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人家的官场谋略

秋风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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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里掀起一场车轮混战】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疑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仆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都给事中”，官名挺怪，“给事中”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都”是“最大的”之意，相当于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长”。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明代制度，凡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旨意，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打回去）。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
　　
　　六科之官权力极大。皇上交派各衙门办理的事情，由他们每五天督办一次。倘或有拖延不办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都给事中官阶只有正七品，给事中是从七品。虽然是芝麻小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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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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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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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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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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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固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robertc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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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浩荡

时间有限，请多谅解

秋风浩荡

★★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这些一无所能的小人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就是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喝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这是在为他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之下。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在他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时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气势就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变更？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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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是张居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住，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三科，比张居正早六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矢职违纪的猫腻，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

    七、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1569年的最后一场雪】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老成练达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分量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制服人员怎么会向强势力群体耍威风？
　　
　　徐家三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怎么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啊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掀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屁，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咸与维新。“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今日也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得意，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一如既往，为的是信念，而不是利益。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也一点不留情面，对其家人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时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嚷嚷着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启发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么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方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草芥小民。小民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好个辩证法）。他过激、不尽人情，当然不可；但凡是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就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将仍在，而民心则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清清楚楚。“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也一点儿不含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认为天底下最可恶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样的脑组织，产生出来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别。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个小子。高拱又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前苏州知道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抚按，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去了，几次自杀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长叹：“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17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就有非议的。
　　
　　昔日权倾一时，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两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当官当昏了头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倒，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只会朝他笑。今日事，够他铭记三生的。只可惜，这个宝贵教训对他已经永远没用了。
　　

秋风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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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后世史家多认定高拱对徐乃是挟嫌报复，说“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明史-高恭传》）。我以为，他的报复心理固然有，但从其为人来看，这样做，也有他向来容不得违法乱纪的因素。前因后果，总起来考察，高拱做得还是相当磊落的。
　　
　　徐阶有幸，终不至于死掉。后来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张居正的护翼之下了，晚年倒也无事，而且，是死在了张居正的后面。
　　
　　世事何是梦？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领略到了真味。
　　
　　再说高拱回阁后，仅居于李春芳之后，是为“次辅”，但他的权力资源无人可比，行事也就无所顾忌，实际上已具有首辅的威力。这时候，自然该下手来清理内阁这个牛圈了。当代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一流的政坛“拳手”，往日令张居正一筹莫展的人事，高拱一来，便挨个儿“修理”。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文渊阁内，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紫禁城内靠东边的文渊阁，原本是个藏书馆，明成祖正式成立“内阁”那会儿，没有办公地点，就借用了这里。后来是干脆与这个皇家图书馆合署办公。最后，皇上又下令给文渊阁添了几间平房，成了内阁正式的办公署。
　　
　　高拱曾在这里受了徐阶不少窝憋气，今日，环顾左右，也是不顺眼的人多——这样天天讲“之乎者也”的内阁，还能办什么事？于是，他又来了倔脾气：知道我是谁吗？有我，就不能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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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强悍精明的人，一回来，势必和另一个自负也颇高的赵贞吉形成对峙。说起来，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徐阶遗留下的老班底；赵老夫子、李大状元、张小相公，都曾是徐阶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无主见，事事退让，先搁下再说。张居正谨小慎微，又与高拱毕竟有不浅的渊源，看来似可以为谋。只有那个赵老头，既是徐阶提拔的，又对徐阶倾心敬仰，新的内阁混战自然是拿这个老头开刀。
　　
　　内阁充满了战前的紧张空气。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虽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高拱念及旧谊，也仅仅一个不理睬就是了。最终，他觉得无法作为，于隆庆四年七月归老田园了。
　　
　　在高拱入阁后，赵贞吉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领袖，一时与高拱成双峰对峙之势。
　　
　　隆庆对他们两个都是青眼相加，委以重任。也的确，有这两个人给他看家，他尽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们中国，像“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样滥俗到家的俗语，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还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与赵贞吉，若真是能如隆庆所愿，携手并进，那还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两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合作过一天。随着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两人立刻撕破脸皮，兔起鹘落，大打了一番。
　　
　　强手过招，招数之凌厉不说，还带有某种喜剧性。明朝人，这回好好的看了一场文渊阁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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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各领了一支精锐军团。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统。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这儿跑。不过在徐阶任吏部尚书之前，吏部的官员们有个很严格的不成文规矩，就是决不与百官接触，自成体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们家门。
　　
　　赵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职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道，是都察院系统的简称。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都察院下设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当时十三个“省”的监察之职。这是个“条条系统”，不受地方牵制。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冤狱的事情，是往下“砸”人的。这两大部门，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称“科道”。其官员，就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言官”。
　　
　　科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给事中（科长）仅仅是个正七品、一般给事中只有从七品，跟个县长差不多。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阶虽小，却可以弹劾一、二品的大员。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则，是为了防止官大了谁也管不了，腐败一暴露就是千万贪污犯。皇帝就拿这些“小萝卜头”盯着你，一动就检举你，有利于高级官员的防微杜渐。
　　
　　这科道官员也有权力批评和劝阻皇帝，话说多了皇帝往往不爱听。虽然皇帝也明白“良药苦口”，但哪个疯子喜欢天天有人骂他呀？
　　
　　好脾气的隆庆就是让言官们给骂急了。一开始，他还能礼贤下士，有一次，御史詹仰庇曾经上疏劝隆庆不要疏远皇后，不该把皇后禁闭在别宫里，都憋出病来了。这不是管到皇帝的家里去了么，隆庆只是批了几句话，说：“皇后身体不好，去别宫是为了养病。你哪里知道内廷的事，光在那里胡说八道！”也就完了。换了嘉靖，那还不得打烂屁股！
　　
　　可是隆庆忍耐了四年，不想再忍了。这次是因为御史叶梦熊上疏引用宋时典故不当，隆庆大怒，借题发挥，直接下诏（没通过内阁票拟）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乱朝纲。”要求对科道官员四年来的作为来一次彻底考察。一天到晚说别人，你们自己难道没问题？
　　
　　这里所说的考察，跟我们今天的意义略有不同，含有“整风”、“追查问题”、“过筛子”的意思，是有罪推定。
　　
　　这是皇帝对言官的一次总清算。言官们平时那些猫腻，他也多少明白一些，不信查不出你们问题来。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是高拱。隆庆元年他被赶下台，就是这帮言官捧徐大老爷的臭脚，起哄起的。这次出山，还始终没倒出手来雪耻呢。叫你们叽叽喳喳，今天要你们原形毕露，以前那是时候没到。
　　
　　这个晴天霹雳，把赵贞吉的阵营吓得不轻，他感到义不容辞，便上疏反对。说：“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诸臣，并及前四年之诸臣，一时众心汹汹，人人自危。”我对此甚为忧虑，因此不能保持沉默。“
　　
　　老家伙说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我翻了翻花名册，自陛下上台以来，科道的官员先后有二百多人，中间难道就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吗？我们老祖宗设立科道，就是为了让他们“风闻言事”，听到什么就说，对与不对，还有执政大臣把关、皇上你亲自上裁呢！纵有不当，责罚也仅仅止于说错话的人。哪里听说要将好几百号人通通加以审查，一网打尽，这不是要重蹈汉、唐、宋乱政时的覆辙，不让人说话了吗？
　　
　　此疏一上，众言官精神为之一振，赵老爹，您说得好啊——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看下文。
　　
　　高拱恨言官不是一天两天了，见老赵要“护犊子”，当老母鸡，不禁大为恼火，立即上疏说，既然皇帝您发话了，那就得执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长可以自纠自查外，其余监察人员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不仅现在查，将来还要随时查。你们这些言官，好事干得不多，无非是些“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而已”！（高拱《本语》）
　　
　　不过，争论是争论，考察还是如期开始了。
　　
　　考察一开始，两人立刻进入短兵相接。有时为一个人的去留，在文渊阁从早上争到大中午，口干舌燥。
　　
　　老赵这回是拼了，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干部。
　　
　　
   ★★
　　
　　
　　平日里我等微末草民。可能很少去考虑“真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真理就是酸枣刺，它是两头尖。方向虽不同，刺人可都疼，哪一头都可以刺着人，关键是看你用了哪一头。
　　
　　老高和老赵，就这样各执一端，狂怒地向对方使狠手。
　　
　　“我说得不对吗？你这个老家伙。看刺！”
　　
　　“我说得也没错啊！疯狗，接招儿吧你！”
　　
　　两位大佬在文渊阁杀红了眼，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提出了一份惩治名单，要把赵贞吉在科道的亲信一概罢黜，我要让你变成个没毛的鸡！
　　
　　赵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了一份名单，要把高拱的狐群狗党通通摘乌纱帽。看你个小样，难道我平时是聋子、瞎子？
　　
　　双方这下子僵住了，估计哪一伙的屁股都不干净，拎出任何一个来都可以“见光死”。这两份名单要是一并执行，那这架打得也就没意义了，成了自杀式袭击了。
　　
　　于是有人站出来调停，两位老爷，有话好好说。调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双方都歇菜，你不追究我的人，我也不去揪你的人。
　　
　　但是。高老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前跟了徐阶跑、而现在又没投到你老赵门下的王八蛋，你就不要管了。
　　
　　这下子，高拱一口气贬斥了27个科道官员。这数目看来好像并不多，但是明朝的六科一共才40人，都察院“十三道”一共110人，整个国家的监察系统才150人。就这150人管着全国12万多官僚的违法乱纪问题。150人一下被干掉了27个，用当今时髦的术语来说，这落马人数的“增幅”或者叫“同比增长值”，也是很惊人的啊！
　　
　　还有以前弹劾过高拱，今日自知不免，不等你“考察”就自动辞职的，人数也有一批。
　　
　　这考察是秋风扫落叶，只要没有老赵庇护的，一个不留。高拱手底下，长期以来也拢住了一些言官，谁要是替被罢免的人说话就弹劾谁。瞄准一个、打一个，简直是一场政坛大屠杀。韦庆远先生在描述这场酣斗时，用了一个极其精当的形容——“阁内已俨然存在两敌国”（《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打完了小卒，还不解恨。高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俗称“科长”）韩楫，蹦了出来，于阵中直取对方三军主帅。他上了个折子，弹劾赵贞吉在考察中营私，分明是“庸横辅臣”，无能而又专横。恳请皇上速速将他罢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这个韩楫，老早就是高拱倒徐的马前卒，场场恶斗都落不下他。
　　
　　赵贞吉心里恨恨：娘西皮！这高霸王，又放出这些赖皮狗了！于是，他立即上疏自辩。
　　
　　老赵满腔悲愤，振振有词：我说皇上，你看这姓韩的不是胡说八道么？人要是无能，就不可能专横。专横怎么可能是庸臣的特长？您信任我让我掌管都察院，我哪里敢不尽职？我认为，高拱本来就是内阁近臣，参预中枢机密，同时在外又掌握干部人事权，这权力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监察系统，不就是要我节制他的权力么？十个月以来，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纵大恶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还不出来说话，那可就真是庸臣了。人要像高拱这样，才谈得上专横。他姓韩的小子不就是想罢免我吗？行，但是请皇上在放归我之后，让高拱这家伙回到内阁来，千万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权，省得让他到处结纳狐群狗党！
　　
　　好，连老将都给逼出来了！高拱见状，寸土不让，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辩。你个老不死的，就让皇上来评个公道吧！

