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原创首发]
其他两篇链接：
1.前人论韩信摘编
http://readfree.net/bbs/read.php?tid=251397
2.近年来韩信研究论文题录
http://readfree.net/bbs/read.php?tid=251388
全文下载：
韩信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为西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刘邦盛赞为“人杰”，更有后人誉为“兵仙”。从古至今进行研究的学者甚众，其中有共同一致的看法，亦不乏各持己见的论断。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现择要概述如下。
(一)关于韩信的出生地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云：“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但明清以来许多纪念韩信的遗址都在淮安（楚州）。马超俊《韩信的出生地在哪里？》[1]、俞显尧《韩信遗迹真伪考略》、毛立发《韩信出生及其少年时期生活属地考》等文中，认为淮阴、淮安（楚州）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他们引《水经注》云：淮水“又东经淮阴县故城北，北临淮水。……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高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阴，信王下邳，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东一陵即信母冢也。”明清两代的《清河县志》均称“淮阴故城在旧清河县治东南五里”。又引邑人张煦侯《淮阴风土记》说法:“（楚州）自湖嘴以讫旧城,所标古迹,同于吾县三数处,这独怪明清吏或大郡意取耀俗,遂漫不深考。”认为此乃明清地方官员为获虚誉而伪造古迹所致。所谓“胯下桥”、“漂母祠”、“韩信祠”均为此时之产物。
对此亦有不同看法。刘怀玉《楚州历史简述》[2]云：“秦汉时代的淮阴县的辖境按照以淮水来分界的原则，包括淮河以南今清河区、清浦区、淮阴区一部分、楚州区全部，甚至还包括更南、更东边的一些地方。而今淮阴区在废黄河以北的部分，当不属于秦汉时代的淮阴县。”按淮阴县始置于秦，时楚州位于其境。历史上的淮阴与现今之淮阴有很大不同。而楚州旧称射阳、山阳、楚州、淮安等。乾隆淮安府志卷二十一云：考汉书地理志，淮阴盐渎属吴郡，在荆封内……淮以北为楚，淮以南为荆。郭沫若、王力等专家经过系统的考证指出，先秦古淮阴县治在江苏清江市东南淮安县（今楚州）。加上楚州多年为州府所在，因此，旧说韩信为楚州（淮安）人，亦有由来。倒是楚州（淮安）前人并未掠人其美，在南宋置清河县后，如在各版《淮安府志》、《山阳县志》中，均将韩信列入清河县条。
(二)关于韩信身世及遗迹
史言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韩信的家境究竟是从他生下来就已贫困了呢? 还是到他成年后才破落到寄食的地步呢? 马植杰在《韩信新论》[3]中认为应当是后者。因为: 一是当信在河边钓鱼时,有一漂母见信饥,乃给他饭吃,一连吃了数十日,信喜而谓漂母说:“我必有以厚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我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按“王孙”乃当时人对官家子弟的尊称,假若信生来即家贫,漂母未必即称之为“王孙”。二是史言信“常带刀剑”。刀剑并非小户人家所常有,似系祖传旧物。三是信以后领兵打仗时,常能灵活地运用古兵法;且熟知春秋时百里奚佐秦称霸等事;后信又奉刘邦命“申军法”，说明信年轻时读过不少书,似非家境太贫。四是信母死时,虽贫无以葬,但信仍觅得一处高敞可容万家的空地,以备将来扩建,说明当时信家亦非太无钱者,正因为信家原非很贫,所以信始有一般农民所不能指望的志愿,如重报漂母及厚葬生母等。
韩信确曾受辱胯下吗? 郝志强在《韩信“胯下受辱”质疑》[4]提出了疑问。理由有三：一是与情理不合。韩信虽“其志与众异”，但以韩信之力、之谋，何须非钻裤裆不可?二是韩信之刀剑何来? 秦朝不许百姓私藏兵刃，更不会允许百姓佩带兵器。以秦法之严厉，韩信又怎能“好带刀剑”，佩剑街行?三是与韩信之性格不符。他一生乃自矜其能、自视甚高之人，怎会看得起一少年无赖？
张友宁在《韩信二考》[5]中说，韩信有墓, 在今山西省灵石县霍山的高壁岭上。由于岭上有韩墓, 此岭改名为韩岭。对此有代表性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公元前295 年,韩信率军在安邑击败代相国夏说, 为志其勋, 乃更名高壁岭为韩岭。二是韩信死后, 刘邦命将韩头葬在高壁岭, 后称高壁岭为韩岭。张友宁引《淮安府志》云:韩王被害于未央, 传首于太原, 遇高祖破陈豨军返。即命葬其首于霍岭之上, 在霍州灵石县,令祠墓并存。世称“韩岭”。又淮安市（今楚州）“汉韩侯祠”内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汉韩侯祠》诗一首：“曾于古岭奠公坟, 故里初来访旧闻。胯下有人驱壮士, 冢旁何处葬将军?假王生死权肃相, 震主功勋失后君,飒爽英姿遗恨在, 灵祠日暮吊寒云。”于首句之下, 作者自注云:“山西灵石有岭曰‘韩侯岭’, 上有韩侯墓。余于乾隆戊辰经过, 曾有诗句。”
