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

bigcat2003

《东京审判》：对中国观众智力的不信任
2006-09-11 09:04:24　http://culture.163.com/06/0911/09/2QNQR0PL00280004.html
来源: 牛博网　作者：魔鬼教官



　　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
即使不是因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评价表而得到免费的机会，我也会对新片《东京审判》好奇地看个究竟。因为我多少对有关东京审判中日双方的观点都看过一点，在今天中日关系再次跌入谷底时，这段历史被第一次在国内正面表现会是怎样。

无论是从我们一般对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是从市场反映来看，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虽然影片主要情节是试图复现法庭审判过程，对今天中国观众的胃口来说，也许会显得冗长，但目前国内对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关心程度，都决定了这部片子绝不可能冷寂。

我把这部电影定位为一种“民族励志”片。因为影片主要表达的几个冲突，都在努力刻画和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会在任何国际舞台上被人瞧不起。电影的几个重头戏是中国法官该占据何席次、是否该判处主要战犯死刑上的几个情节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员刘松仁，把梅当时因中国国力弱而遭人歧视，以及由此付出的种种巨大努力和内心所受的焦虑、煎熬，都表现得非常到位。这部电影，无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来激励今天的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把它作为一部朴素的“民族励志”片看待，我以为这种情节主线的设计无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历史事实，从梅汝璈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影片中重点反映的情节都是他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线索上围绕这个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开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挂着中华民国国旗的轿车在街头碰到两名失意醉酒的日本旧军人，这两人一边大喊“日本不是被你们支那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一边用酒瓶子追打轿车，接下来，被这幕场景激怒到极点的中国观众会感觉稍微爽了一把：美国司机跳出来开枪击毙了这两个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许是制作者实在是担心，如果这部电影只反映法庭争辩，市场恐怕很难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励志片里加进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恋：中国记者在法庭上遇见了当年的日本同学，这位也在做记者的日本女同学暗恋着中国男记者，另外一位待业在家的日本男同学暗恋着日本女记者，而且仇恨着给他带来丧兄之痛的中国人。这三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喝闷酒，而且，还要经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搅在一起，还和一位日本酒馆的老板娘成了熟人，这导致了老板娘在为梅汝璈献舞时被人开枪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怀里。

如果一部电影中有位演员的古怪表演能使观众凝视着他发呆，这该是一种灾难。电影《东京审判》的终结者是那位戏分很多的中国记者，他多半时候只会目光呆滞伸着下巴耍酷，话少且绝对的含混不清，有一种努力要从屏幕里挣扎着掉下来的颓废气质。后来经人提醒，原来他是Ｆ４里的朱孝天，难怪中国记者一直长发飘飘呢。当朱孝天在与他的日本同学争辩时，难得地咬着舌尖含混不清地说出一个长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吗？我的心难过地揪紧了，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也许他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历史名词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学嫉妒大作开枪击毙了日本女记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摇着女记者的身体哭诉道：呜呜呜，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吗？本来被一直被导演营造的悲愤情绪绷得紧紧的观众，终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来。

呜呜呜，导演，你不要歧视中国人的智力好吗？

前面说了，我一点不反对这部电影“民族励志”的立意。但即使作为“民族励志”片，其中几个场景还是值得商榷。比如，在关于是否要判处几位甲级战犯问题上，梅汝璈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的争议。影片安排了一场梅汝璈与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尔的对白，帕尔陈述他反对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据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命轮回观，这使得观众会认为，这场严肃的审判怎么把一个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观念的佛教徒搞来当法官，简直是在开历史玩笑。而事实上，东京审判的法官中，帕尔是惟一一位在国际法学上拥有权威地位的法官，无论他在东京审判上所持的基本观点我们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学修养是不可采用一种多少带有恶搞的方式来调笑的。

把帕尔法官有意无意地刻画为一个糊涂虫（有几句对白的法国法官可能也会给中国观众留下同样的观感），无助于让中国观众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严肃的审判的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借鉴美国好莱坞爱国主旋律大片的经验，就不应当采用故意损毁对手智力的办法，展现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碍主旋律的表达，反而显得真实可信。帕尔法官之在历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对日本战犯的死刑，而是坚持日本战犯无罪！此人在审判结束后，写了本６０万言的《日本无罪论》，成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国神社内就有帕尔的石像。