   ★★
　　
　　
　　老赵的上疏言辞犀利，也充满了逻辑性。但是君主一般是不容易为逻辑所打动的。高高在上的时间久了，思维总是异于常人，明明眼前是哀鸿遍野，他看着也是一片太平盛世。
　　
　　而高拱的自辩，倒是很一般。无非是说，韩楫参劾赵阁老，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没有放纵大恶。他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既然赵阁老这么看不惯我，那就请皇上将我罢免以谢赵老。
　　
　　高拱将完了赵贞吉的军，这是又在将皇帝的军了。他给了隆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不是我走，就是他走！两只老虎，不可再处于一笼。
　　
　　若是换了勤快一点的皇帝，可能就会分别去做工作：都是肱股大臣，看我的面子还是和为贵吧。但是隆庆是个懒人，他喜欢快刀斩乱麻，很快地，诏书下来了，其中没提赵贞吉有什么错，只是对高拱表示：你忠诚辅佐，办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引咎辞职呢？好好干吧，辞职不予批准。
　　
　　满朝的人都在等待这个裁决，现在清楚了——高拱全胜！
　　
　　赵贞吉似乎感到很是意外。老头儿明白了，这是彻底输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公文包走路，致仕回乡了。
　　
　　隆庆对高拱，是铁了心地信任。高拱的权力资源，可说是一等一级的。赵贞吉虽然也很受赏识，但恩宠的等级要低得很多。两人的强弱之势，非常明显。老赵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采取守势。虽然你很强硬，但我没有破绽，你也拿我没奈何。而现在这种不顾一切的决战，胜负的结果只能有一种，老赵事先应该想得到。两个人拼的，不过是恩宠的等级——那隆庆是个听得进真理的人么？
　　
　　赵贞吉就这样走了。首辅李春芳痛心于徐阶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这前后也走了。高拱如愿以偿升任首辅，同时内阁又补进了一个殷士儋。殷过去也是裕邸的一个讲读，现任礼部尚书。
　　
　　现在的内阁，很像是裕邸大讲堂的翻版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个滥俗的民间话语，不过，你能说它概括得不对？所有的宏大话语，都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那后面藏着的，恰恰就是这些滥俗到家的真理！
　　
　　现在该论到高拱捻着胡须微笑了。“河清海晏”，如今的内阁还稍微有那么点模样。
　　
　　官场排挤人的手段，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连芝麻小官也都会。要想把你挤走，就给你制造不友善气氛。对自己人有说有笑，对你，则视若无物。无论你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反对。我这一伙里的人，哪怕是赖蛤蟆，我也要把他捧上天，而你，就是苏东坡再世，也能给你找出文理不通来。
　　
　　七、八品的小官儿，管的不过是十几个人，尚且要搞一统天下，就更不用说操持国柄的大佬了，那肯定是要把班子彻底“洗刷刷”。
　　
　　可是，班子还没有完全干净。这个殷士儋，倒还不是高拱一伙的。裕邸的旧人先后入相，他是进来得比较迟的，隆庆四年十一月才入阁。老殷升得慢，就疑心是高拱不肯提拔。这次入阁，走的是“中官”路线，来路不大光明。高拱有点看不大好他，看好的是自己的直接下属——吏部侍郎张四维。殷士儋见此情形，就疑心自己的相位八成是坐不稳了。渐渐的，对高拱，连杀的心都有了。


   ★★
　　
　　
　　殷士儋的背景，是隆庆身边的大太监陈洪，根子很硬，不大买高拱的账。高拱看他也是如鲠在喉，不耐烦之极。这时，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参劾张四维家庭出身不正，是个大盐商，过去有勾结官府、权钱交易的劣迹。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后主使。
　　
　　紧跟着，就有韩楫等人上疏，对殷士儋走阉宦的后门入阁提出异议。殷士儋也认定是高拱在幕后主使，两人就此剑拔弩张。
　　
　　这一天，六科的给事中们会齐到内阁，按例和大学士们开碰头会。大家互相作个揖，然后开会，因此这例会的正式名称叫“揖会”。
　　
　　这下冤家正好碰了头。殷士儋走过去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原话如此）对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当枪使！”韩楫未加理会。散会时，高拱忽然来了一句：“做事不合规矩哪行啊！”
　　
　　一听首辅这阴阳怪气的话，殷士儋知道这是在讽刺他“走内宦路线”，顿时勃然大怒：“你为了提拔张四维而压我，我没脾气。现在你又想驱逐我给那个家伙腾地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驱逐了陈公，又驱逐赵公，完了又驱逐李公，现在又来驱逐我。你这样子就能坐得稳这个座儿？”说着挥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闪开，殷士儋连续几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声砉然”，也就是“嘭嘭”作响！
　　
　　文渊源阁里演开了全武行，张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连忙来劝，也被殷士儋连带着一顿臭骂。
　　
　　这山东大汉倒是个敢作敢当之人。有人立马弹劾他不成体统，他也就挂冠而去，不再玩了。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仅仅在内阁干了一年。史书上说，他后来“退居里第，闭门却扫，不谈世故”，当卧龙先生去了。
　　
　　说来也巧，隆庆内阁先后落败的几位辅臣，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个郭朴，回乡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诗酒应酬，或徜徉山水间，很让当时的士人羡慕，以为简直可比“凤翔千仞”、“松柏后凋”的仙人了。
　　
　　他们的结局，很符合林语堂先生的“享乐人生”。看来，官场失败，绝非就等于人生失败。当官当到了顶的人，才能看得这样透。世间最躁进的，可能就数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绿豆”了。
　　
　　“不知道腐鼠成滋味”啊，他们把那一顶小小的乌纱，看得可是很金贵呢！
　　
　　文渊阁终于平静下来。静日生香，年末的冬阳照在差点没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气。
　　
　　高拱坐下来，再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张居正张少傅一个人了。
　　
　　此刻，他最想对张居正说一句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拱耳！”
　　
　　来人啊！煮酒，煮酒！

brook

很精彩，怎不更新了？

militarycap

引用第11楼robertchrs于2006-10-26 21:46发表的“”:
兄对张居正如此厚爱想必对明史也十分熟悉吧，在下有一事不明，明代经过张居正改革以后，明朝国力增强许多，但为何恰巧在不久以后为清所灭，原因何在？望兄指点一二。

明朝是一个很值得人寻味的王朝，明朝的灭亡，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准确点说，是上帝抛弃了明朝。

明朝末年，关中持续八年大旱，闹的民变四起。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起义，天下大乱。而当时明朝的指导思想是“安内必先攘外”，在这种作战思想指导下，明军“外战内行而内战外行”，直接被李闯攻入北京。

问题是李闯直接攻入北京的战略，又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李自成狭隘的乡土观念造成了他错误的地理观念，在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而这时的关中已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李自成当时采取正确的战略，顺流而下取江南，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那么，明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灭掉满清。最终，能与大明争天下的，只是江南的李自成，至少划江而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己的一点看法，敬请BT！

militarycap

在天涯看了一遍，楼主对大明朝的研究算得上是专家。

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是不会写出这么好的贴子的。

文章写得通俗，生动，看了让我受益非浅。

小弟发表了一点看法，还得了一个威望，现在看来，真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惭愧惭愧！

ltltlt

老不写,俺们去转载可以么.

robertchrs

引用第48楼ltltlt于2006-12-14 09:20发表的“”:
老不写,俺们去转载可以么.