(三)关于韩信夏阳东渡的线路
公元前205年8月，韩信率军进击割据山西的魏豹，采用声东击西的疑兵之计，从夏阳乘木罂缻渡河，平定了魏地。黄河西岸自古就有两个夏阳，一为今韩城市的古称夏阳府，一为今合阳县东王乡的夏阳川口。那么，韩信究竟是从哪个夏阳东渡的呢？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持韩城夏阳说。
王增斌在《韩信夏阳东渡的线路》[6]一文中，认为韩信偷渡的地点应在合阳夏阳川渡口。该文称韩城的古夏阳府不在黄河岸，不是渡口。其所辖的两个渡口：芝川渡在其南相距15华里；龙门渡在其北相距60华里，芝川渡离朝邑120华里。时在八月，渭北干燥，主力通过，尘土飞扬，目标易露。如从西边腹地北上，虽好隐蔽，但山路增多，不利速战。芝川渡的黄河由于禹门急流及对岸汾水冲来的泥沙长年积累，河床加宽，东西达15华里，沙洲如带，舟楫摆渡已属不易，罂缻渡涉，更为困难。从龙门渡东渡更无可能。此处两山对峙，水流急湍，船只摆渡也要有相当经验的水手，用罂缻渡，无橹桨之助，成功率极低。从临晋抵龙门，需经韩城东部，此地“多险阻”行军不便。且东西两岸都大大增加了抵达安邑的距离。故从夏阳府所辖的芝川渡和龙门渡偷渡黄河无法实现隐蔽和神速。
而合阳的夏阳川在黄河岸边，自古即为渡口。此地距临晋仅90华里，水深而缓，从临晋北上，当晚即可以罂缻溯水而上去夏阳川偷渡黄河，次日则可拿下安邑。所以韩信渡河处应在夏阳川。
(四)关于“汉中对策”的作用
公元前206年10月，秦帝国被推翻，项羽号令天下，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偏僻之地，前途可谓一片迷惘。在此关键时刻，经萧何极力举荐，刘邦任命韩信为统帅全军的大将，遂有“汉中对策”的产生。过去于“对策”在楚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历史地位，似重视不够，吉书时等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吉书时认为，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刘邦与韩信的“汉中对策”远远大于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它是关系西汉建立的重大事件。“汉中对策”为刘邦指出了东进的光明前景。在对策中，韩信分析了项羽的为人，指出他表面强大，实际是“匹夫之勇”，“好人之仁”，“背义帝之约”，“以亲爱王诸侯”，“天下多怨”，从而得出“其强易弱”的结论。同时指出，刘邦虽弱，但深受关中民众欢迎，从而得出必能取胜的结论。随后提出了夺取天下的纲领，即“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楚汉战争，就是在这一纲领指导下进行的。刘邦的胜利，是实施这一纲领的结果。“汉中对策”既是刘邦夺取天下的纲领，又是刘邦迈出第一步的催化剂，可以说是刘邦帝业的基石。[7]
徐勇、黄朴民从战略决策思想的高度探讨了“对策”。认为“汉中对”在分析敌我态势，预测战争形势，确定战略主攻方向以及把握战略进攻时机等方面，全面深刻，高明卓越，实可与“隆中对”相媲美。韩信在“汉中对”中所体现的高明战略决策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双方战略条件进行综合比较，预见出刘邦由弱转强、夺取天下的乐观前景，从而为刘邦集团树立起必胜的信心。第二，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夺取战略前进基地，为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创造充分的条件。第三，根据项羽后院起火，关中不得民心．汉军战略欺骗成功，汉军官兵歌思东归心理普遍存在等条件，及时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迅速展开军事行动，使还定三秦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第四，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地提出实施战略进功的原则性手段，以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历史进程表明，韩信的战略决策思想是正确的，汉军一出汉中，即迅速平定三秦，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中对”不愧为中国古代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战略预测运筹思想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8]。
(五)关于灭齐之战
当刘邦在正面战场被项羽打得溃不成军之时，韩信开辟的北线战场却捷报频传：拔魏赵，降燕地，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齐都临淄，一举歼灭数十万齐楚联军，尽占三齐之地。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灭齐之战，颇有非议，认为齐王已在郦食其的游说之下降汉，韩信此时挑起战端，完全是个人权力欲望膨胀的表现，结果把齐国推向了项羽一方，增加了刘邦取胜的困难。
