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边涂]张中行《文言与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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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读张中行先生的《文言与白话》，文字部分来源于网上。



第一章　概说

1.1解题
　　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来才流行的。两个名称相互依存，互为对立面：因为提倡照口语写，所以以传统为对立面，并称作文言；因为一贯用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所以以革新为对立面，并称作白话。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两者的内涵和关系相当复杂，以下分章节解说。

1.2.1研讨的意义
　　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汉语。可是现代汉语旁边坐着一位“文言”。它声名和势力相当大，就是不同它交往的人也知道有它。这有很多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文献库藏，时间超过三千年，绝大部分是用它记录下来的。你要开库探宝，它是钥匙，你不用它就进不去。其次，文言和现代汉语虽然差别很大，却又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同源异流，现代汉语，不管怎样发展变化，总不能不保留一些幼儿时期的面貌，因而同文言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点（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另一方面，两千年来，能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此外，还有不少的人认为，专从表达方面着眼，文言的财富比现代汉语雄厚，现代汉语想增加表达能力，应该到文言那里吸收营养；少数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吸收，现代汉语就写不到上好的程度。总之，因为有以上的情况和想法，所以大家都承认，我们应该重视文言，通过它来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于用什么办法重视，那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张应该学会它。就目前说，这种主张势力不小，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小学照规定在学，许多出版社在大量印文言典籍，以供有兴趣的人读。但是，又有些人，也许数目更多，其中不少还是通文言的，对文言的态度就不是全力支持，而是，或者承认有价值而不赞成人人学，或者认为学它会得不偿失，或者干脆反对钻故纸堆，如鲁迅先生有个时期就是这样。对同样的事物看法不同，这反映有关文言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如何解决？还有，假定如有些人所想，有用，如何利用？显然，解决和利用之前，先要对文言的各个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
　　
在历史上，文言有个对立面，是“白话”。两者通常是和平共处，少数时候也曾或明或暗地表现为冲突。白话比现代汉语的年岁大多了，自然同文言更会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关系深，研讨文言就不能不看看白话；或者说，要多看看白话，文言的面貌才可以更清楚。此外，与文言相比，白话和现代汉语是同族近亲，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现代汉语，我们也不能不了解白话。白话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出生和发荣滋长？同文言和现代汉语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想解决，也要对白话的各个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这本书的用意，正如书名所示，就是介绍同文言和白话有关的一些知识，研讨同文言和白话有关的一些问题。

1.2.2研讨的对象是书面语言

　　文言，早期的，也许离口语很近，或相当近。白话，如上文所说，就是口语。这样，所谓文言和白话，就牵涉到与有声语言的关系问题。我们都承认，文言和白话同样是语言。语言是交流（书面语言有时只是记录，如不准备给别人看的日记就是）情意的工具。工具要通过物质形式起作用，如桌椅是通过木材之类起作用，刀斧是通过钢铁之类起作用。

语言的物质形式有两种：诉诸听觉的是声音，我们称为有声语言；诉诸视觉的是文字，我们称为书面语言。两者相比，有声语言是基本，因为从出生的早晚方面说，它是老大哥，文字是弟弟；还有，更重要的，文字近于复制品，就是说，它是用形状表现“声音”，所以书面语言是可以甚至应该念出来听的（说应该，因为有时候事实并不如此，如靠后的文言就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尝不可以说，书面语言是有声语言的补救力量，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时间过长就只能保存意义，难于原样保存声音）。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难解难分。但是既然各立门户，它们的内容就必致有所不同。不同程度的深浅主要决定于文字的性质，如英语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浅；汉字不是拼音的，不同的程度深（更多地表现在文言方面）。就汉语说，重要的不同是，有声语言缺少凝固性，它既随着不同的时间变（如韩愈学司马迁，却一定不全懂司马迁的口语），又随着不同的空间变（如河北人一定不全懂江南人的口语）；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有相当的凝固性，就是说，可以不很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因而十九世纪生在广东的康有为，同样可以看懂纪元前陕西人写的《史记》。凝固性是不是优越性？很难说，如不很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好，但它同口语脱节，于是就必致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说是缺点了。此外，两种语言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这里只举一种，是关于各用其所长的。有声语言用声音表意，它就可以借声音的高低、长短、韵味等来表现不同的意义和情调。举个突出的例，看演出，台下喊“好”，声音短促是正面的，拉长就会成为反面的，所谓“倒好”，这用文字就不容易表现出来。又如说“他行，不用找我”，如果“他”字说得特别重，意思就和字面相反，这用文字也难于表现出来。但书面语言也有它自己的优越性，是可以利用形状数量的大大超过音节数量，做到分工较细。如“越剧”和“粤剧”，“有益”和“友谊”，文字分得清清楚楚，有声语言就合二为一，不靠上下文来帮忙就分不清。
我们研究语言，因为目的不同，范围不同，对于声音和文字，有时要兼顾，而常常是有所偏重。这本书研讨文言和白话，是不得不更退一步，撇开有声语言不管，只对付书面的。

　　这样限定范围，有几种理由。其一，最明显的，简直像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是标题的意义。文言不用说，早的从甲骨文、金文起，晚的到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笔下止，都是书面上的；而且，至少从秦汉起，所有写出来的都是同口语分道扬镳的。白话呢，顾名思义，应该同于有声语言，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写下来的文字，如宋朝称为“话本”的，是“写在本子上”的口说的故事；称为“语录”的，是“录下来”的口语；总之都成了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是否可以看作有声语言的写照？也许可以，或者大致可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由它推知有声语言的确切情况，就是说，难于知道说话人的话，比如赵州和尚、朱文公等的话，究竟是什么韵味。有声语言鞭长莫及，我们只好安于在“书面”上作文章。白话不能离开书面的情况，到近年就更为明显。“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举出白话以反对文言，用意是不再用文言写，而改用白话“写”，写出来的称为“白话文”，后来有些人称为“语体文”，总之都是“文”，所以也是指书面上的。其二，这本书想研讨的事物是“文献”，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所以不能不是书面上的。其三，有声语言的演变史客观存在，其情况，由书面语言可以推知一点点，如古无轻唇音，就是有学术价值的发现。可是把这类发现加在一起，我们终于不能推知，读《诗经》第一篇《关雎》，孔子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子；到不同的地域，如吴越，不同的时间，如汉初，究竟有什么变化。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太专门，不是研究古音的人不容易入手；还有，即使有所得，一般人也苦于没有兴趣，用不上。其四，还有近于实用主义的理由是，有声语言的演变如水之就下，非人力所能左右；书面语言就不然，而是人多多少少可以有点自主性。这样，了解了书面语言的情况，我们就容易以过往为鉴，发扬其所长而放弃其所短，就是说，可以学以致用。总之，根据以上种种想法，从下一章起，文言用不着说，就是白话，不管是古的还是今的，本书都是指文人笔下写出、印在纸面上的，也就是所谓书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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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文言与白话有别


　　一本书或一部书，一段话或一篇文章，甚至短到一句话，是文言还是白话，一般说，常识是容易分辨的。例如：
　　（1）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欧阳修《丰乐亭记》）
　　（2）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东清县有一秀才，姓陈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生得眉目清秀的唯物主义观点时，发挥了这一比喻，认为，人的心灵本身，且是聪明，无书不读，无史不通。绍兴年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众安桥命铺，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华盖，却无官星，只好出家。”陈秀才自小听得母亲说，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际，又闻星家此言，忿一口气，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还了房宿钱，雇人挑了行李，迳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3）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鲁迅《汉文字史纲要》）
　　（4）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鲁迅《朝花夕拾·无常》）
　　例（1）（2）都是宋代作品，例（3）（4）是现代并且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可是稍有看文经验的人都能够知道，（1）（3）是文言，（2）（4）是白话参见“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而且不会有人不同意。这样断定的根据是什么？是文言和白话，各有各的行文习惯，或说得具体些，一部分词汇和句法有独占性，不通用。例如词汇方面，“按其图记”的“按”，白话不用，“还了房宿钱”的“还”，文言不用；更明显的是虚词，表完成，文言不用“了”，白话不用“矣”。句法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如“何可胜数”的说法，白话不用，“姓陈名义”的说法，文言不用。这类不通用的说法好像京剧角色的穿戴，有表现主人身分的作用，主人是什么人物，常看京剧的人可以一望而知。因此，我们可以说，就通常的情况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总是泾渭分明的。但这是通常，不是处处如此。吕叔湘先生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也是《文言和白话》（刊于《国文杂志》3卷1期，后收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叔湘语文论集》），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开头，他举古籍中的十二段文字为例，说明有时候，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并不清楚。这十二段文字，哪些应该算文言，哪些应该算白话，请他的一些朋友看，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初看和再看，对于有些段，意见也不一致。以下是十二段文字中的（5）和（6）。
　　（5）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
　　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宋书·孔琳之传，奏劾徐羡之）
　　（6）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
　　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
　　像这样的文字，我们看了，印象会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也就是算文言算白话都有困难。但是，文言和白话终归是不同的语言，应该能够分作两个集团。分，要有标准，或说是，所分的类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定义，白话的容易，是已经有文言的时候，照或基本上照当时口语写的文字。文言的不那么容易，因为不能单纯地靠有时间性的口语解决问题。

2.2文言难于定义

　　有不少事物，常常是看来清楚，一思就出现问题，再思就问题更多。文言就属于这类事物，它指什么，具有什么性质，好像都清清楚楚，可是想用一两句话说明它，也就是给它下个定义，却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有些路看来可以通行，细想却又是布满荆棘。

2.2.1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例外

　　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是“脱离口语”。这同“文言”一名的意义相合，文是文诌诌，是只见于文章，都表明它不同于口语。可是口语有时间性，以脱离口语为定义，我们必须先确定口语的时间性。一种最合情理的想法是指当时的口语。但这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请看下面的文字：
　　（1）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
　　（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两段都是记言，前一段，即使不全是商初的言，也总是周早期的言；后一段，即使不全是春秋末的言，也总是战国初的言。看语气，又都是描摹说话，不是作文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这和当时的口语，即使未必合一，也总是很接近。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的文字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有人也许会说，这样定义即使有少量例外，但大体上是对的。情况也确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中古以前，不脱离当时口语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我们这里是说定义，定义的内容要无往而不适用，只是“大体上”，容许例外，那就不成其为定义。其二，假定我们为了维护定义的完美性，连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即说《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也放弃，那就还有个困难，也不容易克服，就是，给古白话和文言在时间上划个界限。例如说《论语》不是文言，也是记言体的《孟子》呢？这里最麻烦的是，我们只知道，书面上的文字，从商周下传，同口语的距离逐渐由近而远，而不能确切知道，某一时期（如写《左传》的时候）远到什么程度，以及远到什么强度才可以算作文白分家。不能确知，这个脱离当时口语的定义就苦于是尺而有时（如战国时期）量不准。