转载到这里偶要打你们pp的哦~~再说人家投诉你们侵犯知识产权就不好办啦~~   
自己写点读后感只要能启迪大家思考和交流的俺都给你们一定量的奖励。

秋风浩荡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屁。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续）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时有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毁谤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的异行。“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曾棨诗），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秋风浩荡

八、羽扇纶巾从东华门飘然而入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120万兵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连男带女才10万余众，能上马杀敌的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眼闭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是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看来做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了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要是新增的话，那么兵又从哪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多而已，这么小的地方，50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其间，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见《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再来看一段他关于军粮的询问。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颇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食活命，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同时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矣！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折冲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区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了。
　　
　　一个总理大国事务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一个“一定要抓紧办好”就算，而是举一反三，穷究根底，心细如同老农。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么？
　　
　　对于兵部尚书霍冀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也曾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指挥。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明朝人不再有内斗了，国家也许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人的战术，都空前绝后。士兵都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了。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以让人惊喜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尤其之大，达到无人不晓的程度。人人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严辞参劾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解，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啥事也没有。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闻道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做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还没算完全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过去我们老是不好好翻译别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说起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头儿，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这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俗称他们为“鞑靼”（达达）。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不过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青海），大败亦不刺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战俘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绥（榆林），战无不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把哥哥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通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东迁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上，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更新，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换不了新的，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他们与明朝经济接轨。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老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部众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顽固的嘉靖拒绝。俺答没有办法，不让贸易就只有抢。他乘着严嵩专权时期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攻扰边镇，动辄出兵几万、十多万，杀死明朝总兵官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23名，让安逸惯了的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壁垒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是因为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宣化总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条边墙。蒙古铁骑兵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打进来。
　　
　　敌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北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窗户底下。也曾经有人提议恢复大宁卫，屯重兵，东与辽东、西与宣府“声援相通”，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理想的边防，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出精兵20万，而且还要打得好。兵从何来？将又安出？豪气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是一个强国，首都又在北方边境。成祖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首都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也不能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守稍有复苏。
　　
　　既有名将镇守，又有张居正、高拱在上谋划调度，至隆庆四年，明虏之间的遭遇战，明军已是屡有斩获了。
　　
　　可是，这片阴云何时能才能彻底驱散？
　　
　　世代宿仇，不是轻易可以破解。以明朝目前的国力、兵力与士气，可能永远也别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张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庆四年九月，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来了！
　　　　
　　
　　边境上突发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间牵动了全局。
　　
　　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漂亮女人。历史为她陡然改变了走向。
　　
　　事情说破了，却十分搞笑。原来这是俺答家族里闹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儿子早年死了，留下一个孤儿叫“把汉那吉”（这名字又没给好好翻译）。这个小孙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带大的。
　　
　　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异常，聪明伶俐，同时又解风情，日后才可能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
　　
　　把汉那吉心满意足。但他没高兴多久，一顶铺天盖地的绿帽子就把他给扣住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老俺答。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袄尔都司（即今鄂尔多斯）的公主，是俺答的长女所生，按说是俺答的亲外孙女。爷爷看上了外孙女，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按当时部落的风俗，这没什么，而且是两相情愿。完全符合李银河老师的私情合法“三原则”。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当然，这事情未免太离奇，于是也有第二个说法。即，把汉那吉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俺答却把他所聘的女孩，许嫁给了鄂尔多斯，这才惹恼了把汉那吉。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孙女比较像真实的历史。
　　
　　被爷爷给抢了老婆，这是奇耻大辱啊，把汉那吉没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把满腔怒火撒向了爷爷。一赌气，带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妈的丈夫（奶爸），一行8个人，跑到长城边，在大同镇的败胡堡叩关，要投降大明。
　　
　　把汉那吉声称要去大同镇，指名要见大同巡抚方逢时。
　　
　　在古代，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这边却有一阵慌乱。因为就这么几个势单力孤的降人，后面肯定会有大兵来追还，这不是要惹起战祸？收留还是不收留，众说不一。
　　
　　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转报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机敏，凭直觉感到转机来了。他认为当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时“盛陈兵卫”迎接把汉进关。就这样，500名盔甲闪亮的汉家骑兵，把这倒霉小伙给迎进了巡抚衙门，当起了贵宾。官府对他们“优给衣食”（估计绸子衣服早就穿坏了），但不许乱走动，等于软禁了起来。
　　
　　当时有部将谏阻王崇古：“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王崇古说：“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
　　
　　又有部将建议，不如斩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说，“一个胡人的小兔崽子，斩之何益？北虏内讧，老天送给了我这个把汉（怎么不多出几个三娘子？），正好以此肃清胡尘，说不定这就是停战的机会！”
　　
　　张居正没有看错人，王崇古的确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时联名草拟了一道上疏，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崇古考虑的十分周详。他说，这是老天惩罚他们，让他们骨肉叛离，千里来降。咱们应该给这小子豪宅住着，美食吃着，但严禁出入，以防有诈。如果俺答到边境上来要人，咱们就要求开互市，让他们把“板升”逆贼给送回来，还回掠去的人口，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小子礼送回去。这是上策。
　　
　　如果俺答拥兵来犯，不可理喻，咱们就明告诉他要杀把汉，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这时候咱们再提出条件。这是中策。
　　
　　还有一策也不错。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汉了，咱们就把他安置在边境外，令他召降部众，犹如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等到俺答老死了，咱们就给把汉一个名号，俺答的儿子辛爱一定不忿，要兴兵来争，那就让他俩打去吧。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要是按照旧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滨，俺答就会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给诸将，让他随营立功，他一个少爷，受不了约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得不偿失。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的确是精于算计。他和方逢时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两人从政后都一直负责军事，一脑袋都是在想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与俺答接洽的事情也开始部署。方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去和俺答谈。
　　
　　张居正在事发不久就听到风声，连忙写信去询问。他问：“昨天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
　　
　　接着，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看后，不约而同拍案叫绝！他们都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高拱在回信时，说这是“盖数百年所无者”。张居正回信说：“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续）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伙汉奸。这伙人以赵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员）为首，投了鞑靼以后，在边境以外诱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乱兵、秘密教众等，渐渐聚起了几万人。又在丰州筑了城堡，开水田，过起日子来了。“板升”是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当时就特指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汉人。
　　
　　“板升”的成分很复杂，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们投降敌人后，出于对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动和诱使鞑靼杀掠明朝边镇，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就无可原谅了。
　　
　　赵全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明虏双方形势力洞若观火。俺答视其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赵全家里喝酒议事，商量完了再依赵全的谋划行动，无不中者。有了“板升”们的介入，俺答的战略更加高明，明朝边境的形势也就更加严峻。甚至赵全还在谋划称王，准备尊俺答为帝，要学千古逆贼石敬塘了。如其所谋，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这次解决“三娘子危机”，大明的上下，都把解决板升的问题一并考虑在内。
　　
　　明朝处理边境危机不当，以往是有惨痛教训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儿子辛爱有个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与辛爱闹翻，率部前来降明。辛爱大怒，兴兵来讨。其时的兵部和宣大总督惊慌失措，毫无章法。竟然诱骗桃松寨及其部将出塞往西跑，然后密告辛爱将其追上捕杀。此事丢透了大明的国格，不仅令降人寒心，鞑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气焰更为嚣张。
　　
　　张居正经过思考，立刻给王崇古写信，详授机宜。
　　
　　他说：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处置失当，人皆嘲笑，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决不能草率。刚才我接到情报，说俺答来到边境来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来要，白白扣了人质，反而结下怨仇。“今来索要，我之利也”。
　　
　　张居正随后把策略详细道来，他说：王公您首先要坚壁清野，守险以待之。然后好言对俺答说，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按“中国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不忍心杀掉，而且给他的待遇相当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态度来谈判，如果您斩了叛徒赵全等人之首，与天盟誓，数年内一骑不得入我边关，则我可以礼送您孙子返回。您现在提大兵来要人，难道我怕你吗？如今的宣大人马，又不同于往年了。你要来就来，我伺候着！
　　
　　张居正又指示，一定要将把汉那吉看好，不能让他与外面通声气，以免他私自跑回去。对于陆续来降的人，如果是“真虏”的话，就分配给将士；“华人”（原文如此）则让他们各回老家，不宜让他们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可说是有板有眼。俺答这个盖世英雄，完全被他俩的策略牵着鼻子走了。
　　
　　把汉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货可居”？这是处理事件的关键，高拱立刻做了调查。得到情报反馈说，俺答原来是个极怕老婆的人（不过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汉那吉的奶奶。不仅俺答爱这个孙子，奶奶更是爱。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降了明，气晕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头说：“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高拱《伏戎即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高、张二人立即决定，建议授予把汉那吉“中国名号”（原文如此），并鼓励他吸纳过去的部众。因为凡是授予了中国名号的虏酋，威望都能凌驾于所有的大漠部落。这就构成了对俺答的巨大压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开出的赎人条件。只要谈判达成协议，“吾中国乃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坚守堡垒，“勿与轻战”。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击。而是不断骚扰他的后方，让他来了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阵前喊话，说：“那吉来降，我们厚待如此，你不感恩，还敢威胁？你要是有你孙子的远见，羡慕意义来降，待遇又岂止你孙子这样？你拥兵而来，不惭愧吗？”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促使他答应谈判。
　　
　　第五步，对俺答的气焰，也要适度给予回击。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锐的兵马，大破云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战的总兵赵岢率兵袭击，趁着俺答在宣府一带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败了俺答的前锋。俺答畏惧明军之盛，稍稍退兵，开始有了求和之意。
　　
　　这个凶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两个书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搅昏了头，只有一步步就范。
　　
　　
　　担任此次谈判的明方主官，是一个小人物——鲍崇德。他以前曾被鞑靼掳去服过劳役，精通虏情，和鞑靼方面交情甚密，这次是自告奋勇前往做说客。
　　
　　到得虏营，他按照既定方针鼓动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见明军不好欺负，又担心那吉的性命，本来就已乱了方寸，听了鲍崇德软硬兼施的说词，不禁心动。
　　
　　有记载曾把他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是，俺答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意就是想进贡来的，都是赵全他们哄我，说我该坐天下，唆使我连年用兵，两下里不得安宁。
　　
　　俺答说：“今天（这次老天爷）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可怜我还穿着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几声）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绑了他娘的）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好多年都没喝汤了），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刘应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从此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大梦。
　　
　　朝中得报，高拱立即主持了汇报会，请隆庆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诏下，完全同意高拱、张居正的计谋，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官爵，那吉奶妈的老公为正千户，其余人也有封赏。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红袍了，煞是荣耀。
　　
　　六天以后，十九日，俺答就把赵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头目一起绑了来。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汉那吉返回家乡。
　　
　　把汉那吉又回来了！再不复昨日的狼狈像，一彪人马在大明官兵的护送下，红袍金带，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关。
　　
　　大明官员见到俺答，拔高了声音，正色告诫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
　　
　　俺答此时百感交集，连声承诺。一见到宝贝孙子那吉，连忙滚下马来，爷孙俩抱头大哭。
　　
　　紧接着，高拱、张居正就把“封贡”和“开市”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封贡，就是要封给老俺答一个名号，俺答从此算是归附明朝，自认属国，每年进贡马匹。开市，就是在得胜堡开辟集贸市场，蒙古方卖马，明方卖布匹、丝绸、铁锅、茶叶，互通有无。
　　
　　嘉靖初年以来蒙汉对峙几十年的阴霾，将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对势力很大，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以兵部反对最甚（估计是怕今后无油水可捞了）。
　　
　　大明的官员，为什么对俺答的态度如此强硬呢？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渊源。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遭冤杀，本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同样遭冤杀。这两位“少保”的命运，引起了后人强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情结，那就是对外只能开战，不能妥协。谁也不愿意被指为误国。
　　
　　但是，仅仅有义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地球上。睁眼看看，明朝的军队，实在是没法提了。明中期以后的军务，废驰得一塌糊涂。每镇的边兵里，不仅缺额，且有一半不过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规军，战斗力很低，装装样子还行。
　　
　　张居正所关注的军粮问题，也是个软肋。常常发放不及时、不足额。当朝的大官又喜欢经手银子，所以后来经常按粮食数额折价发银子，折算率又很低，以借此剋扣。发一斤粮食的钱，士兵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斤粮食。饭都吃不饱，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乐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看当下军队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做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是“一个工作日”）。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可以想见，张居正秉烛伏案的紧迫情状。
　　
　　入夜闻刁斗, 军声壮若何?
　　
　　古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讲效率。而我们今人，若被告之“二十个工作日即可答复”，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开恩。
　　
　　古今异同，不亦悲乎！