范学辉在《重评韩信的灭齐之战》[9]中提出了相异的看法。他认为灭齐是刘邦和韩信既定的战略目标，并且已经是当时战争全局的客观必需，由于韩信抓住了极好的战机，使其得以尽早实现。齐国的投降只不过是齐王表面上答应刘邦称藩而已，其根本目的是借此保住田齐的割据地位，因而汉齐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如果坐视拥有雄厚经济、军事实力田齐割据政权的存在，韩信军将无法高枕无忧地南下，也不能给项羽以致命的一击。对郦食其之死韩信是要负一定责任，但从根本上讲，一是咎由自取，二应归咎于刘邦。因为在派郦翁出使齐国的同时，刘邦没有取消对韩信的授权，即便是在齐国被说服后，他也没有下达命令来阻止韩信的进攻，可以说郦食其是充当了刘邦事业的牺牲品。灭齐之战重大意义在于：一是平齐之战是一场统一战胜割据、先进战胜腐朽的正义战争，得到了广大齐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二是平齐之战的胜利使刘邦的各支部队联系起来，从战略上形成了对项羽的大包围，改变了整个楚汉战争的态势，扭转了汉军一度所处的不利局面，使刘邦取得了战略上的全面优势。三是田齐的被消灭，消除了刘邦统一天下的一个主要障碍。总之，平齐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具有转折性、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战役，它打破了楚汉战争的僵局，保证了刘邦的最终胜利，为西汉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六)关于韩信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信是我国古代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家。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李兴斌在《韩信用兵艺术浅探》[10]中说，韩信的用兵艺术，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所创造的一些战法，如暗度陈仓、背水阵、木罂缶渡军，等等，千百年来在我国人民中广为流传。而后世之言兵者，也往往将他与孙子、吴起、曹操等优秀军事家并提。韩信用兵主要有以下独到之处：一是统观全局，见识高远，如归汉后及时协助刘邦作出“东向争权天下”的战略决策，破魏后提出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重要建议，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能够驾驭全局和独具识见的军事战略家。二是谋虑细密，胜而后战。在著名的井陉之战、潍水之战中，他综合运用 “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和“避其锐气，击其堕归”等一系列谋略思想，其用计之工巧，用意之缜密，随处可见。三是斗智不斗力。韩信是一位足智多谋胸藏韬略的智将。从还定三秦以迄垓下之战，韩信几乎指挥了楚汉战争中所有的重要战役。除京、索间之战和破代之战无明确记载外，其余不论是以寡击众，还是以众击寡，均是以智取胜。他或声东击西，或搞背水列阵，或佯败诱敌，或水淹奇袭，处处显示了军事权谋家的本色。四是善出奇计。奇正是我国古代军事辩证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历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和运用，向有“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之说。将贵智，谋贵奇。纵观古代战争史上，能够奇正变幻莫测，妙计应时而发的将领，并非很多。而韩信，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五是主动进攻，兵贵神速。韩信指挥的战役都是以主动进攻的形式出现的。秦亡后，刘邦要东向争权天下，这就使汉军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这种主动进攻的地位和当时的战场态势，都要求韩信每战必须迅速取胜．而在这方面，韩信恰恰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能。六是因势利导，灵活多变。在用兵上，韩信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他娴习前代兵法，但从不盲目照搬，而是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战场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所用的策略和战术。
张琼在《韩信“背水阵”再探》[11]中指出，背水破赵之役的胜利,原因是多种的,其中固有巧妙利用军心士气的高明,更有变易主客、阵势互换、奇正相生、活用兵法的神奇,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兵法的精髓奥秘，也说明韩信在条件极端困难,环境极度险恶,看似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谋利,敢于冲破旧观念和所谓常规的束缚,大胆创新, 随机应变, 化被动为主动, 变不利为有利,一点一点地创造胜利的可能性,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马植杰在《韩信新论》[3]中则认为对韩信兴汉灭楚的战绩不宜估计过高,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可以,把他称为古代最卓越的军事家,就有些过分了。论信的将才不能不谈他所遇到的敌手到底怎样?项羽固极勇悍善斗,长于野战,但他的缺陷却更大而多,远非上等将才。信之胜利,不无侥幸成分。韩信与龙且在潍水两边对峙时,假若龙且听别人深壁而守的建议,信亦难胜利。史言信于夜令人为万余囊以盛沙壅水,这种做法,令人怀疑其效果是否如书中所说的那样灵验。刘邦之兴汉,韩信之成为名将,都没有什么太稀奇的。韩信用兵智谋之被过分夸大,首先,由于司马迁有绝世文笔,他又喜欢铺张猎奇。中国古代良将最多时当推战国和三国,战国时关东的良将远比秦多,战绩比得上韩信的也不少,可是都不能改变秦兵最强的优势,说明仅靠良将的智谋还不行,还赖政治清明及君臣素质好。三国时,曹操被陈寿说成是“明略最优”的“超世之杰”,然而曹操也有打败仗时,未能统一中国。所以不能仅以战争胜否论将才。
