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司马迁 （二）

广陵王

《史记》与司马迁



沈鸿明




   他其实是在问：你能懂得我吗？能懂得我所谓的荣辱、悲欢、轻重、去就、我遭受的幸与不幸，会听得到我的声音、尊重我所做的选择吗？你和我或许都能很好地回答他这一问题，但这还不够；我们要越过历史、乃至现实，去查找他所以遭受不幸的原因，而这一原因也有可能就是劳苦大众遭受、或是历史的长河里浸透和饱含苦难的源流。在查找、反思之后，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清洗、滤除这源头里的毒素，使之澄澈、欢快、喷涌如山间清凉、甘洌的泉水，最终使伟大不再是痛苦里的结晶，而自由也不再是枷锁下的呐喊！

   屈原为了一种东西，投入滚滚的江水之中；司马迁为了另一种东西，隐忍活在这个世上。但他们心中所怀有的、闪烁着珠玉一样光辉的情结是一样的。

   但是，历史的洪流将知者、善者、一并无辜，滚滚卷去，最终淹没在千古的沉沙里；在阴暗的潭底，也隐约着那些逝去的险恶的嘴脸，微暗的涟漪有时也振荡着他们浮上来的破碎的影子。

   而当你啜饮这河中或池塘中的水的时候，你不可以不是个知者，也就是说你不能不知道你喝到的是什么。

   三国的时候，有个蔡邕，在东汉末年的混乱时期，在刺杀、消灭董卓的政变事件中，由于感念董卓过去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不由自主地为董卓之死叹息了一声，被定为为贼臣附声，被判死罪。

   士大夫多矜救之。太尉马日磾谓主事者王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

   邕谢曰：“古今大义，身虽不忠，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

   王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

   他说：“愿如太史公司马迁，黥首刖足，受宫刑，而卒史书。”

   主事者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幼主左右，不可令佞臣执笔，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日磾退曰：“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

   蔡邕遂死狱中。

   而当年秦始皇帝熊熊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传记和历史；又有多少在寂寞中淹没不闻，又有多少如蔡邕一样，还没有能开始，就不得不走上了黄泉路。

   我们应该为司马迁感到庆幸，他没有象蔡邕一样；或者我们应该悲叹，蔡邕想做司马迁都做不了。今天，我们重读史记，我们由不得为这部史书和司马迁本人感到幸运，那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是从滚滚洪流的淘洗和熊熊大火的焚烧下幸存于劫难的精神之树、人性的遗孤。

   这不能不算是对太史公的一种补偿。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补偿的，不管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今生的或是来世的。

   有了的，可以在劫难终了的时候，揩拭去悲喜的泪水。而得不到的，也只能在冷寂里踏上没有归路的旅程了。

   只有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才会说：函粪土之中，垢弥甚尔，是以一日而九回肠。但在史记中我们见到的是睿智、英雄、高的节行、勇毅和义无反顾，是慷慨而歌、是沉吟回转、是一江澄澈的江水、是脊梁、是铁肩，担的是道义、是兴衰、是人性的洪歌。

   可谁又能说，没有眼泪的眼睛里，流淌的就不是哭泣呢！

   因为历史好也还文帝、武帝的时代，坏了不过秦的时代，每个人都要过活，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但是在狂暴的洪流里，你能决定将被冲去的方向吗？写下千古文章，你能保证会被留下来吗？是否只能把那样真正想说的留在心里，使不见者不见，而识见者会通过心灵的感知，懂得、认识到这一切？

   ——而唯一能照亮这一切的是思想，那是检阅、察知不正确的社会理论的工具，是照亮未来的一束光，是最终扫除蛛网、灰尘和历史沉疴的有力的清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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