秋风浩荡

　　【这注定是一条缠身的厉鬼】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大事不多。除了处理俺答归顺一事，在他的年表当中，往往还有一条：“隆庆二年，废辽王。”
　　
　　这件事，与张居正有何干？
　　
　　各位，这短短的一句，挖掘开来，实是有历史令人惊恐的乖戾。一个平民出身的权贵，与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缠了一辈子的恩怨，就在这一句话中！
　　
　　这个辽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江陵。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就在辽王府做护卫。所谓“护卫”，就是警卫人员，站岗放哨的。
　　
　　两家从此开始了一段纠葛。
　　
　　辽王的名字挺古怪，里面有一个字是“火+节”，太生僻，我们姑且简化，就叫他“朱宪节”吧。
　　
　　辽王这一世系，祖上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来封的是卫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辽王，封地在广宁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北镇市（至今北镇还有一个街道办事处叫广宁）。建文帝时，“靖难”役起，辽王不愿意跟着瞎闹，渡海南归，从此被安置在荆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辽王一直没有孩子。好在袭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给生了个儿子，与张居正恰好同岁，只大张居正两个月，这就是宪节。按古制，毛氏算是宪节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视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辽王死了，宪节年幼且又守丧，所以暂时不能袭封，只能继续做王子。
　　
　　这个宪节，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资质一般，学习不上进，十多岁了，《四书》还背不下来。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觉却是很不错（这我们应该不陌生）。而同龄的张居正，早就是名满荆州的神童了，两下里的差别实在太大。
　　
　　张居正小时常跟爷爷到王府玩，与宪节也可称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执掌大小事务的，见张居正聪明伶俐，便不时招居正入府赐食。一次，她让宪节坐在下首，谆谆教导道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望子成龙，古已有之。
　　
　　宪节哪里受得了这个，满脸涨红，好歹还没有当场发作。从此，在两个小孩友谊的后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颗诡异的种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也恰在这一年考中举人。
　　
　　宪节袭了王位，还是咽不下少年时的气——我是谁，还赶不上个平民？
　　
　　小辽王以庆贺自己袭封王位为名，把护卫张镇召进王府，赐他喝酒。这宪节存了歹毒之心，强灌了老头一顿。结果，张镇竟活活醉死！
　　
　　张居正此时已通世故，人给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办？他只有隐忍。从此与辽王结下隐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辽王生来就跋扈惯了，他哪里知道，与匹夫之仇也是结不得的。两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辽王闲工夫多，学会了作些臭诗，两人常有诗酒往还，显得非常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辽王没那个机会，就跟着嘉宾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来，被嘉靖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皇室的直系后代与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这是个帝国的巨大毒瘤，中央财政有一半就消耗在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没出路，但这些废物总要折腾，于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财富不多，带到地狱的时候太寒酸。辽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辽王在府内的管理大权到手，立刻发威，养了一批恶奴，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荆州一霸。地方官员碍于皇上赐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装聋作哑——孔孟之道确实是真理，但惟独管不了皇亲。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对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间，与辽王走动得比较勤。估计也是辽王强拉他的时候多。
　　
　　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淫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对于废辽王之事，《明史》上（本纪第十九，穆宗条）记载很简单，只说“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多半个字也没有。诸王列传里关于他的事多一点，但也很简略。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关于张居正构陷辽王的记载，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听说康熙皇帝对张居正说了几句不错的评语，便进京请求皇帝将《明史》里的“构陷”情节予以删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未删干净的影子。就是张居正确实授意过福建巡抚劳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选。史书里写朝选死得很惨，死后还不让敛尸，以至腐烂。朝选的儿子进京伏阙告御状，也被刑杖。
　　
　　再看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的一个门生弹劾他专权，引起过很大风波。在弹劾的罪状里，就有以构陷谋夺辽王府的事。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张居正死后，辽王妃再告，才成为一个事件。
　　
　　然而当时引起义愤的，是谋夺王府一事，而不是“构陷”本身。对于“构陷”，大家都没有异议，包括对张居正尚能持有公论的人。看来，不管是“构陷”还是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辽王的垮台，张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插的手，是直接上疏，还是利用讲筵的机会（给皇帝办的春秋季短训班），或是通过大太监李芳，均不得其详。我在上面引用的张居正揭发辽王的话，来自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待考。
　　
　　我认为，既然有史料为证，我们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张居正的整体形象，反而凸显出他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干净麻利。对手既想不到攻击会从他这儿来，而且也无法再翻身。
　　
　　搞辽王，非常符合张居正一贯的政治谋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么，他复仇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谋夺王府后花园，还是因为爷爷张镇的那笔旧账？我看都不太可能。
　　
　　谋夺王府，我留在后面再谈，根据线索，夺没夺还存着疑呢。爷爷之死，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比重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类似恶作剧的行为。皇族，从来就是这套不知深浅的货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谓“诗酒唱和”中宪节对张居正有意无意的折辱。张居正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着白痴王爷说违心的话，陪笑脸，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辽王说话办事也是没有分寸的，说不定多有嘲讽与贬低。有权有势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领教过一些，
　　
　　这种折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才是最不可原谅的。张居正对辽王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杀机”，就因这一点而发。
　　
　　张居正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是无能的宗族。这些皇亲国戚们把国家都快吃垮了，还要直接欺负老百姓。张居正所痛心的“财货上流”，就是指的这个。二是言官，张居正认为他们只会靠摇唇鼓舌混日子，没什么好作用，所以凡触犯了他的，都不会留情。
　　
　　只有对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盼雨而动容，却不会给所谓“辽王”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辽王被“圈禁”的几年中，辽王死了，辽王的正妃也死了，死于何时，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否则，不会是由辽王的次妃出头来告发。
　　
　　上帝欲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发狂。辽王狂够了，自去找窦娥去了。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秋风浩荡