所以我认为，《东京审判》完全应当把中国记者与日本记者的三角恋之类的垃圾删去，而把重点落在东京审判过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复杂冲突，因为中国观众大多数都对此完全陌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观念冲击——但却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碍“民族励志”，相反，恰当地表现事实本身的深刻和复杂，会使“民族励志”避免只流于浅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东京审判期间，面临的挑战和可做“民族励志”之用的经历，远非中国与英国谁该排在第二之类的“国格”之争——这多少是对一个２４岁即留洋拿到法学博士的先辈的专业、智力的侮辱。事实上，东京审判过程中，中国在证明日军在华犯罪时证人证据上的一些遗憾表现，电影中若适当予以表现，对正在逐步接受现代法律观念的中国观众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民族励志”。

如果，要今天的观众从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经历体验民族曾经的悲楚，那么结尾多少有些坏人终被正义审判的调子就该修改。进入１９４８年，国共决战的最终命运已见分晓，全世界瞩目焦点早不是东京审判，而是东西方冷战的最新角力。东京审判早已准备虎头蛇尾准备潦草收场，甚至当时法官团们都不甚关心审判何时结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争取把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否则自杀以谢国人时，国人关心的早不是日本战犯元凶命运如何，而是自己命运如何。缺少了对这一重要历史背景的铺陈，梅汝璈那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苦涩便无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励志”又显得何其浅薄。

也许，这在今天的大环境下可能是对《东京审判》制作者的一种为难，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民族励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尝试，只看到他们对中国观众智力上的不信任。


相关：东京审判，审判了什么？

作者:陈希我

多年前，我女友认识了一个日本老人。她当时课余在东京五反田的一家吃茶店端盘子。老人年过古稀，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很和善的一个人。当他得知我女友是来自中国时，特别喜欢，让她称他为“おじいちゃん”（爷爷）。他经常来，还常带些礼物，有时候甚至怀疑他就是为带礼物才来的。不要想歪了，他并没有做什么，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性的人”，就好像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战争不忏悔。他最常说的两句话是：“中国真大啊！”，“中国人有梦想啊！”说前一句时，往往神情怅惘。他说他到过中国，我们分析，按他的年龄，应该是打过仗的。我们怀疑他当年曾经是日本兵，只是出于礼貌，不好向他证实。

不要说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缺乏内在的反省。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只是为了她指证方便。她带着美国政府的任务，用西方的知识之眼，在日本呆的时间还不到我的一半，怎么就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人批驳，比如作田启一就指出日本人不只是在他人面前会感到耻辱，一个人时也会，这就是类似于“罪”的内在制裁。没有这种内在制裁，就难以理解会出现东史郎，他好好地活在羞耻不被暴露就不感觉羞耻（按我们理解的日本文化）的日本，为什么要站出来自曝？而且，他的自曝还恰恰是背叛于自己的国家和集体，才真正落入了耻辱。

实际上，文化不是铁板一块，拿文化说事，只是打漂亮的太极拳。实际上日本人也是常人。那些日本街头的“右翼”团体的铁疙瘩宣传车，那高音喇叭，也让普通日本人感到厌恶；八月十五日靖国神社里的表演的“老兵”，也更多的给人幽灵一般不可思议的感觉，日本人甚至说：“头脑有病！”看看现在的日本人，你简直找不到半点当年日本兵的影子，当然这里不能排除他们一旦被动员就会成为合格的军人，但是日本人也是爱享受美好生活的，这点不会错。问题是，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得到？

当然靠勤劳创造。战后日本经过勤劳创造，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十几年前“泡沫化”了。我印象中那时日本报纸上最多出现的词，一是“泡沫经济”，二是“円高”（日元升值），这两个词都指向了脆弱，特别是后者。所以被山姆大叔的胳膊夹得痛苦不堪的日本政治家痛心疾首叹息日本是“经济一流，政治末流”。“末流政治”之下的“经济一流”的命运只能成为被吃的冤大头。联合国经费问题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于是我们很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日本的战争言论又多了起来。

