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思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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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思思想述评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不仅提出了在新经济制度学中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而且在广泛吸收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恢弘庞大的思想体系。本文拟就以下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诺思的思想：一、诺思生平与时代背景，二、制度经济学简介；三、诺思的主要著作及其思想。

生平与时代背景

诺思（Douglass.c.North，1920— ）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父亲是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因此在诺思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全家不得不经常搬迁。结果，诺思在康涅狄格州、渥太华、洛桑、纽约和长岛等地都上过学。后来他父亲调到旧金山工作，诺思不想离家太远就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在伯克利，诺思主修了三门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他非常希望毕业后到法学院读书，但是二战的爆发使他无法实现这个计划。诺思宣称无法容忍自己杀人而参加了商船队。三年的海上生活使诺思有很多时间读书、思考，这时他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名律师。战争结束后，诺思回到了伯克利。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美国人寿保险史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3年，诺思在华盛顿大学相继担任助教、讲师和教授, 担任过《经济史杂志》的副主编、经济史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和美国东部、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1993年,他与罗伯特•福格尔因为开创性地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且为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创立大量研究方法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著作与文章有：1961年出版了《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1971年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1973年与罗伯特•托马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81年出版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诺思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与竞争的时代。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社会本身固有的缺陷与不足，但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西方国家大力引进计划和国家宏观调空，很快又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另一方面，二战和战后重建充分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体制却日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失灵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缺互见的时代背景是以前的经济学家没有遇到过的。在这个背景下，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最大化理论不能合理与全面地解释经济现象。机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又显得过于教条，且政治色彩浓厚，不利于客观公正地说明社会经济事实。于是诺思在批判继承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制度引进到具体的经济分析和历史研究中，最终形成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思生活的时代也是年鉴学派发展如火如荼的时代，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与“长时段”理论对诺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诺思把美国经济增长放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段内考察；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他利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了人类历史，把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划分为两次经济革命——农业的产生与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些都体现了年鉴学派对诺思的影响。另外，诺思吸取了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等），对美国1790-1960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从而提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

制度经济学简介

把诺思放在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大学术背景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经济思想，下面分别从制度的含义、制度经济学简史和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作为制度经济学核心概念的制度，“舒尔茨把它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2]， 制度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如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一般地讲，体制多指系统，而制度强调的是关系。制度由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其中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它虽然没有强制力，但却能长久并无形地约束人们的各种行为，成为社会正常存在和运行的强大力量。正式约束是人们为了管束社会中各种行为而指定的一系列政策与法规。从宪法到其他法规细则，再到个别契约都构成了对人们行为的正式约束。实施机制是上述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实现的渠道。它力图使违约成本高于违约收益，从而减少人们的违约行为。
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它的发展经过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旧制度经济学，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初期的制度主义，也是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时期的制度经济学；第三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也称新经济史、新制度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制度经济学也被称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旧制度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学者在制度分析中强调了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因而叫做社会心理学派；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学者在制度分析中重视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体行动方面的作用，被称为社会法律主义；以米契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对事实进行统计分析而被称为经验统计主义。从1929年凡勃伦逝世到新制度经济学形成的30年是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艾尔斯、贝利、米恩斯和白恩汉等。二战后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分成了三派：一派以美国的加尔布雷思、阿兰•格鲁奇和瑞典的缪尔达尔为代表，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观点，对社会现实和新古典经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一派以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张五常、诺思为代表，受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康芒斯的影响较大，把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一派以贝克尔、不坎难和波斯纳为代表，完全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严格说他们已超出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围，因为他们把制度本身作为经济体系的一个内生变量进行纯经济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科斯和威廉姆森创立的交易费用理论，它解释了企业的起源和企业规模；第二部分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它从产权的涵义、功能到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论证了产权制度对经济生活的重要性；第三部分是诺思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它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利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历史。