九、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当人们猛醒时木已成舟】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利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住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拢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他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巅峰——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外交活动，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做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亲生母亲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里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需要有个得力太监引以为援助，她们并不是没有企图的人。于是后院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的时候蓄势待发。
　　
　　里面搞掂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他遇到了一个正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已经非常明显，两人虽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从神态、从肢体动作上都能体现出来。大官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在两人的周围，各自渐渐聚拢了一批言官。两大营垒，在静悄悄中俨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看到了冯保向他伸来的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岂能不抓住它？由此，他也就握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比喻意义上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集团。朱老皇帝有言，后妃不得干政（老先生很熟悉三国故事），条文列入《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大逆不道了，肯定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自己并没长手，你就是表决通过一万部法律，也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一向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去做了。事急矣！他不想被高拱狼狈撵出内阁。有许多事，他还想去做，他认为这些事比保持清誉重要得多。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甚好，三人勾搭连环。冯保是秉笔的太监，也就是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以皇帝名义批出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冯公公不用通过皇上就能批下来，事情必定成功。高阁老一下去，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气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冯公公知道曹大焚是张居正在外廷部署的倒高先锋，有心要保曹。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曹大焚受的处罚因而轻了许多。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南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回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督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
　　
　　还是那天，君臣俩一直走到乾清宫皇帝的寝殿，隆庆坐下，面露眷恋之情，刚说了几句话，就潸然泪下。此时张居正等人已跟着进来跪下请安，高拱一只手仍被隆庆拉住，无法抽身，只得跟着鞠躬，面对阁僚的跪拜不免大窘。隆庆发觉了，才松了手，高拱连忙跪下，行礼如仪……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可是，隆庆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一走，宫内立刻有了乱象。
　　
　　先是遗诏里居然会出现“司礼监协心辅佐”的说法，将国事托付给太监，历朝绝未有过。以至外廷一片议论纷纷。
　　
　　第二怪是，托孤时，由冯保宣读在一张白纸揭帖上写的《遗诏》，那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孟冲。一个时辰后，便有新的遗诏传出，命罢斥孟冲，以冯保代之。原来《遗诏》中的“司礼监”竟是为冯保而预留。顾命时笼统地说“司礼监”，悲哀中无人注意，大局已定后，马上就变成了冯保。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高拱听到这个任免令后，恍然大悟，又中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招了。脱口而出道：“宦官安得受顾命！”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明清两代的史家，对顾命时宣读的两份《遗诏》都甚为怀疑，一般都认为是冯保矫诏，假传了圣旨。《明穆宗实录》和《明通坚》干脆删去“司礼监”一句，《明史纪事本末》则直接说就是冯保矫诏。
　　
　　冯保现在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仍然提督东厂，权力之大，简直惊人了。
　　
　　地平线在一瞬之间倾斜了过来。
　　
　　高拱面临的，是一批可怕的对手。就算顾命时的两份《遗诏》并不是冯保篡改的，那么隆庆死后的任免令，肯定是矫诏无疑。死人不可能发号施令。那么，能把这样一份明明白白的矫诏在群臣中堂而皇之地公布，冯保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在冯的背后，是另一个新生力量——李贵妃。
　　
　　当人们醒悟过来时木已成舟！
　　
　　而能够把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的人——不用想了，唯有张居正！
　　
　　冯保、李贵妃、张居正，一个新时代的三巨头脱颖而出了。
　　
　　昔日不可一世的高阁老，其横扫千军的能量随着隆庆的升天，已经丧失了大部分。
　　
　　固执的老头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顾命大臣，我要按既定方针办。先帝以国家托付我，我就不能眼看着人亡政息。
　　
　　这位直筒子脾气的老相公不知道，忠心是做给活人看的，人既然死了，这件华丽的衣服也就不需要再穿了。一切就剩下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
　　
　
　　他目前还没能意识到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巅峰，已经横亘在他面前了。这就是以往默默无闻于深宫的李贵妃。
　　
　　在李贵妃这一面，也有着同样的忧虑，那就是“主少国疑”。新皇帝万历，她的儿子，只是个娃娃。就在这年的三月，太子刚刚“出阁就学”。隆庆为他选择了高仪、张四维、许国等14位大臣做讲读，俱是一时名臣。
　　
　　太子虽小，但聪明知礼。一日，在宫内御道上恰遇高拱等阁臣匆匆出来，他先就彬彬有礼地问候：“先生良苦从政！”众阁臣连忙谢道：“愿殿下勤学。”太子天真地说：“是哩，刚读完《三字经》。”稍顿，又叮嘱道，“先生们先歇歇吧。”一幅纯然可爱的样子。
　　
　　又一日，隆庆兴起，在宫中纵马奔驰，太子见了，连忙劝阻：“父皇，您是天下之主，一个人这么跑，就不怕摔了？”隆庆勒住马缰，久久抚摸其头，大为感动。
　　
　　太子对嫡母陈皇后亦非常亲近，皇后考问他功课，都能对答如流。因为有了这个小家伙，两宫之间竟毫无芥蒂，宛若一体。
　　
　　李贵妃出身于顺天府（北直隶）郭县一个平民家庭，她是个典型的“嫁得好”的女人。年幼时，家里为避战乱移居京城。不久，被选入裕王府做宫女，伺候裕王。嘉靖四十二年生了小王子，这是裕王吃了窝边草的结晶。母以子贵，裕王一登大位，就封她做了贵妃。明代的妃共有9级，贵妃仅次于皇后。这个女人就此成为离皇权最近的人之一。
　　
　　她其实也很可怜，年轻时虽然是亲王老婆，但嘉靖有不认儿孙的怪癖，因此她的孩子生下来好长时间连名字都没有（皇孙须由皇帝赐名），小孩的身份也不能确定。嘉隆两朝，皇帝都不大像样子，朝政多事，她为此压抑得很。特别是隆庆的生活作风不好，那就更无处诉苦了。
　　
　　孤儿寡母在一夜之间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李贵妃恐怕是忧惧多于高兴。她怕的就是有人侵害他儿子的权限，“惟恐外廷之擅”。也就是怕被蒙，怕大权旁落，怕受欺负。
　　
　　她贵为天子之母，到底还是小户人家出来的，面临大变局，不免忐忑不安。急需有一个既忠心又能办事的人，作为她和外廷之间通气的管道，同时兼她的意图执行人。
　　
　　她抓住的这个人，就是冯保。冯保伺候了他们母子俩很长时间，深得信任。
　　
　　所以，她才毅然决然把冯保破格拔起来，“同受顾命”，赋予他极高的权力。
　　
　　她要借此镇住群臣。
　　
　　外廷却想不到这么多，只觉得祖宗之法怎么就给颠覆了？对于宫内作出的这个决定，都“闻之甚骇”，纷纷说道，阉人怎么能参与顾命？若要顾命的话，也得是皇帝亲口说，冯保他自己拟诏怎么能行？
　　
　　情与法，在此短兵相接。
　　
　　高拱，这位百官之领袖该怎么来接招呢？

　　我们来替他参谋一下。对垒的两方，首先挑起争端的，应该说是李贵妃与冯保一方。
　　
　　坐中军大帐的，是李贵妃。在她一生中，再没有其他任何时刻，需要她像今天这样来干预朝政。她固然是皇帝的生母，但和平常人家一样，仅仅是“庶母”。在她上面，有名正言顺的皇后，永远在名义上压她一头。而在实际上，也存在着压她一头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皇后可以利用某种机缘，一刀切断她与儿子在政治上的纽带，使皇帝的权力完全与她无关。
　　
　　因此她要奋起，要保持住与血缘一样重要的政治血脉。冯保就是她选择的主将与先锋官，
　　
　　而若想让冯保卖命，只需给这个内廷二把手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成了。那东西给谁都是给。对贵妃来说，先帝死了，换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做总管家，且能大力维护自己在后宫的至尊地位，又何乐而不为？
　　
　　　
　　此时皇帝还小，远谈不上亲政，皇权实际上是落在了寡妇手里。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上，永远会有这么一个漏洞，任何英明的皇帝也没办法纠正。寡妇太后没有执政经验，担心势力单薄，就会引入外戚干政。限制了外戚之后，起用宦官，又引起宦官干政。为了打压宦官，又导致权臣跋扈，严重的还要篡位，总之是乱糟糟——没有谁能管得好你们皇家的事。
　
　　陈皇后由于性格的关系，没有野心。这倒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个倍受先帝冷落的皇后，今后有一个情同姐妹的贵妃罩着她，不给她难堪。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决定了她基本成为了贵妃的同盟军，对贵妃的崛起予以默认。
　　
　　至于上窜下跳的冯保，严格来说，只是个角色。他虽然也有欲望，但这个欲望是在与贵妃的欲望方向一致以后，才能实现。而且，他升掌印太监是依例早该实行的，即使在此期间跃升，也并不为过。
　　
　　他们各自都有可以让人理解的动机。
　　
　　这一伙，唯一公然违规的地方在于，将太监列入了顾命行列。
　　
　　这一点，高拱后来咬死了是出于冯保擅自“矫诏”。私怨蒙住了他的理性。这诏不仅是李贵妃参与“矫”的，而且隆庆肯定是同意了的。可以仔细看看托孤那天的全过程。有据可查，让冯保参与顾命，隆庆完全知道，甚至可能就是隆庆的意志。动机何在？是为了将来制约高拱？是为了让内廷在他死后能有个强人来治理，以免发生混乱？还是什么？不得而知。
　　
　　原因，亦是千古迷团。
　　
　　但，要注意，即使宫内的一伙违背了祖制，也只是间接在向外廷挑战，而并不等于直接宣战。由高拱主持外廷的格局，他们这一方大概在目前还没有胆量来试图改变。大行皇帝（死了的皇帝）尸骨未寒，《遗诏》言犹在耳，他们有所顾忌。
　　
　　此时张居正的态度，实际上很暧昧。他并不是后宫这一营垒里的一员。他所做的，无非是给冯保一个大大的支持，务必不要使冯保倒台。因为冯保确实可以在内廷对高拱进行制约，起码在奏疏上，就可以扣住不发还内阁票拟，给你捣捣乱。如此，就能减轻高拱对他张居正的压力，使得这个郁闷次辅的生存环境宽松一些。
　　
　　“三巨头”也好，“铁三角”也好，他们的勾结，是因各自的利益找到了一个交汇点。而并不是信念的一致。
　　
　　高拱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就不应该对“违背祖制”有过激的反应。道理在于，一，大明是人家的大明，不管隆庆如何托孤，你也成不了人家的一家人。人家想干什么，只要不直接触犯你的利益，不妨可以装一装近视。
　　
　　二是，如果你让了这一步，那么对方在道义上就有亏。中国哲学曰：“做贼心虚。”他们就有可能对你也做一些让步，使你有意外所得。
　　
　　其三，是不应该对冯保的蹿升太过意气用事。局势今非昔比，决战不一定有决胜的把握了。你不妨就让他跳，他陡然蹿红，难免要乖张。也许不用你出手，自然有看不过的替你收拾他。
　　
　　其四，中国哲学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隆庆死了，但隆庆时代的文官体系毫发无损。你高拱领袖外廷，如果在小皇帝的治下继续兢兢业业，不出什么毛病，李贵妃立足未稳，想无端就干掉一个首辅兼首席顾命大臣，基本是不可能的。她犯不着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这一伙，走了一步违规的棋，只要你不逼他们，接下来自然会相安无事。
　　
　　这时候，高阁老最正确的战法，就是不战。尤其要避免决战。
　　
　　如果万一有别的人要收拾冯保，你就可以出来摆平了。这样，政治得分就有可能最多，首辅的地位也就江山永固了。
　　
　　但是，中国哲学又说了：“既生瑜，何生亮。”在咱们的河南，偏就出了这么一个死倔死倔的高老头。
　　
　　忠君，忧国，恪守礼法，嫉恶如仇。孔孟在他那儿，是一字不能改的真经。他决不低头，他不会审时度势，他也不想装聋作哑。
　　
　　你说他器量狭小？娘的，没屌的家伙都和我堂堂首辅平起平坐了，还要我讲器量？真是中国哲学里讲的“只许那什么什么、不许那什么什么”了！无耻，无耻之尤啊！
　　
　　拂去利益之争的表面，说到底，他还是有血性的。
　　
　　高老，中国哲学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有无数的人，知道你是好人。人与禽兽，相差几希？会识文断字？会张口说话？不！就是这么一点点血性！
　　
　　此时的高拱，既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也不免失之轻敌。对新崛起的掌印太监冯保，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嘉隆两朝多少元老都被他赶下了擂台，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又有多少战斗力？但是冯保的突然冒出，又使高拱看到了中官勾结后妃、压制外廷的迹象，这是动摇国本的勾当啊！多少历史惨剧，就由此而发生。风起青萍，不得不出手了！
　　
　　宦官，宦官又是什么东西？
　　
　　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为害之烈，至今士人思之胆寒！
　　
　　高拱检点了一下自己的阵营，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六部九卿的大老，都还能用命。号令一发，狂澜涌起，不怕你个小小的冯保淹不死！
　　
　　他先向两位阁僚做了工作，但遗憾，都未能有如愿的效果。
　　
　　高仪本是由高拱引进的，原想他应乐于从命，但尽管高拱慷慨陈词，高仪却只是态度模糊。老家伙老了，不愿多事。仅是对高拱说：“公说的对，自是大丈夫事！但祸福难料，我不敢赞同，也不敢劝阻。”
　　
　　高拱又忽发奇想，想争取张居正加入。毕竟是士林中人，对他晓以“君国大义”，不可能不起效果。张居正此时正奉命在天寿山考察大行皇帝的葬地。为了表示诚意，高拱特派心腹韩楫前去与张居正通报，相约“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很难想象高拱竟会幼稚到这种程度，他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说：“此功何止是百世啊！”
　　
　　韩楫走后，在暑天野外奔走了几日的张居正，头痛欲裂。高、冯斗法，他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但是，高拱如果胜了，自己的状况不会更好，反而有可能更糟。去年的下半年，高拱曾风闻，张居正收了徐阶家人贿赂的三万两银，所以才为徐阶百般回护。怪不得！高老头忍不住，当面讥讽了张居正。
　　
　　这真是无妄之灾！张居正急的指天发誓，“辞甚苦”（估计是“我受贿我就是王八”之类）。高拱才觉得过意不去，略作道歉而作罢。
　　
　　两人裂隙，严格说就从此事而来。张居正万分愤慨：堂堂大国首辅，竟疑神疑鬼到这种程度，又如何共襄大业？他和冯保的走近，也就是自此时起。
　　
　　在官场中一贯“粗直无修饰”的高老，就是这样痛失同盟军的。
　　
　　对张居正来说，假如冯保能在这一回合里取胜，情况就将大为不同。起码高拱的力量会受到有力压制，为他张居正腾出一个大大的空间来。而做进一步设想，假如高拱就此翻车，那么外廷的事情，冯保和李贵妃是不能直接来操作的，必须要有一个素有人望的大臣顶上。
　　
　　这个人，非他张居正莫属。
　　
　　因此，高拱的所谓“百世大业”，他张居正怎么能掺合？张居正清楚，高老的攻势一旦发动，就将是惊涛骇浪般凶猛。他必须马上通知冯保，不能坐以待毙。
　　
　　京城与昌平的大道上，快马疾如流星。
　　
　　冯保知道这消息后，自会有他的一番布置。
　　
　　烟尘滚滚里，阴谋与阳谋交错而行。大国庙堂上，不知又将有怎样的酣斗？

