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及其评价

oliver197411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及其评价

（此文系本人上徐有富老师文献学博士课程的作业，系本人原创，特此声明！）


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主张发达近代科学，改变固有陈旧学术风气，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其后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更明确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 关于史学与史料学的关系，傅斯年先生大致有以上两种说法，意思大同小异，为行文方便，将这一说法归纳为“史学便是史料学”。
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来源如下。

一、 “五四”以来追求科学研究方法的态度。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他1917—1918年受教于胡适以后，开始摆脱中国传统学术的束缚，专注于探讨治学的方法。他在《新潮》中开辟“故书新评”栏目，介绍读书入门途径，宣扬治学方法的重要性，希望建立一种摆脱了传统史学束缚的、客观的、实证的、近代的“科学史学”。胡适对傅斯年的影响很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出要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制定了整理国学的几个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以后傅斯年提出国学题目的解决与推进是“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这种精神在语言学和历史学里是必要的，也是充足的。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 其思想与胡适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扩充工具”，就是要更新陈旧的语言学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采取近代西方的科学观念和方法。

胡适的许多理论主张，都在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得到了实践。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有这样几段话：“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 “他可以不动笔，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去创造那逼出证据的境地与机会。” “只因为纸上的材料不但有限，并且在那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胡说。” 研究语言、音韵，“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 “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 “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单单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使用什么材料。” 这些思想，日后都变成了傅斯年和史语所行动的纲领。胡、傅之间的默契，正实现了历史学早期科学观念的提倡和实践。

其次，傅斯年早年有过留学欧洲的经历，曾留学英、德，努力学习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泛涉猎心理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在他的史学实践中，不仅使用了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还有心理分析学的方法，有进化论、统计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有解释学的方法。这些都来源于其早年所受的科学方法的训练。

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兰克为首的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探明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们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史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史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对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和辨析，辨别真伪，确定其价值。傅斯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张广智认为，“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在中国形成了兰克学派的分支”。

第二，中国优秀学术传统尤其是清代朴学的影响。

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的优秀学术传统给傅斯年先生以极大的启发。他感喟道：“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年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一面修五代史，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一面却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司马光作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他和流攽刘恕范祖禹诸人诸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凡通鉴和所谓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详细考定的结果。” 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乾嘉以来的一批学者做学问的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傅斯年先生对此极为欣赏，称赞清代朴学是科学的学问，“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 “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甚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为朴学可以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 他所说的几种事业中，无疑也包含他所致力的史学在内。他创办史语所之后，坚持“我们的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可见其受中国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影响之深。

第三，对于旧史学的反思。

傅斯年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他思想激进，想把千百年来附着在旧史学上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之类腐朽的东西，都从史学中剔除出去。旧史学主张“文以载道”，把史学作为传道的工具，把封建的统治秩序粉饰成合理的、万古不变的真理，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傅斯年说：“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同时，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想流派都传入中国，它们相互交锋，激烈争论。傅斯年先生反对利用史学为普及这个运动、那个主义服务，力图保持历史学的纯粹的科学认识功能，“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因此他强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反对加以疏通，对史料妄加解释，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 这在当时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是相当有力的。

   第四，源于求真的史家之责任。

  “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中国史学的大家司马迁，揭示了史学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本身。中国历史上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家一直为后代所称道。近代的一些治史大家都秉承了这一传统。如梁启超关于存真史的探讨，胡适“小心求证”的方法，范文澜倡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同样傅先生也具有一种中国优秀史学家所共有的求真的优良传统。而求真的关键在于把握资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是最重要的，因此傅斯年强调，“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第五、新材料的发现和应用是推动史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

傅斯年意识到新材料的发现乃是推动史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 “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傅斯年先生认为建立近代的科学史学就必须扩充史料的范围，不能仅限于纸上的文献资料。所以，他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就把工作重点放在田野考古上。在他看来，“（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因此，他主张研究直接材料，扩张材料的范围。他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遂有殷墟的考古发掘，有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也有了民俗和民间方言的调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史料范围的扩充是傅斯年的近代史学所要追求的主要方面。