(七)关于韩信要求封王封地
公元前203年11月，韩信在平定齐地后，派人请求刘邦封为假齐王。在楚汉决战的关键时刻，韩信没有执行刘邦会师于固陵的命令，致使汉军吃了败仗，直到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给其以封地，韩信才率军出征。对于如何看待这两件事人们存在着分歧。李修松等认为韩信这样做，是功高震主，恃才自负，是对刘邦的要挟，反映了他分裂的思想，最终招致灭亡[12]。而薛正昌、靳方前、王永福等则代表了另一种主张。
薛正昌认为，韩信自请“假王”的理由，是客观现实需要的反映，是正常的。因为齐虽被击败，但旧势力的残余尚存，情况还很复杂。对于这样一个广大的地盘，非得有名正言顺的镇守者不可。韩信在主观上并未有与刘邦分庭抗礼的意图。他的自请“假王”是其“有功者必封必赏”思想支配的结果。如果按当时交通、通讯、混战局面等各种因素来看，韩信据齐后，既不给刘邦报告军事情况，也不向刘邦自请“假王”，而凭借黄河下游的千里之地、渔盐之利，趁势发展自己的势力，那后来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根据韩信所做所为，他还是维护统一，反对诸侯间割据的[13]。
靳方前亦认为，韩信称王时所提理由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齐的伪诈反覆是有史为证的，韩信所言并非妄词。对待这样一个封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实权的人来镇守。齐国同楚接壤，使楚有了随时入侵齐国的便利条件。齐是东方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对刘邦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镇守不住，丟掉了这个根据地，汉军不仅失去了一部分兵源、物资的供应，更重要的是楚军可以由此攻入关中，切断汉军前后的联系，实行战略上的包围。这些对刘邦不仅不利，而且非常危险。所以韩信求封为假王，是从全局战略上来考虑的，是无可非议的。韩信称王的目的也十分明确，当他下齐后，即派使者到刘邦那里请封。值得注意的是，韩信是“请封”，而非“自封”，它说明韩信称王的目的，不但没有同刘邦平分天下的企图，而且韩信及其一军都是尊奉刘邦为最高统帅，受其节制的[14]。
王永福在《对韩信要求封王封地问题的看法》一文中[15]，对韩信要求封王封地的原因，除了提出与上述二人相类似的看法外，还从历史渊源、特定的社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自春秋末期以来，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竞相奖励军功颁行赐爵制度。有功即应被封赏，成了当时通行的法则，这种思想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秦失其鹿，六国旧贵族纷纷据地称王，项羽不得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的存在，从而使分封制又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韩信请封似在情理之中。在封建时代，土地是人们所极力追求的，是身份和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韩信请求划分封地也不足为怪。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关于韩信求封之时为“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之际的记载，王永福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指出，韩信请求封王是在形势缓和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是乘人之危的要挟。
(八)关于韩信的死因
公元前195年，吕后和萧何密谋，将韩信诓到长乐钟室处死，并夷灭三族。对于韩信的死因，历来争论颇多，大体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1、韩信死于谋反，是罪有应得。
郭秀琦认为，刘邦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他为儿孙消除隐患的行为，虽然出于维护“家天下”的目的，但正反映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于韩信，刘邦称之为“人杰”，对他十分倚重，韩信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刘邦成就帝王之业，韩信功不可没。但韩信对刘邦并非忠心耿耿，他为刘邦出力是有条件的，最后竟然阴谋和勾引匈奴的陈豨联合反叛，欲使天下重遭战祸，实在是咎由自取。韩信不是死于愚忠，而是死于谋反，死于那以贵求富的贪欲，死于不甘居人下，处处想出人头地的性格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冒险精神[16]。
