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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1 14: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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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仅靠实证方法能否重建东周以上的历史?
按照通常的理解,某段历史与我们的时空距离往往与我们对它认识的真确性成反比,但事实上,最为遥远、似乎最有可能实现“客观”理想的上古史反而一直是非常难以接近“历史事实”概念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它还几乎自始至终把握着历史学的命脉。——纵观长达千余年的中古时期,以“三王三代声名文物之治”为代名词的上古史不仅是政治、伦理、经学之圭臬,也一直是传统史学的总宰。即便到了20世纪前半期,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确立和成熟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上古史研究仍然是历史学发展的风向标。正如钱穆所观察到的,胡适出长北京大学文学院时,曾公开声称办文学院只是办历史系,而历史系在上古史方面,除却钱氏所承担的必修课之外,又开设八门选修课,其中顾颉刚与傅斯年各任一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而“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45](p169)。顾颉刚自己也总结说,“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古史的研究,可说是当代史学的核心之一”,“已得到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对于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反而热心较差”[37](P122)。他并将其中原因分析归纳为:“(一)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二)西洋的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三)清代中叶以来疑古学的渐次兴起;(四)考古学的抬头”[37](P123)。的确,“实证”的科学方法在清理传统上古史时施展得极为大刀阔斧,锋刃最显其锐利,成效也最为卓越。而上古史作为传统学术之集大成,也不啻为反传统的极佳切人点。认为“古史辨”派“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46],应该说还是较为人所公认的评论。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样由于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积极的反传统立场,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对上古史形成更加准确和到位的认识,并使他们怀疑的底线设置偏下,对古代文明期及文明程度估计过短过低等①。前者如顾颉刚将《左传》等书也认定为后人伪造的典籍,后者则如胡适在1923年5月30日致信顾颉刚时,表示认同安特森(J.G.An- derson)将商代划人新石器时代的假定②。可以说,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里最易发生的那种因补偏救弊而矫枉过正的倾向,此时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们身上。不仅如此,由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自身存在的一些缺憾,还导致了他们在推翻传统的上古史之后进而试图着手重建它的事业时,遭遇了~系列对他们来讲几乎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
但我们也应看到,“疑古”和“反传统”的事业并不是单纯由胡、顾等人来承担的,把“疑古”当作一顶帽子仅仅扣在他们两人头上更是失之偏颇。事实上,当20世纪早期的社会思潮将大多数知识精英都席卷至“新文化”的立场时,对传统学术、尤其是传世经典的不信任态度早已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疑古派”的情况自不待言,即便是以“古史重建”而享有盛誉的傅斯年和李济等人,实际上也都是从同一个大前提出发而分赴各自的研究工作的。换句话说,一方是就地清理,一方是另起炉灶,虽然取径与操作有异,但他们在对待传统文献的革命性态度上却并不存在十分遥远的距离。如傅斯年在1930年11月19日所作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讲演中便说:“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历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47](p185)从中可以看出,傅的逻辑在不自觉中完成了一个转向,也就是说,他绕过了在确定古代历史记载不可信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就其本身所应开展的系统批判整理③,而直接将其抛弃了。但在时人看来,“考证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仅能淘汰虚妄之传说;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成见,故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48](p65)。胡适也认为:“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6](3,P455)诚然,就以顾颉刚的研究为例,在他打破了那个原有的古史瓶子之后,其中的大部分碎片已被他用来贴补到中古时期,特别是战国到两汉一段的思想史上去了,自己也表示更愿意踏实地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24](P6)。这当然可谓是一种物尽其用、扬长避短,甚至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思路,但这样也就直接导致了另一个后果,即可以保留在上古原地的碎片已经是少而又少,不仅旧貌不复可见,至于该怎样做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新瓶子,其蓝图都已是无从着手。所以,随着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古史讨论的揭幕并逐步走向深入,人们更容易感觉到可靠史料的有减无增以至于匮乏。考古发掘的出土实物此时恰恰为上古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不仅自宋代以来即已开始发展的扩充史料范围的努力,如传统金石学等至此发生了一个质的转换和飞跃,对于当时普遍受到实证的科学方法洗礼的史学界来说,也实在堪称一个莫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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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饶宗颐先生认为,辨明古史记载很多乃是出于后世的增饰附会是“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但“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钱先生说湘域古无文化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见其《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一文,原载《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后收入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见第554页。
