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济南商埠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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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济南开埠百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商埠研究渐趋升温，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同时，由于专业层面、认识水平的不同，对商埠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为了更好地推进济南商埠研究，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爬梳、整理，以期对后人研究有所裨益。
济南开埠是济南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事件，较早就引起过关注，许多著作作了记载，为后人研究商埠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叶春墀的《济南指南》(大东日报社，1914)和周传铭的《济南快览》（济南世界书局，1927年）对济南商埠公益团体、工商业、金融业发展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A•G•帕克指导，齐鲁大学社会学系调查编著《济南社会一瞥（1924）》（民国档案，1993年第2、3期），对当时济南市的历史、地理、人口、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社会生活等状况进行了调查，内容丰富；罗滕霄主编《济南大观》（济南大观出版社，1934），则详细介绍了上个世纪30年代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另外，毛承霖纂修《民国续修历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林修竹纂《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山东省长公署教育科，1920）、孙宝生编《历城县乡土调查录（1928）》（《济南市志资料•第六辑》，1986）等，也涉及到了商埠情况，但记载比较简略。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关注济南商埠的研究。不管是资料的整理，还是专题性学术研究，都出现了相关成果。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印《济南市志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1）、《济南市志资料》（第三辑）（内部发行，1982）、《济南市志资料》（第四辑）（内部发行，1983）、《济南市志资料》（第六辑）（内部发行，1986）、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印《济南工商史料》（第一辑）（内部发行，1987）、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印《济南工商史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8）、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印《济南工商史料》（第三辑）（内部发行，刊印时间不详）、中国民主建国会济南市委员会、 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印《济南工商史料》（第四辑）（内部发行，1992）、济南市房产管理局编志办公室编《济南市房地产志资料》（第一辑）（内部发行，1983）等，对商埠政治、经济、文化、房产状况均有重要资料收集。
进入21世纪，涉及商埠的专题性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城市规划、建筑等多个侧面对济南商埠进行了论述。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徐华东主编《济南开埠与地方经济》(黄河出版社，2004)、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济南老字号》（济南出版社，1990）等几部著作以及董建霞《济南自开商埠始末》(《齐鲁文史》2004年第2期)、张华松《济南开埠章程的特点》(《齐鲁文史》2004年第4期)、王音《近代济南商会初探（1902—1927）》（山东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杨天宏《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等几篇学术文章，均在经济史方面对济南商埠进行了探讨；而王西波《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3年第2期）、汪坚强的《近现代济南城市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清华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等文章，则从城市规划史的角度对济南商埠进行了论述。