   因此，傅斯年提倡史料即史学，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摆脱传统旧史学，建立近代新史学所必经的阶段和必然的要求，是中西史学思想交汇的产物，有它的历史合理性。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料观的进步意义和偏颇之处。先说进步意义。

其一，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扩张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

中国历史悠久，历代遗留的史料十分丰富，虽然古代学者在史料的整理、鉴别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的研究活动往往只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而忽视了文献之外的一些史料如档案、简牍、古器物、古建筑、雕塑、民俗等资料。傅斯年以“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对史料学的内容做了充分的开拓。凡古往今来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遗留，不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遗留，统统被当作史料。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地下埋葬的古文字、古器物，地上遗留的庙宇建筑、石刻雕塑，流传的民俗、传说、观念、信仰，以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档案、笔记、小说、戏曲、诗文、宗教典籍等一切文字的记录，都纳入了史料的范畴。这就大大扩大了史料的内涵，摆脱了那种文献到文献陈旧的研究方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史学领域。

同时他还在其思想指导下，动员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比如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民族学语言学的实地调查等。这些成就无疑都对当代史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其二，消除旧弊，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和工具。

中国古代传统的史学重视史书的编辑，却忽视史料搜集整理。很多史学家不去认真采集史料，而是对前人提供的材料进行修饰、整理、加工，然后撰写出史书。这就不是“客观的史学”。元、清政府“最忌真史学”，以致采集整理新史料的优良传统日渐衰竭，虽然当时编撰史书的风气昌盛，但当时很多人都是“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 因此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的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中国的史学才会日益进步，赶上世界史学的潮流。傅斯年力图扭转史学界那种用个人观点曲解史实，依照伦理观念选择史料，按照政治需要写作帝王家谱、教科书的封建主义史学观点，使史学向着“求真”“求实”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

他还积极引入了各种科学的方法。他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者之工具。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就已经认识到社会、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必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必然要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号召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学，这无疑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其三，强调了史料在史学以及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

“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核心内容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傅斯年极力提倡全面地搜集各种历史资料，他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古人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的缘故。“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 他认为，要扩充史料，关键在于图谱文献记载的樊篱，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强调全面收集各种学术材料，更强调收集新材料。他指出，近代西方学术之所以迅速发展，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 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无疑为当时的史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一点与陈寅恪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寅恪也主张使用新史料，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但傅斯年先生在强调新材料的时候，也重视对旧材料的继承，“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

其四，提倡一种对待史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傅斯年先生提倡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待史料的精神，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 他的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还有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是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把史料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和起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把史料学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史料轻史观，重考据轻思辨。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史学家依然继承乾嘉学派的风气，专门在个别的、具体的问题上下功夫，不能全面地看透社会的发展，不能写出贯通性的著作。而且研究具体问题时，也往往不能置之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或者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以致陷入繁冗琐碎的考证中，而不能发现历史事实和现象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及其联系。


参考文献：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版，P1301。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P33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第二集。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9。
  胡适《胡适作品集11•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版，P150。
  同上，P153。
  同上，P154。
  同上，P155。
  同上，P155—156。
  同上，P156。
  张广智《克里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P16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2。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P1456。
  同上，P146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8。
  同上，P1314。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P33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10。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P57。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P1404。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8226;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P341。
  同上，P37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4—1306。
  同上，P1310。
  同上，P1314。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4。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8226;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P33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07。
  同上，P1306。
  同上，P1301。
  同上，P1312。
  同上，P130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第266页。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8226;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P37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P1312。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P1404。

agun672

批评的没汪荣祖狠;不妨看看他的学林漫步中的文章及史学九章中的专论

oliver197411

汪文由于写作时匆忙，未能参考。请兄详细告知一下，以便修改本文。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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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写得很不错的