中仁、启予在《韩信的悲剧》[17]一文中，指出韩信请封王的要求，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得到以刘邦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统治集团的赞同。所以，在短时期内即由齐王徙为楚王，再废为淮阴侯。韩信在被贬为侯后，仍憧憬割据自立，勾结守卫北方边境的陈豨，企图反叛。他之所以看中陈豨，是因为陈豨有后台，可能取得匈奴的援助。这种把一己之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做法，当然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同情，其失败是必然的。最后韩信只好饮剑而亡。
国强、洁芒在《韩信为什么会发展到谋反这一步》[18]一文中，对韩信从不反到想反以至真反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认为韩信的谋反，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刘邦对其不公正的处理有关。他心生谋反的念头，是从被贬爵开始的。汉六年，有人上书告信反，于是刘邦以游云梦为名诈捕韩信。但逮捕之后明知韩信无罪，却贬为淮阴侯，制造了一桩冤案。正是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和不公正的处理成为促使韩信怨恨以至于谋反的关键。第一，诈捕和贬爵的打击，使他原有对刘邦的幻想破灭了，刘邦狠毒、无情面目的暴露，使他从此惊醒，怨恨之情遂发。第二，削王之后，他一生为之奋斗所已经达到的理想和已经到手的权位倾刻间被剥夺了，他的人生追求破灭了，既然对我不仁，我即以不义报之。第三，韩信是一个虚荣心很强、讲究身份体面的人，一系列的打击，使他丢了脸，他的命运由高峰突然坠入谷底，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常称病不朝从”，怨气日增。在此种情势下，一旦得到拥有兵权者的配合，他当然会变消极反抗为积极反抗，起而谋反。
林田在《也谈“谁把韩信引向了绝路”》[19]中则说, 韩信走到绝路, 第一是由于这位善于用兵的军事奇才却不善于自处, 选择了这条自取灭亡之路; 第二是由于皇帝容不得可能威胁到自己“坐天下”的功臣。这后一个因素, 也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决定的。
2、韩信没有谋反，他的死完全是由于刘邦“畏恶其能”，欲除之而后快，罗织罪名的结果。
史继璆认为，《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陈豨商量谋反的对话，是官方制造的“莫须有”罪证，是不足信的。司马迁在传中，说韩信冤死，有明显的迹象。如他在写韩信卓越战功以及拒绝武涉和蒯通的教他背叛刘邦独立的对话时，无不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和明确犀利的语言，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印象。而在写韩信谋反叛逆的文章时，就迥然不同了，每每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破绽和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给人以模糊的印象，司马迁正是在这些地方给读者留下疑窦。韩信的被害，是刘邦早就安排好了的。刘邦在掌握政权后，所考虑的是如何翦除异姓王，杀戮功臣，以巩固自己的皇权，能够传之子孙万代。因此，韩信被贬为侯后，虽然再无一兵一卒，但其勇略震主，功盖天下的威望，仍然是刘邦夙夜忧虑的心腹之疾，必欲除之而后快．韩信的悲剧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20]。
胡一华认为，韩信之死原因，起主导和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刘邦。韩信最后被吕雉所谋害，其实是刘邦所使，吕雉只不过将刘邦除掉韩信的意图付诸实现罢了。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了巩固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为了建立刘姓的家天下，在当时异姓王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他势必要采取这一措施。[21]
林烨卿在《韩信被杀是怎么一回事》[22]一文中，陈述了韩信没有谋反的四条理由，代表了这一派学者的普遍看法：一是陈豨以汉高祖的亲信将领受命守边，去向韩信辞行时，未必有反心。当时韩信实际上处于被监视之中，也不敢贸然挑动陈豨作乱；倘若他果真与陈豨密谋过，两人的耳语不可能被第三者所窃听。二是韩信要谋反，不去联结大国之王和朝中大臣，却轻率地密约守边的将领，于情理不合。三是陈豨远在北方边境发难，谪居长安的韩信怎样和他里应外合？即使韩信想乘机叛汉，也用不着等待陈豨的回音，以至遭到舍人的告发。四是刘邦在打败陈豨时得到韩信被杀的报告，“且喜且怜之”，这也透露出韩信不该杀而被杀的消息。