2.2.2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有例外

　　近年来，我们常常把文言和现代语看作对立的两种语言；有时用带点学术味道的名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那对立性就更为明显。这样对立并举，意思大概是，现代汉语是现代人用的，古代汉语是古人用的，两者迥然不同。“不同”有程度深浅的分别：深可以深到全不通，如汉语和外语；浅的只是不全通。显然，文言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只是不全通。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些文献材料，如：
　　（1）正见慈母独坐空堂，不知儿来，遂叹言曰：“秋胡汝当游学，元期三周，何为去今九载？为当命化零落？为当身化黄泉，命从风化？为当逐乐不归？”语未到头，遂见其子，身着紫袍，在娘前立。恐娘不识，走入堂中，跪拜阿娘：“识儿以不？儿是秋胡。今得事达，报娘乳哺之恩。”其母闻儿此语，唤言秋胡：“我念子不以为言，言作隔生，何其面叙。娘乐子黄金缯彩，不是恋汝官荣，愧汝新妇，九年孤眠独宿。汝今得贵，不是汝学问勤劳，是我孝顺新妇功课。”使人往诣桑林中，唤其新妇。未及行至路傍，正见采桑而回，村人报曰：“夫婿见至，奉婆处分，令遣唤来。”含笑即归，向家与夫相见。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2）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藉。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你道无事，亦是谩你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间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山文偃禅师语录）
　　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语，念念，一定会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确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们都承认这是白话，不是文言。可见给文言下定义，光是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也不行。

2.2.3以口语为标准随机应变不妥

　　但是，脱离口语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文言和白话》）重要，难41文言和白话于割舍，似乎就不如设法调停，用个就事论事的办法，说文言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所谓脱离，或者是脱离当时的口语（也就必致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史记》《汉书》之类；或者是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尚书》《论语》之类。这办法近于对症下药，由功效方面看相当好，它使我们能够断定，《史记》《汉书》之类是文言，《尚书》《论语》之类也是文言。不过这样东食西宿，理论上有问题。其一，我们怎么知道，对付《史记》《汉书》之类可以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尚书》《论语》之类不能用“当时的口语”？很明显，那是因为先确诊了“症”，所以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就是说，因为早已认定《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史记》《汉书》之类也是文言，所以其后才决定用“现代的口语”对付前一个（不这样，《尚书》《论语》就可能成为白话），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后一个。这是因果倒置，或先斩后奏。其二，作为定义，提出的本质属性不能适用于同类事物的全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2.2.4从时间方面分辨不明确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张改用白话写，说文言是古人用的死语言，白话才是现代人用的活语言。这是从时间方面说明文言和白话的分别，错不能算错，可是意思不够周密，也没有触及要点。因为，一，古人写的不尽是文言；章太炎、王国维等不能算古人，可是写的仍旧是文言。二，死语言，就算早已死了，如果把它看作研讨的对象，总该说明它究竟是具有什么性质的语言，才能使人有个明确的认识，只是从时间方面说它已成过去是不够的。

2.3.1要依常识先认定文言

　　从与口语的关系方面下手，有困难；从时间的早晚方面下手，也有困难。剩下的唯一的路是商店印广告的办法，大道理不讲，只说铺面里卖的是什么货。这像是也有点因果倒置，因为就文言说，这是暂不管它是怎么回事，而先辨认哪些文献是文言写的。这自然是不得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不能不接受常识，根据常识，我们的文献库存，哪些是文言，哪些不是，绝大部分是清清楚楚的。还可以加深一步说，这方面的常识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植根于基础上的相当一致的认识（即使没有表现为明确的定义），我们是可以甚至应该看作不误的。因此，我们想知道文言是什么，最好是，也只能是把这些资料集在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共同的性质；这共同的性质不是非文言的作品所具有，所以就成为文言的本质属性，或说可以用这些组成定义。

2.3.2战国两汉作品可以充当标本

　　有些小的困难是，文言，就时间说，大同之中有小异（如《尚书》与《史记》）；就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说，性质有时不很纯（如《世说新语》和公安派的小品文）。所以聚集资料，用作标本，还要取重舍轻，或取一般而舍特殊。重要的是时间方面的，由甲骨文、金文到章太炎、王国维，我们要取哪一段为标本？幸而有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已经为我们选定了，是“文必秦汉”。我们还可以说得明确一些，是战国到两汉这一段，不只可以当作标本，而且是过去都承认是标本。以前，如金文、《尚书》《诗经》，当然没有人敢说不足为训，可是下笔写，就不用那些为猫，照样画虎。还不只如此，如袁宗道在《论文上》中所指出，《史记》引用《尚书》，曾改“畴”为“谁”，“俾”为“使”，“格”为“至”，“厥”为“其”。这是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尚书》的有些词语已经同他的笔下有距离。时间方面标本有定，后一种小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有了标本，用文言表意，不管一个人的笔下怎么不纯，我们总可以分辨哪部分是文言，哪部分忽然跑了野马，成为白话。（如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是用文言写的，末尾说：“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和“哥哥”是跑了野马，成为白话。）

2.3.3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

　　战国到两汉这一段，流传到现在的文献不算少，时间有先后，地域有南北，内容包括各方面，作者的学派、性格、造诣等更是千差万别，因而笔下不可能如出一辙。于是，概括其性质，我们就不能不取其大同。幸而事实上是有大同。这大同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词汇方面，数量太大，我们难于具体说。只举一点点例，如名词，既可以说“犬”，又可以说“狗”，可是只能说“豕”，不能说“猪”；动词，“走”的所指是跑，表示现在的“走”，要说“行”；形容词，没钱不能说“穷”，要说“贫”。语气词分别更显著，“的”“了”“吗”“啦”等都不能用，要用“之”“乎”“也”“矣”等。句法方面，分别虽然不像词汇那样明显，却是有些决不许逾越的鸿沟，如只能说“惟予马首是瞻”，不能说“惟瞻予马首”；只能说“未之有也”，不能说“未有之也”。总而言之，是表示某种意思，都要用那一套里的某种选词造句的习惯，念出来要是那个旧调调。旧习惯，旧调调，有约束力。魏晋以后，直到清末，有些人明白标榜学秦汉，更多的人学而不标榜。自然，由于时代变了，笔下难免因不得不新而出现一些小的违离（如“是”由指代词而渐渐兼系词），但就系统说，不管怎样变，它只能在系统之内变，不能闯到系统之外，所以仍然是以秦汉为标本的文言。

2.3.4求美的子孙仍是文言

　　文言以秦汉作品为标本，可是汉以后还产生一些非亦步亦趋的新形式。其中最显赫的是骈文、格律诗和词（曲是白话掺杂文言成分的作品）。详细情况留待第七章介绍，这里只提一下，这些爱美的子孙主要是在声音方面精雕细琢，说到词汇和句法，那仍是旧系统之内的，所以同样是文言。

2.4.1文言与古汉语有别
　　
古汉语，如果求名实相副，所指应该是“古代汉民族的语言”。这几个字牵扯的问题很多，因为“古代”的下限难定（上限只能远到有文献可考），“汉民族”的内容太杂（尤其商周时期）。只有“语言”的问题像是比较简单，照理应该指口语，可是我们所能抓到的只是文字。意义不定，难确指，我们无妨来个差不多，给古汉语的外延拟个举要的名单，说早到汤武誓师，中到唐明皇和杨贵妃密语，晚到顾炎武坚拒征召，以及其间的数不清的情意交流，“说”的都是古汉语。这是就不同的时间说，古汉语作为类名，包容的个体非常多，而且，只要两者的距离不很近，一定各有各的特色。就不同的地域说，情况就更加复杂。《孟子·滕文公下》说：“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可见楚语和齐语很不同，可是我们找不出理由，说其中之一不是古汉语。古汉语这样千差万别，而文言却是个相当统一的系统，则两者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各种古汉语都不同于文言，二是只有一种古汉语同于或近于文言。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都可以论断，文言并不等于古汉语。

2.4.2文言一名可用

　　自然，我们也要承认，近来称文言为古汉语，是与“现代汉语”对比叫出来的。这所谓现代汉语，应该指书面的（口说的差别很大），也就是现代人所写。现代人所写是现代汉语，古代人所写当然是古代汉语了。命名，用定义形式规定它指什么，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名者，实之宾也，因而名实不副就会引来麻烦。其一，说是古代人所写，可是古代人也间或用白话写，怎么处理？算古汉语，就不能不放弃“文言”，不算，就不能不放弃“古代人所写”，两全之道是没有的。不得已，或者不得不给古汉语的所指加点限制，说是指脱离口语的。可是这样一来，真的古汉族（口说的）就全部被开除，道理上当然说不过去。其二，还会有个连带的麻烦，是真的古汉语不能不有个名称，叫什么呢？由此可见，与其绕个弯子，用古汉语代替文言，不如省点事，就称为文言。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名实相副，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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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言如何形成

3.1文言形成的条件
　　文言，像其他事物一样，长成或制成以后要具备某些条件，不这样就是没有定形。
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1.1重要条件是词汇句法系统
　　关于词汇句法系统，前面2.3.3节已经概括说过，这是一套几乎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表达习惯。表示某种意思，用什么词，组成什么样的句式，虽然容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这有如京剧旦角的服装，可以穿青衣，也可以穿红挂绿，却绝不许穿生角、净角的长袍。灵活性只能是系统之内的灵活性，或说是旧有的几种表达习惯之中选择一种表达习惯的灵活性。这系统或习惯，即使从形式和要点方面介绍个梗概，也非专书不可，这里从略。
3.1.2系统不随时间变
　　
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固体；不定形，我们可以比喻为液体。液体，注入方器成方形，注入圆器成圆形；固体就不然，换个地方还是那样。前面2.3.2节，我们曾说《史记》引《尚书》改字的情况，这是随时间移动而变，也就是表示在《尚书》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不然，《史记》引《论语》几乎都是照抄。这大量地见于《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如见于《孔子世家》的：
　　（1）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朱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的：
　　（3）德行，颠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僻，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4）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熟悉《四书》的人一见就会觉得面熟，这是因为在两个时代穿的是同一套服装。《论语》之外，《史记》照抄《左传》《战国策》等的地方更多，理由一样，是时代变了而那一套词汇句法系统没有变。汉以后，情况仍是这样，如大家都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末尾说“微斯人，吾谁与归”，显然同《论语·宪问》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用的是相似的模式。晚到清朝还是这样，郑板桥写家书，想到书生有了田，大为感奋，说“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这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长为农夫以没世矣”用的是相同的模式。这种种情况都可以证明，文言定形，成为系统，它就可以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3.1.3系统不随地域变
　　地域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着重说战国两汉这一段。那时期说“中国”，等于后来说中原一带，是汉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民族自然是用汉语；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语言。专就汉语说，不同的地区，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不管差别大小，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有地广、人多、政治强、经济富、文化高等优越性，就会产生通用语（古人称为“常语”“通语”或“凡语”）和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古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举一点点例。《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郑注说得具体些，是“正言其音”。我们可以推断，所谓雅言是用通用的语音读，不用曲阜的家乡话读，等于现在苏州人之用普通话教语文。《孟子》说楚大夫之子想学齐语，前面2.4.1节已经提到，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这是因为齐国属于“中国”，楚国是“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发音不雅正，所以要“弃其学而学焉”。楚国远在“中国”之南，说话用楚方言，《楚辞》（难免经过通用语修润）中还留有不少痕迹（可参看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此外，这种语言差异的情况还大量地保留在字书里。如《尔雅》开头，《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又：“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语方言云。”传说扬雄也重视这种情况，著《方言》，记录各地语言的差异，如开头两条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狸，宋楚之间谓之倢，楚或谓之嫷，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语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统是“一”，至少是大同小异的“一”。这“一”的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以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放弃一部分方言，以筑成书面语言的城池，就是现在所谓“文言”。这文言，骨子里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杂处，可是既然成为一体，我们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么不调和、不稳定之处。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其后，汉朝也是这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写起赋来，用的是一个调调。再往后说，王士禛是山东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语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写文章，作诗词，用的也是一个调调。文言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3.2文言形成的因素
　　文言由不定形而趋向定形是个历程，这历程是书面语逐渐离开口语的历程。顺着历程前行要有推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素”。
3.2.1汉字不随口语变
　　最根本或最强有力的因素是“汉字”。前面1.2.2节说过，文字是用形状表示声音，语言是用声音表示意义。以现代汉语为例，“再见”两个字是直接表示声音zàijiàn，间接表示向人告别的意义。不过文字和声音的关系，各种文字不尽一样。例如英语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一心一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必然的，因而见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写规律）；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文字要照语音拼写。双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三心二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或然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见其字不能知其音（形声字也是这样，如“仪”不念“义”，“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汉字，常常可以跳过声音或至少是不怎么理会声音而直接触及意义。例如看见字，尤其是数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们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义。其三，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误读其音，如把“对称chèn”读成“对chēng”，把“龌wò龊chuò”读成“wūcù”，可是理解得并不错。另一种是不知其者，如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某些字，就是记不准念什么，可是意义却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为形状和声音联系不紧，所以对于同一个字，异时异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响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声字，我们现在念成阴平了；“滑稽”，旧注都说“滑”的音是gǔ，可是现在几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这样。《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是说，在六朝晚年，同一个字，南北的读音可以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亲见的，比如请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读杜甫《秋兴八首》，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听了，会觉得两个人的读音差别很大，可是都不合规定。以上种种情况都表示，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文言。

