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经总要》的“战阵”看宋军“单纯防御”战术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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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经总要》的“战阵”看宋军“单纯防御”战术的失败



北宋自960年太祖“黄袍加身”建国至1127年为金朝灭亡，期间历经167年。在这期间，宋军先后进行了统一战争、宋辽战争、宋夏战争、宋金战争，还进行了镇压内部农民起义的战争，最后在北宋灭亡时几乎全军溃败，北宋可谓在战争中诞生，又在战争中灭亡。
宋军是中国传统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仁宗以官方名义下诏编修的《武经总要》则充分体现了宋军在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战术全貌。
本书从1043年起至1047年止，费时5年，由曾公亮、丁度负责组织一批学者，采集赵宋王朝军规、开国以来防边御侮的计谋方略和阵法以及前人用兵史实等绘图著文，编纂而成的，它是一部北宋武学、武举的综合性军事教程和将领必读的参考书，可谓是当时的军是百科全书。其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一般战法、车骑应用、奇兵制胜、本朝阵法，又有城邑攻防、水战火攻、特种条件下作战，还有军事要点、兵力配备、行军宿营、军事侦察……。前集二十二卷后集二十一卷，被后世研究者所重视。
本书内容太多，先看看和主题“战阵”有关的部分：
北宋乃至南宋本着“将从中御”的军事制度，深居宫室的皇帝为了遥控前方将帅指挥作战，往往于出兵前授予将帅阵图，以规定具体战法，根本不管前方的实际战况如何。而这些皇帝又是从小深居宫中，从未经历戎事的军事外行，但却又自作聪明地对出征将帅“叮咛详密，授以戍算”，并不断用“手诏”、“手扎”等号令诸将。实质就是对将帅进行“瞎指挥”；因此，尽管北宋统一之后所进行的战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仍然我行我素。《武经总要》中得到描述的军阵——常阵、平戎万全阵和“本朝八阵”分别介绍如下：


（1） 常阵： 北宋军队征战，一般要把参战部队区分为前锋、后卫等部分。由各部分分别组成的战斗队形，则称之为常阵。它包括下列诸阵：

①  先锋阵，是由前锋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前锋部队类似于现代的前卫部队。前锋的任务是“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因此北宋也同历代一样，“选精兵，置先锋阵”。
② 策先锋阵，是由策应先锋的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置阵在先锋阵后”。此阵由“骑将一员统之”。当“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为应援”，以制敌“奔突”。
③ 大阵，亦称中军阵，是由主力马、步军所组成的战斗队形。一般成长阵（纵队）或方阵。排阵时，“以步军枪刀手在前，杂以旁牌、标枪，当阵面联布、木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而强弓劲弩在其后排列。同时，“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总之，主力是以“车营”的形式，排成四面防敌“戎马突驰”的阵势。需要出战时，四面开门，放“战队”出战。
④ 前阵，是部署于“中军大阵之前”的奇兵。《武经总要》说，“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无败”。
这当是北宋布置前阵的理论根据。《武经总要》还引述风后握奇图和辽军布阵之法，认为奇兵数目应当占大阵兵数三分之一左右。
⑤ 东西拐子马阵，这是直接保护大阵的一种布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之所以置此阵，是鉴于“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此阵兵力数目，也是量大阵兵的人数而为之，且临时抽拣而成。
⑥ 无地分马，是中军大阵所控制的机动部队。布置在“大将军营阵”的四周，“备缓急驱使”。其兵由各指挥（营）所组成的战队里抽调。机动部队的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⑦   拒后阵，亦称“殿后”，是由后卫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布阵于中军大阵之后，以防敌人从后面袭击。宋人认为，在“军阵之制，粮道居后”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粮道断绝”，布拒后阵很有必要。《武经总要》说，宋太宗对辽几次作战的失败，都与“粮道”被敌“断绝”有一定关系。因此，从真宗开始，则注意置“兵殿其后”，以便“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⑧“策殿后”阵，是由策应殿后的部队所组成的战斗队形。它在拒后阵与主力之间布阵。

（2）平戎万全阵
       平戎万全阵图，是宋太宗赵光义于雍熙中亲自制作并授予大将军的，故颇受重视。《武经总要》特“存其详”，并冠于该书诸阵之首。其阵法是：
            中军大阵由三个方阵排列而成，是全阵的主力。每个方阵周长二十里（折合360步×20=7200步）。每五步为一“地分”，每“地分”用大车一乘，步兵二十二人防守，另有无地分兵（即机动的预备队）五千人居方阵中，每方阵共用步兵三万六千六百八十人。三个方阵共十一万零四十人，另外加望子（即观察兵、陈望哨兵）二百四十人，总共步兵十一万零二百八十人。
            前阵与后阵（即前锋与殿后），各两列骑兵。前列骑兵六十二队，每队五十骑，共三千一百名骑兵。后列六十二队，每队三十名骑兵，共一千八百六十名骑兵。两列共四千九百六十名骑兵，另加探子（侦察）四十名骑兵，总共五千名骑兵。前后两阵共一万名骑兵。
           东西稍阵（即左、右翼），各两列。前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五十名骑兵，共六千二百五十名骑兵；后列一百二十五队，每队三十名骑兵，共三千七百五十名骑兵。每阵共一万名骑兵，另有探子六百五十名骑兵，总共二万零六百五十名骑兵。

