长和结构升级都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外商投资企业要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和发展，使用新技术新产品是基本要求，市场力量推动外商直接投资上水平的基础开始形成。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研究，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可以预计，今后外商直接投资将更多地带来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我们要努力使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保持在较大规模并持续有所增长。
　　3、加强监管预防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着眼于长期回报，撤资成本高，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外资类型。非外商直接投资类型外资的监管难度大，需要及早研究对策。最近跨境资本流动中短期资本的比重上升，要有得力的监控措施。对外商收购兼并型投资，要认识到这是跨国公司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是中国投资环境改善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外商投资具体方式的选择。但同时，也要防止外商购并导致一些重要行业中产生垄断问题。对涉及国家安全产业中的购并案要有审查程序和控制能力。
　　对外投资要防止出现盲目决策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要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完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并获得成功的环境。同时，要防止一哄而起向外走。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面临与我们相似的情形，结果是大量海外投资造成巨额损失。我们有不少企业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对这种可能性要高度重视，加强政策引导和必要的监督。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涉及敏感国家、敏感行业的大宗购并案要慎重。
　　4、促进有效使用国内资金
　　国内资金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有企业体制和政策导向的原因，这是今后平衡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一些缺陷是重要原因。我们虽然有高额的居民储蓄，但将资金集中到能够安全而有效率地使用资金的企业手中的体制不够完善。投资者要求高回报，融资者要求低成本，需要金融市场有效率。特别是股本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不少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今后国内企业可以引进外资，也可以到国际市场上融资，使用国内资金还是国外资金的选择空间更大。要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制和政策环境，使国内资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5、统筹考虑涉外各方面政策
　　中国同时作为贸易大国、吸收外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制定政策要考虑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我们既要促进商品流动，也要促进要素流动；既要考虑引进外资，也要考虑对外投资；既要适度保护国内市场，也要推动别国开放市场。这对统筹开放各方面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及扩大国际间合作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任何影响全球经济稳定的大事件，我们都已不能置身其外。同时，国际社会也认识到，中国能否以积极合作的态度与各国一道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将成为影响国际经济走势和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和调整完善相关国际准则时，要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诉求。这是有利于我们更积极处理好外部关系的重要基础。
三、外商直接投资趋势与“十一五”利用外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隆国强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十五”期间，正值我国加入WTO后的过渡期。我国政府兑现加入WTO的承诺，扩大与深化对外开放，全面改善投资环境，跨上一个新台阶。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保持高位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预计“十一五”时期仍将保持。
　　第一， 外商投资企业研发活动开始向我国扩散。据商务部资料，外商投资的独立研发机构总数已经超过700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位列第二，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
　　外商投资企业对华扩展研发活动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靠近其制造平台，跨国公司已经将大量制造能力转移到了我国。二是靠近中国市场，便于更好地针对中国市场开展适应性研发。三是充分利用中国低廉的研发人力资源，目前我国在高端人才方面与发达经济体还存在明显差距，但中端、低端研发人员的成本约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华建立其全球技术研发中心，面向全球市场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四是为了改善与我国政府的关系，我国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借此表明其对东道国政策的支持，改善与政府的关系。不过，目前在华外资研发机构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研发，技术层次不够高，与本地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较少，“溢出效应”尚待发掘。
　　第二， 服务业外商投资可望成为新热点。一是我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对外资大幅度开放服务市场；另外，还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和内地与澳门的更紧密经济关系安排（CEPA），“十一五”期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可望完成谈判并加以实施，这将推动我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以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必将增加对华服务业投资的力度。二是服务外包活动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对于服务外包的增长前景，Gartner Inc.预测：世界服务外包市场将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2003年世界服务外包额为2201亿美元，2007年将达3063亿美元。印度国家软件协会预测，2008年仅全球计算机用户电话服务中心就将为印度提供110万个就业岗位和210-240亿美元的服务收入。美国Forrest Research Inc.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白领工作岗位和1360美元的工资转移到海外。不同机构的预测结果大同小异，共同揭示出一个结论，即服务外包将成为全球服务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

　　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是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跨国信息传递的成本，使得很多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服务可以在全球低成本地开展贸易；其次，同样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推动跨国公司内部各服务活动的模块化，不同服务环节可以在空间上相分离。再次，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存在着巨大的成本优势，例如，印度软件工程师的工资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一个跨国公司将部分服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并迫使其竞争对手不得不相应开展服务外包。最后，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法规方面不断推行投资自由化，对服务外包加以规范甚至鼓励，也是重要的原因。