赵玉良在《对韩信被诛原因之异见》[23]一文中，对韩信的死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造成韩信的悲剧，从他自身来说有四个因素：第一，缺乏政治识见、未能明辨历史走向。要求裂土封王就是明证，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是决不容若干异姓诸侯侧卧其旁的。第二，深深陷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误区。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成了韩信的行动规则，不管刘邦待他如何，他始终未生叛逆之心，终于招来杀身之祸。第三，依附型人格的一曲挽歌。韩信自投汉受到刘邦的重用后，君臣名分就此认定，抱着“良禽择木而栖，良将善择明主”的从一而终的愚忠观念，至死未改。这样，他放弃了数次极好的摆脱羁绊、自立自强的机会，终使自己一误再误，坠入绝境，第四，功高盖主而不善自保。
有人认为，韩信之死是他的政治观念落后，热衷于裂土称王，由此与刘邦建立集权国家的思想发生矛盾所致。对此，赵文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韩信与刘邦在政治理想方面并不存在哪个进步、哪个落后的问题，二人在分封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是一致的。只不过韩信请封之时，恰值刘邦被困之际，有一点“逼封”的味道，不合时宜而已。在刘邦定下以同姓王代替异姓王的立国之策后，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安置这些握有重兵的异姓王时，韩信等人反与不反都是难逃厄运的。[24]
3、韩信之死祸起吕后，是其为自己以后篡权扫除障碍所为。
荀德麟在《韩信谋反辩》[25]中指出：韩信无意背叛刘汉王朝；韩信的屡次被袭夺军权、徙封、贬封，是由于刘邦对他的猜忌，也是刘邦、吕后废异姓王、封同姓王，建立刘氏家天下所要采取的必然步骤；韩信的被杀与彭越的被杀一样，都是吕后的存心设谋，是她对异姓王及大功臣推行杀字政策的具体落实。当然，这跟刘邦的内心也是一致的。
陈学文在《韩信谋反考辨》[26]中说，在杀害韩信及其他汉初诸功臣王的过程中，吕后则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篡权目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司马迁所说：“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后本记》)“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史记•卢绾列传》)
俞奭勋在《韩信被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27]中，分析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刘邦杀功臣特别是剪除异姓王，是他为了巩固新王朝而必然采取的政治方针；韩信死于正想乘隙揽权的吕后之手，这也不是偶然的事。韩信谋反的罪名出于莫须有，刘邦也并没有立即杀掉韩信的意思。而吕后偏偏趁刘邦出兵讨伐陈豨的机会，迫不及待地设下圈套把韩信骗进未央宫，绑到钟室偷偷斩首，而且诛灭三族，则是为自己以后篡权扫除一大障碍。谋反云云，实是吕后的一个借口而已。这就是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
(九)关于韩信是否有后
汉高祖十一年，韩信被人告发与陈豨通谋欲反，吕后用萧何计，诱杀韩信于钟室，并殃及全家，被夷三族。但到了明末清初，社会上一度出现“韩信有后”的传闻。如明人来元成《樵书》云：“广南有韦土官者，韩信之后也。”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张尔岐《篙庵闲话》、褚人获《坚瓠七集》等，均有同样的记载。
此说富有传奇色彩，叶茗在《韩信是否有后》[28]中进行了考证。认为此说虽然言之凿凿，但仍令人生疑。如既言“魏晋以后休隐瞒”，何在承接两汉之期不见有“韩侯儿”的传闻出现，却见流传于相隔1800年后的明末清初。又如吕后诛信，乃与萧何共谋，所谓“败也萧何”者是也。萧何既置信于死地，又岂能生出救孤之心?因而韩信有后一说，使人难以置信，即在流传的当时，也并非众口一辞。清康熙朝曾任貴州巡抚的田雯，对此说就发生过怀疑。为此，田雯走访了贵阳府定番的韦番司。韦番司的先人亦出于广南，魏晋时期随军戍居于定番。田雯问其“受姓之自，与劗侯(萧何的封号)之书，尉佗之诰，率皆不知”。经过一番调查，田雯认为，这是好事者因“感淮阴无后，故为此影响疑似之谈而妄言之，人遂亦妄听而妄述之欤?”好事者的目的是由于“韩信以震主之功，遭鸟尽弓藏之惨，千古痛之而无可奈何，乃欲烬冷尘扬之后，庶几得一二影响疑似之谈，以快志士之心。”(见田雯《黔书》下)。至于广南韦氏所言，不过是“自报家门”罢了。所以，到了清代中期，有关“韩信有后”的传闻也就渐渐湮没了。
近年有报道称陕南城固县原公镇西坝村发现清代《韩氏宗谱》的新闻，进而得出唐代韩愈乃汉大将韩信六十世孙的结论。对此，刘乐在《唐文豪韩愈是汉大将韩信的后代吗》[29]进行了探讨。刘曾接触和研究过该《韩氏宗谱》，他认为宣传者仅凭一清代的民间宗谱，在无其他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冒然炒作，是欠慎重的。如果说广南韦氏之说是“自报家门”，那么城固清代《韩氏宗谱》中提出的韩信“其子后从居于西蜀”之说，同样是虚妄之说。既然韩信无后，那韩愈是韩信六十世孙的说法，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无论是广南说，还是城固说，都要有过硬的佐证支持，否则不能成立。