3.2.2文趋精简
　　文脱离口语，还不只是时间变动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写到书面上的文也总是比口语精简，纵使在早期，还不能说是分道扬镳。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口语是人人用的，这人人中有很多不通文墨的，他们说话经常不检点，信口开河，因而专就表达方面说，就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甚至颠三倒四的情况。文是通文墨的人所写，不容易出现重复、拖沓等毛病，所以即使照他的口语写，也不会同于一般的口语，或说是总会成为比较干净的口语。其二，文，尤其比较典重的文，大多是经过斟酌甚至修润的。如《论语·宪问》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结果，一些见于口语而可不用的声音当然就削除了。其三，纯粹记言的文字也总是化繁为简。举《史记》为例，周昌坚决反对汉高祖换太子，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张丞相列传》）这“期期”是描画口吃，本来可以不用；但这里司马迁是想绘影绘声一下，所以保留了。不过终归是偶一为之，如樊哙是个老粗，记他的话反而文诌诌了，“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项羽本纪》）。时代再靠前，如《论语》，化简的痕迹就更为明显，前面3.1.2节提到的答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皆见《颜渊》篇）这都是对君主谈话，理应谦和委婉，推想不会这样干巴巴，而是到笔下才写成干巴巴的。其四，还有个原因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不简。在有纸以前，记言，文字要写在竹木上，编成册或编；传抄也是这样。这很费事，不得不用化简的办法来调节，如现存早期的文献，《易经》的卦辞、爻辞，《尚书》，《春秋》，甚至《左传》等都是这样。但就是这样言简意赅，写成书也会笨重得不得了，官府的储存不用说，就是私学，也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这费工笨重的程度，随着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改进而逐渐减轻，但就是到今天，写和夸夸其谈究竟不一样，为了经济些，书面的还是不得不求简。一繁一简，其间自然就形成距离。其五，文求精简。精简有优点，因而渐渐地这优点就会被人视为一种高的风格，不少文人就会用力求笔下实现这种风格。古典作品里这类例证很多，最突出的如史书的论赞，晋人的杂帖，唐宋以来的随笔、诗话等，都是轻轻点染，意在言外。总之，文偏于简是不得不然。这必然性也是文脱离口语的一种推动力，纵使单单靠它，文言还不能建成自足的词汇句法系统。
3.2.3文的惰性
　　语言有惰性，也应该有惰性。因为它是交流情意的工具，交流，至少要两个人，所用的符号，什么符号表示什么意义，不能不照“约定俗成”的办，否则甲任意变，等于不守约，乙就难于理解。但是在惰性的统辖之下又不能不变。变的原因很复杂。客观的比较容易说，是时代变了，出现了新事物，就不能不增加新的词语甚至句式来表现它。这新事物还包括外来语及其译文，新的句式大多是从这条渠道来的。主观的原因就难说了。可以推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地乱来，一种是有意地求新奇，两者都是用原来不见甚至不容许的说法以表意。这类说法的大多数会自生自灭；但总有一些会生存下来，发荣滋长，为大家所接受。就是这样，语言在不断地变化。但这种变化，表现在口语的和表现在书面的大不一样：表现在口语的快而多，表现在书面的慢而少。常常是，有些说法，口语中通行了，可是根据不成文法，还不能用于书面，如现在形容好上加好是“没治啦”，好像写文章的人还没有人肯用。也会有些，终于没有人用，那它的活动区域就只限于口语，不见于书面了。这都可证，语言的惰性总是更多地更明显地表现在书面上。这自然是有原因的。一是在没有录音设备的长远时期，口语是旋生旋灭，文字写在书面上，它就必致长久不变。二是不变，后来的人就会甚至就愿意照老路子写。三是这老路子，由于种种原因，会被很多人视为雅驯，因而就更进一步，不容许变。这样，口语和书面语的发展变化的路程就有如故事里讲的龟兔竞走的前段，口语像兔，跳跃着向前跑了，龟却在后面慢慢爬。其结果当然是距离渐渐加大，就文言说，是成形以后，在原地踏步不进，以至于成为完全不像口语的另一套语言。
3.2.4文人笔下学书面语
　　语言是亦步亦趋地学会的，口语是这样，书面语也是这样。理论上，口语可以以书面语为师，书面语可以以口语为师；可是事实上，口语总是基本上以口语为师，书面语总是基本上以书面语为师。说“基本上”，因为其中的情况颇为复杂。其一，要看学的人会写不会写。不会写的，自然只能以口语为师。其二，至于会写的，那就不一定，怎样学，还要看他怎样看待口语和书面语；学得怎样就更难预测，因为要由身内身外的许多条件来决定。以近年的情况为例，“五四”时期提倡用白话写，有不少人努力在笔下学口语，可是写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有了成果，这成绩见于书面，量不小，质相当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是纯粹的白话吗？这只要念念鲁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是与口语有距离的“白话文”。
　　再以后，主要是五十年代，曾经有人大声疾呼地提倡“写话”，原因当然是大量的书面语写得不像“话”。这里我们且放过是非，专谈事实，那是：绝大多数人学写，是以书面语为师，而书面语又绝大多数不像“话”。可见学写，以口语为师不是容易，而是很难的。这困难，在古代，文言正在成长的时期，尤其形成之后，当然会更大，更明显。我们可以想一想，班固写《汉书》，如果限定他只许用东汉的口语写，而不许学《史记》，那困难会是如何大。这困难还必致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增长，比如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也限定只能用《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白话，而不许学《史记》《汉书》等，那恐怕连成书的希望也没有了。再从正面说，旧时代两千年来的文人，写的本领都是由书面上照猫画虎学来的，写文要熟读经史，写诗要熟读李杜。绝大多数人还要有所专，如苏轼是《庄子》，归有光是《史记》，黄庭坚是杜甫，等等。这照猫画虎的学甚至成为流派，最突出的如西昆体的学李商隐，明朝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学的结果是，在书面上，后代与前代无异或基本上相同，而口语独自向前走了，于是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就书面语说，它有了自己的一套，这一套因一学再学而势力越来越雄厚，阵地越来越稳固，这就是现在说的“文言”。

3.2.5文人为文求典雅
　　旧时代，尤其是古代，文化不普及，通文墨的只是少数上层人。上层人少劳多得，权多利大，有实惠。实惠同时是荣誉。人总是喜欢荣誉的。荣誉必须表现为己身之外的人（越多越好）对己身的羡慕和尊敬。因为这要由外来，所以“深藏若虚”的办法行不通，一定要想尽办法表露，求为人知。表露的方式，文人比不通文墨的人多“文”这一种。能文是一种荣誉，文而能典雅是更上一层的荣誉。典雅当然与内容有密切关系，如在古人的眼里，《诗》《书》之类是最典雅的。小说就不成，《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然不无可观，可是君子不干，因为是“街谈巷语”，不典雅。典雅与否还同表达有密切关系，就是说，还要看用的是什么语言。街谈巷语的对面是保存在书面上的古典，用这上面的语言，既可以表示自己有教养（熟悉古典，这是很高的荣誉），又可以表示自己脱俗（能够出口成章）。这方面的荣誉感使文人为文尽全力求语言典雅。办法很简单，是趋旧避新，就实况说，是在文言的系统里打转转，为文言的壁垒添砖添瓦。这风气大概很早就露了苗头，如《论语·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情况也确是如此，我们看《左传》《国语》等古代典籍，用“诗云”引诗以壮声色的几乎触目皆是。后来又加上“子曰”。总之，都是义求古，言也求古。为交流情意着想，此风本来不可长，可是偏偏越来越厉害，笔下趋旧避新，几乎无孔不入。比如称丈夫的父母为“公婆”，意义明白，很好，却为求典雅，偏偏改为“舅姑”，反而把一般人闹糊涂了。同类的费力不讨好多到无限，如“南京”的称呼不古，要改称“金陵”；“刑部尚书”的称呼不古，要改称“大司寇”；甚至做了小官，要写“释褐”，死了妻子，要写“鼓盆”。你不这样，人家会说你教养不够，出言不典雅。这种风气给后代文章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是大量用典，尤其在骈体中，如大家熟知的王勃《滕王阁序》就是这样：“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这从一个角度看是“表意”，从另一个角度看是“表露”。表露什么？不过是能用古，典雅。另一种是大力求古奥，就是多用古字、古词语，句式避常而用变。有意甚至挖空心思这样做，并成为流派，大概从唐朝古文运动开始。自然，人也不能尽同，如果可以把这看作一种病，我觉得，韩愈比柳宗元似乎还轻一些。发展到明朝，前后七子就更加严重，简直可以说是病入膏肓了。其实，就是不大喊“文必秦汉”的，如宋濂、刘基等，笔下也古奥得很，远不如读战国的《孟子》《韩非子》，反而显得浅易流畅。这种求古奥的风气一直阴魂不散，到章太炎身上还表现得相当厉害，是为文多用古字，你想读，就必须多翻《康熙字典》。这里还是撇开是非，只论事实，这情况就是，文人笔下总是古，古，古，就使文言不只站稳了脚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直到在有些人（如林琴南）的眼里，不这样写就不成其为“文”。
3.2.6文言有不受时空限制的优越性
　　以上3.2.4和3.2.5两节说文言形成的因素，有一部分是文人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多余，就是说，文言形成之后，动笔表意，也可以不学文言，不求典雅。专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没有触及文言的积极价值。平心静气，过不掩功，我们应该承认，文言所以能够成长并经久不衰，是因为它还有积极价值。积极价值是什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言是有文，所以能够行远。这“远”，当时大概是指空间，我们现在还要给它加上一项内容，时间。
　　先说空间。前面3.1.3节已经谈过，在同一个时期，各地的语言有差别，其中势力大的成为通用语，势力小的成为方言；书面语（已形成文言或趋于形成文言）是以通用语为主体写的。通用有优越性，这优越性必然要强制人不能不用。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士的阶层想出头，就不能不到各国去干禄，孔子是这样，孟子也是这样。这两位活动的范围还不够大，我们举一位突出的，那是张仪。他是魏国人，活动不只在东方几国，还到秦楚来回奔走。推想他也不得不写点什么，如果写，那就只能用《战国策》那样的文言，不然，秦王或楚王看不懂，干禄的目的就落了空。韩非是有著作的，本国不重视，传到秦国，得到秦始皇的青睐。秦始皇能够看着不费力，那是因为《孤愤》《五蠹》等篇是用《韩非子》那样的文言写的。这种非用不可的强制性，到后代就更为明显，原因之一是汉语的区域更加扩大，原因之二是文言早已成为老字号。比如中古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近代的康有为是广东人，都写万言书，如果限定不许用文言，那就困难很大，因为受空间的限制（方言差别），皇帝看不懂。以上是从人的方面说，不能不用。从文的方面说，优越性就更加明显，是用文言写，通文的人可以皆大欢喜。两千年来，文言典籍十不存一，就是仅有的一点点也足以汗牛充栋，可是，值得惊异的是，不管方言的种类如何多，差别如何大，只要通文，就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文言的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通用，是任何方言都没有的。
　　再说时间。空间的行而能远，有时可以不很明显，比如中原一带的人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用的就是通用语。时间的行而能远就不同，而是人人能感觉到。在这方面，文言简值像个罕见的怪物，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地活动了三千年上下。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读好书如同和高尚的古人谈话。”这种享受，用汉语的人显然最容易获得，因为我们有贯通古今的文言。文言的这种优越性，也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读”。比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孔子当然读过。以后，汉朝的经师，宋朝的理学家，清朝的汉学家，以及历代的诗人、冬烘先生和蒙童等，当然都读过。读，理解不会尽同，比如经师可以从中看到“后妃之德”，才子佳人可以从中看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是都能不费力而取得理解。《诗经》是这样，其后的大量典籍，编入经、史、子、集的，只要你想读、肯读，就都不难获得理解。总之，是时间方面不会给什么麻烦。读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只要用语不越出文言的词汇句法系统，你就不必担心不能传后。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之名山”还可以下传，就是因为把精义付托给文言，而文言是有打破时间限制的魔力的。
　　就是因为文言有打破时空限制的魔力，所以历代大量能文的人愿意用它，不能不用它。这结果在初期，它就容易发荣滋长；形成之后，就势力越来越大，阵地越来越巩固。

