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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想衣裳
——浅论中国古代的服饰改革 摘 要：回顾中国古代服饰改革史，是有其规律可循的，服饰改革总是在社会动荡，没有统一之前，各民族开始相互交流时开始，而当国家统一之后，这种改革便积淀下来，并在民族交流加深变广，各民族相互融合、接纳的条件下，出现独特的服饰风俗，并且为下一次的改革打下基础。这一过程是不断重复进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导致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程度，而文化交流的程度又影响着各民族服饰的变化以及差异的大小。可见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往往会导致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服饰的改革。所以，服饰从来也没有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其本身的政治意味要远远大于服饰本身的意味及实用价值。
关键词：服饰；服饰改革；胡服；民族融合
“东方曰夷，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穴居”。[1]（王制）从《礼记•王制》中的这段话，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会人们用以蔽身的服装材料只是羽皮，而且还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会我国各地区的服饰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如今，我们的服饰可谓日新月异，千姿百态，不论从服装的材料、样式、还是做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不断的从民族中，世界中吸取养料，从而使我国的服饰能够在世界服饰中大放异彩。我国古代就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说，可见服饰改革从古至今就未从停止过。纵向比较我国古代的服饰改革，虽各有各的不同，但也有着许多相同之处，根据这些相同之处，可将其归为三类：一，民族碰撞时的改革；二，稳定时期多民族服饰的积淀、整理；三，民族征服中的服饰同化）
一 民族激烈碰撞的改革
这类改革是在多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或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多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频繁的战争，使得民族服饰也发生了碰撞，人们特别是统治者看到了对方服饰中的优点和自身服饰中的不足。虽然他们改革的目的不尽相同，但都使双方的服饰相互影响，互通有无，以求尽善尽美。
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争雄，战争频繁，所以带动了中原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服饰上的交流学习。如当时流行的深衣，在腰上要以革带配带钩，《史记》中就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2]之句，而钩这种佩饰就是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才开始佩带的。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3]章甫是当时宋人佩戴的一种帽子，而越人却是断发文身，拿帽子到越国去贩卖，当然会“无所用之”，虽然这次交流没能成功，但也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尝试服饰改革了，只是因为彼此之间不够了解而导致了失败。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民族间的交流开始加强，其中最能体现这种交流学习的就是赵武灵王的服饰改革。
《史记•赵世家》中载赵国“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2]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赵国处在多个民族之间，并且频繁发生战争。当时人们都著深衣，《礼记•深衣篇》注曰：“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1]可见深衣是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的服装，很显然不适合骑马作战，而胡服确多穿短上衣，下身著裤装，便于骑马奔驰。赵国君主武灵王看到了胡人的服装善于骑马打仗，于是认为应该“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2](赵世家)这样“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2](赵世家)于是便与臣下肥义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臣曰：“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2](赵世家)吹向？改革事业的最顽固的反对声音来自王室成员，赵武灵王面对的保守派代表是其叔父公子成，“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2](赵世家)。而武灵王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变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2](赵世家)。公子成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便著胡服上朝。尽管，此后仍有反对者，但胡服还是被引进了中原。梁启超曾说武灵王的改革是“以骑射为目的，而以胡服为其手段。”[4]从此赵国便强大起来，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次改革虽一开始仅是军服，但由于胡服更有利于人民的田间劳作，后来也渐渐发展为民服。从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骑兵服饰就可以看出，武灵王所引进的这种胡服一直延续到秦汉。这次改革为汉族服饰增添了新的内容，而武灵王也被誉为中国服饰改革第一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迁移，各国之间的相互斗争，民族错居，使各个民族的服饰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抱朴子•讥惑篇》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裤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5]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征服中原，使汉服发生了变化。“原来中国的服饰，宽阔的衣裳是其特性。但自中国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羌等在北部国疆崛起以后，中原多少受有北方各民族的影响，如裤褶等胡服的盛行可见。”[6]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优秀的统治者也被中原的优秀文化所征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民族大迁移后……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7]于是这些统治者就从巩固统治基础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深衣为胡服的改革相反，北魏孝文帝则是全面推行汉化政策，成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提倡汉服的第一人。北魏为鲜卑拓跋族建立的政权。初建政权时，仍按照本族习俗穿着，披发左衽，妇人冠帽著夹领小袖短袄。但随着政治上各族人民不断反抗，这就迫切要求同汉族地主进行密切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深感“思易质旧，式昭惟新。”