另外，人口史方面有万强的论文《近代济南的人口与城市发展（1904-1936）》（内蒙古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建筑史方面主要有张润武、薛立合著《图说济南老建筑•近代卷》（济南出版社，2001）。这些专著、文章的特点是，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阐释了开埠对济南社会变迁的长远影响；以商埠早期开辟研究居多，研究的重点在于开埠的背景、原因、特点和意义。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首先许多学者将济南商埠作为大商埠的范畴来进行研究，模糊了济南商埠和商埠区的概念，致使商埠研究成了济南研究，这样对于商埠本身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深度；其次，缺少具体而深入的个案剖析，在城市规划、人口、工商业史的研究中虽涉及到了商埠，但由于已如前述的缺点，商埠仅是其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重视程度不够，也就很难寻找到符合商埠本身发展的规律性答案；第三，在史料挖掘上仍欠深入。档案、报刊、回忆材料等是研究济南商埠的重要资料，但这些材料挖掘的也非常不充分。例如关于济南商埠商会的原始档案资料就很少被人发现使用，类似的情况在城市规划、工商业、人口等方面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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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在近代发展成为一个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的胜地，涌现出许多象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杰出的人物。然而也是在近代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上，湖南也没有摆脱历史的践踏，经历了天灾人祸，人民生灵涂炭，现从《申报》来看一下该省1918年的灾情及赈灾情况。
导致湘省发生1918年大荒的原因，不仅在于天荒，而且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祸。从天灾情况来看，“去岁水患虫灾，收成异常欠薄”，[1] “今春又遭水灾，灾区甚大”[3]“前数日间，又复有洪暴发”，[2]同时，又由于“距秋收之期，尚有三月之久”致于[2]从人祸来看，多兵患，由于“湘省地当要位，民国以来，屡被兵士蹂躏，” [3]致于“元气大伤”，[1]以醴陵、武阙县为例，醴陵“七十五县之间，受灾尤甚” [3] “该县自经张敬尧兄弟总兵烧抢之后，全县为墟，盖藏空虚”, [1]而“武阙县属， 远因军事匪劫，近因虫旱水灾，以素号丰裕之区，转成荒象极险恶之域”，[8]而政府方面，粮政措施的失误，也是造成大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政府以每石米可收特捐照费纳税等项，不顾及民食，徒借口活泼金融任各米商领照运出，” [2]而且照旧借饷，致使“县仓虽有精谷万余]石，又被湘军挪借一空”，[2] “加以去岁谷米驰禁，运出亦复不少”。，[1]
此次湘省大灾带来严重的的结果。灾情之重，“亘古所无，灾区达四十余县”，6、以醴陵为例，“本月初闻北乡有饥民千余人” ，[1]而“该县石姚家坝各车站，恒集饥民数万，每当火车开行，即请求附车他乡乞食，附近庙宇，不能容纳，则露宿荒郊，呼救之声，昼夜不绝，多数卖儿鬻子，苟全生命，穷毕之乡，不能得食者，则是菜根树叶，以及观音土等物，因之至病而死者甚多，” ，[1] “自醴陵发现饥荒，继之而起着，有沅江，汉寿，安乡，华容，芷江，乾城，桑植，安化，新华等十余县，其中最惨者，首推沅江乾城，该两县不仅米麦无有，杂粮绝迹，即青草菜根，亦几等于黄金白银，间有极糙之米，每升须钱至四百余文，以故因饥饿而倒闭，或以无可谋食而自戕者，不知凡几”，[2]不幸的是，“前数日间，又复有洪暴发”，导致“官田一带，平地突起，纵横百余里，尽成泽国，所有田畴，冲毁殆尽，牲畜之溺毙者，更不可以计数，余波所及，茶陵安仁，遭水患。因之涞江各属，又嗷嗷待哺矣”。[2]熊秉三君从湘省来上海，目击了灾民情形，云，“草根树皮，亦已食尽，三十岁以上之女子，论斤出卖，每斤仅售铜子八枚，男孩每斤仅售铜子四枚，且无受主”。[3]
赈荒的原因  严重的灾荒，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县城内外，贫民则无处觅粮，富家则连被捣毁，贫富无不人人自危，其犹都市之荒象耳，边远山区，其危险更有十倍于兹者，如江口一带，连年迭遭匪劫，不能耕种，赤地五六十里”， 对于省城来说“逃荒来省者数千人，省议会以现在各属饥民糜集，又值退伍员兵第二次发给欠饷之期，且闻地方匪徒，亦有蛊惑饥民之事，颇为危险“，，[1] “民食恐慌，市面为之骚动”，[2]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不利于统
治者的统治。
湖南华洋义赈会灾情调查表
灾情等次   灾区   受灾人数   受灾总人数   所需赈款总数
甲等   芷江   一百零八万   一百八十四万
   九十七万五千元
   保靖        
   永顺        
   龙山        
   桑植一百八十四万        
   永绥        
   古丈        
   安化        
   醴陵        

乙等   新化   八十四万      
   溆浦        
   汉寿        