3.2.7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
　　有些事物有用，我们不能不用，却未必乐意用。例如药就是这样，“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有利，却终归是苦的，只好皱着眉头吃。文言不是这样，虽然学会并不很容易，可是学会以后，能够打开典籍的门，里面却尽有可喜的。可喜，难免舍不得，于是就会主动地或至少是不知不觉地力它添油加醋。这也是文言兴而不衰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文言里面尽有可喜的，这看法先要加点解释。一是说尽有可喜的，不等于说都是可喜的；但要承认，确有不少是可喜的。二是说不少，是因为很多不可喜的，不为人所重，陆续被时间的筛子淘汰了，从而剩下的多半是精华。富有精华，这是文言的另一种积极价值。
　　
一般说，文的可爱应该来自文学作品。“文学”这概念是外来的，到我们的语言里还不能水乳交融。比如到处可见的所谓“古典文学”，察看它的所指，排在前边的却有《左传》和诸子，这在西方人看来就会觉得奇怪。他们所谓文学是指创作的纯粹抒情的那一些，通常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几类。这里为了也能够说服他们，我们举例以证明可爱，也以这四种为纲。先说“散文”。不少人感觉到：在这方面，中西的传统不一样。我们很少像法国蒙田、英国拉穆那样着重悬空写感触的作品；中国历代文人的习惯是寓情于景，寓感于事。这样写，成就也不小，值得读读的作品很有一些。举比较显著的，如六朝的小赋（也可以说是在散文和诗之间），晋人杂帖和后代的小简，各种名称的随笔如《东坡志林》《山谷题跋》之类，大量的诗话、词话，等等，都是语简意长，有弦外音、味外味，应该说是中土散文的上品。其次是“诗歌”。人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作者之多，产量之富，成就之高，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居时间首位的当然是《诗经》，三百五篇，风的全部，雅的大部，都写得感情深而文字美。其后是《楚辞》，如《离骚》《九歌》等，两千年来的文人都曾反复读它，每次读都是一唱三叹。再以后，诗歌的生长越来越茂盛，汉乐府一系统辑为《乐府诗集》，多到一百卷，唐人的诗辑为《全唐诗》，多到九百卷。总集之外的别集更多，不能多举，只说一种，是《陶渊明集》，几乎人人爱不忍释，苏轼甚至照样和一遍。诗体在唐以后还岔出一股，成为词，写诗难于表现的柔婉之情，成就也很了不得，就辑成的书说，旧有《宋六十名家词》，新有《全宋词》。辑为“全”，并不等于截止，如宋元明清人仍旧作诗，清人仍旧喜欢作词，并且都出了不少名家。总之，在诗歌方面，可爱的作品太多了，一直到今天，还是人人不离《唐诗三百首》，稍微前行，就是李杜加陶渊明了。其三是“小说”。小说出于街谈巷语，白话的比较多，成就远非文言的所能比。但文言的也不是没有可看的。古的大部分收在《太平广记》里，因为目的在广收，难免瑕瑜互见。其中精粹的是唐人的传奇，见于鲁迅先生的《唐宋传奇集》，虽然内容大多是才子佳人的离合故事，却写得感情缠绵而文字秾丽。其后的文言小说数量虽不很多，可是成就却不容轻视。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聊斋志异》，四百多个短篇，其中绝大部分写得情节新奇而意境优美，与西方短篇名手如莫泊桑、契诃夫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是“戏剧”，本土名为“曲”。传世的剧本从元朝开始，内容包括曲词和宾白两部分。作曲家写曲，意在通俗，所以基本上用的是当时的“语”；但他们还想求美，求雅，所以又不能不吸收文言成分，尤其是曲词，读者觉得美，主要是因为它沿用了诗词的绮丽手法。如《西厢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以及大段的《桃花扇·余韵》，都是大家熟悉并且很爱读的。
　　检查我们的文献库藏，以上四类作品之外，人人爱读的还很不少。以早期为例，《孟子》《庄子》是说理的，《左传》《史记》是记事的，不管西方人怎样看，我们总觉得都富于文学意味，念了一遍还想再念。汉魏以后到清末，可以选出并入这一堆的，总不少于千八百种吧？记得一位好读书的朋友曾说，如果他一旦生活条件变好，他想建立一个百读不厌书斋，把他爱读的书都装在里边。主要是文言作品。于是他先考虑书目，考虑来考虑去，书目差不多了，进而考虑书架和房子，结果是一笑，放弃了，因为有不少书是全部可爱，更多的书是部分可爱，舍不得的太多，非力所能及。文言典籍就是这样，诗词歌赋等不用说，就是看题材会推断为枯燥的，如《山海经》《水经注》之类，及至开卷，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愿意看下去。
　　
文言作品的可爱，还来自它有较多的较巧妙的修辞手法。所谓修辞，是使用语言，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少花钱容易说，是语简。多办事不容易说，因为事的内容太复杂，外有物、事、理等，内有情、意、境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法。总的说，是己有所知，有所感，告诉他人，因为能修辞，他人的所得能够同于己甚至更真切。在这方面，文言存有大量的财富，不是少数篇幅所能介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郑奠等《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偏于讲道理），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和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都偏于举实例）一类书。修辞，也许近于花言巧语，为什么讨人喜爱？是因为一方面，有如看演出，到神乎其技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拍案叫绝。这也是一种享受，诗话、词话中推举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红杏枝头春意‘闹’”等都是此类。另一方面是学以致用，或说记以备用。俗语说，“千古文章一大抄”，后来的妙言妙语大多是由前人的妙言妙语中化出来的。还常常是来自照抄。如措辞委婉，文言有不少招数，这就可以记住，比如碰到接受礼貌的馈赠，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左传》，说“敢不拜嘉”（襄公四年），碰到接受重大的任务，要表示不好意思，就可以照抄《论语》，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先进》），这样一来，自己的作为就不像是爱小和自大，而是相当典雅。读，享受，用，有利，其结果当然是爱而好之。

　　
爱好还必然要表现在“写”的方面。喜欢足球会成为球迷，学梅兰芳会成为梅派。爱好文言也是这样，读，觉得好，到自己拿笔，不知不觉地就会用那个调调。从魏晋到“五四”以前，时间将近两千年，舞文弄墨的多到数不清，拿起笔总是之乎者也；就是大力写白话作品的，如曹雪芹，写《葬花词》，写《芙蓉诔》，以及大量的诗，还是用文言。好古的如韩、柳、欧、苏以及桐城、阳湖等，就更不用说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林琴南之流可以不提，就是大声疾呼提倡用白话写的人，因为会文言，有时还不免技痒，与老友往还，书札用文言，以至发表，有时还是来几首律绝。这方面的表现都可以证明，文言形成之后，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而且不很容易学会，可是有大量的人就是爱它，并用读和写的方式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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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言的功过

