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陷落后曾国藩与左宗棠之争再考－－与《相期无负平生》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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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于攻陷天京后，上奏朝廷，谎称幼天王洪天贵福已死，发逆聚歼，却为左宗棠所戳穿，关于这一段历史，谭伯年先生在《相期无负平生》(已收入《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一书）一文中做了如下详尽记叙：
  
  “曾国藩是怎么报告的呢？南京城破后一周，他说：
  
  “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
  　　　　
  然则，此段关于洪天贵福的报告纯属误报。首先，“乘夜冲出”的人众中，就有“伪幼主”；其次，“举火自焚”纯属瞎话。当然，曾国藩未必有心造假；他根据李秀成被捕，其他头目被“杀毙”的确实情况，以及“城内各贼”关于“伪幼主”“举火自焚”的供称，进而推测洪天贵福这个弱质少年逃不出湘军的包围，不能不说把握很大。加之湘军苦战经年，于封功赏爵，皆翘首以待；若单为落实这个细节而延误奏举功勋的时机，实在不得人心。因此，他犯了一个平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妄语戒。根据这份报告，清廷乃确信湘军立下了“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于是“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但是，如前所述，湘军此役不过“次第荡平”而已，于“歼除元恶”尚功亏一篑。那么，严格来说，这是欺君蒙上的罪过；宽容一点，也逃不过欺功冒赏的指责。这份报告，就好似没有会计师签字的公司财报，经不起严密的审计，一旦有人举发，必将招致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很凑巧，左宗棠就做了这个举报者。他在七月六日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的揭穿了曾国藩的“谎言”：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对照前引李秀成、洪天贵福的自供状，可知左宗棠关于洪天贵福踪迹的情报十分准确。惟他推测太平军将在浙、闽汇合，与实情有出入。“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一句话最厉害。前云星火燎原，是清廷上下最不放心、最为惧怕的局面；经左宗棠此番“可知”、“未可知”的渲染，竟好像立即要成为事实，中枢不由得要回过头来追究曾国藩谎报战绩的责任：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官。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语气很严厉；不仅斥责前次报告“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刚刚犒奖三军，这会竟要择员参办，就像国际体育组织根据药检报告收回违禁选手的奖牌、奖金，并加以禁赛若干年的处罚。于理则当，奈何情不能堪？承认“伪幼主”果未“歼除”，则前此功赏必须返款退税，湘军整体名誉也要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南京克复之后，曾国藩已经著手裁撤湘军，正为缺少遣散费发愁，幸而朝廷赏赐了大量虚衔、功牌和雀翎，稍可以暂时的荣誉感弥补将士们在物质回报方面的缺憾。现在陡然追究“防范不力”的责任，则竟连精神鼓励也吝啬起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不得不担忧比太平天国的死灰复燃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军营哗变。因此，他不得不“霸蛮”将朝廷的指责顶了回去：
  
  ““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云：‘金陵馀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髮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髮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要将指责顶回去，除了针锋相对，别无善策。当然，针锋相对者，不能冲着中枢，而只能逐条批驳左宗棠的“举发”。左宗棠来信说洪天贵福一行“亦有数千之说”；参以前引洪天贵福自供，实不过数百人，然则左宗棠措辞稍涉夸张。且其语出自难民之口，证据可信度自然下降。于是曾国藩列举南京东南城镇守将，说他们都是“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必不可能让数千敌军招摇过市；由此证明左宗棠打的小报告不尽切实。在此事并无第一手可靠证据（例如探报、例如降供）的情况下，辩论证据的可信度，不得不使用逻辑推理。曾国藩此番推理，所谓“零贼”“潜遁”，守将“或不知之”；若“二三千之众”，则“事理所必无”，倒也歪打正着，符合实际情况。由此，他虽不能全部推翻左宗棠的“谣诼”，但也削弱了其质证的分量。更精彩的自辨，还在后头：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朝旨所谓“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即打狗不问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军统将甚至曾国藩本人。但实质性的伤害，则落实到全军的士气；苦战十年的湘军，大功甫一告成（虽不无缺憾），即因难民之谣（并未确切证实）遭受磨折甚至惩罚，实在有伤士气甚至酿成哗变。所以，曾国藩借口“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顺势将“防范不力”的责任人由具体的“员弁”转变为抽象的“我军”，援法不责众之义，使此条惩罚意见落空。这种实者虚之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来，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时数万太平军逃出的旧创，衡以南京“逸出数百人”的事实，理直气壮的质问：“尚未纠参”前者，何能“参办”后者？左宗棠只是轻轻摸了他一下，曾国藩反手就是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然则，前此曾国藩安慰郭嵩焘，所谓彼与左宗棠辩难，“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是耶？非耶？当然，善辩者从来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作为参辩宗旨，决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骄浮姿态。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来之笔：
  　　　　　　　　 　　
  　“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该逆大开十三门，每门冲出数百人，不仅由缺口一路，官军亦未必能悉数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乡民争匿，羁延时刻，官军亦未必能既脱复擒。今之逆贼无几，渠魁就擒，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以上是《相期无负平生》一文的相关论述。
  