②胡适《论帝天及九鼎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00页。后来胡适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成果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承认“商朝不仅有铜器,而且有高度的文化”,但亦几乎终生都将此事“引为遗憾”。有关情况可参考其日记“1930年12月6日”条(见《胡适日记全编》(5)第887页)以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月9日”条(见该书第七册第2711页)。
③在这一点上,顾颉刚曾说:“我们在研究的工作上,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加增,对于旧材料的细心整理,有同等的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不宜定什么轻重,分什么先后。”见《答李玄伯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272页。
与西方考古学不同,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应运而生”,负载着重建上古史的使命成长起来的。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曾多次谈及20世纪的经典批判运动对现代考古学的催生作用。他认为,在“拿证据来”的“怀疑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而“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19](p467-468);或者说,“这一[怀疑的]传统到了民国初年,与近代科学渐渐地合了流,发展出来了近代的田野考古学,为中国新史学奠定了更稳固的基础”[49](P188)。作为这一历程的亲历者,李济的总结观察当然是很可信的,但更为贴近实际的说法可能是,当时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是相互启发的。一方面,顾颉刚也曾说过,“最使人们的古史观念改变样子的,是考古学”[16](p43)。随着前后相继的甲骨文字的发现,仰韶和殷墟遗址的发掘,“出土古物愈多,时常透露一点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9](P78)。这就说明.他们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是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29](p28)。而另一方面,“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并且辅助文献史料重建古代史”[50](P8)。中国现代考古学在其发端时期便以新的地下出土的“哑巴材料”,冲破了传统对“史”只包括文字记录的界说[19](P89),为历史研究、尤其是这一时期的上古史研究寻出了文字史学以外、以前的材料,这当然是历史研究的新天地。而这些材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便在于它们似已具备那种不容置疑、无可辩驳的“科学”和“实证”性质。
如前所述,实证主义史学家们的终极目的是探求可信的“事实”,对材料的要求也以“直接”为至上,出土实物恰恰最符合他们的这种理想:“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它的价值远非传钞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比拟。”[51](p269)考古实物之所以能够取信于人,还可以借甲骨文字先被章太炎舍弃而后成为现代文字学的真实材料作为例说。就此,李济分析道,章氏所见的甲骨属于古董性质,他不相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
至于现代文字学家相信甲骨文字的理由,也是容易说明的。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的材料,在地面下的情形,出土的情形以及出土以后的情形,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每一步的历程所保存的记录都是多方面的可以互相校勘的。最要紧的证据自然是:殷商时代确有龟甲兽骨贞卜并刻文字的这件事,而骨卜的起源远在商朝以前已有不少的实物可以证明。在这一情形下,真实资料之能取信于人似乎是必然的;至少就甲骨文出土的历史看,可以作此一判断。[52](p378)
由此可见,考古发掘在当时整个的历史研究中,无疑已被视为非但材料最为直接真实,并且工作程序最契合科学方法的要求,因而也成为最贴近“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53](p10)的理想境界的那一部分了。实物材料由此得到了历史学家,尤其是治上古史者空前的重视。胡适即认为商民族的来源无法从文字记载中得以考核,对于商朝历史“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材料”[28](p97)。傅斯年在讲解何为“直接史料”时,多举毛公鼎、卜辞等出土文物为例,并概括“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47](p193-194)”。此外,他还认定,“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47](p184)。考察其中原因,归根到底都是因为“鼎盘及甲骨文字均为上古实物,其价值在科学上固当高出于书本万万也”[54](p372)。