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对广袤的土地艳羡不已，那“おじいちゃん”的“中国真大啊”，也难说不包含着这种羡慕。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这么广大的土地被中国人占着（占着茅坑不拉屎或乱拉屎）而不满。凭什么你拥有这么多，我拥有这么少？我吃不饱，却看着你把肥肉糟蹋。何况日本人极有危机意识呢。去日本看看那一片片填海造地，你就能深切体会到日本人对土地的渴望。为了让他们的国土不被风沙化，他们甚至跑到我们大西北替我们植树。据说当年最初被鼓动来侵略中国的士兵，都是来自没有土地、站不住脚的农家子弟，打到的土地就是你们的，是当时的战争动员口号。最先移民中国的“开拓民”，也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我们因此就明白那场战争的性质，我们也明白了，东京审判，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审判了什么？

我们说，东京审判审判了日本侵略战争之“罪”，但是在日本人，这只是作为审判的理由。凡是审判，都要有个义正词严的理由的。从1946年5月开庭到1948年11月终结，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这个所谓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审判者和被审判者是错位的。只有一点不错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审判者这么认为，被审判者也无可奈何地这么承认。但在被审判者的心目中，失败的不是法西斯主义，不是非人道，而是开拓权的丧失，发展权的被剥夺。他们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犯过侵略之罪，相反日本人还是把被侵略者的亚洲从侵略者手下解放出来。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借口。但也未尝不是事实。我们中国人就遭受到了这种侵略。说日本人没有“罪”意识，西方人有，那么西方人真有吗？知罪吗？即使知罪，能够允许知罪者犯罪、赎罪，又再犯罪吗？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对这问题，我们似乎没有很有力的回应。这问题一直被遮蔽。于是才有了今天的现实。如果小泉告诉他的国民，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战争，他们不会答应，但是如果他说是为了张扬民族精神，几乎所有日本人，没有理由不拥戴他。不要说日本人，即使西方人、中国人、韩国人，哪个会拥护不彰显民族精神的政府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抽掉了问题的实质。但更实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日本没有发展空间。如果问日本人，你们还要战争吗？他们会说：不要。但是你要问他们：你们要生存要发展吗？他们绝对说要。哪个会说自己不要生存发展的呢？生存权高于一切，发展就是硬道理，我们已经很理解。何况谁会说我发展到头、欲望满足了呢？说白了，即使日本不对中国动手，不对韩国动手，中国韩国到做大了时候，也会日本动手的，韩国也会对中国动手的。韩国不是已经开始侵略了吗？

当然发展不是侵占和掠夺。但是能定个界限吗？怎样的发展才不算是侵占和掠夺呢？当然我们可以大声说：有个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但是拿道德说事，众所周知，道德不是法律。所谓法律，也只是一种规范，在日本人那里，他们说成是战胜者对战败者“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所谓对罪行的诋毁，并不是关键所在。“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慰安妇”、“细菌战”、“人体实验”，即使不可诋毁，但是你可以审判他，却不能审判他的心；你可以把他一时打倒，他照样会翻案回潮。因为有一些非常根本的难以回避的东西。当一个人处境正常时，这些东西可能会隐藏起来，而当危机之时，它们就会逼显出来。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质。所以我也赞成“东京审判是不彻底的”说法，不彻底不仅在于没有彻底追究某些罪犯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没有深入追问我们人类的根本困境。我们可以审判对方所有罪行，可以戳穿对方所有抵赖，但是对普遍的人性,并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祈求良知，只能说：打到现在，不要再打啦，STOP！罪恶到我为止。但所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至今似乎没几个能做到，只是写在书里、挂在嘴上的一句圣言。倒是另一句话，估计还更有效力些：“你们中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砸她。”

警惕吧，彼此，阿门！(羊城晚报)

听说朱孝天的参演并非导演本意，而是有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