　　中国开展服务外包有着极大的潜力，包括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富且低廉等。2005年3月，美国《CIO Insight》杂志公布了2005年《全球外包报告》，综合考虑外包东道国的成本与风险因素后，2005年全球外包指数印度名列第一，中国列第二位。而未来外包指数（2015年），中国名列榜首，将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外包提供国。
　　由于服务具有不可视性，在获取服务外包合同时，企业的知名度和信誉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因此，要获取服务外包的合同，充分发挥本国服务外包的潜力，或者需要培育本国的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如印度的Tata, Infosys, Wipro, Satyam 等公司，这些企业在获取跨国公司软件外包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要引入跨国公司的服务投资或中介公司的投资。较之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引入外国投资是一条捷径，但长远看，仍需要两条腿走路，在引入外国投资开展服务外包的同时，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
　　第三，并购成为外资进入我国日益重要的新方式。从全球跨国投资的方式看，并购在相当长的时间一直是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由于长期缺乏关于外资并购的法规，而且外资政策取向中更偏重于新建投资，并购一直不成气候。近年来，国家关于外资并购的法规逐渐完善，国内市场潜力充分显现，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加之产能过剩，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显现出投资价值。在此形势下，并购日益成为外资进入我国的重要方式，例如，世界最大的啤酒企业AB公司收购了哈尔滨啤酒，苏格兰纽卡斯收购了重庆啤酒，比利时英博集团以58.86亿元收购了福建雪津啤酒，美国新桥收购深圳发展银行股权，等等。虽然并购投资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但由于并购较之新建投资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更多，且不少外资并购对象为国内行业骨干企业，因此，近年来不少外资并购案例引起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商务部等6个部委于2006年8月9日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首次允许外国集团使用股权收购中国公司。
　　第四， 重化工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成为外资进入的新热点。一般而言，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企业经济规模大，资本与技术密集度高，外资通常不会轻易进入。近年来，外国投资者逐渐开始在华投资这些行业，世界最大的钢铁集团米塔尔以3.17亿美元收购华菱钢铁股权，BP与中方合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外资进入重化工业，既有新建投资的项目，也有并购项目。之所以外资开始进入我国重化工业，一是因为外资对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与投资环境信心进一步增强，这种项目动辄投资额达到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没有长期的信心是断不会来投资的。二是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下游产业对重化工业产生较强的引致需求，重化工业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三是我国并购等法律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第五，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初露端倪。早期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是一个个分散的工厂或子公司、分公司，随着在华子公司数量的增多，需要建立地区总部来加以协调。通常而言，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主要负责一定区域范围内该公司的投资规划、市场研究、政府关系、管理、协调、统筹、融资等运营工作，对人力资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一般设立在商业中心城市。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经济结构，提高本地劳动力收入水平，促进其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强经济活力，培育经济中心城市。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主要考虑六个方面的因素，即政局稳定、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区位条件（中心城市）、政策与制度环境（市场准入、外汇管理、资金调度的灵活性、人员出入境、货物进出口的便利性、税收、法律与司法以及政府效率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金融、证券、保险、广告、咨询、会计、法律、信息服务业等）和人力资源条件。近年来，三菱、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著名跨国公司均已经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随着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必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地区总部转到我国内地。
　　（二）“十一五”利用外资的目标
　　“十一五”规划期间，跨国产业转移仍将处于活跃期，来华外资总量仍将处于高位。利用外资工作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的战略目标。利用外资要从以往追求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具体而言：
　　第一，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价值含量。从产业结构看，20多年来来华外资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制造领域，从早期的纺织、轻工、玩具等传统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电子信息、机械、化工、制药等产业为主，尤其是IT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使我国成为IT产品出口大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角度看，传统产业存在高附加价值环节，高新技术产业存在低附加价值环节，来华外商直接投资总体而言，仍处于劳动密集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因此，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新产业，均应将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价值含量作为主要目标。“微笑曲线”形象地描述了各个价值环节的价值含量，所谓价值含量不是指资本的收益率，而是指劳动生产率。提升外资项目价值含量就是从目前以劳动密集的组装、简单加工环节尽快地向上游设计、研发、复杂零部件的生产和下游的运营（总部经济）、市场开拓、物流、金融务、法律、会计等服务环节延伸。
