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汉书》贬《史记》者,多以为《汉书》之取材与文字间对功过的评品较《史记》公允,窃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汉书》与《史记》有着根本不同的历史观而已。
《汉书》非常明显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写的,是统治者的代言人。而《史记》是书“一家之言”,是以“民”的角度来看历史。司马迁更多地是以仁道,信义这些人格的角度去关注历史,他倾注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而不是功业成败,甚或所谓历史进退。
其实,对于什么是“英雄”,自古以来的人们原本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以为胜利者方是英雄,有人以为建功立业者方为英雄,有人则以为“英雄”首先是人格上的优秀,人性方面具有严重缺陷的人无论建立多少正面功业也和“英雄”无缘。。。。。。“英雄不能用一把尺子量”,每个人都有权保有自己的标准,但同时也都不能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英雄观”如是,“历史观”更如是。
也许在一些旁观者看来,司马迁对某些颇有功业的人评价不公,对某些失败者褒扬太过,但那也不过是历史观之争而已。《史记》最看重的本不是功业----既然在司马迁眼里,人性的光辉远胜世间功业,正直坦荡的失败者比反复无常的胜利者更值得敬佩,他又为何不能以浓墨重彩去写人性,而将功业置于次要,甚至忽略的地位?后人所谓的司马迁对历史进行的“加工”,也就是以这种历史观的体现吧----这和《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的传纪着力于品评“功业”,而将与功业和忠心无关的人性置于次要甚至忽略的地位,在性质上基本相同,在境界上却截然相异。
封建正统的历史观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胜利者,也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才可能建立丰功伟业。但《史记》不是,所以《史记》中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在正史中绝无仅有的,后世写史者,文笔未尝没有胜于司马迁者,但写出来的文字,绝不能比《史记》更动人,只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本不是人。
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自然都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可是生活在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怕是横征暴敛或者穷兵黩武吧。霍去病的功劳自然是很大的,可是如果我是无名小兵,奇功于我何干?为国效力,边关何处不埋骨?我宁愿在李广手下当兵。
最后说一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有其自身特色,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体现于本传中,但又不仅仅体现于本传中,便是特色之一。有些时候,司马迁对笔下人物的褒扬是藏而不露的,例如对卫青----他的锋芒不似霍去病逼人,故而本传中的光彩也不及霍去病夺目。然而,不尽读《史记》之汉代人物传,就无从充分体会司马迁对卫青那种深沉的喜爱,那种运笔极深的赞美。下文出自《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这样的文字,在《史记》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觽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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