agun672

没扫描仪真痛苦!
1.傅氏于抗战前告诉张贵永(著有 兰克的生平与著作),他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傅氏受兰克的影响,又添一旁证.-----史学九章 P23
2.最早通读兰克主要著作的国人,可能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徐光(子民)先生.他于民国4年(1915)在北大讲授德语语文与历史,傅斯年曾是他班上的学生.-----史学九章 P25
3.科学一词在欧陆的用法,乃指任何学科的有系统求知,兰克所谓"历史科学"(Geschichtswessenschaft),亦即此意;然而在英美以及中国,"科学"一般都作自然科学解,因而傅斯年才会有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的心愿......对兰克而言,生物学与地质学都是自然科学,他决无意把史学变成自然科学的一种,他只不过是要把史学提升到具有科学尊严的地步......鲁氏(美国鲁滨逊 著有 新史学)明言,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化学甚至人类学那样的科学,然傅斯年等均视而不见,当时中国史家鲜知鲁氏之新乃对兰克之旧,不满长期以来以政治史和通史为专业研究的对象,以翼开拓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领域.-----史学九章 P28
4.史学方法论不断翻新,然而史学求真的本质仍不应动摇,因而档案资料的收(搜?)寻与考证仍不可废,惟中国近现代史学,往往局限于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论,以至于与传统的乾嘉朴学相映成趣.所谓乾嘉余孽之讥,实际上是旧瓶已装了部分洋酒.-----史学九章 P32.
5.但是傅斯年对科学的理解是英文字的定义,他要把史学建立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不仅仅是以考订史料,追求真相为目的而已,......这种科学史学近代西方也有,傅斯年实借自西方,但早已证明是走不通的死巷,若谓科学的史学已经建立,未免耸人听闻.......傅斯年一方面将史学等同史料学,另一方面又要建立科学的历史....什么严重的后果?傅斯年心目中的科学史学固然没有建立,而史学已沦落成为史料编辑,史家认为史料自己会说话,误以为收集资料就是研究.
------学林漫步  P142

以上供参考

oliver197411

衷心感谢agun672兄指点！！！！

agun672

抄书而已,不必言谢;

另"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兰克为首的西欧实证主义史学"是值得商榷,实证主义史学是唯物派的,而兰克是与之对立的唯心派,因为他深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史学九章 P25

bibliomaniac

最近的龙源里面某杂志有写黄侃的文章，说到他还有程千帆等人就比较反对这种“材料至上”的治学方法，等找到了，转过来大家看一看。
“发掘新材料”和“融汇西学”，据说是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区别于传统的两大特点。好处如oliver197411兄所言，确实不少，但如果过分强调，弊端也很多。“发掘新材料”，总比在以有的旧材料之间求“打通”来得容易，因为这通常是别人研究过的，不容易出新成果；“融汇西学”，最好要有贯通中西的学问，但现在别的不说，精通文言并且精通外语的恐怕没几个人。语言尚且不过关的话，充其量就是弄些新鲜玩意评些职称，对学术的发展未必有多大作用。
近代特别是王国维以来的学术研究，好像这些观念影响最大。也许网络的出现，对这一现状会有不小的冲击。因为网络使很多领域的研究变成搜索，即由research变为search，差不多可以归入“发掘新材料”的范围了。这些工作容易解决了，深入发掘材料背后、材料之间的灵魂的工作可能会复兴吧。

oliver197411

感谢bibliomaniac指点！！

看到兄在国学数典与苏鲁支的讨论，受益匪浅！

bibliomaniac

引用第8楼oliver197411于2006-10-12 01:19发表的“”:
感谢bibliomaniac指点！！

看到兄在国学数典与苏鲁支的讨论，受益匪浅！

见笑于oliver兄了，那样的帖子我是冒着闹笑话的危险贴出来的。我在想，那样理解《学而》难道我会是第一个？如果从来没有人这么理解，那么很可能这种理解有天大的破绽。但既然脑袋里有了这么一块结石，就当砖头抛出来，那里高人不少，如有人愿意指正，总能受益。再看看吧。