   慈利        
   乾城        
   麻阳        
   黔阳        
   辰谷        
   大庸        
   石门        
   保庆        
   沅陵        
   沅江        
   凤凰        
   绥宁        
   通道        
   婧县        
   会同        
   武冈        
丙等   湘乡   两万      
   攸县        
   南县        

于是政府也急迫救济，但以醴陵县为例“经官绅数次急电上书，请发急赈，而省政府仅发仓谷两千石，赈款两千元，杯水车薪” ，[1]毫无作用，“赵省长亦深恐暴变，已定于十四日午后二时，邀集绅商各界等开备荒会议筹商一切云”。[2]而“地方官绅迭次会商决照去年前例，将现有各公开财产，向省政府抵押现款十万元，尽数购买谷米，分配于各县百零八境” ，[1]。
湘中士绅“西望乡关，顿觉心疼，既无救济之能，又不能坐视本县父老兄弟姐妹受罪，无已只得合怨钧座，派员采办米粒，前往赈济，以救残暴”，[8]且“已于日昨决议，请熊秉三氏筹垫现款，托驻汉湘绅刘茗唐等，购运芜湖米二三万石来湘，如或不足，再行续购”，[2]熊秉三从湘省来沪，目击灾民情形，于是“约同旅沪乡绅聂云台剧及上海华洋义赈会朱葆三王一亭诸君，宁波同乡会，邀各界领袖，集议救济办法”，[3]熊希龄等也“求拨付加货捐一部回湘”，但“院覆湘省灾况，未据该省长官具报，所请未便照准”[7]。
但在此灾难中，也有部分不法商人和大户囤积居奇，“不独米主如是，亦未近邻亦然”[4]。
在此次的赈灾活动中，洋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华洋筹赈会的组成来看，此会由此湘中外人士组织成立，“英美日三国领事为名誉会长，会务分五部办理，各设华洋主任两员，出国人外，还有总务主任青年会董事饶伯师，调查主任美领事亚教司，赈灾主任遵道会牧师邓飞童，采运主任德国牧师翰理生，会计主任日人班章口明”，[6]他们“每周开干事会两次，开启各灾县赈务，亦令由各知事协同教会地神员负责办理，现第一批赈款两万六千元，也以拨发各县” [6]在中国的慈善机构中的这些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驻华官员，为赈灾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的慈善组织，更是成了这次赈灾的主力军。如宁波旅沪同乡会，“设宴邀请中国救生会，仁济堂，连义普会，普善山庄，暨本埠慈善家，劝募急赈”.并筹备组建湖南急赈会， “事务所于本埠宁波路中国济生会内，当由济生会，仁济堂，联义善会，普善山庄，共认捐洋五千元，熊秉三君捐洋一千元，又捐洋两万元，当场认捐台计有三万数千元等”。[5]上海女界义赈会也积极支援赈灾活动，经过其“散赈，恐慌稍减”，[6]华洋义赈会，“召集临时会议，限定灾区等级及摊派数目”，按照灾情情况，将灾区分为三等，按等次摊派。“一等县拟摊派五千元，二等二千元，三等千八百元至六百元，约计共筹款九万六千六百元，”“该项赈款到湘时，宽由本会分发各县教会承领，会同各该县知事士绅切实查放，另由本会拟共放赈办法简章，分行查照办理，总以灾民得沽实惠为主”，[9]上海各慈团亦募款而来，并派员来湘，监督放赈。
经过政府，慈善机构，湖湘绅士以及部分西人的大力支援，使灾情有所缓解。在秋收以后，由于粮食短缺问题得以解决，灾情几乎消灭。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西方人士，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他们中不乏有人对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能够引导历史潮流的阶层，是出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士绅，他们组建并领导了中国的基层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救济，抵抗侵略的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1] 澧陵大饥之惨状            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申报第二张
[2] 湘省大饥之惨状            中华民国十年五月十八日      申报第二张
[3] 湖南筹赈会假甬同乡会开会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五日 申报第四张
[4] 湖南之饥荒              中华民国十年六月二十日      申报第三张
[5] 湖南急赈会之筹办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六日        申报第四张
[6] 湖南华洋筹赈会成立之电告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二日      申报第四张
[7] 专电二  北京电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七日      申报第四张
[8] 湘省荒象之泪闻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八日      申报第四张
[9] 湖南华洋义赈会来电两则      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申报第四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