秋风浩荡

　　
　　【平台上只有他和小皇帝两人】
　　
　　
　　大幕拉开，几乎是刻不容缓。
　　
　　新的一场争斗，一开始就具有高拱本人的那种急迫性。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狗屁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
　　
　　高拱不愧是老手，这道疏内有大玄机。表面上，是建议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共五条，不胜其烦地讲了上朝该如何，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关键是三点：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最后一点，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
　　
　　奏疏的总字数不多，含义深矣！
　　
　　冯保的能耐，不过就是扣住奏疏不发，或者自行拟旨（甩开内阁，造成既然成事实），以此来干预朝政。这个“陈五事疏”，就是要给冯保戴上笼套。你必须把所有的奏疏发给内阁拟票，那么内阁的意见成为皇帝的意见，内阁就有了最高行政权。你要是不让我们拟，自己就批了的，我们则要向皇帝要个说法：为什么要这么批？你要是扣住不发，那么奏事人有权当面问皇上是怎么回事。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废物。
　　
　　奏疏是由三阁老联名上奏的，高拱拉了两个不大牢靠的“同盟军”助威，外人看了，还是有一定声势的。而且，三阁老的意见，没有人敢于无视。
　　
　　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
　　
　　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届时，请冯公公体面下台。
　　
　　高拱的棋，精确到了最后一步。
　　
　　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真病假病不知道，估计是连累带吓的，身体真的有了点儿问题。
　　
　　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班。
　　
　　朝中是高拱与冯保在单挑。
　　
　　那冯保早有思想准备。论权术他也是九段高手，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高老，你自己理解去吧。
　　
　　这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公众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
　　
　　一比一平。
　　
　　高拱打堂堂之阵打惯了，见了这招还真是一惊！随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敦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不能不明不白的。
　　
　　新政刚刚开始，司礼监不能老扣三阁臣的奏疏。一次行，两次三次，闹到小皇帝那儿说理，冯保就会吃亏。小皇帝并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要是问冯保一句：“谁让你这么干的？”那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冯保被逼得没退路了，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4天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大喜：阉人，你没办法了吧？立刻援笔拟了“俱依议行”，全都按你们说的办！
　　
　　大局定矣！
　　
　　高拱大袖一挥，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皆是滔天之罪。
　　
　　比如，进淫诲之器、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害死了先帝；比如，矫诏爬上掌印太监位置，居心叵测；比如，将隆庆《遗诏》以邸报形式公布天下，伪造最高指示；比如，新皇帝登极，冯保立于皇帝身边，竟敢受文武百官朝拜，大逆不道；等等，哪一条都够凌迟的。
　　
　　紧接着，吏科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
　　
　　果是来势汹汹啊！
　　
　　弹劾奏疏雪片般集中到通政司，再转到司礼监批红，冯保任是见过再大场面，也吓得腿软。如果全部压下，百官不忿要求面奏皇上，他一只好虎怎么能架得住一群狼啊！
　　
　　冯保的额头开始冒汗了：玩大了，这回真的玩大了！
　　
　　这高老头，毒，毒啊！他晕头晕脑，连忙叫来亲信徐爵：“快，快去问张相公。怎么办，怎么办哪！”