bibliomaniac

转贴《读书》2006年第10期文章：

我们怎样理解黄侃
◎张晖

　　世人关注黄侃，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这两种取径，各有其立场与用意，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随着学术的转型，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既令今人无法企及，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黄侃性情刚烈，平日嬉笑怒骂，臧否人物不遗余力，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率性洒脱，遂使五十夭折。这些，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所以，在黄侃和我们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日子久了，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学怪”形象。
　　这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这些，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余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的《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发现”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一九三一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黄侃给予我的感动》，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63页）
　　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而他之所以会认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弄清《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的留学记》，62页）。正因为如此，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并记忆终生。
　　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资料主义”的学风，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无法确知。但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做研究，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二重证据法”，简单来说，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古文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2页）。后来，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219页）除却第三点外，前面二点也都是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
　　运用新材料，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寅恪随即在一九三○年所撰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罗志田先生曾有《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二○○○年第四期）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罗先生认为，吉川所谓的“资料主义”或曰重视新材料，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似乎特别有趣味。
　　世人流传论黄侃治学，一味尊崇许慎《说文解字》，但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见《量守庐学记》，122页）胡小石先生也说：“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极力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金陵大学校刊》一七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他的说法，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年出版的《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如《己巳治事记》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六日“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黄侃日记》，528页），《读战国策日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大学借得《殷墟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与富晋书，告以汇款，仍托求甲骨书”（《黄侃日记》，583页）。这方面的内容，卞孝萱先生在《读〈黄侃日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二○○四年第四期）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
　　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寄勤闲室日记》一九三一年正月初一（二月十七日）：“理书。以敦煌出书及龟壳文字之屋中架上。”如果只看这句话，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甲骨，但接下来《日记》中就冷嘲热讽道：“近世之所谓古学也。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日记》，667页）可见，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但还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有保留的接受，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黄侃曾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蕲春黄氏文存》，221页）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历经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推动，声势尤其浩大。这种情势，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专门提出“历史学”，加以严厉地批评。
　　重视新材料，随即便带来如何处理新材料的问题。陈寅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陈寅恪的立论自然在于强调新材料的重要，使得学者要谨于言“无”。但黄侃却认为：“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曰言有不言无。”（《蕲春黄氏文存》，119页）黄侃认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言有不言无”，那么，在既“有”的旧学说面前，新材料的发现只不过增加了旧有学说所“无”的东西，而未必对旧有学说既“有”之部分产生补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材料可以说未必有用武之地。
　　黄侃对当时学术主流的保留、批评意见，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新材料的问题。如考据之学从民初以来，几乎就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几乎都醉心考据。黄侃却认为考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说：“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蕲春黄氏文存》，221页）可见，黄侃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方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损害固有学说的前提下，才有存在的价值。
