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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推荐一篇文章——什麼是中國人(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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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5 19: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什麼是中國人?——《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序論



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外,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人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甚至,也困擾著許多「「國人」一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華人」。在東南亞,雖然常受挫於自己的華裔身分,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對此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由於大陸中國的武力威脅,在這兒許多人辯論,更多人困惑,到底他們算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而對於在大陸的中國人來說,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台灣,部分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



在本書中,我將詮釋「什麼是中國人」。但並不是說,讀者看完了這本書,就能知道他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美國人。以「中國人」為研究對象,我的野心是建立一個族群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基於對族群現象的了解,我相信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因此,透過對「中國人」這個族群現象及其本質的認識,希望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人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美國人),為何有認同矛盾或認同變遷。



溯源研究—中國人的起源



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在傳統上可由許多方面著手。在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研究方面,體質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中國人的體質,語言學家研究中國各地方言,而社會人類學家也在許多典型的中國聚落中作研究。這些研究,事實上已假定研究對象是「中國人」,因此它們只是描述「中國人」,而並沒有回答「為何他們是中國人」這樣的問題。



另一些學者熱衷於「歷史溯源」的研究,他們認為必需從根本上深入了解中國人。所謂「從根本上」,就是溯其本源:探明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麼是中國人」。因此,許多語言學者、體質人類學者、考古學者、歷史學者,由中國人的某些語言、體質、文化特徵,以及歷史文獻中的蛛絲馬跡,儘量往前追溯。希望由了解中國人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



由於學科的特殊性質,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對「民族溯源」研究最感興趣,也因此有豐盛的成績,受到一般人的重視。但是,這並不表示學者在此已達成客觀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歷史學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有華夏起源於黃河流域,其始祖為黃帝的古典一源說: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張的「夷夏東西二源說」;有徐旭生與其他學者所提出,古代三或四民族集團由互動而凝聚為華夏的多源說。除了這些本土起源學說外,還有主張華夏民族來自中國之外的西來說、南來說、北來說。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流行於十九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的「中國民族西來說」。當時不僅流行於國外學界,就是在中國,也有許多一流學者附和此說。



在歷史學家關於華夏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學原被引來當作「二重証據」,後來因為考古學家有「實物的證據」以及「科學的方法」,逐漸歷史學家對於黃帝、神農、堯、舜失去信心,而考古學者成了討論這問題的主流。在考古學上,雖然有些學者探討中國民族的源流,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源流,但對許多學者而言,這兩者並沒有多少差別;因為他們將一個民族等同於一個文化。近四十年來「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豐盛的成績,但考古學者在這方面仍是眾說紛云。六十至七十年代流行的是黃河流域中心說,八十年代以來流行的是多源頭說。張光直先生近年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可說是將多元起源說又做更進一步的發揮與精緻化。同時,基於各種考古學証據的西來說仍然偶爾被提出來。



無論是歷史或是考古學上對華夏的溯源研究,都有一些基本假設。首先,溯源論者似乎認為,民族是一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特徵的人群。該人群在歷史上繁衍、遷徙,而成為佔有一定時空的民族。因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其次,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留下許多遺存,包括人類遺骸與他們製作的文獻與文物:根據這些資料所顯示的體質、文化、語言特徵,可追溯這民族的源頭。



這些對於民族的基本假設,都是似是而非的。首先,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現況來看,我們知道共同的體質、語言、文化特徵,並不是構成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構成它們的充分條件。譬如,以語言來說,世界上許多民族都不只說一種語言:相反的,說同樣語言的,並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們怎能以語言,或其它客觀的體質與文化特徵,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其次,每個人的父親都有他的父親;族群溯源顯然是毫無止境的。目前考古學家將華夏的源頭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為他們對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所知甚少。只要有足夠的資料,事實上這種建立在器物學上的族群溯源,可以遠推至百萬年之前。這樣,對於了解一個族群究竟有何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根據文獻或文物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我們經常會陷入古人的「謊言」之中。譬如,我們以春秋吳國王室的族源為例,如果一些東南「蠻夷之邦」的領導家族在華夏化的過程中希望被認為是華夏之裔,或是華夏認為這些不像蠻夷的人「應該」是華夏之裔。那麼,他們可能共同在華夏的歷史記憶中,假借或創造出吳國王室原為華夏的記憶。並且,在認為自己是華夏之裔時,吳國王室貴族可能在禮儀、器物上也摹仿華夏風格。於是,我們便有了文獻與考古器物「二重證據」來證明吳國王室原是華夏後裔。一群人對於自身起源的記憶,經常受到現實中的期望、憂懼影響而改變、扭曲,這是民族溯源研究經常遭遇的危險。



