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读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zjiacai

【原创首发】

作者及其本书的主要内容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生于1944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早年攻读欧洲古典文学（拉丁、希腊、法国）和中文，197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入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教至今，199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研究范围遍及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荒政史、明清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明清官僚制度等，有专著2部及论文50余篇，成绩卓著，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2003年1月第1版，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是魏的主要代表著作之一，本书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有关中国饥荒的记录、国家干预和要点与结论。

在第一部分作者结合1743-1744年直隶旱灾对旱涝两种灾害的基本形式做了对比说明，指出了旱灾的延续性与涝灾的突发性特点。接着作者论述了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有大量流亡人口的出现，社会动荡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当人们开始用某些“代替品”充饥时，灾情就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此时的灾民身体素质明显下降，虽然可以找到某些矿物质（如“观音土”）、树皮、草根等，但这些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似乎作用并不太大，相反可能会更加损害人们的健康。于是日益虚弱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而倒下，这些又为疫病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人们开始逃离原居住地，沿着以前故有的移民路线迁移到那些能为他们提供食宿的地方。其中东北、蒙古边缘山区和北京成为主要的迁入目的地。北京作为首都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碍于天子的颜面往往不会对灾民置之不理，所以北京对灾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灾民流亡开始仅是为了觅食，但当灾情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出逃。大量灾民的流亡，不仅造成了混乱的社会秩序，而且使灾区丧失了再生产的可能性。
在第二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清政府吸收前朝经验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赈济制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清朝政府才会较成功地完成许多诸如直隶1743-1744年大旱灾那样的大型灾害。

首先，在灾情信息的传递上，清政府完善了一系列经实践检验的规章制度，如奏折。这样大大减少了灾荒信息在各政府部门间的传递时间，有利于救灾高效率的进行。其次在具体赈济的过程上，清朝又完善了许多程序。在赈济过程中，为对付地方的欺瞒，政府相应制定了以土地和身份为基础的灾民等级标准，并把赈济分为勘查和赈济两个阶段，使之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救济，此外还充分利用了保甲制度。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勘灾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灾害调查”（“查灾”或“勘灾”），即评估物质损失。这一过程与农民耕种土地状况有关，主要目的是确定赋税减免程度。第二阶段是“赈济调查”（“查赈”），即评定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一阶段与灾民的家庭状况有关。两个大阶段中又分为两个小阶段：即由胥吏和乡地进行的“初查”和由专门委派的官员、佐杂进行的“再查”。在灾情明了之后就进入了正式的赈灾过程。清代赈济的正式程序是按月向确定为灾区村庄的“极贫”和“次贫”户发放免费事物。救济量按农业歉收量来计算，发放时间在歉年的秋后和来年的夏收之间。每天的发放量是由法规固定下来的，救济时间也是固定的。具体的赈济过程是这样的：在对灾区进行正赈之前，对灾民先不分“极贫”和“次贫”而一律发放一个月的粮食救济，以免在勘灾和救济粮被调来之前灾情恶化，并使救济用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这叫“先赈”；如遇到濡染情况就要进行“急赈”，如果灾区有许多人等不到先赈的发放，就要进行“摘赈”和“抽赈”。赈济物一般是粮食等实物与货币并行。粮食以米（包括稻米、小麦、小米，有时也包括大豆）为主，其他作物如大麦、粟谷等于法定米都有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发放货币有利于弥补地方政府粮食储备不足，但是万一灾情严重到无粮可买时，政府就有必要接管该地区的全部供应。赈济对象主要是有小块土地耕种的农民，而不是非农者（比如雇佣劳动者、店主、手工业者、奴仆等）。这与赈的目的有关，它不是救济每个人的慈善措施，而且农民是最早受到灾害冲击的人。此外贫寒的士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赈济对象。但随着灾情的具体变化，对象也会相应进行调整，城镇中的鳏寡孤独老残者，冰封时船民和某些手工业者都会得到一点救济，对于雇工政府则一般以工代赈。