　　黄侃的这些言论都是与门人私下交流的感慨，并未形诸文字或公开批评。对当时的主流人物来说，黄侃只是一保守的国学人士，他有什么意见要发表，自然也不太在意。但黄侃的这些想法既然对门人加以述说，那么他的一些核心思想，就会被门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如黄侃对于时人治学弊端的反思，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就大加引申，并形诸文字。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十月，金陵大学文学院创办了《斯文》杂志，该杂志的作者队伍是金陵大学的师生，不少都是黄侃的师友、门生，如刘国钧、高文、程千帆等，他们在《卷头语》中说：“今世治人文之学者，似有二弊，一曰考证，二曰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遂重考据。”批评趋新：“趋新骛奇，苟不经见，便为新颖；苟觉新颖，便是真理。”批评考据：“假考据以骇俗。”这些思路，与黄侃在世时所持意见，相当接近。程千帆在一九四三年《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中更注意到近代考据学风盛行得力于“科学”的推动，他说：“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朝政不纲，人心思动；所谓汉学，亦久亡将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亦以证据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斯文》三卷三期，亦刊《国文月刊》十六期）黄侃先前也曾简单提到过科学和“证据”的关系：“所谓科学方法，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蕲春黄氏文存》，222页）可见，对于当时已经到达“骇俗”的考据学风，黄侃的门人弟子一直在延续黄侃的思路，不断加以反思和批评。程千帆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指责他怀疑考据，所以程千帆写了一篇名为《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辩论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反之，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在《文史杂志》和本刊（指《国文月刊》）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便是显明的证据。不过我觉得：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而非它的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国文月刊》六十八期，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6页）可以看到，从黄侃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到程千帆反思考据学风盛行之缘由及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的说法，一直伴随着对晚清以来主流考据学风的反思。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学生延续与发展师门学说的一个典型事例。
　　黄侃一向重视带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蕲春黄氏文存》，223页）程千帆发展了他的学说，他想必十分得意。黄侃一生广收门徒，除在上庠授课所得生徒外，他的学生，还可以分成两种。徐复观说：“谈到黄先生收拜门的学生，就我所了解的，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有钱的子弟，他收来凑热闹。记得我有一位姓卢的同学，文字不很通顺，但因为他家是大木商，不久也成为黄先生的拜门弟子；他的责任是逢年过节送礼，听戏上馆子付钱。当时我们自然很瞧不起这种人，不过这只是偶尔的情形；而在现时看来，有钱的子弟，因慕名而肯为穷广文花几文，也算是难得的。另一种拜门弟子，多半因为天资很好，激起了黄先生爱才之心，而被黄先生收录了。拜门后他也只告诉学生，应读些什么书；有问题时，可以向他提出来问问。例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疏证》，便是他要我从头到尾，细读一过的。”（《关于黄季刚先生》，《政治评论》十卷三期，26页）因为这样，黄侃的弟子中也不全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尽管如此，黄侃门人中如范文澜、孙世扬、刘赜、骆鸿凯、金毓黼、龙榆生、陆宗达、杨伯峻、汪绍楹、徐复观、张汝舟、刘太希、常任侠、武酉山、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管雄、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据这些门生弟子的回忆，黄侃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是非常严格与尽责的。殷孟伦回忆说：
　　为了戒我荒嬉之病，先生教我课余就到他的寓所，为我安排学习，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一不骛外，二要习惯耐于久坐，下苦功夫。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量守庐学记》，139—140页）
　　这样手把手教学生，学生只要自己努力，就可能有所得。不仅如此，黄侃教导学生，往往希望他们唯学问是求。潘重规回忆说：
　　民国二十三年，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员满三年后，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博平（赜）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论名义，是教授；论薪水，也接近专任教授的待遇。正准备签约，季刚师突向罗志希（家伦）校长推荐我为中文系助教。其时志希先生兼任边疆学校校长，他说：“中文系助教额满，而且起薪只有国币一百元，不如请潘君往边疆学校任讲师，名义待遇均可较优。”季刚师说：“我要叫他回来，多教教他，你就调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讲师吧！”……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确实是爱人以德，只望我们学问有长进，不为我们求名位。（《母校师恩》，见《薪火九秩——南京大学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51—52页）
　　可见，黄侃在教育学生方面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很多学生在回忆黄侃的时候，也都会提到黄侃性格上的激烈与古怪，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好以及期待之高。黄侃虽然五十而殁，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下来，这无疑是黄侃用心育材的馈报。
　　我在编选《量守庐学记续编》的过程中，感觉到了理解黄侃的不易。几十年来，黄侃的亲人、友人、门人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研究文字，更不要说充斥于报纸杂志的品评与八卦文字。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断在想黄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拨开重重的文字迷雾，来达到认知黄侃的目的。但是，我也只想“取一瓢水饮”，来看看作为一名学者的黄侃，如何应对他所处的学术界？如何观察他周遭的学人与学术思潮？
　　无疑，作为当时的国学重镇，黄侃对于外间盛行的各种学说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在私下反对重视新材料和考据的主流学风，但没有盲目地反对，他有理据，也有论说。可以想象，黄侃身在中央大学，却一直冷眼旁观着北平的学术界和中大隔壁的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四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由上海迁往南京北极阁，与中央大学毗邻）。黄侃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警惕与疏离，这是他清醒甚至自觉的选择。与此同时，黄侃积极地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通过精心培育学生来传承下去。可以说，黄侃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今日来阅读黄侃，对于这一点，似乎尤其不宜忽视。因为，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魏公村西口

   （《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版；《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张晖编，三联书店即出）

感谢兄台的积极参与，特送上1分以示感谢。

宋公明

说句题外话。
黄侃先生虽然有许许多多名士脾气，以至时人目为狂怪。可是看他的操守，也有底线，我以为就是“尊师重道”。侍奉太炎、护持师说，是为“尊师”；拜门左盫、治学授徒，是为“重道”。两者又是一致的，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bibliomaniac

多谢robertchrs版主慷慨赠威望，汗颜……宋公明兄的评价好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