最後,不僅古人難以客觀的記憶其族源,當代的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它民族的族源時,也難以客觀的選材與分析。也就是說,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礙,來自於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認同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偏見。這種偏見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起源」對於古人,以及對於當代研究者本身,都同樣的重要。在本書中,我將分析這種偏見的由來,及其在族群認同上的意義。



華夏邊緣研究



以上所提到的,無論是對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本質的研究,或是對古代中國人的溯源研究,重點都在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族群內涵」上。在本書中,我將採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對此,我有一個簡單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



熟悉現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的讀者,自然會了解,這個強調「族群邊緣」的研究取向,深受美國人類學家Fredric Barth的影響。近年來,我將之結合有關「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的理論,在一些論文及通論性文章中曾片斷的表現我對「族群本質」(ethnicity)的看法。在這本書中,我希望能以「中國人」這個族群為例,更清楚的、更有體系的說明我的觀點。



在本文開始之前,我先簡要的說明我對族群本質的看法。首先,如當代許多研究族群現象的學者一樣,我懷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觀體質、文化特徵的人群,而認為,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Drimordial attachment)。其次,我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因此,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經常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在這一點上,我贊同「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的立場: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的工具。



第三,族群邊緣環繞中的人群,以「共同的祖源記憶」來凝聚。因此,個人或人群都經常藉著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如此造成族群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群認同變遷(ethnic change)。第四,由於族群的本質由「共同的祖源記憶」來界定及維繫,因此在族群關係中,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千涉對方的族源記憶。失去對自身族源的銓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最後,在一個族群的內部,也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互相競爭著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因此所謂族群現象,不僅是兩個互動族群間的關係,還包括族群內部的兩性間、階級間、地域群體間的關係。在本書中,我將說明我對以上這些族群本質與族群現象的看法。



在族群邊緣,人們強烈的堅持一種認同,強烈的遺忘一種認同,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見到的。這也使得「邊緣」成為觀察,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因此,讀者將發現,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國人」,但我研究的對象卻不是在中國大陸十二億典型的現代中國人,也不是漢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國人。反之,我的研究對象是處在「中國邊緣的人」。所謂「中國邊緣」,我是指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也是認同上的邊緣。譬如,在中國人即將形成的邊緣時間(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居住在黃土農業邊緣地區的那些人群。又如,春秋時代,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人,他們在當時由非華夏成為華夏,因而也是華夏認同的邊緣。又如,現代的台灣人,他們徬徨於維持中國人認同,或放棄中國人認同之間,因此更是處在中國邊緣。以及,羌族,一個處在中國西南邊緣的少數民族。



在本書第一部分「邊緣與內涵」中,首先我將探討近三十年來,社會人類學界對於族群現象的理論探討。以及,結合「社會記憶」與人類社會分群(human grouping)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現象研究上的新發展。最後,在此研究取向與理論發展背景下,我提出一個「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我對於歷史文獻、考古遺存,與當代口述資料的看法一這也就是本書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礎。