4.1文言有功
　　如上面所说，文言形成以后，成为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它寿命长，内容多，势力大，是我们一份可观的财富。财富，有用，因而它一定有功。但它脱离群众，总是在上层文人的笔下打转转，又不能无过。功过是价值的评定，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想多从常识着眼，舍小取大，只说说估计可以为多数人接受的。前面多处谈到文言的性质，谈性质会触及优点，优点就是功。这样，谈文言的功，就难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但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着重的是怎样评价文言，怎样对待文言，有些意思又不能略而不说。调和的办法是在轻重方面打打算盘，凡是已经说过的就轻轻带过，够上新意的就多说几句。
4.1.1靠它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这个题目太大，想分割为三段说。先说“文化遗产”。它是人类活动痕迹的总和，现在还可以看到或推想到的。痕迹山无形到有形可以分成若干等级，如道德观念、生活爱好之类是无形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之类是中间的，万里长城、宋版《文选》之类是有形的。照理说，既然是痕迹，就应该不论有形无形，不论时间远近，都算；可是习惯上总是指有形的，时间不很近的，这里从习惯。遗产价值有高低，甚至不该有而有的也有价值，那是历史价值。无数的遗产之中，用处最大因而价值最高的应该说是写在书面上的语言。因为：第一，它用一套符号保存了前人的知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人类活动是不能流传或没有流传，如孟子的思想和阿房宫的建筑之类，只有靠知识才能够流传的。第二，不管哪种性质的人类活动，只有保存在书面语言里才能够确切细致。这只要翻翻起居注、实录一类书就可以知道。第三，书面语言之外的一切遗迹的情况，常常要借助书面语言才可以了解清楚。举个早期的例，如殷墟甲骨，假使没有书面语言，我们就不能知道那是占卜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之中，价值最高的是挂“书面语言”牌号的那一个库藏；而说到书面语言，就汉语说，有文言，有白话，而绝大部分是文言。
　　
　　再说“积累”。文化是人为了生活的方便和合理而创造的。创造能力主要来自知识，有知识才能够了解并利用旧有的文化，再往前走。这就可以证明，为了人类能够进步，文化的积累是如何重要；而积累文化，主要是通过写成书面语言的方式。
例如孟子是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生的，传孔门之道，著《孟子》七篇，是靠已经有了书面语言的《论语》。司马迁著《史记》，记春秋战国年间事如数家珍，是因为早已有了书面语言的《左传》《国语》等。还可以举个反面的例，古代有所谓六经，实际是五种，因为《乐经》有目无书，所以后来儒生虽然大讲其“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可是韶乐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谁也说不清楚。这里所谓积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创造了就存下来，如《孟子》七篇；另一种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精益求精，如《水经注》的注《水经》。积累的途程之中免不了损失，还常常是大量的损失。如《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书，存到今天的已经是极少数；梁元帝江陵失陷，一次就烧毁图书十四万卷；又，中古以前，著作都是靠抄写流传，作而不抄不传的当然很多，那就是昙花一现，消亡了。我们现在图书馆里的库藏是幸存的一些，是三千年来积累总和的一部分劫余。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幸存的也够得上丰富了。现在说“丰富”。这不容易说得言实相称，因为一方面是量太大，一方面是内容包罗万象。先说量。旧时代最后辑的一部大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辑这部书，另有企图，是消除反清思想；而且戴着有色眼镜，如认为不雅驯的不收；还不能不有遗漏。可是就是这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有3503种，合79330卷，又存目6819种，合94034卷，加起来是10322种，合173364卷。《四库全书》之后，有人编四库未收书目，有人编焚毁书目，大网小网捞，自然还会有不少漏网之鱼。总之，文言典籍的量确是大得可惊。再说内容的包罗万象。这更不容易说，因为太复杂，不是少数文字所能概括；勉强说，总难免挂一漏万，或浅陋而不合实际。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谈谈，算作举例。一是总览。我国图书编目，隋唐以来都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子、集是粗略地按内容的性质分；经不然，是由于出身高贵。这样分，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总之，都不能反映内容的具体性质。典籍是文献，我们利用文献，最渴望知道的是里面都讲些什么。这太复杂了。旧时代有人大力研讨文献，把文献的内容分为若干类，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共二十四类。这象是很全面，其实不然，因为他注意的只是帝王将相关心的“典章制度”。至于与一般人民关系更密切的穿衣吃饭、生死嫁娶等事物，就都略去了；而这些，书面语言中记得并不少。这样看，我们无妨夸张一点说，在我们的典籍库藏里，不管你想从中找什么材料，它总不会使你失望。二是看一部分。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是前人活动的情况，这就可以翻看四部中的史部。其中最显赫的当然是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几部正史。其次是史部的其他小类（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的书。此外，史部以外的许多书中也会有有用的材料，因为书面语言是人写的，其中总会提到人的活动。总之，就部分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三是看有些人认为稀少的。这是指科学知识。有人说，我们东方的典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科学方面的材料很贫乏。这显然也不对，例如许多彗星（包括最著名的哈雷彗星）的运行情况，是参考中国的大量记录才弄清楚的。天文以外，现代科学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我们的典籍里找到丰富的资料（详见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说丰富是实事求是，而这功绩的大部分是同文言分不开的。
　　
　　这丰富的文化遗产所以有大价值，是因为有大用。大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鉴往知来，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走对路，不走错路。其二是以前人的收获为资本，向前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其三是欣赏，取得艺术享受。自然，文化遗产中难免有糟粕，囫囵吞枣地都接受不合适。这我们当然都知道，是应该批判地接受。
4.1.2汉语文化的威力同文言有密切关系
　　上一节谈文化遗产，遗产指存到今天的那一些；至于文化，那就比遗产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因为还包括没有存到今天的。这丰富的文化，或从习惯，说灿烂的文化，我们可以称为汉语的文化。称为汉民族的文化象是也可以，但不确切，因为一个民族常常是许多不同民族混合的产物，汉民族尤其是这样。民族混合，历程不是聚物成堆，而是以其一为中心融合为一体。为中心，要靠具有优越条件。这包括很多方面，人、地、财富、兵力等都是，可以总称为或撮要称为“文化”。在一种文化系统之内，语言可以不只一种；但最好是一种，因为这有利于调和和坚韧。三千年来，我们用的语言是一种——汉语，文化是内部调和、结构坚韧的，这文化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汉语的文化。本节题目说到“威力”，汉语的文化确是有威力，表现在多次有失败危险而一直没有失败。远古的时期文献不足，可以不提。《论语·宪问》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一带还不是十分巩固。可是这危险度过了，而取得的是秦的统一。汉魏以后，大危险不只一次，元、清两朝是土地全部丧失，南北朝和辽、金两朝是土地部分丧失，可是这危险也一次一次地度过了，而取得的仍然是统治地位的恢复和汉语文化的继续繁荣。经过多次危险而能够不失败，原因自然不只一种，但我们总可以想到，其中最有力的是汉语文化占上风。例证可以找到很多，只举一些突出的。一个是北魏孝文帝，羡慕中原文化，以至于迁都洛阳，用政令改国姓（改拓跋氏为元氏），强制臣民变胡为汉。一个是金章宗，所爱的不只汉语文化的诗书礼乐，还大玩其书画等文物。一个是纳兰成德，阔公子，在康熙朝任侍卫，当然通满语，擅长武功，可是他偏偏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类的靡靡之音，写小词的成就，许多人推为清代第一。这汉语文化，就零零散散的说当然任何事物都在内，大至铜雀台、华清宫，小至东坡肉、绣花针，只要此高于彼，彼就愿意甚至不能不舍彼而取此。但是在各种事物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各种事物都不能离开的是书面语言及其内容，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有书面语言就不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这书面语言的绝大部分是文言。我们随便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这方面，文言的势力是如何大。如洛阳龙门造像都是北魏贵族搞的，可是作记，他们不用鲜卑语而用汉语文言。又如清朝早期的皇帝当然都熟悉满语，可是康熙、雍正的上谕多用汉语写；乾隆就汉化得更厉害，而是到处用汉语文言题律诗、绝句了。这种种情况都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是借了灿烂文化的光才平安地生存下来，而这灿烂文化的形成，文言是有汗马功劳的。
4.1.3文言是好的交流工具和团结纽带
　　秦统一以后，我国的疆域扩大很多，其结果是人多了，方言的差异加大了。不同地区的人不能不交往，交往不能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共同的语言，口头上的，我们知道得不多；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书面上的，推想通行无阻的正是书面上的，就是所谓文言。文言作为交流情意的工具，能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前面第三章已经谈到，不重复。这里想说说它的另一项作用，是联系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人，使他们感到同属一家，因而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团结。这方面的例证也是随处可见。总的说，两三千年来，以中原一带为中心，我们的无数前人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和各种生活环境，他们地位不同，苦乐不同，思想不同，可是都觉得自己是华夏的一员，愿意团结一致，为华夏的绵延和繁荣而努力。这种思想感情是怎样培养成的？显然是因为生在一个文化系统之内；文化系统是一个，其表现，甚至其重要因素，当然是使用共同的语言。这种书同文、车同轨的气氛，甚至不该协调的时候也还可以看到。如南北朝时期，庾信是南朝人，流落到异族统治的北朝，想回南，因为能文，北朝硬是不放。再举个较近的例，元好问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代，作金朝的官，可是看他的作品，诗文，论诗，编《中州集》，一点没有自外的气息，后代人读他的诗文，也没有把他看作外人。这种团结一致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与共同使用文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4.1.4文言曾是表情达意的好工具
　　上面三节谈文言的功，都是从文化整体方面着眼。这一节想换个角度，说说它直接给人做了什么好事。人有过去的，有现在的。先说过去的。文言脱离口语，很多人不会，用不上，所以只能说会写的。对于这一部分人，文言充当他们表情达意的工具，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确是成绩突出。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因为：一是实例举不胜举；二是表达的微妙之处，大多可意会不可言传。这里说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先说表达思想，《庄子》和《文心雕龙》之类，内容那样深远、微妙，实在难于写清楚，但还是写清楚了。不只清楚，而且能够突出要领，辨析入微，这用的是文言。再说叙事，《左传》和《史记》之类，写事件经过，写人物活动，给人的印象常常是比真的更真切，更生动，这用的也是文言。还有抒情，那就花样更多，用散文的形式可以，用韵文的形式也可以。用韵文，写成赋可以，写成诗词常常更好。韵文是用意求美的文字，其中蕴藏的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历代的文论、诗话词话等常常谈到，这里不能介绍，因为材料太多。其实就是散文，表情达意的高妙手法也是随处可见，例如很多人都念过的《庄子·逍遥游》和《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酒量那部分，前者述说大鹏高飞，是“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后者述说夜里纵酒的情况，是“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都是用语不多就写出一种不容易想到、更不容易描画的景象。就是这样，两三千年来，文言用它的无尽藏的表达手法的宝库，为无数能写的人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并且如苏轼所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
4.1.5文言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　　
　　文言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欣赏，前面3.2.7节已经谈到。欣赏当然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你通文言，就可以选择自己爱好的作品吟诵，以取得艺术享受。这都可以不再说。这里想补充一点点意思，是我们现在用现代汉语表情达意，为什么还要费力读文言作品。接受文化遗产的事前面也已经说过，这里缩小范围，只说欣赏。欣赏文言作品，要先学会文言，这不是很轻易的事。学，不轻易，学会了，有好处，这就是近年来，有些人主张学，有些人反对学，相持不下，实行方面也是长期在歧路口徘徊的原因。我想，实事求是，可行的办法不能不在相反的方向之间，是不要强制学（这行不通），也不要强制不学（这不合算）。从积极方面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学，容许没条件的不学。所谓条件，是能够抽出时间、专业需要、有兴趣读古文献、喜爱中国文学之类。有条件而不利用，不应该；利用，学会了，去欣赏，收获会很大。关于艺术享受或说艺术熏陶的价值，人人都知道，可以不说；应该说说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到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去求艺术享受。理由可以有很多，我想主要是：第一，近在眼前，举实例说，欣赏李白、杜甫总比欣赏拜仑、雪莱方便得多，亲切得多。第二，宝库中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第三，因为文言和现代汉语是异中有同，所以容许边欣赏边学，或说欣赏与学合一；这个好机缘，如果不利用，以致一生虽然没少同文字打交道，可是没读过《史记》《文选》以及李杜诗、苏辛词等等，也实在可惜。为了避免遗憾，最好还是尽力求能欣赏；而如果真有了欣赏能力，那就可以到古典文学的大海里去遨游，以取得无尽的艺术享受。这享受的取得，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文言。
4.2文言有过
　　文言脱离口语，只能为上层人服务，又所写都是仍旧贯的，不能不搀有旧时代的糟粕，所以不能无过。
4.2.1助长文白分家
　　一种过是使口语和书面语走上两条路，而且，由于文言顽固不化，两者的距离渐渐加大，以致没有合流的希望。合流是不分家。这里要说明一下，不分家是可能一致，不是事实上一定一致。“一致”的问题很复杂。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一致必要，但也可以说不必要，因为说必要，那就不能不先假定口语是简洁有序的，而口语常常不是这样，那显然，为了书面语的简洁有序，就不得不安于不一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口语简洁有序并非不可能，所以书面语照口语写，有时是可能的（小说、戏剧的对话意在传真，不要求简洁有序，是另一回事）。但可能不等于现实；看“五四”以来的现实，书面语是经常同口语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的（有意扭扭捏捏的那些是文病，不算）。不过这终归是“白话”文或“语体”文，只听不看还是能懂。不一致而能听懂，是因为它和口语属于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只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点工，是口语的净化，或说是同净化的口语一致。同净化的口语一致是一对一的一致，加工的结果也无妨说是一致，是基本上一致。文白不分家的一致是大量的基本上一致加少量的一对一的一致。这一致的优越性是只听不看能懂。文言就没有这样的优越性，因为它和口语用的不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文白不一致的害处，“五四”时期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说了很多。这里可以总的说一下，是口语和书面语可以用一套，应该用一套，可是用了两套，自然是不经济，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4.2.2大过是脱离群众　　
　　文言脱离口语，自成一套，难学，因而学会能读的人不能不是少数，会而能写的当然更少。关于文言难学，旧时代记载不多，因为流传下来的文献都是学会了的人写的。但是我们翻翻各朝正史的选举志，就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公私有各种形式的学校，而培养出来能够取得秀才、明经等头衔的是极少数，推想绝大多数是半途而废了。近代情况是一些年高的人还看见的，低的有学塾，高的有书院，学的人不少，从赵钱孙李而《四书》《五经》，十年寒窗，学会而能用的究竟有多少？这由《笑林广记》一类书里可以透露一点实况，是读和写，经常闹笑话。绝大多数人不学，少数人学而不能学会，于是这书面语言就只能活在极少数文人的群里，想一想，这损失是如何大。两千多年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文言同广大的人民群众几乎不发生关系，人民群众不学它，不用它，当然也就不知道重视它。自然，在旧时代，多数人失学，责任不当完全由文言负。不过，假使它不脱离口语，它就不会这样难学，能够利用它的人就会多得多。利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我们都承认，有大量的文言作品值得欣赏，可是看看近代的文人以外的识字的人民群众，他们大多读的是《水浒传》《今古奇观》之类，而不是《史记》《文选》之类，原因很简单，是白话容易学，容易懂，文言难，学不会。再说另一方面的“写”。因为风气是，除了俗文学作品之外，表情达意要用文言，人民大众就只好不拿笔。总之，文言虽然也是交流情意的工具，可是它的交流范围有限，是流而不能通畅。这缺点是由文言本身来的，责任当然要由文言承担。