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在韩信研究中所产生的一些带有争议性的问题所作的概要性的介绍，还不能反映韩信研究成果的全貌。无论怎样，韩信在统一战争中所施展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给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愧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韩信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拒绝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诱惑，使楚汉战争的时间得以缩短，尽快地结束了诸侯混战的局面，为西汉中央集权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评论都真实地反映了韩信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应具有的地位。
注 释
[1]《韩信的出生地在哪里？》，载《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2]《楚州历史简述》，载《壮丽东南第一州》。
[3]《韩信新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2期。
[4]《韩信“胯下受辱”质疑》，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5]《韩信二考》，载《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6]《韩信夏阳东渡的线路》，载《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7]《建立西汉政权关键人物——韩信》，载《汉中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8]《韩信“汉中对”战略决策思想简议》，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
[9]《重评韩信的灭齐之战》，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
[10]《韩信用兵艺术浅探》，载《军事历史研究》
[11]《韩信“背水阵”再探》，载《军事历史》2000年第2期
[12]《从心态史的视角看韩信的成败》，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1期
[13]《韩信自请齐王议》，载《固原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
[14]《论韩信》，载《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5]《对韩信要求封王封地问题的看法》，载《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16]《从战国时期地主阶级人生价值观看刘邦与韩信的关系》，载《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7]《韩信的悲剧》，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2期。
[18]《韩信为什么会发展到谋反这一步》，载《唐都学刊》1989年第3期。
[19]《也谈“谁把韩信引向了绝路”》，载《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20]《论韩信之死》，载《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1]《韩信死因析》，载《丽水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22]《韩信被杀是怎么一回事》，载《书林》1981年第2期。
[23]《对韩信被诛原因之异见》，载《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24]《韩信死因新探》，载《锦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5]《韩信谋反辩》，作者荀德麟
[26]《韩信谋反考辩》，载《丽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27]《韩信被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作者俞奭勋
[28]《韩信是否有后》，载《历史大观园》1993年第9期
[29]《唐文豪韩愈是汉大将韩信的后代吗》，载《陕西史志》2002年第1期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
|
发表于 2006-11-14 09:49:02
发表于 2006-11-14 16:5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