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清水湾畔的呓语》大学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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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重返香港，在清水湾科技大学落户，任客座教授一年。科大环境优美，山明水秀，实在是教学和研究的胜地。我有幸在此任教，身心皆甚愉快。

　　我履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光顾该校的餐厅，民以食为先，教授也不例外。发现较八年前我初来时的情况大有改善，那间“南北小厨”乃属美心集团连锁经营，但自有风味，令我大快朵颐。

　　第二件事本来是去图书馆，但不知为什么却不知不觉地逛进该校的书店，发现非但书店门可罗雀，而且书架上的“货物”也寒酸得惊人，令我大失所望。幸亏在柜台前看到不少本企鹅版的西洋文学名著，价格奇廉，每册仅售港币十九元，比一张VCD还便宜，顿时引起我的欲望，随手购买了五六本，计有乔伊斯、屠格涅夫、亨利·詹姆斯等名家的经典名著。

　　返回办公室仍旧意犹未尽，还应该再买几本王尔德、狄更斯和莎士比亚，如此则可凭山依水展书读，重温经典旧梦，岂不快哉？于是匆匆下楼，出了电梯，一个箭步就到了书店门口，原来六时已过，书店关门了，这才发现这个书店原来是一家“学术专业图书中心”，不算是学校的书店。

　　进不了科大的书店，我不禁望梅止渴，开始臆想世界其他名大学的书店（香港的各大学不是处处以国际第一流大学自比吗？），牛津的Blackwell’s、芝加哥大学旁边的Seminary Bookstore（修道院书店）、哈佛广场的“合作社”书店和哈佛书店……真是举不胜举，即使我当年念书的台湾地区大学，附近也是书店林立。

　　这些书店大多不是校方经营，但往往扮演了一个和学校图书馆对等的角色，因为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再多，也不能拥有，而且有时限，不像是自己的东西，何况新书出笼的时候，只能在书店先睹为快。

　　一个好的书店，甚至可以带动一个学校的阅读风气。记得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我时常去修道院书店苦修，看书架上摆着的是什么新书，特别偷看其他教授在此翻阅的是什么好书，然后依样画葫芦，也买了回家看。如此积久成习，无形中在思想和学识上“自我增值”了不少。

　　香港人目前“自我增值”说不离口，但很少看到一个书店可以提供自我增值的场所。香港不是没有书店，而是书店零零落落，往往受空间的限制，不似美国各大城市的连锁书店如Borders或台北的诚品书店，可以令人流连忘返，看累了还可以在附设的咖啡店饮一杯咖啡，或干脆拿一本新书边看边饮，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相形之下，香港的书店——特别是在热闹区如旺角——往往坐落于二楼斗室或陋巷之中，只供同好欣赏；或干脆与商场和地铁站挂靠，却似乎与学校无缘，原因何在？为什么香港大学、科技大学或中文大学等校园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进驻”？记得两年前我因事去中大，突然在某幢大楼中发现一家“第二书店”，不禁大喜过望。据说是几位中大校友和热心人士合开的，但是依然门可罗雀，做的还是亏本生意。我为了表示支持，特别在该店象征性地买了一本书，但于事无补。

　　最近偶阅《明报》副刊，才从马家辉先生的专栏中得知城市大学校园内新开了一家书店，而且无论从“书种选择、书架陈设、书类安排，统统跟旧书店相比有全新面貌”，真是可喜可贺。以后我也不必到附近“又一城”商场的某大书店去虚耗时光了。

  　位于九龙闹区的城市大学能够有此建树，那么在港岛居高临下的港大呢？我去年在该校客座，也是在开学时兴致冲冲去逛校内的书店，但只去了一次就无心再去。遥望港大四周的薄扶林区，竟然也没有一家书店和咖啡店。港大“九十年传承”，历史悠久，却承不下一家书店！真是匪夷所思。当时就向几位有心同事呼吁，何不把附近几问旧屋租下来，改装门面后变成“书吧”——二楼是书店，楼下是咖啡馆，如此也不必去校内那家拥塞不堪的三文治店喝下午茶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哪有心谈学问？

  　走笔至此，不禁又要再作一次臆想：为什么港大和科大或其他大学不可以用经营食堂的方式来经营书店？公开招标，并以廉价房租（甚至间接资助）为诱饵，让有此意的商家或其他书店——如商务印书馆——进驻经营。

  　如果仍然无人问津，则不妨退而求其次，以流动书店“卖菜”方式，开一辆车，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在校园广场停泊，任人浏览车架上的书籍，甚至加卖浓茶咖啡，让我等书虫可以在此喝双料下午茶，何乐而不为？然而我可以预见校方的回答：师生在实验室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到这个流动书吧去喝下午茶？

  　此言不虚。然而我的回答是：人文思考——甚至科学思考——往往是在闲情中逐渐培养出来的。君不信则可参看Double Helix一书，看看这套生物学上的著名理论是如何发现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文学家或哲学家在实验室或会议室中写出可以传世的名著。 （李欧梵）

  （摘自《清水湾畔的呓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定价：19.8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

agun672

1.慕名买了此李欧梵之《清水湾畔的呓语》,个人感觉“自我增值”说不离口   
2.我也喜欢美心集团连锁经营的餐店
3."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文学家或哲学家在实验室或会议室中写出可以传世的名著";不知写出《自由论》,《俄国思想家》的以赛亚.柏林,在会议室中与几位牛津同事讨论激发豪情而写算不算?何况李欧梵还与以赛亚.柏林见过面,不应该不了解以赛亚.柏林的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