在对出土实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及赞誉的同时,考古学方法也随之被推到了上古史研究,以及上古史重建工作的最前沿。本来,胡适在最早提出对东周以前的历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时,他的依据便是“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到了20年代,这种认识可以说一直在呈上升的态势。周予同在评说“古史辨”的成绩时便说:“大概我们要考证古史的真相,逃不了两个方法:一,实物考证法;二,记载考证法;而前者方法的价值实远胜于后者。”他含蓄地批评顾颉刚将过多的注意放在就文字材料解释字义的方法上,作用可谓消极,因而劝他“努力于实物考证法”。他还说:“我并不以为考证古史的真相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我只以为在现在考古学这样幼稚的时候,所得的结论究竟不容易有力量。”[31](P324-325,p326-327)陆懋德也认为,顾的古史论辨之所以没有得出圆满的结果,即因为他“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也是“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他并断言,“上古事迹本无史册记载,全凭器物证明”,而近代西方国家都在通过考古发掘“将前代文化愈推愈远”,以此反对胡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的说法。最后则道明,“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54](P369,P383,P371)。这种取向,从之前1924年李玄伯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51](P270),到随后傅斯年所强调的,用“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人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47](p184),都属一脉相承的实证路径。在这一脉络下,历史学家在上古史领域里的职责权限可以说已被剥夺到了最低的程度;原本应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19](p89)的传统典籍,也基本上被视为没有出路的“语来语去”而放逐到边缘地带去了。
实证主义史学家此时群体性地将重建上古史的希望寄托于考古学之上,并非出于偶然。既然要求“证实的”和“有证据”的知识,并且已经认定传世文献无可征信,出土实物作为“证据”又最为直观而可靠,他们有这样的选择自是必然的。甚至于胡适也据之而宣布要“信古”了,一——在i928年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也乐观地认为考古发掘所出的实物足以“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到几千年、几万年以至更大的幅度①[6](3,p456)。但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胡适在晚年却重新回归到公元前1384年②,个中原由也无非在于,不论某些考古材料能将古史的“传说时代”拉长到怎样的程度,其问的大量时段仍然会因为缺乏充分、可靠的证据而无法准确叙述,“信史”照旧是无从说起。这里便牵涉到胡适在使用“证据”方面所特别注重的“分寸”问题。——如就“科学方法”而言,他说:“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39](四集卷五,P463)在考证研究的过程中,则“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而须严格地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i分话。”③‘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6](7,p188)而惟有等到“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6](2,p216)。由此,胡适对上古史的态度便最终归于,“东周以前,无可信的材料,宁可阙疑,不可妄谈‘邃古’”[39](三集卷七,p974)。如他曾说,“以山西为中心之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④。这种一旦缺乏可靠材料便宁肯“存而不论”的倾向同样非常清晰地表现在顾颉刚身上:对于大禹是神是人的问题,西周以上“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9](P65);至于《尚书·金滕》所记内容的“真的事实怎样,我们因为没有确实的史料,不能够知道”[40](P68)。而这样彻底遵循和步步服从“证据”、力图通过“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和“一点一滴的努力”[7](2,p215)来重建上古史的方式,确实是实证主义史学家必会采取的主要作业路径。换言之,他们也只可能为上古史的重建提供一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式的解决方案。如李玄伯之所以对考古学抱有巨大希望,原因之一就在于“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譬如西周以前的形势与西周时不同,而不能得其详情”[51](P269)。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说,在顾氏的内心深处,始终是以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为最高理想的,他大半生沉潜的勤奋,也莫不是在为尽力靠近上古史的真相。但同样由于他实证主义的致知取向,令他只想“一部书一部书地做去”、“一块砖一块瓦地造起屋子来”,但上古史的问题又动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该建设的则一个小问题往往牵涉到无数大问题上”,他由此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分工问题,同时又主张“我们一方面要急进,一方面又要缓进;急进的是问题的提出,缓进的是问题的解决:在我们的学力上,在时代的限制上,如不容我们得到充分的证据作明确的断案时,我们只该存疑以待他日的论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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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反地,对于一直甚为推崇的清代考据学和顾颉刚的“古史辨”研究,胡适在文中则显示出一派近乎苛责的态度来。许冠三也已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就文章所犯的种种逻辑失误提出了相应批评,参见该书第188页相关内容。
②《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8月1日”条记:“董作宾来,送给先生一本他的《中国年历简编》(艺文版),还只出了上册,是从有熊氏黄帝元年丁亥,西元前二六七四,民元前四五八五年编起的。先生说:‘这是属于古史传说时代的年代,其实都可以不要;就从殷盘庚十五年丁巳,西元前一三八四年起就行。’”见第十册第3686页。
③胡适1936年6月23日致罗尔纲书,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l995年版)第57页。
④胡适1923年5月30日致顾颉刚书,见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8—99页。