　　第二，提高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对于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既有“溢出效应”，也有“挤出效应”。“溢出效应”是对本土经济的正面外部性，而“挤出效应”则是对本土经济的负外部性。以技术进步为例，“溢出效应”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传导，如外资企业对本土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技术指导，人员的流动带来的管理、技术及国际市场网络的扩散，竞争带来的示范作用等。“挤出效应”可能表现为争抢本土企业的研发骨干人才、抬高研发成本、削弱本土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甚至压迫本土创新企业的生存空间等。我国以住的外资政策较多地关注了外资对于经济发展、就业、出口、税收等的直接贡献，对如何引导、鼓励和刺激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溢出效应”关注不够，政策不够完善。随着我国告别资金短缺时代，“十一五”规划期间，外资政策要着力发挥外资的“溢出效应”。
　　第三，加强国家经济安全。外商投资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既可能有贡献也可能有负责影响。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有利于一国的汇率稳定与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外汇过多也可能导致货币发行过多，推动通货膨胀或泡沫经济，威胁宏观经济稳定。在一些战略性行业，如果龙头企业大量被外资企业投资，也可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不少国家均设有外商投资的审查机构，主要是评估外商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随着外资企业来华存量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具有战略性的服务行业对外资开放力度加大，必然要求我国在开放中加强经济安全。
　　（三）政策建议
　　1、继续坚持吸收外资的政策取向。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发展机遇。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进一步推进投资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少数赢家之一，与我国采取的正确的利用外资战略密切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并不可能做到十分十美，针对个别外资企业存在的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垄断问题等开展反思，无疑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改进管理。但如果借此否定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政策，则是以偏概全，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有的论者从我国外汇储备多的现实出发，引用“两缺口”理论来否认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发达国家普遍不缺资金，但也都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政策，“两缺口”理论何以解释？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投资对东道国的主要贡献，早已经超越了弥补资金缺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跨国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人才和国际市场网络，对于深化东道国参与国际分工，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正面临着转变经济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艰巨任务，坚持进一步扩大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对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十分重要。
　　2、突出利用外资的产业与区域导向。来华外资在产业上过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吸引外资不足；在空间上，约90%的直接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吸收外资不足。随着我国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即“两税合一”），标志着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普惠政策的终结，这是新时期协调内外资关系、建立平等竞争的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十一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来华外商投资的产业与区域布局引导，在产业结构上，应该及时修订现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产业价值链角度细化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到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上，如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总部经济活动、研发、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等，而不是简单地归类为高新技术产业之类。对于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要严格禁止。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不应完全照搬沿海地区的模式，因为内陆地区不适合发展沿海地区大规模开展的加工贸易，因此，应该在内陆地区选择少数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区位良好、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设立特殊经济区，继续对外资实行鼓励政策，引导外商在此投资开展制造业或发展服务外包。
　　3、处理好利用外资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是我国在新世纪提升国力的根本。但是，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而是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以便低成本、高效率地开展创新活动，并充分实现创新成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外资企业对自主创新具有“溢出效应”，不应将自主创新与利用外资对立起来。在开展自主创新时，要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为此，要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更高水平的研发活动，鼓励外资企业加强与本土企业、教学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鼓励高素质人才的流动。要加强宣传，打消外商投资企业对自主创新政策的疑惑。
　　4、正确处理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以我为主，把握好开放的进程与力度，加强对外资对我战略性产业进行投资的风险评估，加强日常信息搜集与统计工作，监控可能发生的风险。同时，要防止过分强调经济安全，丧失发展机遇。美国政府否决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主要理由，即这桩并购威胁美国经济安全。不过，美国政府对此案的否决，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哗然，这无疑给各国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教案，即滥用国家安全否决外商投资，也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另一种负面影响。我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国家经济安全，例如，有关外资并购的法规中，已经将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审查并购的一项标准，但尚未准确定义，评估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程序也还不够明确。总之，未来利用外资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吸收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深入研究外商投资对经济安全的两面影响，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防止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