  　　　　
  关于跟随幼天王突围出天京的人数，洪天贵福在供词中提到：
  　　　　　　
  “六月初六日五更时，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醒来告知二弟。不料是日午后，我在楼上望见官兵果然把那里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忠王李秀成及尊王刘庆汉们带了一千多兵、马六七百匹于初更时保我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
  　　　　　　
  又说：“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属后都被截断了。”
  　　　　　　
  又说到保他出奔广德的是“尊王刘庆汉、藩王黄万兴、扬王李明成、式王萧三发、助王黄期升、养王吉庆元，共一千几百人出京，途中过一河，曾遇清军，刘庆汉、吉庆元等率众交战获胜，得到广德，余众只数百人。”并特别强调是“出城是忠王，尊王，养王救我出来的”
  　　　　　　
  曾国藩说，“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如果是光天化日之下上千“长毛”冲出，的确“理所必无”，问题是曾国藩在这里隐匿了一个重要情况，太平军是“假扮官军”突围了，既然“官军”后来截断后路，则必已发现此事，匿而不报，必有隐衷。这可隐衷，就是如果如实上报，就可以成为他所谓“理所必无”之“理”。
  　　　　　　　　
  从洪天贵福反复提及的情况看，他是和忠王李秀成及尊王刘庆汉养王吉庆元等上千人假扮清军突围，清军直到他们走出了上千人后才察觉并将后路截断，李秀成和一小股人在冲杀中与幼天王失散，而由尊王刘庆汉和养王吉庆元等将领及“一千几百人”保护着幼天王出了天京。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相期》一文中引用的洪天贵福供词是删改本，在这个版本中，“一千几百人出京，途中过一河，曾遇清军，刘庆汉、吉庆元等率众交战获胜，得到广德，余众只数百人”这一段被删去了，“属后都被截断了”直接接上“到广德州只数百人”，便使人误以为天京突围只有数百人。实则原供所说甚明，一千数百人出京，途径一战，(恐怕还有一路失散者)，到广德才只剩数百。
  　　　　
  另外，昭王黄文英供词所说人数与洪天贵福有所不同，他明确说幼天王“带了两三千人到广德”，但是，这段供词在公开刊行的《黄文英供词》中被删去了。如果这二三千人加上再加上前往广德途中损失的兵力，那么天京突围时共有三千人的推断便有了依据。
  　　　　　　　　
  幼天王洪天贵福是一个年仅16岁，从未出过城门的孩子，连自己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供词中说“干王是哪里人，我就是哪里人”)，生平从未参与军政，所法诏旨都是“老子(即洪秀全)写了”由他照抄一遍。而黄文英则是太平军广德守将，仅从情理上说，黄文英对兵力的估计之可信度理所当然超过洪天贵福。
  
  虽然左宗棠的上报于前而黄文英被俘于后，但他说“金陵馀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这就是说，有“数百”的说法，也有“数千”的说法，而既然当时太平军的广德守将持的是“数千”的看法，则必有其缘故，既有其缘故，便必不止其一人有此认知；尤其从情理上讲，黄文英的判断应较幼天王更接近事实，而接近事实的判断，人人皆有可能作出，左宗棠自然也有可能听到。可见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攻击绝非随意夸大，更非“谣啄”。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所谓“此事理所必无也”不过是一己妄度，“证以李秀成之亲供”也不足为凭，因为忠王突围时和大队人马失散了，对于幼天王有没有最终安全出围尚且并无把握，何况是跟着幼天王等出围的具体人数。又何况还有许多从其他各门突围而出者。
  　　　　
  然而在上呈朝廷的供词中，出现了上述微妙变化，所有可以证实左宗棠之言的供词或被删去，或被经过了巧妙的裁剪，反而成为反驳左宗棠的铁证。曾国藩甚至倒打一耙，说“二三千人”及“数千人”之说出自“难民”之口，不足为信，使曾左之辩由左宗棠完全占理到双方各执一端(曾国藩谎报幼天王之死，左宗棠故意夸大突围人数)
  
  洪天贵福和黄文英都是由沈葆桢主审的，其供词也是由沈主理“录呈军机处”的，沈葆桢篡改供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误导对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意图的判断，抹杀他们对洪天贵福的回避态度，而显得他们都一心迎洪天贵福为主图谋恢复，以此夸大生擒洪天贵福的功劳。客观上看，沈葆桢不惜通过篡改供词来竭力夸大“伪幼天王”的作用，显得曾氏兄弟于天京放走“伪幼天王”及虚报死讯过失更大，会使曾国藩更加难堪，从情理上讲，沈曾达成以下默契----曾在幼天王的问题上成全沈的殊功，默认其夸大，相应地，沈则在天京突围人数的问题上投桃报李，是可以说通的。
  