[8](高祖记)的重要性，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在服饰方面下令禁胡服，服装依汉制，使“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孝文帝实施“鲜卑汉服”的服装改革，遇到了传统习惯的强大阻力。史载：“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 [8](高祖记)。他们唯恐改革影响到自身的利益，对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8]（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改易汉服的诏书颁布后，不少鲜卑人包括皇太子元恂公然顶风违令，经常我行我素身穿鲜卑旧服以示对汉化政策的强烈抵制。孝文帝采取坚决措施，诛杀皇太子元恂以及其他反对派势力代表人物，汉化运动顺利进行，服装改易圆满成功。这次改革不仅使鲜卑族的服饰得到礼制化，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又使汉服再次被充实，使汉服改变了过去上衣下裳的形式而转变为更适合人民劳作的上衣下裤。所以这次改革是“双赢”的。此外辽金元时期的服饰，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汉族冠服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冠服制度。
由赵武灵王和孝文帝的服饰改革我们可以看出“当社会动乱礼，制有所松弛的时期里，从贵族到民众对服饰求新求变的欲望才会释放出来，形成自上而下的流变。”[9]而这种流变，正是中国服饰变革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二 多民族文化的积淀的改革
当社会处于稳定时，激烈碰撞的服饰改革也趋于缓和，在统一稳定的社会中开始积淀下来，并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出它的耀眼光彩。如秦汉冠服制度的制定、明朝恢复汉制等。其中最眩目的就是唐朝，尤其是妇女服饰的改革。
唐朝妇女服饰的改革总起来说共有三大特点：一是胡服风靡；一是女著男装；一是袒露装的流行。
唐朝时期所指的胡服于以往不同，这时的胡服不仅是少数民族还包括印度、波斯等国的服饰。史书中有记载，太平公主夫武延秀曾出使胡地，归朝后学胡语、歌胡曲、舞胡旋以为戏乐。胡风的风行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南北朝时期“在南朝，特别是梁以后，相当的胡俗化，……逐为隋唐服装的前驱。”[6]宋代沈括也曾说过：“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皆胡服也。……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其旧，而稍褒博矣”[10]由此可见，唐朝尚胡的风气是受了北朝以来影响的结果。而此类尚胡的风气，直接影响并助长了宫人的开放意识。《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11](舆服志)。幂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服饰，类似于斗篷，但是从头戴到脚“全身障蔽”，幂篱于北朝后期传入中原，唐初作为宫女、王公女婢的一种常服。而到贞观末至永徽初年则“皆用帷帽，拖裙至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渐息，旋又仍旧” [11](舆服志)，可见当时宫中的女性已经开始大胆的追求服饰上的开放，她们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直接拿来穿戴，追求自身服饰的新颖与创新。连当时的高宗也对这种开放的风气表示出了“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 [11](舆服志)的无奈。而宫中女性也开始将这种革新进行到底，“开元初，从驾宫人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11](舆服志)这时的宫女不仅是著胡帽，而且发展为“露髻”，使宫中的开放之风、胡风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正所谓宫中有所好，世人有所染，上层社会对服饰的大胆追求是促使胡服流行的因素之一。
“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12](音乐志)。当时的闺媛少妇着胡服的流行时俗与歌胡曲、舞胡旋是分不开的。唐太子李承乾“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13](常山王传)，杨贵妃也常舞《霓裳羽衣曲》，这股强劲的域外之风席卷了整个唐土，呈现出一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4](卷303，396)的景象。另外，“尚胡”之风如此之盛更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不可分。仲富兰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前进的步伐越快，时俗变化的周期越短，其更新形势越多，内容也就越丰富。唐代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开放的思想、社会的稳定、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都是服饰演变的有利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吸引着回鹘、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云集唐土，当时仅在长安、洛阳行商的胡人就有数千之众，《资治通鉴》中载：“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人伪服汉人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或衣华服，诱娶妻妾，故禁之。”[15]由此可见，胡商也将胡服、胡乐、胡舞等带进唐人的生活使得这股胡风不仅在宫廷盛行，而且也遍布市井人家。
女子著丈夫衣服是唐代女子服饰的又一大特点。同样女着男装之风，首先流行在宫内的宫女们中，然后逐渐影响到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服饰。唐高宗时“太平公主紫衫玉带，帛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13](五行志)身为公主著男装甚是不妥，还“歌舞于帝前”更是不该，但高宗并未恼怒，反而笑曰，可见当时宫廷女子著丈夫衣裳已经开始流行了。“至天宝年间，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11](舆服志)女子著丈夫衣服、靴、衫，是指头戴软脚幞头，身穿圆领或折、窄袖、腰系革带，脚着黑皮靴的形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唐）《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打扮。渐渐的这种女子著丈夫衣裳的行为传入了寻常百姓家中，女子穿着男装劳作，游玩，骑马都比女装方便，因此流传的越来越广，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潮流。服装是思想的表征。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男女的服饰制度，不得僭越，若女子男装，会出现牝鸡司晨的事，是家庭的不幸，国家的不幸。而到唐代，女子大胆的穿着男装，挑战传统，反映出当时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平等的思想，尤其是武则天以后，更为突出。而这种穿着风格在今天依然流行，女子着中性衣服已是今天新一轮的时尚。
几年前，电视剧《大明宫词》的热播使人们看到了唐朝妇女所穿的服装——袒露装，这并不是电视剧的编造，当时确是如此。贵族妇女身穿锦绣长裙，裙子用锦带系于胸部，宽大的下摆托在地上，上身不穿厚厚的内衣，而代之以一件薄薄的透明纱衣。脖子、胸、手臂大部分都露在外面，以女性特有的妩媚打破传统的封闭。唐诗有“薄罗衫子掩酥胸”，“粉胸半掩凝晴雪”，“半束罗裙半酥胸” [14](卷648，771)等诗句，描写的就是这类服饰。这种毫无保留的赞美，反映了当时的时尚风气和审美标准。在传统的中国，女子是不能裸露自己的肌肤的。而唐代的女子却摆脱了传统的禁忌，大胆的追求形体之美，丰富了唐代服装的内容，是唐代服饰的又一大成就。然而唐代服饰的这三大特点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人们对胡人的痛恨，就慢慢的再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了。