诺思的主要著作及其思想

“诺思对经济学的三个领域作出了贡献。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史；检验和诠释了制度在调节个人行为时的作用；他还试图去搞清使得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的力量” ，[3]后两者可以概括为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从诺思的主要著作看到该理论的演变轨迹。
1961和1971年诺思分别出版了《1790～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 在这两本关注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中，诺思不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而且把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来,指出美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要素积累一类的新古典条件所致,而且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在后一本书中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原则和步骤。1968年10月,诺思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 通过多方的统计分析,证明了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变化,但更安全的海洋运输变和市场经济,使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从而打破了人们观念中原有的技术创新决定经济发展的思维定势。1970年和1971年诺思分别发表了《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文章均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在这两篇文章中诺思不自觉地意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1973年,诺思与罗伯特•托马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明确提出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  这个观点在尼德兰、英国与西班牙、法国的对比中得到了证实。1981年,诺思发表了《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对其“朴素产权理论”做了进一步拓展，并提出了他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本书还利用制度理论重新解释并把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由两次经济革命组成的过程。在这本书中诺思“抛弃了一种观念，即制度总是有效的。”[5] 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对新古典的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诺思指出“制度竞争”并不一定产生“有效的”制度选择,这是因为正式的制度选择是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政治体系中做出的,而政治体系中不同利益集团的角逐使问题更加复杂。
从上面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线索：从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到把制度作为一个经济增长因素，到制度变迁原则和步骤的提出，再到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并用制度理论解释历史，制度变迁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制度变迁理论的形成是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结果。不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可以解释大量的经济现象，尤其是市场机制的运作，但它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福利最大化原则不能解释大量没有个人利益存在的个人行为，不能解决“搭便车”问题，也不能解释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抢劫、暗杀并没有带来社会混乱。同样，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少缺陷，比如它也不能说明“搭便车”问题，而且意识形态色彩严重，机械地要求个人以阶级利益为行为准则，忽视个人利益的存在。这样，诺思克服了上述不足，又吸收了它们的福利最大化原则和意识形态理论，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与人口理论和知识存量增长理论相结合共同解释历史。制度变迁理论有三块理论基石：“体制内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解释人们对客观变化有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6]
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的起源有两种解释——契约论和掠夺论。前者认为契约限定了每个人对他人的行为活动，国家保证契约的实施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后者认为作为某一集团和阶级代理的国家，其主要作用是为其代表的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和阶级成员榨取收入。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是没有说明不同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福利最大化问题；掠夺论忽略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而强调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这两种理论都不全面，诺思以“暴力潜能”分配将二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则假定不平等分配。与之相应，国家的特征有三个：国家以提供的保护和其他服务为交换从选民那里获得支持和赋税；国家对每一个集团进行歧视性产权设计；国家受制于选民的机会成本。
国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规定产权结构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由于代理人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统治者设立了一套规则迫使其代理人服从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代理人随着自己权力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统治者的租金；第二，提供公共服务，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社会交易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决定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统治者一方面可能故意提高交易成本从中获得更多的税收，另一方面受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为获得选民的支持不得不给潜在竞争对手和潜在统治者更多的服务。这时国家就会允许无效率产权结构存在而忽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可以从我国历史上大量的贵族特权中得到证明。这一矛盾可能就是腐败存在的根源，就像福尔索姆在《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某一工作岗位的设立不是因为某人有才能，而是因为与某个大人物有关系的人需要这个工作。当无效率的产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或者灭亡，或者被高效率的产权国家代替，或者自动改变产权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
国家根据提供保护的成本与税收的关系决定其选民数量。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时，国家的规模趋于稳定。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再从封建分散的小政治组织到民族国家，军事技术及其变化在决定国家提供的保护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哪里资源测量成本高于收益，哪里就会存在公共产权。”[7] 这句话可以帮我们理解我国明清时期乡族和会馆等民间组织的兴起。明清时期在对人口和土地的考核，对流动性很强的商人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乡族和会馆等民间组织以其特有的组织方式代替国家行使了一部分权力，分享了部分垄断租金，反映了它们与统治者在统治选民上的共谋。
产权理论：“所有权的演进，从历史上看包括两个步骤，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资源的强度以外，而后发明规章，限制局内人利用资源的强度。”[8]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产权：公有产权和排他性公有产权。严格来说,诺思在产权理论的建构方面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他利用产权理论的成果富有成效地解释了西方经济史，“从而使他的学说成为产权运动的四大支柱之一”。[9] 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诺思提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诺思指出“西方以充分界定私有产权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安排的社会过程,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以及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 [10]
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批判贝克尔对理论和道德的忽视，并降低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浓厚政治色彩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认为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最初它是不同经验的人群在地理上的分布。这种各异的经验后来逐渐发展为不同的语言、习惯、禁忌、神话和宗教，最终成为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会随人们经验的变化而变化。从意识形态的起源看，它来于并高于人们实际的社会经验，但低于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在具体运行中与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对个人行为进行评判，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平时所说的良心有相似之处。一句话，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一种约束人们行为并使其决策过程简单明了的内在机制。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无形约束力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监督费用，它才被认为是最经济节约的约束方式。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应该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相互关联、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如何成为更大体制的组成部分。第二，灵活以便得到新旧集团的拥护；第三，使人们相信某一体制的合理性，并让人们为实现和保护它而奋斗。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举了自己和桔子商克里斯的例子具体阐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诺思不会趁克里斯不注意偷偷把几个桔子放进自己的衣袋里，克里斯也不会把坏掉的水果搀到水果袋中。因为诺思和克里斯“都认为交换应该是公平的和合法的。”[11] 在这里意识形态就克服了“搭便车”行为，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产权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权力只有与国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被理解，实际上，“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换费用的企图彼此结合的结果。”也正是国家对产权结构进行界定并保证其实施。此外，产权和国家理论还必须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考虑，否则就不能正确解释大量的个人非理性行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理论的有机体。
除了制度变迁理论以外，诺思对原始农业和产业革命的研究也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原始农业的产生已经有很多种解释，比如戈登•蔡尔德（1951年）从环境与气候角度说明狩猎生产率的下降和农业的产生，布赖德伍德的原子核理论强调了农业产生的文化因素，弗兰纳里（1961）把农业的产生归因于人口压力。他们这些解释都不全面，诺思从人类社会内部，确切地说是从产权方面入手，结合人口理论和知识增长论综合分析了农业的产生过程。