　　
　　胜败荣辱，间不容发。政治就是一场押上了全部身家性命的赌博。
　　
　　可以感受到泰山将倾，可以看得到风云变色。以权术起家的人，即使坐到了巨头的位置，在这轮盘将停时也不禁股粟！
　　
　　薄暮时分徐爵匆匆来到了张府，汗流浃背，口不能言。冯公公还能不能有救？
　　
　　张居正不慌，一如往常吩咐用好酒好菜招待。众言官的奏章，高拱为防止冯保留中不发，早叫人抄成揭帖遍发京城各衙门，舆论为止轰动。张居正业已详知。
　　
　　家人掌了灯。烛光里的张居正很难看清是什么表情。他默思良久。
　　
　　徐爵哪里还有心思大嚼，只巴巴地望着这位冷面相公。
　　
　　白日里看揭帖时，给事中程文的奏疏上，有一句话深深刺痛了张居正：“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
　　
　　这是在说谁？高阁老，可惜你一肚子的才智，都用到了这种地方！大明江山，流遍了郊原血，方才底定，何其不易！要保住这大厦不倾，难道就凭这鸡鸣狗盗、吠声吠影的伎俩么？
　　
　　什么“巧进”？什么“邪说”？蓄势多时，一日俱发，这不是在朝堂上公然上演泼皮闹剧么？
　　
　　突然，张居正凑进徐爵，拉住他衣袖：“回去，秉告冯公公，让他赶快去找中宫（后与妃）说清楚。”
　　
　　徐爵不懂这样子如何就能救命，但他深信张相公力能回天，于是拜过，起身就走。
　　
　　六月十四这天，黑云继续压城。冯保仍是吃不住劲，动用了特权，连夜开了紫禁城的东华门，让徐爵和张居正的亲信姚旷往返传话。
　　
　　冯公公终于抓住了要领。六月十五日，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
　　
　　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
　　
　　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
　　
　　周王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之后，世代封国就在开封，是朱家皇室里最有出息的一支，诗书传家，多有著述。到万历年，这已是一个三万二千人的大家族了。
　　
　　这，这不是要天塌地陷！
　　
　　冯保早已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
　　
　　大明，要乱了么？
　　
　　
　　
　　冯保虽不是大奸大恶，但像他这种近臣，不可能有超群的才干，固宠邀宠多半用的是小人伎俩。主子你越怕什么，我就越给你汇报什么，你越恐惧，你就越信任我。宁信小人，不信君子，又是一般内心自卑的高位者之通病。
　　
　　他们在莫名的恐惧之下，对假想敌的反弹也会非常激烈。
　　
　　冯保没有估计错李贵妃，一个深宫的娘娘、小户人家出来的妇道，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跟大臣打交道。她决不会哪怕随便请一个大臣来问一问情况。因为思想这东西，只能在同一层次的人当中对流。
　　
　　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说“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这是要各部首长都到内廷去听两宫诏书。
　　
　　情况非同寻常！
　　
　　就要亮底牌了！
　　
　　高拱兴奋异常。他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这个成功，一点儿没出他的算计。隆庆年代的根基，暂时还是牢不可破的。这么多的奏疏上去，这么大的朝政风波，不黑的人也要给描黑了。何况他冯保有短处给外廷捏着。
　　
　　他想象着等会儿冯保被罢斥的狼狈，心中有按捺不住的豪气。
　　
　　姜，还是要老的才行吧！
　　
　　他左右环顾：高仪怕事，在家里养病，那就让他养着吧。
　　
　　张居正从天寿山回来，就一直患腹疾，呕吐不止，也正在家里歇着。
　　
　　这个机会，一定要叫他来亲眼目睹。高拱打发人去催，催了几遍，才见张居正来了。
　　
　　高拱此时已把张视为盟友，朗声说道：“今天的事，肯定是为这两天科道奏本的事。如果皇上和两宫责问什么，我来应对。我当然要以法理为依据，所说的话可能得罪。张公，内阁有你留下，我就是被驱逐也没事。”
　　
　　张居正本不想来看这一幕，他还不是个幸灾乐祸的人。但高拱派人催了好几次，不来的话，反而是显出有鬼了。此时听见高拱这样说，张居正只好应付：“高公，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一行绯袍犀带的高官，迤逦来到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
　　
　　各部首长一起跪下。只听王蓁高声道：“张先生接旨——”
　　
　　嗯？
　　
　　不等众人有思考的余地，王蓁便连珠炮一般念开了圣旨：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
　　
　　高拱伏在地上，越听越不对劲，当他明白过来后，不禁“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王世贞语）。
　　
　　晴天霹雳！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乱命，乱命啊！
　　
　　但是，他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全击溃了。斗争的结果与他的期望，相距太远。他头脑中只是一片空白。
　　
　　紫禁城、文渊阁、绯袍犀带……难道，这一切就将永远与他无缘了？
　　
　　在旁边的张居正连忙将他扶起，又唤了两个小吏来，将老头儿搀扶出宫去。
　　
　　张居正当日即升为首辅，此后便是他长达十年的“江陵柄政”时期。
　　
　　今人有曰：此次的首、次辅之争，最为迅捷，胜负立见。大明一朝，此前此后都没再有过。
　　
　　
　　这一年，是隆庆六年，岁次壬申，因此史称“壬申政变”。此次政变以其短促、绝情、当朝首辅被处理之狼狈而著称。
　　
　　对于当天张居正是否在现场，后世有不同看法。《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称在场，而据崇祯年间周圣楷《张居正传》考证，当时张居正仍在天寿山考察，回京时政变已发生。再看张居正本人的奏疏，则含糊了这一点，也似乎并未在场。而在六月十八日亦即两天后，才有太监传他进宫接受新任命的。朱东润先生独取后一说。
　　
　　但我以为，以张居正在场，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皇帝发了怒，首辅丢官。这只出头的公鸡一被拔了毛，百官立即噤口。昨日之喧嚣，恍若隔世。倒是张居正接旨后，马上去找了病中的高仪，两人联名上疏，请最高当局收回成命，竭力挽留高拱。
　　
　　他执笔的这个奏本，倒也直言不讳，说“臣等看高拱历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这是公道话。但没错不等于就不能被罢免，道义何时曾经斗得过权力？
　　
　　张居正又为“陈五事疏”做了辩护，说是“其意盖欲复祖制”，“意实无他”，并没有什么坏心。而且是“与臣等彼此商量，连名同上，非独拱意也。”
　　
　　因此，要罢，请把我们两人也一同罢了。他再次提醒皇帝，高拱是元老，“未有显过，遂被罢斥，传之四方，殊骇观听”，与先帝的托付相抵触。
　　
　　这个挽留奏疏上奏于事发当天，道理说得相当到位。高拱与后世（包括当代）的绝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这不过是在演双簧。
　　
　　上这个奏疏是为避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假戏似乎也不必做得这么真。所以，我就此疏的内容如此尖锐，不由得对张居正究竟参与了多少阴谋，有了一些疑问。
　　
　　往事不可追了。还是来看政变的结果。
　　
　　张居正上午上疏，下午得皇帝答复：“卿等不可党护负国！”意思是，你们不要搞小团伙。高拱，绝对是挽留不住了。
　　
　　第二天，高拱依例前去“辞朝”，交代工作事宜。张居正见了，忙说：“我要为你请求‘弛驿行’。”就是请求享有乘坐公家驿车的特权。
　　
　　明代高官外出公干，一向有此特权。驿车是大车，中途停歇又有人伺候，自是体面而又舒服。私人只能雇到小车，简陋而颠簸，路途上比较辛苦。别人都还在为政变而惊恐，张居正独独想到了这一点。
　　
　　高拱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行便行矣，何弛驿为！”少给我来这套！
　　
　　张居正不由呆住。高拱又讥讽道：“张公大可不必如此，你就不怕再下一道‘党护负国’的圣旨来？”卖友求荣啊，居然和皇上一块儿演起双簧来了！
　　
　　张居正无法辩解，甚尴尬，只能说：“高公，你还是这个样子！”
　　
　　高拱辞朝之后，就算正式卸了任。因圣旨有曰“不得停留”。因此早有锦衣卫盯着，立时三刻，马上就得出城回乡。
　　
　　仓促之间，高拱在路边雇了一辆骡车，回家胡乱装了些细软，载着家人踏上归程。
　　
　　张居正的提议倒不是多虑，高拱立刻就尝到了世态炎凉。因为首相垮台，大祸临头，家中奴婢因恐惧多半逃散，将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尽行卷走。又有锦衣卫的“缇骑”兵卒跟在车后，一路追逼催赶，把车上的行李包裹也抢夺一空。
　　
　　出了都门二十多里，全家饥渴交加，才在路边一个野店歇下来，吃了一点东西。
　　
　　时人叹：“大臣去国，未有狼籍至此者。”（《明史窃》）片言获罪，如叱一奴！
　　
　　宦海若此，生又何益！
　　
　　不过，尽管中国哲学奉行“狗眼看人低”原则，终有几个忠直之士不怕天威难测，前往宣武门，与高老泣别。
　　
　　这一日，正是立秋。
　　
　　一路秋风，千里黄尘。谁人得识君？
　　
　　清流诗人嵇元甫那时候尚年轻，与高拱交厚，送别高拱后，痛极，赋诗一首——
　　
　　单车去国路悠悠，绿树蝉鸣又早秋。燕市伤心供帐薄，凤城回首暮云留。徒闻后骑喧乘传，不见群众疏请留。三载布衣门下客，送君垂泪过卢沟！
　　
　　我没见过五百年的帝皇功业留在了哪里，但只见五百年的布衣友情永为佐证。
　　
　　高老，有这一掬别泪在此，人生足矣！
　　
　　
　　却说高拱一家继续前行，来到了良乡真空寺，当地即有亲朋故旧闻讯赶来接风送饭。高拱心稍安。下得车来，随友人步入寺内，就见一小吏手持文书也匆匆跟进。高拱不由一惊：难道皇上又要加罪了？
　　
　　一问之下，才知这是张居正派来的何文书。何文书把一个驰驿勘合（凭证）交给高拱，说：“这是老爷您的乘车证明。我们张爷早就票拟请旨准许您坐车，证明也早就写好了伺候着，圣旨一下，就给你送来了。”
　　
　　话说得滴水不漏，在情在理。
　　
　　高拱仍意气不改，瞟了一眼勘合，冷笑一声：“他怎么知道皇上一定会准？他怎么就知道不会再有‘党护负国’的责备了？他真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不成的！”说着，一句河南话就脱口而出，“这不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吗？”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不忿自己的老司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张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远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只可叹今之文人无状，为捧张居正，竟无端将高拱描黑成小丑，曲笔臧否，颠倒成篇。更有所谓“学者”，以拼凑专著哄抬张居正，竟将隆庆弥留之际紧握高拱之手的史实，篡改为“紧握张居正之手”。还侈谈什么知古鉴今？斯文扫地者，无过于今！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么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首要任务，望圣明的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4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轨。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其中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与抵消。这一点，在他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他独自一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觉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48岁，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得中已有25年。宦海沉浮长安道，真是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将唾壶击缺，于冈上振衣，快哉，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语）
　　
　　纵马驰骋吧，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你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的隐忍谦抑、曲为周旋，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中国的地方哲学有曰“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藉此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秋风浩荡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欲扫天下先扫庭院】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验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非藉手宫掖，安能久擅大权哉？”他说的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张居正则做得更彻底，他要把皇帝的权力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不会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辅来担任“帝师”。在张居正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忠臣。

   当然，张居正培养小皇帝，也不全是为了功利目的，他认识为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养，成了个武宗那样的混混儿，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宁了。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

   第一就是要视朝，去开早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那种碰头会。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进谗言、使诡计，也就“始得行乎其间”。可以说，后来大明亡也就亡在了这个病根上。道理很简单，皇帝常和大臣接触，对于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借皇权压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气了，才能好好的管理国家。