4.2.3阻碍白话作品成长　　
　　文言形成以后，独占了书面语的阵地，白话作品想出头，争一席地，就困难了。原因主要是四个。其一，人睁眼看的是文言，拿笔写的是文言，日久天长就会不加思索地认为，书面语就是这样，不这样的就不是书面语。其二，文言是流行在上层人群里的，有别于街谈巷语，这“别”包括很多内容，可是人看到的却经常是雅不雅。文言雅，这就有了强制力，使绝大多数人拿起笔就不得不之乎者也。其三，文言把大部分有学识的人吸引过去，结果是肯用白话写的人不只量少，而且常常是学识也不够，写出好作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其四，即使写出一些，在文言雅的风气之下，也不会受到应有的赏识，因而也就难于取得保存的机会。两千年来的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几种情况。隋统一以前，成篇的白话作品像是只有两类，一是谣谚，因为要传俗，所以用白话写，二是文人的游戏之作，如王褒《僮约》之类，总之是稀如星凤。从唐朝起出现了变文，那是和尚俗讲的产物，就是说，是进口货，本土的文人大概不会重视，可是人民群众喜欢，就有了市场。又一种是语录，是记录禅宗和尚的机锋的，也应该算进口货。总之，都是由人民群众作内应，由外面攻进来的。到宋朝，前一种进口货变化、发展，成为话本系统的小说，加上元明清三朝，成就很不小。仍是话本形式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和“三言”“二拍”等等，扩大为章回体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势力可以说不小。但是还不能说是已经同文言平起平坐，因为是“俗文学”，俗，当然就为大雅所看不起。例如：一是正牌的文人都不干。大概只有俞樾是例外，他曾修改《三侠五义》，——但那是修改，不是作。二是不只不干，还怕玷污了雅，不敢沾。如讲古文义法的人，有不少曾谆谆告诫，不许入小说、语录语。三是更深一层，连写的人自己也承认是俗而不雅，因而有不少作品虽然传世出了名，可是作者却不敢出头露面，以致后代治文学史的人不得不费力考索，如《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等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言压制，白话作品的量就不会这样少，成就也就会高得多。可多而少，应高而低，这责任也应该由文言承担。
4.2.4思想方面有糟粕
　　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思想感情有价值问题，就是说，可以分好坏，分高低。文言量大，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旧时代的，因而其中不可能没有坏的，低的，也就是所谓糟粕。断定有糟粕容易，指实哪些是糟粕不那么容易。比如我们把《孟子》拿出来，从头翻看，分辨精华和糟粕，两个人分辨的结果一定不一样，并且，一定有些面貌模棱的，算作正面的或反面的都不适宜。举大家都熟悉的为例，“民为贵”是正面的，“劳心者治人”是反面的，估计不会有人反对；至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那就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分好坏、高低要有标准。标准有时间问题。我们评论，当然应该用我们现在的；可是我们也常说“应该历史地看”。现在的和历史的可以调和，如岳飞抗金，是用两个尺量都好；也可以不调和，如岳飞擒斩杨幺，是用两个尺量不都好。这类问题很麻烦，我们这里评价文言的内容，不能俟河之清。可行的办法是从大处着眼，取大家都会接受的。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就是，对于广大人民的生存、幸福、进步等，起帮助作用的是好的，起阻碍作用的是坏的。这样选定，然后看文言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糟粕实在不少。算糟粕的帐，可以细算。不过，不管是一户一户的还是统计之后分类，都过于繁琐；这里只好以管窥豹。我想正史里就可以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是排在头部的“本纪”和排在尾部的“列女传”。本纪是记述帝王的，史笔常常是，不管他是怎样昏庸残暴的坏蛋，出生时总是五彩祥云照户，即位以后，措施总是英明、仁爱。屈居尾部的列女当然也是好样的，怎么好呢？不过是处处听男人的指使，到男人愿意她表现忠贞的时候，她就坚决地为男人死。正史以外，明的、暗的，宣扬迷信、歌颂压榨、欣赏享乐的文字当然也是随处可见。总之，是糟粕很不少。当然，我们要承认，这糟粕的制造者是旧的不合理的社会，不是文言。可是我们也要承认，糟粕之所以能够向下流传，是因为文言起了储存的作用。打个比喻，文言虽然没有参加抢劫盗窃，可是它窝了赃，所以即使罪不很大，也总不能不承担责任。

4.2.5有些作品华而不实　　
　　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如果思想感情华而不实，语言自然要跟着华而不实。这样说，作品华而不实的责任不当由语言负。不过就文言说，这看法不完全对，因为文言的不少表达手法，有助长或导向华而不实的倾向和能力。例如有人嘲笑写文章虚张声势，说开头是：“且夫天地者乃两间之宇宙，尧舜者为二代之唐虞。”李商隐《碧城三首》中有一联是：“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都是声势大而意义有限，这用白话写就很难，因为缺少那样的辞藻和腔调。文言自魏晋以来讲究华美和声律，它就容易走向华而不实，或至少是容易被华而不实的内容利用。这方面的例证，零碎的，也是举不胜举；以下想从“体”的方面入手，说说一些大户，算作举例。较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不少文章，辞藻秾丽，声韵铿锵（四六对偶），内容却总是风花雪月，正如隋朝李谔所形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这是典型的华而不实；而且是突出的华而不实，因为势力大，遍布于各体。以后，集中为一体的也很有一些。如“应制诗”，是皇帝命题，要求定时完篇，所以辞章要富丽典重，内容要百变不离其宗，尽力歌颂。还有“律赋”和“试帖诗”，是考试科目，因为要呈给考官看，所以也必须文字典重，尽歌颂之能事。此外，也应该收入歌颂一类的，有“祝文”和“青词”，是作了献给神灵享用的，宋明两朝的大家几乎都作过。“贺表”和“寿序”也是这类文章，只是歌颂的是地位高或年高的活人。同性质的还有礼貌性的书札，一般名为“启”，根据不成文法，要用骈体，堆砌华丽而古雅的文辞；至于内容，那是连收信的人也不相信。我有时想，宋朝以来，许多文人的有些“史论”像是也可以入这一类，因为内容空洞，甚至强词夺理，只是玩弄之乎者也的腔调，用大话吓唬人，如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就是典型的。最后，还有一种集缺点之大成的，是“八股文”。这是几百年来考试的科目，形式有严格的规定，内容是写体会而代圣贤立言。在过去读书人的眼里，它很高贵，因为是入官场的敲门砖；又很难，因为要在层层限制之中显出技巧，以投合考官的脾胃。我们现在看，它是冶歌颂、强词夺理、骈体、古文腔调等于一炉，而内容却等于零，所以应该算最坏的文章。这种坏文章宜于作反面教材，可是现在想找一两篇看看已经不容易。所以这里不避琐屑，抄一篇为例。文是明朝钱志驺所作，题目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出于《论语·里仁》，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四书》）。为了说明它的结构，这里加上标点，并在括号内注明各部分的名称。
　　论文于名位之情，欲其思为可就焉。（以上破题）夫患无位，患莫知，未为失也。因所患而责立与可知之实，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以上承题）且人欲表见于天下，则必思天下责我之厚与我副天下之难。夫其厚责者，皆我所必不可辞，而其难副者，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使分量不足以相酬，则自为表见之处，适自为沮丧而已矣。（以上起讲）彼夫名位二者，君子之道待以行待以传者也。
　　惟吾道因名位以为功，斯名位益恃吾道以为重。（以上领题）是故大儒穷通显晦，至集四海之耳目，群相倾注，而未始有震物之嫌。（以上起比上，与起比下对偶）乃衰世之乡党朝廷，至挟三代之诗书，出以应求，而不免有抚躬之疚。（以上起比下，与起比上对偶）然则无位何患哉！
　　患所以立焉耳。人国有事而后有官，其欲得者敬事之臣，非居官之臣也。无论宠利难忘，惧失正直立朝之本，凡此时艰所属，得毋优于细务，而重任其将颠覆乎？试为置身负乘之时，君悔授政之轻，臣叹荐贤之误，耻尚可赎耶？早夜以思，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以上中比上，与中比下对偶）然则莫己知何患哉！求为可知焉耳。公论有荣而亦有辱，其可畏者荣我之人，即辱我之人也。无论幽独易欺，惧蹈声闻过情之耻，即或细行所饬，得毋悦于凡众，而圣贤其犹摈弃乎？试为设计败名之日，父母陨其家声，朋友伤其同道，身尚安容耶？早夜以思，应转虑游扬之过盛耳。（以上中比下，与中比上对偶）盖事理各有指归，在外者为功名，在我者为德业。（以上小比上，与小比下对偶）生人止此心力，正用之为戒惧，而误用之为怨尤。（以上小比下，与小比上对偶）功名迫而怨尤生，凡欲以考课选举之权，徇人情之躁竞，此儒术之伪，其弊遂受之人才也。（以上后比上，与后比下对偶）戒惧深而德业懋，正将以获上信友之道，励下学之藏修，此士习之严，其原在正乎心术也。（以上后比下，与后比上对偶）用患者宜何居焉！（以上收结）
　　像这样的文章，不用文言就写不出来。文言库藏里有大批这样的文章（幸而难于长时期流传），我想，就是特别爱好文言的人也不能不叹气吧？
4.2.6有些作品是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当然是华而不实的，所以这一节提到的各种和上一节那些没有严格的界限。大致是这样划分：当作正经事作的入上一节，主要想显示工巧的入这一节。把文字游戏看作过，有的人也许不同意，因为有不少人觉得“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项廷纪《忆云词》丙稿自序）。当然，工作之余，做些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只要对人己无害，是无伤大雅的。不过文言的种种文字游戏是消遣之后还产生作品，那就应该想一想，如果有情意而不走游戏这条路，表达的效果总会好得多吧？因此，由耗费精力不少而成就有限这方面看，这是下了大网而捕得一些小鱼，就是说，不值得。因为不值得，所以应该算作一种浪费，纵使不是大的浪费。
　　常见的文字游戏都属于韵文范围，花样相当多。据说老祖宗是南北朝前秦窦滔妻苏蕙的《璇玑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类聚提要》说是其前已有曹植《镜铭》）。现在有传本（见宋桑世昌《回文类聚》），图方形，纵横都是二十九行字，共八百四十一个字，据说从某一字起，顺读逆读都成诗，共可得诗几百首。如从右上角向下顺读，沿外圈转一周是“仁智怀德圣虞唐……心忧增慕怀惨伤”，共十六句；逆读是“伤惨怀慕增忧心……唐虞圣德怀智仁”，也是十六句。这样拼凑成句当然不容易，可是说这是诗就未免可笑，因为生硬别扭，既无诗音，又无诗意。可是后代不少文人却觉得有意思，如苏轼就很喜欢搞这玩意儿，《回文类聚》不只收了他的回文诗，还收了他的回文词。各举一首为例。
　　（1）回文诗：春机满织回文锦，粉泪挥残露井桐。
　　人远寄情书字小，柳丝低日晚庭空。逆读：空庭晚日低丝柳，小字书情寄远人。桐井露残挥泪粉，锦文回织满机春。
　　（2）回文词（《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与回文接近的还有其他花样，如“玉连环”“脱卸连环”
　　“藏头拆字诗”等。还有一种名为“诗钟”，后代文人喜欢玩，是几个人比赛，限时完成。常用的形式有两种，都是写出毫无关联的两个字，要求用在诗的一联里。明用名为“嵌字”，如“翼”“庭”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在天愿为比翼鸟，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用名为“分咏”，如“尺”“蜂”两个字，可以写成一联，“灯下量衣催五夜，房中酿蜜正三春”。前一种像是作诗限字，后一种近于谜语。
　　作诗限字，旧时代看作庄重的事，有两种形式。一种大多是在考试中用，如作试帖诗，题下可以注明“得风字”，意思是，这首诗要用一东韵（“风”属一东韵），而且其中一个押韵字要是“风”。另一种形式是和诗，就是看了别人的诗，表示欣赏，要照样作一首。唐人和诗不限定用原诗的格律。宋以来几乎都是“次韵”（或说“步韵”），就是不只用原诗的形式，还要用原诗的韵字。韵字，有的容易用，如“风”“中”之类；有的不容易用，如“蛇”“衙”之类。于是有的人就故意用怪字（如“蜓”“裟”之类，不只不常用，而且不能单用），要求人和，于别人的被折磨中取得欢乐。作诗限字，结果自然是不能不以情意迁就文字，所以依理说是游戏而不是写作。
　　韵文的文字游戏，大多同对偶有关系。这岔出的一支是“对联”中的所谓“巧对”，就是拟个难对的上联（如“三才天地人”“妙人儿”〔繁体作‘兒’〕“倪家少女”之类），征求下联，以对得工整自然为合格。用对偶折磨人，还见于五言排律“联句”。《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曾写这种情况，那是一个人写两句，第一句要同前一个人的第二句对偶，第二句是上联，留待下一个人对偶，所以要人人过难关。在对偶上玩花样，还有所谓“借对”。大诗人如杜甫也常常喜欢这样“取巧”，如大家熟知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借“寻（八尺）”“常（十六尺）”的长度意义，同“七十”对偶，而实际用的“不希奇”的意义是对不上的。
　　在韵文中搞文字游戏，还有所谓“集句”。据说创始于王安石，他的集子里收有“集句诗”和“集句歌曲”各一卷。常用的形式是“集唐”，就是从唐朝四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绝句，或八个人的诗中各取一句合成一首律诗（一首中各句的作者最好不重复）。集律诗当然很难，因为中间两联要对偶。但是玩文字游戏有如演杂技，就是要在难中显工巧。说难，因为：一要肚子装满唐诗；二要凑得巧，让看的人感到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不少文人喜欢从难中取得这种巧，如汤显祖《牡丹亭》，下场诗就都用集句。举《惊梦》一出的为例：
　　春望逍遥出画堂（张说），闲梅遮柳不胜芳（罗隐）。
　　可知刘阮逢人处（许浑）？回首东从一断肠（韦庄）。集句为词的比为诗的少。清朝诗词大家朱彝尊很喜欢这玩意儿，《曝书亭集》里有一卷名《蕃锦集》，都是集句为词。举其中一首为例：
　　《鹧鸪天》（镜湖舟中）：南国佳人字莫愁（韦庄），步摇金翠玉搔头（武元衡）。平铺风簟寻琴趣（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筹（白居易）。日已暮（郎大家〔这是取诗句的一部分，下句同〕），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张祜）。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孤易感秋（曹邺）。
　　像这样集句的诗词，我们看了，会觉得确是凑得巧。可是它能是真实情意的写照吗？恐怕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多半是保留文字而放弃情意。这样，就难怪我们读它，常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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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言的特点