於贤德认为：“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必定存在着一个纵向延伸的轨迹；二是民族与民族的交往，必然会产生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活动必然会出现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形。”[16]唐代的服装正是如此，各民族之间和平往来，各种服饰互相接纳、消化、吸收，使唐装能够博采众长，而之所以创造了自己的特色，是与各民族之间积极进行民族交流分不开的。唐代的服装在积淀了魏晋南北朝纷杂的服饰后，又释放了自己的独特光辉，创造了中华民族最美的服饰，可以说是我国服饰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三 民族征服同化的改革
公元1276年，蒙古族大帝忽必烈成为了问鼎中原的，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统治汉人，打击汉人的民族优越性，元太祖下令要求在京士庶必须将头发剃成蒙古族的样式。从此开始了民族同化政策，要将汉服异化到底。但野蛮民族征服了先进民族之后必然会受到其文化的影响，使得在元朝汉蒙服饰同时存在。这与和元朝一样在汉人发式上做文章的清朝有着一定的不同。
“服制者，立国之经”[17]是清朝统治者服制的指导思想。早在皇太极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以后就规定凡满人“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17]所谓他国就是指明朝。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坚守自身原有服饰，不愿改变自己的民族服饰。皇太极曾说：“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耻！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尔。”[18]禁止满人汉服，是统治者对大清江山能否得到巩固方面出发而提出来的政策，保持原有习俗、服饰并不会引起满人反对，而且容易执行。而禁止汉人汉服，则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历史悲剧。
推行汉人满服，第一条就是剃发。早在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而大规模的剃发运动是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开始的，并宣布遵守者即是大清国民，违者一律杀无赦。“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高压政策，使一时之间满汉的民族矛盾不可避免的尖锐、激化了起来。并由此造成了清初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要统治一个比自己人数多的民族，在心理上是自卑的，所以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认为“只要保持满族服装，就可以使满清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推行汉人满服，就可以从心理上彻底征服汉民族，是大清政权维持对汉族区域的长久统治。”[19]可是“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怎可轻易剃除？清军入主中原，汉族人民心理上就不满，再强制改变服饰，尤其是剃发，心理上就更加不能承受。于是汉族人民在“宁可断头，决不剃发”的口号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20]所以，汉族人民自发组织反抗清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嘉定三屠。清廷因为遇到巨大反抗，而损失惨重，因此，嘉定破城之时，屠杀百姓。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说，中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宁愿掉脑袋，也不愿意遵从满洲人的风俗。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
这场反抗运动虽然激烈，但还是被清政府用武力给征服了，沿袭数千年的汉族衣冠终于被中断了。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这样描写了自己对这一结局的悲愤心情：“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21]
按常理，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但在中国古代，衣服是人身份的象征，自古就有“只认衣服不认人”之说，而满族人入关并建立清后便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汉人不能接受其统治是因汉人看不起蛮夷民族，认为他们野蛮愚昧没文化，接受他们的统治对汉人来讲是种侮辱。相比异族，汉人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而满洲人文化肤浅，这种民族自卑感一方面促使满洲贵族学习汉文化，另一方面又使满洲贵族深恐汉人看不起他们，因此要想统治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汉人习异族风俗，打掉汉人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但依靠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意识问题。后来清朝统治者也将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接受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这些措施缓解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满族抵制着汉族文化对自己的同化，拒绝接受汉服的影响。因此一直保留了其自身民族服饰的基本样式和风格。
流血结束了，汉族服饰也被中断了。清统治者却并没有彻底的征服汉族人民，在此之后，反抗清政府压迫的斗争一直存在，并成立其组织，如天地会、红花会等。但是这种反抗中却不再反抗汉人满服了，人们慢慢的接受了。以致等到辛亥革命时，人们又不愿剪掉身后长长的辫子，忘记当初是如何反对的了！
这段历史告诉着人们：“服饰的融合应当在自觉自愿、潜移默化的氛围中进行，而不宜在民族逼迫的环境中行事，更不应在刀剑的威胁下举行。看来，自愿的融合能促成服饰文化的进步，可以美化双方的生活，而被迫的融合则给传通的双方都带来痛苦和压抑。”[22]
四 结束语
回顾中国古代服饰改革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服饰改革总是在社会动荡，没有统一之前开始改革，而当国家统一之后，这种改革便积淀下来，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独特的服饰风俗并为下一次的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一过程是在不断的重复进行的。 “当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加强时，他们的服饰差异就会逐渐减少，增生出许多不被原地理环境所束缚的、超越本民族服饰传统的时装来。”[2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导致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程度，而文化交流的程度又影响着各民族服饰的变化以及差异的大小。所以说，服饰从来也没有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其本身的政治意味要远远大于服饰本身的意味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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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等雪亮的群众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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