国家在救灾中一般会鼓励地方义捐以建立粥厂，有时会提供部分粮食。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帮助灾荒中最困难的人维持到官方赈济的开始，并救济官方赈济之外的人如城镇居民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官方卷入其中，实现无为而治，使行政管理费用降到最低。此外还可以达到政府和地方的共同目的——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在这种救济形式中，国家一般托付于地方精英来管理，其本身仅限于劝捐，审批自愿捐助者，在设厂点进行巡查以保证秩序，最后进行褒奖。在这里国家可以减少很大一部分开支，地方精英虽然损失了一定的财物，但却获得了来自官方的声誉，使之在以后的地方竞争中获得了相对优势的地位。对受害者来说他们一般也会较顺利的度过灾荒，所以国家劝捐应该是不错的政策与方法。但是它仍旧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它的影响氛围不大，不能应付灾情严重的地方的救济需要；其次作为私人的救济行为，往往不能包质进行，致使灾民因食用低劣的稀粥而身体日益瘦弱甚至死亡；第三，往往不能控制局面而引起混乱。

作者认为灾后的重建也是赈济的一部分，安抚和召回灾民是灾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政府赈济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救济，而且由于实际赈济程序的耽搁与拖沓使一些灾民等不及官方赈济的到来就离家出逃（在普赈结束和正赈开始之间有两个月的间隙，这期间没有任何救济措施）。人口的大量逃亡严重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十分努力地解决流民问题，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1。严禁灾民举家外逃。2。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即“资送”。路费是按返程所需的天数或站数计算的，为了保证其用于灾民的返乡上，该路费不是一次性发到农民手上，而是发给农民文书凭证，上面写明所到达的地点，然后通过沿途各站发放，并且要求各州县将被遣送的流民名单快速而连续地传递下去，有时各州县会派出专人“护送”流民回籍。3。为难民提供收容所。这有利于避免流民盲目漂泊和打家劫舍，有利于把没有农活的农民留在家里，防止其到处游荡。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灾后重建的措施，如蠲免或者缓征赋税，贷给农具、耕牛和种子等生产资料，并号召商业贷借调低利息，修筑一系列公共工程以改善生产环境。

传统社会地方行政权完全掌握在胥吏（来自当地）和地方精英手中，他们通过多少有些违法的手段来取得执行公务的行动费用，并私自支用公款和做两本帐。这些已被当作半制度性的东西而得到默认。但在救荒这一关乎众人生死的大事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以上的行为有所收敛。此外雍正朝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扬了官员的正直和注重实绩的风气。在救荒过程中，某些官员可能会为百姓的惨状感动而奋力于救灾中，兢兢业业，监督办事人员，广查灾情，以自己的清廉和节俭作表率来推动整个救荒事业的进行，从而克服各种弊病。这样作者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得出结论：“18世纪的集权化官僚政府能够聚集和利用如此大量的资源，并能够进行粮食和资金的区际调运，这使其可能独立承担起大规模的、长期的救灾活动。”（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2003年1月第一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264页。）

本书的学术意义与不足

本书的学术意义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代表了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对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新看法。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持积极的看法，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对中国评价很高。这种积极的看法在18世纪末期开始发生变化，到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访华后，即把中国称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此后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黑格尔之后，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这一观点发展为后来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20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近代中国论”，指出中国若按照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该理论在中国并未发展成西方式资本主义的事实面前不能自圆其说。魏丕信针对于此，通过大量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得出结论：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仍旧具有高效率。这有利于东西方学术界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不再局限于各自的先验认识。

第二个意义在于本书许多观点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1991年费维凯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发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应“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的估量、描述和分析”的号召。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国际学术界在重新认识明清中国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渐形成了一股以“加利福尼亚学派”为代表的新潮流。而早在20年前，本书就已经在重新认识明清中国国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国内学术界最近都较注重的国家•地方•民众互动的研究模式，本书也已在20年前就有所研究，如魏丕信在本书中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实权为胥吏和乡地控制的事实，这不能不让我们汗颜。

