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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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6年11月9日 星期四
  
  
当话题转到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时，中国人的情绪明显的激动起来，美国人却一脸茫然——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这一事件，少数知道的人也没有头绪——这肯定是误炸，在战争中美国人连自己人都炸伤，中国人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并充满了阴谋论式的推断。

此刻，窗外正是南加州灿烂的阳光，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零星散落的小镇，太平洋的海滩就在五公里外。在三天的时间里，三十名左右的中美青年围坐在一间会议室里，谈论自己成长和对中美关系理解。主办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因为在1971年戏剧性的乒乓外交中充当中介人，而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自从2002年以来， 它开始邀请两国的“最杰出和最聪明的”（美国人似乎最喜欢这种措词，这个国家充斥着彼此间的言语上令人愉悦、也常常无当的鼓励与赞扬）年轻人参加“青年领导人论坛”，进行一种主题松散的交流。

在谈论自己的成长与梦想时，每个发言者都充满了令人赞叹的光辉。我对于其中两位印象尤其深刻。出生于墨西哥的丹尼尔·卢布兹基充满了拉美文化中的活力，热衷犹太作家韦泽尔的大屠杀作品，他创建的和平工作基金会，致力于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建立合作企业，相信这种合作可能消除两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朱永忠的脸上则始终带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他有一副好歌喉，向我们回忆起母亲用三个小时去河边挑水的童年场景，他创办的三川发展促进会如今在青海省的四个县开展扶贫工作，为当地人解决水源与教育等诸多问题。

  


但是当讨论转到中美关系时，困惑与无知就开始变得显著。三十多位参加者，或许是成功的企业家、技术专家、音乐家、小说家、非政府组织成员的领导者，却没有一位对中美关系具有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们当然都确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的中国，与目前世界的领导者的美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深刻的塑造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但是，它将如何塑造，并将如何回避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我们不仅毫无头绪，也缺乏基本的常识。在最近的一次“世界公共舆论”机构的调查，中美两国人对于对方国家的信任度，都处于下降趋势。

首先，我们对彼此国家的了解都过分浅薄。美国人对中国的概念仍主要停留在孔夫子和沃尔玛超市的廉价品的水准，而中国成员尽管自认更了美国，却总是陈词滥调的用好莱坞电影、麦当劳来形容美国。

由于对于对方国家的传统、政治理念、社会心理都缺乏理解，当我们开始谈论起中美关系时，话题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台湾、贸易赤字与人民币汇率、朝鲜核危机问题，这是媒体与政客们最热衷的话题，有一刻，我简直以为正置身于政治竞选时的辩论场，人人都在表明立场，却没有相应的分析，这些话题无疑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美国人开始强调，人民币明显被低估，为什么不应该升值，美国劳工不该为此受损；中国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何不在国家事务上肩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它与委内瑞拉、苏丹这样的“流氓国家”政权如此关系密切，却对于达尔富尔骇人听闻的种族屠杀如此漠然；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一提起台湾问题，就如此激动；当然，他们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讨论中你们从来都批评自己的国家的错误做法……

而中国人的辩论的口吻是尴尬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感。或许在私下，我们都严厉的批评政府，但是在面对外来者时，个人身份、国家身份与政府身份却彻底混淆在一起，边界变得模糊。长期的集体教育使我们缺乏个人主义精神，当我们表达时，本能的用“我们”来取代“我”；中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超过一百五十年的落后（经常是屈辱的）经历，则使我们对于任何批评都过分敏感，毫无疑问，我们有一种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态”；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讨论的焦点在中国仍算得上敏感禁忌话题，我们所知的真实信息相当之少，而公开而严肃的讨论也很少进行，而中国社会的漫长与复杂性，也经常使解释变得困难……所以，我们的回应尽管经常充满情绪化，却缺乏对应的说服力。

坐在会议室里的中国青年是多面的中国社会的一个参照。在朱永忠讲述着青海人为基本的生存权而耗尽所有个人精力时，来自联想集团的刘军和江阴市的私营企业家曹克波却是另一个中国故事——中国人正雄心勃勃的进军世界，获取昔日崛起的美国、德国、日本的市场力量与荣耀。于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很少遭遇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可能世界第一个成为经济总量最大，却同时在人均收入仍处于低水准的国家。于是，这样一个场景出现了，中国已对全球格局有了重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却仍保持着一个贫穷、落后和封闭社会的心理，我们仍充满饥饿感地寻找一切，却不知道如何承担对应的责任，或是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美国（或者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忧虑，是因为他们看不清中国未来的前进的方向，中国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套前后一致、清晰而透明的行为准则。而中国人经常抱怨自己被误解，却可能没有反省自己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多么复杂的纠缠在一起，而我们却没有给出相对明确的说明。

关于1999年的中国使馆被炸事件，我们的争论注定没有结果，感受也永远不会相同。关于美国人的疑问，我们当然可以列举出一连串的美国人在过往的外交政策上的不负责任的举动，他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支持了那么多独裁的政府。这种反问是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时，美国国内对于自己的政策批评，要比我们的严厉和深刻得多，他们热衷的那些无休止的辩论，尽管经常是浅薄的，但其中的一些却的确重新塑造了美国社会，并扩展了美国政府与公众对此的理解。

在中国在被描绘成一个有如此巨大的贸易盈余和外汇的储备的国家时，她却存在令一个巨大的赤字——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的分析，和我们的美国专家对美国的分析，像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间的差异。

《2006: 中国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