⑤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2、9页,以及《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2页。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自清代以来导源于经典文献研究的考证学与西方那种师法自然科学的现代实证主义历史学有很大不同,“前者往往用诠释方法以济实证之穷;后者则与诠释处于直接对立的位置”①。虽说中国现代史学中“实证”与“诠释”的界限相对模糊,史家对历史真实的要求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纯粹客观”,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起码在上古史领域,只要是关注点多数集中在较为具体的问题上,将所谓“证据”提到超过一定的高度,或者倾向于将研究的结论主要建立在作为“证据”的材料的基础之上,那么他们自其工作之初可能便已注定无法达到本来期望的目的;那种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33](p195)的评价,在这里依旧是适用的。换言之,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们既恪守“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的准绳,又无法放弃在细节上追求相对完备而系统的复现,则他们在物资稀缺、材料匮乏的上古史领域里必然面临最大的困境。因为假若依照实证范式对材料的要求,事实上就已决定了:一方面,他们从此材料到彼材料之间的辐射能力只可能维持在一种较低的水平上,即便是考古学材料,从横向的空间及纵向的时间上论,其疏密程度依然大大越出了“实证”所许可的范围,绝不足以供他们连点成线、缀线为面,更不必说完成立体的呈现;另一方面,他们在推翻了传说材料的完全史实地位之时,因严扣“证据”的尺度,对它们或是存而不论,或是像周予同和徐旭生所指摘的那样,置其中含有的历史“素地”及“核心”于不顾而把它们一笔勾销了②。
况且,上古史方面的可信材料不仅数量稀少,自身还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如就文字材料来说,李玄伯、张荫麟、周予同和徐旭生等人对顾颉刚所提出的过度使用“默证”③,无视传说材料的史实“素地”等一类的批评,其实也已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有关上古史的书面材料,不论是较早的歌谣故事或神话传说,还是后来勒成系统的史乘载记,都有着将实际历史经过长时期的口耳相传,再转换为文字形式,继而代代承递、改写这一过程中所必然累积起来的一系列甚至令后人难以分辨的重大弊端。而对于实物材料,时人也早已对它的局限性有所警惕并加以指陈:出土文物的性质极为错综复杂,“它们的真实价值一时尚难以准确的估计”[49](p187);这部分材料,不论甲骨文字、“应付人生之需要者”或其他种类,多半数量过小且支离破碎,极不易构成规模④;并且上古史中还存在着诸多考古学几乎触碰不到的空白⑤。也就是说,考古材料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辨析和阐释,也便失却了基本的意义,更遑论倚重它来实现上古史重建的任务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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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7页。
②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以及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8—30页。
③参见张荫麟《评今人对于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第271—273页。
④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8—30页;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第185页;李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将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47页;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自序》,《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第66页。
⑤ 如顾颉刚说:“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见《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5页。
⑥可以看到,在历史学羽翼下发生发展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也同样已经走到了规避理论的极端,——“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认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见张光直为《时间与传统》所作序文)。
因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树立和坚持“材料”和“证据”的学科尺度是正确的,但始终将它放在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却是成问题的;主张上古史研究应当合文字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群力而为之是合理的,而始终将研究聚焦于具体的细节却是成问题的;在辨去具体人物的真实性上是应当的,连同其社会发展的符号意义一并抹煞却是成问题的。要言之,因为无法跳脱“拿证据来”这一方法论的禁囿,便使得他们对上古史面貌无法形成“切实的把握”,而“东周以上”的实际历史仍然是无从描述的,只能继续呈现为“茫昧无稽”的荒野形态。“证据”本来是实证主义史学家们摧枯拉朽最为得力的工具,但过分迷信“证据”也反过来构成了他们最深重的羁绊。学术史已经证明,如果走不出“证据”的限制,的确就会像顾颉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所说的那样,系统的上古信史的重建事业终究还是那座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山①。
正当顾颉刚等实证史家在上古史的原野里感到山穷水尽、歧路彷徨之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则迅速崛起;他们也恰好崛起在上古史领域。与顾等人“惟穷”史料的“流变”不同,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将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这些学科的“血缘”、“宗法”、“国家”、“婚姻”、“氏族”、“私有制”等概念大规模引进到上古史事实的清理中来,从而在关于史前史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发现了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如顾颉刚等史家对“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知母不知父”、“古之时……人民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等众多资料一直感到无从索解,而摩尔根的人类学模式的引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被接受,使得学术界不能不承认,中国的上古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为摩尔根所揭示的“血族群婚”、“彭那鲁亚婚姻”形态。