然而本书也存在以下两个不足：第一，作者论证的核心是官方赈济的有效性，在此作者详细介绍了1743-1744年直隶大旱灾。但是在清中期这一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期，在直隶这一京畿要地发生的灾荒似乎不能更好地支持作者上面的核心观点。第二，选用的资料大多官方色彩浓厚，往往不能将其论述深入到某一地方社会的实际脉络中，结果显得空泛，如在书中出现了许多主观臆测的句子：“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实施的具体结果”（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2003年1月第一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202页。）， “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流民”（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2003年1月第一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96页。）。 而且在论述中反复使用了1743-1744年直隶旱灾的例子，似乎给人一种论证乏力的感觉。
总之，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既有灾荒制度理论层面上的建构，又有具体救灾过程的关注，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国家的特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gidiok

引用第0楼zjiacai于2006-12-17 10:44发表的“【原创首发】读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本书的学术意义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代表了20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对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新看法。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持积极的看法，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对中国评价很高。这种积极的看法在 18世纪末期开始发生变化，到1793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访华后，即把中国称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此后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黑格尔之后，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这一观点发展为后来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20世纪中期西方出现了“近代中国论”，指出中国若按照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该理论在中国并未发展成西方式资本主义的事实面前不能自圆其说。魏丕信针对于此，通过大量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得出结论：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仍旧具有高效率。这有利于东西方学术界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不再局限于各自的先验认识。

“西方学界对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大体而言，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西方对于当时中国所持的看法是颇为积极的。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对中国的评价都很高。这种积极的看法在十八世纪末开始转变，到一七九三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访问中国后，即把中国称为“一艘摇摇晃晃的、老旧的头等战舰”。此后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黑格尔以来，西方学界的主流一直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木乃伊式的国家”。而明清(特别是清代)则是最能体现这种停滞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新的“冲击一回应”理论，即中国社会并非停滞，而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倘若没有外力介入，中国仍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这种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明清(特别是清)中国社会经济的自身停滞。这种理论后来又发展为“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外学者质疑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西方的“近代中国”论。这两种观点颇为相近，都强调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明清时期不仅有明显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近代早期西方出现的变化非常相似，倘若按照其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将会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终究未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因此这些看法不仅无法证实，而且在理论上也无法自圆其说。同时，由于这些看法的出发点仍然是西方的经验，因此限制了对明清中国实际情况的深人认识。”（李伯重为本书写的序，发表于《读书》2002年10期）

引用第0楼zjiacai于2006-12-17 10:44发表的“【原创首发】读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第二个意义在于本书许多观点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1991年费维凯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发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应“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的估量、描述和分析”的号召。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国际学术界在重新认识明清中国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渐形成了一股以“加利福尼亚学派”为代表的新潮流。而早在20年前，本书就已经在重新认识明清中国国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国内学术界最近都较注重的国家•地方•民众互动的研究模式，本书也已在20年前就有所研究，如魏丕信在本书中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实权为胥吏和乡地控制的事实，这不能不让我们汗颜。
.......

“到了一九九一年，费维凯(Albert Feurwerker)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发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应“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的估量、描述和分析”的号召。到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国际学界在重新认识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渐形成了一股以“加利福尼亚学派(California School)”为代表的新潮流。然而，早在二十年前，本书就已在重新认识明清中国国家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本书为以后国际学界重新认识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真实情况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对于今天正在兴起的对明清中国的新认识，本书实际上乃是一个开端。就此而言，它在国际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出处同上）

李伯重文网上可见：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9300

robertchrs

楼主如何回应1楼的回帖呢？？

zjiacai

对与1楼兄弟提的问题，我想这样回答。对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我没有研究。正好李伯重先生在序言中有提到，故引用过来。至于兄弟说的网文，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再说，我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重点不是介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决1楼兄弟的问题？

天人合一

引用第3楼zjiacai于2006-12-17 16:08发表的“”:
对与1楼兄弟提的问题，我想这样回答。对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我没有研究。正好李伯重先生在序言中有提到，故引用过来。至于兄弟说的网文，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再说，我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重点不是介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不知道这样说能不能解决1楼兄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