一方面，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原始人群害怕动物被其他人群获得而竞相捕杀，直到捕杀最后一个动物的私人成本与捕杀这个动物的私人收益相等为止，这样动物就有面临灭绝的危险。随着劳动力的不断投入，一段时间以后该地区的动物资源下降，狩猎劳动成本上升，其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开始下移。与之相似，采集劳动也存在这样的趋势。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中，人们慢慢掌握了种植和驯化的基本知识。某些人群逐渐控制了一片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可以组织力量对抗他群体的掠夺，并通过制定规则、禁忌和禁令加强对土地的管理以增加产出。这样，在这种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土地上，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可能不断提高而不受人口增长的影响。所以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可能保持平稳的发展趋势。当这两条曲线相交时，农业就会比狩猎采集容纳更多的人口，于是劳动力开始由狩猎采集转向农业，最终完成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的产生。“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12] 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次经济革命是排他性公有产权的集约农业对公有产权下掠夺性狩猎采集的取代。当然农业的产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任何具体的细节都可以把诺思的理论推翻，但是解释农业产生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细节的制约。而且诺思从人类社会内部找原因，综合人口压力和知识增长共同解释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在人们观念中，一提到产业革命就会自然地想到技术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诺思一反“常理”，从技术创新背后的制度入手，指出了纯粹的技术变化并不能带来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式飞跃，因为某一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比如蒸汽船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取代帆船。产业革命是产权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中，排他性公有产权使“由驯化所产生的报酬会鼓励选择种子和劳动的不断摸索过程”。 与之相似，在产业革命时期，技术专利权体系的初步确立，使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私人收益随着市场的扩大而上升。正是国家和专业化分工的工厂对产业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诺思避开单纯的技术创新，“引导人们从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漫长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诺思的思想不仅包含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和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而且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子和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在诺思提出经济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背后，是他对多门学科的广泛吸收和综合。也正是因为这样，诺思才成为“20世纪几个敢问并试图回答‘是什么使经济增长或衰退’这种大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 与诺思思想体系的恢弘相对应的是其理论的中立性，他没有局限于某一点，而是在兼容各家的基础上把经济理论和历史过程结合来，并力图发掘历史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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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秀生主编：《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商业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31页。
[2]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本，第225-226页。
[3][美]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陈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73页。
[4][美]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陈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73页。
[5][美]约翰•N•德勒巴克，[美]约翰•V•C•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6页。
[6]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本，第7页。
[7]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本，第26页。
[8]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官1992年第1版，第85页。
[9]何正斌著：《经济学300年》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776页。
[10]魏国：《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1]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9页。
[12]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90页。

alvinwoolf

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