   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万历没费事就同意了。他小时候聪明懂事，知道这是坚持“朱元璋旗帜”的基本要求，从此一直坚持了15年。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小皇帝视朝，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脱了开档裤。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什么“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他处理事务，颇近清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认为皇上年虽幼冲，决非隆庆之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融洽的师生！
　　
　　这一年，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就免了宴会为好，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财俭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结果这一年春节宴会停办，节约银两七百余。
　　
　　到第二年，万历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螯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就看一次吧。”张居正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财政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马上回心转意：“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见《明神宗实录》）
　　
　　——读史至此，草民不禁呆然，泫然欲泣而无泪。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住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伟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秋风浩荡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他妈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恶狗来治他！
　　
　　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有那么多人来看守，于是有那胆大的，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地方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这些人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嘛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蝶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录》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希奇事。对这些人，一般处理得都比较宽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么，就这素质。轻的打一顿屁股就放人，情节严重的则发配充军，没有一个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不守本份的人，异想天开跑进了大明朝的心脏。他被带到东厂以后，给特务们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
　　
　　他说：“我本名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难道是戚继光派来的刺客？
　　
　　难以置信！
　　
　　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张居正安放在边境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于自己极为不利，而且容易在戚继光那里激成意外之变。
　　
　　他连忙叮嘱冯保：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家伙乱咬了。
　　
　　其实，这王大臣与戚继光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本是常州的一个无业游民，跑到戚继光的兵营前想要投军，人家没收。他没办法，只好流落在北京。后来给一个太监当了杂役，干了时间不长，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进了宫。
　　
　　他深更半夜揣着利器潜入皇宫，目的何在？有关的史料上均不载。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就闯了进来。十九日天快亮的时候，刚好碰见万历皇帝上朝的队伍，这王大臣生平没见过这等威仪，给吓得不轻，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反而惊了圣驾。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牵连戚总兵当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让这家伙去咬别人。
　　
　　谁？头一个就是那不识相的高阁老！
　　
　　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隐患？惟有把人搞死！
　　
　　中国哲学说，无毒不丈夫。我虽然已经不是丈夫，但毒却是一点不能少的。
　　
　　王大臣，你就是上天送来的一柄利器！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他屏退左右，关上门窗，低声对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
　　
　　冯保大喜，决心把这事情办成铁案。他叫来心腹亲随辛儒，赏了20两银子，让他去东厂监狱，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冯保心里一声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谁在台上谁就是爷，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飞马驰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马不停蹄赶到新郑，先去了县衙。这东厂校尉是什么身份？那是连锦衣卫官员见了都要敬礼的。知县见了，惟有毕恭毕敬。缇骑吩咐，此行是为监视高阁老而来。那县官忙不叠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头，把高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只鸟儿也别想飞出来！
　　
　　却说高拱府里远远望见衙门的人出动，都心知不好，仆役丫环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则以为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声叹息，便找出绳子来要上吊。家人连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无奈，只好硬起头皮，出来问几位校尉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高拱明白了暂时尚无性命之忧，才稍安下心来。
　　
　　中国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定律，古今皆同。堂堂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个只会玩猫腻的“宦竖”搞得死去活来。真是天理何在！可叹，如今太监虽是绝迹了，但“无卵的太监”似乎还未繁衍到尽头。
　　
　　这件案子来得如此扑朔迷离，当时舆论认为其中甚有不可解之处。王大臣不过一盲流分子，私穿太监服装混进大内已属离奇，却又身怀利器，究竟意欲何为？《万历起居注》和《万历以来首辅传》都认为所谓“搜出刀剑”云云，系冯保事后栽赃。这也可以聊备一说。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这个奏本，据当今有关学者推测，显然是冯保已就构陷高拱的意图与张居正通了气，张居正不仅同意，而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舆论。
　　
　　皇帝哪里知道这些“潜规则”，既然大内都能混进外人，当然要查，于是立即批复；“卿等说得是，照办。当天守门的太监和卫兵也要拿下拷问。”
　　
　　张居正的题奏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立刻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当下京城里人心惶惶，上至堂官，下至小民，无不惊骇万分。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塞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冒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时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御史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给我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念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马政官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广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张居正说：“怎的说是我干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分子，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得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时烦恼，几欲愁死，你怎么还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为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踌躇，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做还是不做？令他着实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草民我认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不动摇，岂非花岗岩式的思维?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一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经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一张漫天大网开始撒开。

　　高拱的项上头颅，至此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礼与杨博起了作用。

　　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双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张居正说：“两位还是不必多说了，东厂已经办结，就待同谋人逮到，就可以上奏请示处置了。”

　　葛守礼守礼猛然站起，向张居正一拜：“我葛某岂是赞同乱党逆贼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高拱无罪！”

　　张居正沉默以对。

　　葛守礼又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愤然道：“两位是说我想陷害高公么？”

　　当下便拿出一份东厂的文件给二人看，意为此案系东厂一手包办，于己无关，却不料在这份审结文件上，张居正曾亲手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一激动之下，他竟然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葛守礼接过文件，看到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微微一笑，将文件猛地藏进自己的袖中。

　　张居正这才醒悟，连忙掩饰道：“那上面有的地方与法理不合,我给改了几个字。”

　　葛守礼随即好言劝道：“机密案情，不报给皇上，先交给内阁，有这道理吗？我们二人不是说张公您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现在只有您才有回天之力了。”

　　张居正见短处已握在别人手里，意识到如果继续干下去，确实可能后果难料。便犹豫道：“但后事如何了结？”

　　杨博即说：“有何难结？只须找一个勋臣世家子弟来，不会有什么顾忌，自然能办好此事。”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

　　朱希孝是辅佐明成祖谋反的“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是当今朝中级别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冯保垄断王大臣一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

　　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的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万难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这位身世显赫的刑侦武官，情急之下计无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来!　

　　
　　纠纠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要旨是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的“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事？若从实招来，也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说：“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的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仅没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现在假口供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校尉将案犯的供述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讯人员不禁为之色变。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问官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么？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强要诬陷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们俩受冯公公厚恩，应该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什么在结案报告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忽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即开始。
　　
　　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繁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皇上，说：“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助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干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只觉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恐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说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为政者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势也自是难当！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秋风浩荡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国之治怎能不以吏治为先】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要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乃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个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贪渎照旧，安之若素（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国人本性，于开疆拓土上，于与敌谈判上、于科技探索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求平稳，以无为胜事功。惟有贪污之欲，永无止境！

   不知大家背着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皆有座右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为公”云云，还不是成了挂羊头的招牌？

   然而，哪个能“正大”？何处有“明镜”？正如古人所谓：“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苍天盲了眼，不知道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知道。

   他在担任首辅的17天之后，隆庆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戒谕，“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这个警告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之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干部之权，成了臣子获取酬谢的资本。”

   在点破了贪官昏官的猫腻之后，张居正代皇帝下了决心：“我马上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门给我好好办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开枉法之门。职能部门应分好了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要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我咨询。”

   张居正在给李幼滋的几封谈论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他革除百弊、振兴帝国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干了多少？与他的官职相不相称？他说。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词）。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于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诽谤，也无所顾忌（虽怨谤有所弗恤也）。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论，“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则废弛”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仅在前线的就有50万以上）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正在采取措施”——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着种堕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户科给事情中石应该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万历时人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张居正由此建立了极大的威望，中外无不瞻望其风采。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之一，确保总能有一部分优秀的举贡人才进入科道。对太常寺（礼乐司）、鸿胪寺（礼仪司）及五城兵马司（首都警备区司令）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为抢眼。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2700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不好。张居正不顾下面的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副省级），让他主持修建漕河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这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卿（马政司主官）。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小小一名吏员，“编制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对当时官场震动极大。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著，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各时期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永乐至正统年间，任吏部尚书的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毁坏，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毫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计日待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实际事务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隆庆年间，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明确了久任之法，规定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职，如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级），不满九年的只能升副职，这中间差了两个级别。还规定，各省提学官没处理完本年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也叫“大计”，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只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迹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匹夫若不思国家兴衰，那就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如此情状，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秋风浩荡

【金戈铁马入梦来】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曾有雄心壮志曰：“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全境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今卢龙县，也就是唐诗里著名的“龙城”），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于边境。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朝鲜新义州附近）。李梁成又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梁成又是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200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不可能逐一尽数。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所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这里面，也有几次战役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够在前线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进爵，并不吝惜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且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犹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22年（至万历十九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心惊！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掉了这个骚扰辽东20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与大明，亦赐良相与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标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丑陋的背面一样，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份，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辩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至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草民读史至此，则有许多感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真不是善良人创造的。军队本该保民，区区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无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傲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家伙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五月，李成梁脑袋不知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馈：边境上鸟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梁成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

   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万历六年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470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得“长定堡大捷”。结果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等，不亦乐乎。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敌人来就来么，还带着牛羊干什么？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准备，怎的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向有关边镇督抚透露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此后加了小心，若干年里未敢再次犯混。

   从明末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谋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浅显唐诗，包含着与国运相联系的真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滚滚车轮总是要踏着一些冤魂前进的。

   千载悲歌皆如此。

   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极富战略头脑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时，高度赞赏，说“江陵能尽人之才”。
　　
　　对两位的器重，张居正曾多次对人剖白，所自己从中并无私人好处，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为国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之如子弟”，“奖提爱护”。
　　
　　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又被弹劾，致仕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同一年郁郁而终。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卤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万历二十九年，时年78岁的老将军又被启用，重回辽东，边境立刻安定。又干了8年，共在辽东称霸20年。后以93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遗憾的是，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给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这一点，李成梁做的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努尔哈赤虽极弱小，但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在所有女真部落里是唯一的），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坐大。
　　
　　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关系还相当默契。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什么负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三十部，国力大盛，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的“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装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今天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错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里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重病。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式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也儿克兔哈屯、钟金哈屯，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古文，平日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各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这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朝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自己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担心又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下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秦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后来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
　　　　 　　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
　　　　 　　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
　　　　 　　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
　　　　 　　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的美岱召，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秋风浩荡

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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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忙于赶写后面的部分（不上网写作，速度要快得多），没能经常来看。经朋友提醒，近几天频频与出版方联系，一开始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经过协商，出版方也理解网友的心情，同意可以连载下去。
　　
　　我本人喜欢在网上即时写作，因为有回应。其他没有考虑太多，正如新浪网友说的，看网文的与买书的基本是两大群体。我自己也习惯到了快出书时就停下来。这次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出乎意料的。
　　
　　至于将问题上升到某个程度，完全没有必要，就像我不应该对刷屏有什么联想一样。因为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无论我，还是出版方，都没有精心策划这个所谓的停止连载。只是一种习惯而已。
　　
　　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论，很感到抱歉！
　　
　　总之，目前已经取得出版方的谅解，本文将持续连载到完毕。——如果出版方未松口的话，我也只能笑骂由之了。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伕和马伕，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伕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国难，不是缘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也”（《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挤奶，根本用不着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贪欲无度，总有一天这绳子要绷断。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之流，要“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进帝鉴图说疏》）。
　　
　　像他们这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命之靡常”，因为天厌之，天厌之啊！
　　
　　民固然无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为政者，你不能不惧！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之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都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重要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说：“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皇帝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白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下次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让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揭帖（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看看。他劝告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强国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如何皇家、臣子和百姓都比着疯狂花钱，国家就能因此而强大？
　　
　　这是什么道理？古今异同，真是要让人“嗟叹之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以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的成功与否，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甚巨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么？
　　
　　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他执政期间，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他还将有一番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