这一部分中有许多带有着重号的文字，所以只能用word文档格式上传了。另外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在张先生的另一本书《文言津逮》中有所表述，所以我涂的内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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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情况（甲）


6.1文言的主流

　　文言的历史情况，千头万绪，简直无从说起。这里想只解答一个小问题，就是：鸟瞰一下，各个时代都有什么样的文言。但就是这样，也仍是千头万绪，因为一是时间太长，二是库存太多。多，不得不提纲挈领。选定纲领，可行的办法不只一种，我以为，至少为了解说的方便，以分作两股水流为比较合适。一股是主流，指处理事务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无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COLOR]这股水流，有不少人称为“散文”。不过散文有歧义：对诗词说，它指无韵之文；对骈体说，它指散行（即不对偶）之文。如果称这股主流为散文，它的意义应该指前者，与诗词相对的无韵之文。另一股是支流，指吟咏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有韵之文（由表达形式方面看）。[/COLOR]这样分主流和支流，可以从两类作品的质和量方面找到根据。大体上说，主流的文是日常性的，支流的文是礼乐性的。日常，可以任意写，宜于任意写，所以成为散；又因为总在用，所以产量大。礼乐，求美，而且经常要歌唱，所以宜于句式整齐，协韵；又因为不是经常用，所以产量不大。[/COLOR]自然，礼乐性的文会引来文人模仿，不再歌唱，产量增加，如赋、诗、箴、铭等就是。但无论产量怎样增加，与无韵之文相比，究竟是小巫见大巫；至于早期，用为歌词，如《诗经》《楚辞》，与先秦时期的无韵之文相比，那就数量相差更多。因此，就全部文言作品说，我们可以说无韵之文是主流，有韵之文是支流。本章先谈主流的情况。


6.1.1定形以前

　　前面第2.3.2节说过，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那时候的作品可以充当标本。根据这种看法，我们可以把无韵之文分为三个阶段：秦汉以前是一个阶段，特点是古奥，其中一部分词汇和句式有别于定形时期；秦汉是一个阶段，特点是牌号正，衡量对错要以它为标准；汉以后是一个阶段，特点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或说是模仿。[/COLOR]这里先说秦汉以前。
　　这个阶段文献资料不很多，可是问题不少。一方面是时代过早，如甲骨，其中的一些文字还不能确切认识。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料年代有问题，如《周礼》，划入前一个阶段是否合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又如《诗经》，写作年代虽然比较早，可是成书之前难免经过修润。幸而这里着重的不是考证古文献的真伪，所以无妨量材为用，只取一些年代清楚或比较清楚，并且能够说明问题的。这样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实物，这是指甲骨文和金文；一部分来自书本，这是指《尚书》（其中不少是抄录官府旧存的前期文件）。我们读这类资料上的文，会感到与秦汉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和《史记》，韵味很不同。看下面的例：


甲骨文

　　（1）甲戌卜卿贞翌乙亥肜于小乙亡它在一月（罗振玉〔实为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卷下）
　　（2）丙子卜贞酒羔三小牢卯三牢（同上）
　　（3）甲辰卜贞翌日乙王其宾俎于稟衣不遘雨（同
　　上）
　　（4）甲辰贞来甲寅有伐甲羊五卯牛—（同上）
　　（5）辛亥卜出贞其鼓肜告于唐九牛—月（同上）


金文

　　（6）商旗鼎铭——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锡旗仆。旗用作文父日乙宝尊彝，?子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一）
　　（7）周伯克尊铭——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师锡伯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后仲尊盝，克用丐眉寿无疆。克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卷下之二）
　　（8）周无专鼎铭——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周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王呼史友册命无专，曰：“官司鴡王，遉侧虎方，锡女元（玄）衣带束，戈琱戟，缟縪彤矢，攸勒銮旗。”无专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作尊鼎，用享于朕烈考，用割眉寿万年，子孙永宝用。（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尚书》
　　（9）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爰绥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钦钦。今我既羞告尔朕志，若有，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商书·盘庚下》）
　　（10）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解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周书·牧誓》）
　　这些文字都简古，难读，是因为词汇、句式的一部分，后代不再用，也就是没有成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类资料之中，《尚书》的性质与甲骨文和金文不尽同，它来自书本，有可能受后代的影响而有些变动；还有，它列入经书，为读书人所必读，也就有较多的可能予后代以影响。但就是这样，在一般文人的眼里，它终归是老古董，执笔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汉。因此，就文言的历史说，这类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COLOR]


6.1.2秦汉时期

　　我们翻看这时期的作品，与甲骨文、金文、《尚书》相比，就会有由面生变为面熟的感觉。如：
　　（1）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左传》隐公元年）
　　（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下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在先秦的作品里，《左传》的文字比较深奥，《论语》的文字比较简古[/COLOR]，可是我们读它，如果刚读过金文、《尚书》，就会觉得都是浅易的。艰涩与浅易之外，两个时期的文字还有个重要的分别：商周时期的文献是“办公事”，到战国时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COLOR]如《荀子·天论》由“天行有常”写起，《韩非子·说难》由“凡说之难”写起，都是凭空发议论，所以写出来的是“文”。文有文的特点，是不只内容精粹，组织有条理，而且语言有腔调。[/COLOR]就文言能够定形、成为标本说，语言的腔调很重要，后代所谓“文必秦汉”，揣摩追求的主要是这个。什么是腔调？比较难讲，大致说，不同句式的适当配合有关系，声音的适当变化有关系，甚至用适当的虚词（主要是表语气的虚词），使意思贯串起来也有重要的关系。[/COLOR]如：
　　（3）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孟子·告子上》）
　　像这样的文章，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气繁富，使意思和情调融会到一起，是秦汉风格[/COLOR]，商周时期是没有的。
　　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流传到后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为数还是不少。[/COLOR]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杂，时间由春秋战国之际到东汉末，地域以中原一带为主，还有中原之外的东西南北，阶层以士大夫为主，还有少数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种风格，因此，就表达习惯说，大同之中总难免小异。所谓定形，所谓以秦汉为标本，是指这小异之上的大同。[/COLOR]还有，由后代“文必秦汉”的角度看，采取标本，并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别轻重。所谓重，是照传统的读书法必读的那一些。因为必读，熟悉，所以自己写，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个格调。这所谓必读的书，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诸子，二是史书，三是解经的著作。[/COLOR]
　　诸子主要在先秦，因为那是处士横议的时代，是思想奔放的黄金时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单是学派，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分为九家（小说家不算）：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师，不少著作，可惜绝大部分没有传下来。传下来并对后代有大影响的是以下这些：《论语》（旧时代曾算作经书），《孟子》（也曾算作经书），《荀子》，《老子》，《庄子》，《列子》（成书年代有小问题），《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慎子》，《商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法言》，《新语》，《新书》，《盐铁论》，《潜夫论》，《新论》等。
　　史书种数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为其中有空前绝后的大著作。这是指《左传》（旧时代看作解经的书或经书）和《史记》。地位差不多的还有以下三种：《国语》，《战国策》，《汉书》。重要性差一些的还有以下这些：《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女传》，《新序》，《说苑》，《东观汉记》（残）等。
　　解经的著作汉朝不少，因为那时候经师很多，他们的专业就是讲解经书。这类著作，有不少是章句的注解，零碎几句，不成篇。成篇而传到后代，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易传》（也称易十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小戴）礼记》。重要性差一些的是以下这些：《大戴礼记》（残），《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
　　我们说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从内容方面看还是从表达方面看，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最上乘的。[/COLOR]所谓最上乘，为了说明的简便，我们可以举个旁证，就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发议论，记史事，一般说，还没有人认为某人的文笔已经超过《孟子》《庄子》和《左传》《史记》。这不是厚古薄今，因为直到现在，多数人大致还是这样看。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后代的无数文人都愿意学，或说不能不学。前面曾提到必读书，照传统的不成文的治学规定，秦汉时期的绝大部分著作，不只必读，而且要一读再读，直到很熟，甚至能背诵。这样，秦汉时期的大量文句印在心里，到自己下笔为文，有相类的意思，不知不觉地用了相类的表达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6.1.3汉魏以后