第二部分「華夏生態邊緣的形成」.在本章中,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華夏起源」;事實上,在此「起源」已成了「邊緣」形成的問題。考古資料顯示,新石器時代晚期氣候的乾冷化,使華北、華西農業邊緣的人群逐漸走向移動化、牧業化,以及武裝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區、套北地區與遼西地區為例,說明這些地區人群經濟生態的變遷過程。這些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陝晉冀北方地區與農業人群有劇烈的資源競爭。南方農業人群逐漸以「華夏」認同來設定族群邊界以維護共同資源。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春秋戰國時開始全面遊牧化。



第三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西元前1300年左右,周人崛起於渭水流域,後來逐步東進打敗商人:這時周人的西方盟邦中還有一部分是相當畜牧化、武裝化的「戎人」。首先我將以西周時期周人與戎人關係的變化,來說明華夏邊緣的形成過程。其次,華夏邊緣形成之後,隨著華夏的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西,向南擴張。華夏邊緣的擴張包括兩個同時並進的過程: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我將以戰國至東漢時期,華夏心目中「羌」(西方非華夏)的概念如何不斷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時期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王室,如何以假借一個華夏的祖源記憶一一太伯奔吳一一以成為華夏,來說明華夏族群邊緣的擴張過程。



到了漢代,華夏的擴張達到她生態上的極限邊緣;在這邊緣內的人也從此自稱「漢人」。在這一部分中我也將說明,在漢代許多人群如何為了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由此形成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



第四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維持與變遷」。雖然在秦漢時期,華夏與非華夏的族群與地理邊界大體形成,但是並非自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非華夏的子孫永為非華夏。在這一部分,我主要以「台灣人」與「羌族」為例,說明部分台灣人如何藉由對中國的「結構性失憶」與本土歷史記憶重建,來試圖擺脫華夏認同;以及,羌族如何選擇、強化與華夏密切相連的歷史記憶,來建立、維持一個強固的華夏邊緣民族認同。



最後,在結語「資源環境、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我將由人類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以及歷史記憶與失憶,來說明以華夏邊緣界定的華夏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並由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的關係,以及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爭論,來說明塑造族群的集體歷史記憶如何不斷的被個人與各社會次群體銓釋與爭辯,因此造成族群本質的持續變遷。影響歷史記憶的詮釋與再詮釋的,不只是外在資源環境與族群關係的政變,也因於在某種族群關係下,一個族群內部的男性與女性間、世代與世代間、不同社會階層間、漢化者與未完全漢化者之間,對於「過去」詮釋權的爭奪與妥協。



族群現象之所以令人困惑,主要是因為影響我們思考此問題的潛在「偏見」,不但存在於所有的「資料」(歷史文獻、報告人的口述與學術著作)之中,也常存在於研究者心中。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有長遠歷史書寫傳統的「中國人」時更是如此。然而,藉著由社會記憶的角度重新思考傳統歷史文獻,藉著由考古資料探索人類生態變遷與相關的資源競爭,以及藉著人類學對於人類「族群現象」的了解,以及更重要的,藉著我自己,一個處於華夏邊緣的台灣歷史學者自身的時代經驗,我相信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由邊緣的角度對於「什麼是中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書主要的理論探討與內容例證,由以下本人近年來已發表或未發表的論文及田野調查資料改寫而成。



一、有關族群舆記憶理論



   1993<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新史學》4.2:95-120.

   1994<什麼是民族: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989—1027.

1994<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 3:119-140 。



二、有關華夏生態舆族群邊界的形成



   1992 The Ch&#39;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chap.2.Ph.D.d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1993<周人的族源與華夏西部族群邊界的形成>,《大陸雜誌》87.2:1-20.

   1994<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375-434.

   1995<漢代中國的邊疆民族意象與民族政策序論>,《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9-72,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蒙藏委員會.

   1996<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5-238.三、有關華夏族群邊界的變遷

   1992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chap 4,5.Ph.D.di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1994<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台灣的族群經驗>,《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249-27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47—184。

   1997<華夏化的歷程:太伯傳說的考古與歷史學研究>,《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整合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中。

   1997<漢族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中.

   <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尚未發表)

   《台灣群眾口述記憶調查資料》(尚未發表)

  《羌族田野調查資料》(尚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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