这样,包括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以及“知母不知父”等传说就不再被视为荒诞无稽的神话,转而带有了某种指示历史进程的意义。这大概就是所谓“理论”与“方法”的效用。正因为这种“理沦”与“方法”在上古史、先秦史领域里充分显示了以材料考辨为主体内容的实证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治史优势,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唯物史观在学界“奔腾而人”。为此,顾先生本人在《古史辨》第四册的“顾序”中有一大段非常著名的表态。他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他们的工作在于“考证事实”。“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27](P22-23)。至于唯物史观学说的阐释力、生命力究竟怎样。当然直到如今都仍是可以从容探讨的问题,但可靠资料越稀少,时间跨度越长,历史编纂对于理论、概念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这里所关注的上古史,就尤为集中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在当今学界普遍高度关注“材料”本身的风尚之下,我们更需要指出,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限制,建立在相关理论或富有阐释力的“假设”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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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页。童书业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自我批判时也曾说,“实验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而“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载《文史哲》195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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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stimating the "Destructive" Intention of the Historical Skepticism:
Appraisal of "No History before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Li Yangmei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et:Under the positivist textual criticism symbolized by the "Ku-shih-pien" debate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rule of "evidenc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ield of modern history, and the former ancient history system of the Three August Ones and the Five Lords was thus totally subverted-such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proposition of "no history before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put forward by Hu Shih and Ku Chieh-kang. What should be made clear is that the proposition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but not ontology. That is to say, the "history" they mean to overturn is not the actual history before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but wa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documents, especially in the authorized Classics.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records are totally lack of the support of evidence, i. e. the "direct material", and they lose the most rudimentary possibility to be the proper historical knowledge consequently. So the proposition of "no hist6ry before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s in fact a conclusion compelled by the rule of evidence. At that time, under the overwhelming circumstances of doubting the ancient classics and documents, as the positivist historians held historical facts as their eternal aim, sticking on the rule of evidence, they never reached an overall grasp of the ancient history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even the excavated materials cannot solve this problem fundamentally. In f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history must be done by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material and evidence, and by laying the foundation on certain theory.
Keywords: the "Ku-shih-pien" School; positivism; reconstruction of pre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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