　　上一节把秦汉看作一个阶段，是因为文言在这个时期定形，成为后代模仿的样本。由这个角度看，汉魏以后，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个阶段，因为就表达方式说，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不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还有秦汉不见的花样。为了减少头绪，容易说明，我们把骈体留到下一节谈。但就是这样，也还是苦于材料太多。不得已，这里想以“怎样模仿”和“模仿的成果”为纲，说说大致的情况。
　　怎样模仿，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知不觉地随着走，另一类是把学秦汉看作方向，有意地并且用力地随着走。[/COLOR]先说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还是元明清的，表情达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汉的格调。举例说，“未之有也”的说法，秦汉通行，汉魏以后，不管时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写，表达同样的意思，就一定也说“未之有也”，而不说“未有之也”。这样，我们无妨说，除了一些标榜“文必秦汉”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写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国维，数目多到无限，都是不知不觉她模仿秦汉的。这所谓模仿，还不只是散行文字。骈体也是这样，如“夫迷涂（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丘迟《与陈伯之书》）用意凑成四四对四四，可以说是新花样，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达方式仍旧是秦汉的。诗词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铸《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达方式说，都没有跳出秦汉的旧格局。
　　再说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学，而且心里想，嘴里说。[/COLOR]这种模仿，一般说是起于唐朝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说，六朝末年，陈隋之际已经露了苗头。这股风是来自对骈体的厌倦。骈体盛行于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对偶，这有如缠小脚走路，纵使缠的人觉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会感觉到的。并且，内容大多是风花雪月，写很费力而并不实用。这样，骈体这个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为不适用的工具。不适用，不能不改，于是就有了古文运动。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汉的散体写。用骈体写的是时文，所以模仿秦汉写的是古文。但这是就概括的格局说，至于实践，那就还有不少分别。分别之一，秦汉作品，有不少偏于古奥，但那是任时代的自然；古文运动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较突出的。分别之二，秦汉时期对于对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说间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贾谊、枚乘等就是这样；古文运动的作者就不然，而是尽力躲避，惟恐沾染一点点骈体的气味。分别之三，秦汉时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并且没有正统观念[/COLOR]，孟子骂杨墨无父无君（《滕文公下》），韩非也可以骂儒墨非愚则诬（《显学》）；唐朝古文运动的首领韩愈，口头也是着重文章内容的，他标榜“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可是他所谓“师”，不是师先秦诸子的各抒己见，而是“师古圣贤人”（同上），具体说是要宣扬孔孟之道。风花雪月换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虚为实，值得欢迎。可是看后果却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唐宋以来的古文，通病是气势盛而思想贫乏；另一方面，由宋朝开始的经兴文，以及渐渐转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孙，也总是近亲。分别之四，上一节曾谈到，秦汉的文已经有腔调，但那是任语言的自然；古文运动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实行方面要求后来居上，而且想在理论方面找到根据。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谈到“气”，说“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气是内容方面的事物；其实，纵使它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可是想使读者感到，却不能不靠表达（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有清浊，如音乐有巧拙，显然也是指表达方面）。我们读韩文，其中多数篇章确是使人感到气盛。宋以来数不尽的文人读韩文表示赞叹，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气盛。这气的理论到清朝桐城派手里就说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其实说穿了不过是在腔调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汉多了浓厚的造作成分。 [/COLOR]
　　古文运动在唐朝是创始时期，经过宋朝尹洙、梅尧臣、欧阳修、苏氏父子等的努力才获得彻底胜利。大方向都是学秦汉，用散体写，可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如与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欧阳修和苏轼，行文比较平易。还有，同是宋代作家，风格也不尽同，如曾巩用力求精炼，文章就显得造作气重；苏轼就不然，写小札、笔记之类，行云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后，大声疾呼学秦汉的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口号都是“文必秦汉”，可是拿起笔，就连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的主张也忘记了，而是生吞活剥，甚至剽窃，以致内容和文字都无足取。这股歪风当然要引起反感，于是有唐宋派兴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学唐宋其实是间接学秦汉，因为唐宋也是学秦汉[/COLOR]。这学唐宋的风刮到清朝成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讲义法，也就是更在表达方面下功夫。其后恽敬、张惠言等发思古之幽情，用秦汉的高古自然矫正桐城派的拘谨，成为阳湖派，就模仿的口号说，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据地，秦汉。
　　以上说的是以秦汉为标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异，总的说都属于模仿的水流。有没有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这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如果只是看口号，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为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文章好坏，关键在达不达，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学秦汉。但这是就方向说，至于动笔写，那就还是离不开秦汉，因为他们用的是文言，想避开秦汉的格调是行不通的。
　　再说“模仿的成果”。显然，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艺文志的，有不少没有传下来；只计传下来的，数量也仍是汗牛充栋。为了以简驭繁，这里想只谈几个要点，或说特点。按通用的编目办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
　　先说集部。其中的“别集”是秦汉以后的新事物，传统书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别集是个人的各体文章的汇编，从汉魏之际开始，直到清末，不要说名家，就是《颜氏家训》讥为“上车不落”的人物，也总要想方设法，刊印求传世。因此，这个秦汉以后的模仿阶段，数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总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类，选收的有《宋文鉴》之类。
　　再说史部。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汉来，产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种，如《唐书》和《五代史》都有新旧两种），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编年”的有《资治通鉴》等，“政书”有《文献通考》等。其他记事的杂著，如《金石录》《野获编》等，更是多到数不清。
　　再说子部。像先秦那样，处士横议、成独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强说，王通《中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类还可以算数。产量多的是另一类，可以总称为“杂记”。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偏于讲学问，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种偏于记见闻，如《酉阳杂俎》《癸辛杂识》《辍耕录》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后说经部。经是文献中的老牌号，后代当然不可能有；有的只是解经的著作。这类著作主要出于唐代和清代，唐代的多见于《十三经注疏》，清代的大多收入《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


6.2骈体

　　骈体“文”一般不押韵，可以算作无韵之文的一个支流。[/COLOR]骈体的形成和规格，作为文言的一种特点，前面第5.7.3节已经谈到；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谈谈骈体作品的历史情况。表情达意，多用对偶，而且尽力求工整，应该说是从汉魏之际开始，我们读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可以明显地嗅到这种气味。此后经过两晋，无数作家都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是说，用对偶，要求数量更多，声音更讲究。南朝沈约、周颙等创四声八病说以后，对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于是文人动笔就费尽心思，通篇骈四俪六。这时期以及其前的这类作品，萧统编的《文选》收了不少，更多的见于各家的文集，甚至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文集之外的许多著作，如属于史部、子部的，记事说理，也常常用骈体。
　　齐梁以后，一直到唐朝前期，写作用工整的四六成为风气。风气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如唐太宗是皇帝，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用骈体；魏征是政治家，写史传的论赞，也用骈体。这风气并且使骈体成为无孔不入，如断案的判词，也要玩骈体的花样，白居易并且把它收入文集，此外张鷟还有单行的《龙筋凤髓判》。这结果，显然，骈体的作品就会多到数不清。其中也有价值很高的，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和政治家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就是。由喜爱骈体的人看来，这时期，工巧可以当作标本的作品确实不少，如徐陵《玉台新咏序》，王勃《滕王阁序》等，都是辞藻秾丽，用事典雅，可以当作诗词来吟诵的。
　　韩柳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在一段不很短的时间之内，骈体的势力并没有大消减，如晚唐还出了个四六大家李商隐；其后到宋初，杨亿、钱惟演等追随李商隐，并且变本加厉，成为垄断文坛的西昆派。直到欧苏等重新掀起古文运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了大建树，古文才取得最后的胜利。所谓胜利，是文人都相信秦汉是文的正宗，表情达意应该用平实自然的散体。但就是这样，骈体也没有死亡，而是缩小阵地并坚守阵地。所谓缩小阵地，是由遍布于各体变为只用于一部分文体，如制、表之类是必须用骈体，碑、序之类是经常用骈体。所谓坚守阵地，是规格更来谨，面目更清晰。古文运动以前的骈体，虽然以通篇骈四俪六为工，但有不少是杂有少数散句的；古文运动胜利以后的骈体就不然，只要是骈，就要求清一色（不合格的是极少数）。这是说，规格更严谨了。规格严谨的结果是面目更清楚，或说与古文的界限更分明。[/COLOR]以王安石的书札为例：
　　（1）某愚戆浅薄，动多触罪。初叨一命，则在幕府，当此之时，尤为无知。自去吏属之籍，以至今日，虽尝获侍燕语，然不能自同众人之数也。……（《上宋相公书》）
　　（2）此者冒跻官次，荣托使车，躬裁琐琐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干磨为吝，震叠于怀。会走干之鼎来，辱幐书而宠答，优为体貌，略去等夷，繄奖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上宋相公启》）
　　例（1）是古文，例（2）是骈体（“启”必须用骈体），泾渭分明。这现象可以使我们明白两件事，一是骈体坚韧，虽退让而并未投降，二是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家，也不能不网开一面。这坚韧的性格，到后来还有不容忽视的表现，就是到清朝，骈体竟有中兴之势，不只喜欢写的人很多，而且出了毛奇龄、洪亮吉、汪中等不少名家。
　　骈体难写，等于工具很不顺手，而且容易华而不实，总之是有大缺点。[/COLOR]可是古文运动胜利之后，它偏安而不灭亡，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旧时代的文人看骈体，除去秾丽典雅之外，还可以表示郑重。这像是服装，如果分为礼服、便服两类，在某些需要穿礼服的场合，穿便服就成为不礼貌，不郑重。因此，经常处于上层的文人，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衣箱里总不能不存储礼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备写骈体的本领，以便到需要写的时候，也能够骈四俪六。[/COLOR]

hufucopy

楼主全部用压缩文件传上来咯,谢谢了。

fenglong88

楼主全部用压缩文件传上来咯,谢谢了。

挤了挤时间，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有时间还要重读一遍才能真正有一些收获。把剩下的几章放到一起了，传上来。

fenglong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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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u

不错，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