  然而另一方面的，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却也不应忽略----这就是沈保桢上呈幼天王及黄文英口供是在其被俘近十日后，黄文英被俘近一个月后，这已是在中枢寄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为曾左调停之后了。因此，虽然二人的供词全都有力地支持了左宗棠的说法，沈葆祯却显然不宜再给曾左之争煽风点火。相反，为了“体恤上意”，他还得对二人的供词进行必要删改，同时也顺水推舟卖个人情----而且这个人情不只是卖给曾国藩的，更同时也卖给了左宗棠，使得双方都不得不买帐：
  
  黄文英的相关供词，对曾国藩太过不利，所以完全删去，洪天贵福的供词，却剪裁得十分“艺术”，幼天王原供说有上千人出得京，只因前往广德途中遭遇清军激战，以致到广德时只剩数百人，因果分明。经沈裁剪之后却将中途一战隐去，只留“绕出来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尾后都被截断了，到广德只剩数百人”，鉴于曾国藩举忠王“亲供”所说“数百人”在先，谁都会理所当然地理解为化妆出城的虽有一千几百人，但被官军发现后遭到截杀，真正突出重围的只有几百。伯牛兄在《相期》一文中也正是如此诠释的。然而沈葆桢只是误导了读者，却未说谎，千几百人出城的事其实他是说明了的。
  
  另一方面，沈左在篡改供词上其实也是有共同立场的，篡改供词这一点上是有共同立场的，这就是左宗棠在指责曾国藩时所说的
  　　
  “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
  　　
  左宗棠之所以揪住幼天王问题不放，抨击曾国藩及湘军毫不留情面，所据最力者便是这一点：放走幼天王，致使“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至于突围而出的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反而是次要问题，毕竟太平军在外尚有数十万军队，突围人数无关大局。应该承认，左宗棠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很合情理，但在这点上他确实不如曾国藩洞悉“贼情”。洪天贵福君臣(包括洪仁玕\，黄文英，还有誉王李瑞生，恤王洪仁政等人)的供词明白地显示，左宗棠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他所点名指出的太平军主要将领李世贤，汪海洋都对“迎主”毫无兴趣，另一位令他耿耿于怀的湖州守将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这些人在反清和复国方面虽有共同立场，但对“扶主”却毫不积极。左宗棠为人向来心高气傲，何况这次争论是和曾国藩撒破了脸，如果最后证明他的种种危言竟似杞人忧天，顺利成章地，据此对太平军未来战略所做的判断自然不是落空也是歪打正着，该当如何收场？---沈保桢篡改供词，虽是为了自己夸功，却也同时避免了左宗棠的尴尬。
  　　
  沈葆桢的奏折及所附供词是会同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上奏的，因此曾国藩左宗棠都是最早看到这份奏折及供词的人，而他们对此并未表现出异议----这件事情的“内情”实在有意思：从结果上看，左宗棠弹劾曾国藩放走幼天王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称其使“数百”甚或至“数千”太平军突围乃是夸大其词；而事实上，左宗棠就“幼天王逃脱的危害”所下判断乃是危言耸听，反而是突围太平军的人数方面的估计有理有据；而左宗棠和曾国藩最后得以不至陷入被动尴尬境地又都要仰仗于沈葆桢：在篡改太平军突围人数的问题上，沈曾有共同立场，而在篡改太平军余部对幼天王的态度的问题上，沈左有共同立场。大家五十步不必笑百步，相互成全，兼以体恤上意，如此而已。
  
  最后再说一句，曾国藩的上奏中有如下一段话
  
  “不仅由缺口一路，官军亦未必能悉数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乡民争匿，羁延时刻，官军亦未必能既脱复擒。今之逆贼无几，渠魁就擒，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话说得漂亮事却一点不漂亮----曾国藩篡改《李秀成自述》，上呈朝廷的供词中把李秀成说他是被“奸民”拿获改成因为乡民争执而被“曾帅追兵拿获”，这是直到百多年后才被发现的。
  　　　　　　
  原文：“……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篡改后：“……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
  　　　　　　
  孤立的看，只能得出曾国藩有意邀功的结论，但如果结合左宗棠的指责和朝廷的质疑来看，这段篡改便事关重大了：如果让左宗棠及朝廷知道李秀成并不是被“曾帅追兵”拿获而是被乡民报官的，岂非证实了左宗棠之说有理，而曾国藩的“断无此理”无理？!另外，曾国藩在篡改李秀成所供词时，将“天国十误”中的“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一看便知不但是为了掩盖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更可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都归结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将其功劳一笔抹杀，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而结合曾左之争看，曾国藩这样抬高自己攻陷天京的作为而贬低左宗棠攻陷浙江的功劳，恐怕不能说是与兩人的争端无关的。
  　　　　
  此番争执，曾国藩终得勉强圆场，可说是借助于一再篡改太平天国被俘人员供词(至少篡改了李秀成，洪天贵福，黄文英三人供词)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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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很有水平啊。

robertchrs

楼主是大家呀，以后多多给大家布道传授一些知识，欢迎您来妙笔交流。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