       总之，平戎万全阵，所用兵力共十四万零九百零三人（主力步兵十一万零二百八十人，前、后、左、右各阵骑兵三万六百五十人），另外还有用作车营防御的大车一千四百四十乘。该阵中军大阵的正面宽约十七里（每个方阵正面与纵深各五里，方阵与方阵间隔一里）；前后两阵每队正面六十五步，正面共约一十一里零七十步（65步×62=4030步，折合11里70步）；左、右两阵，每队占地五十步，正面共约十七里一百三十步（50步×125＝6250步，折合17里130步）。
      从上述布阵可以看出，这个“平戎万全阵”，乃是由前、后、左、右、中五军组成的约十七里见方的正方形阵势，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个军事史上罕见的巨型方阵，光正面就宽达十七里，外围有少量兵力警戒，其实质是把主力步兵放在中央，布成三个“车营”，把骑兵布置在前、后、左、右四周担任警戒与掩护，用以抵御敌骑兵的“奔冲突驰”。归根到底，是一种“以步抗骑”的防御部署。这种单纯的防御部署，显然不可能达到“平戎”这个消灭敌人的目的，同时也很难起到保存自己的作用。主力步兵在方阵正中依托战车的保护，抗御骑兵突击，而配置在外围的骑兵只担负警戒侦察任务，表面上牢不可破，其实是被动挨打的缩头乌龟。
      孙膑早就说过：“以一形胜万形不可”。想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应付瞬息万变的各种战况，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幻想。孙膑又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这就说明，各种阵法都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哪有什么“万全”之阵呢？
在中国军事史上，此阵发明者赵光义可算是闭门造车的头号笨蛋，他把赵匡胤的那一套“将从中御、强干弱支”的统驭之术无限度地发扬光大，以军事天才自命，实则刚愎自用、愚蠢无能。北宋禁军本极精锐，非身高五尺五寸以上者不选，侯选士卒还要教练武艺，“俟其娴熟，方送京师”，经军头司复验合格，才能编入禁军，但赵匡胤最怕武将擅权，便制定了“更戍法”，“内外相制，兵无专主”，而且“南北番戍，往来于道路，本以为可使之习劳苦，却反而造成居无定所，疲于奔命”。“士卒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军还到营，未及三两月，又复出军，道路劳苦，妻孥间阔，人情郁结”，严重影响了士气。
   “平戎万全阵”就是赵光义为了显示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搞的“发明”，赵光义最拿手的表演就是遥控指挥，每逢战事必定“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手制了“平戎万全阵”，自称是总结《李靖兵法》和《裴绪新令》的产物，强制推行，结果“人皆死守阵法，缓急不相救，以致于屡败”。赵光义却坚定地认为这是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两次幽州之战，所谓的“平戎万全阵”屡遭重创，千疮百孔，赵光义自觉颜面无光，又诿过于人，说什么“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叮咛喻之，中听者多至败事”；他本人对自己的发明相当满意，甚至不厌其烦地对每个基层单位都作了具体规定，“十人为列、面面相向”，连最后一点临机制变的权力也给剥夺了。在这套“叮咛详密、授以成算”的指挥体制下，宋军焉得不败。

“平戎万全阵”经多次失败后，到宋仁宗时，又增添了“本朝八阵法”。
据《武经总要·本朝八阵法》记载，北宋所谓的本朝八阵，系指方阵、圆阵、牝阵、牡阵、冲方阵、罘置阵、车轮阵、雁形阵共八阵。

   这八阵的名称是按裴绪《新令》（裴绪，唐晚期人，事迹不详。《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六》 记载，他著有兵书《新令》，现未见流传。）八种阵名起的。八阵所用的兵力和编队参照了李靖阵法，即：每种阵均用马步军共一万四千人列成。其中，步军编为二百队，每队五十人，计一万人；马军八十队，每队五十人，计四千人。每种阵，都按唐代军队那样，区分为中军、左右虞候、左右和前后共七军。各阵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广二步”。“本朝八阵”除圆阵（因与车轮阵同形异名）外，均附有阵图。各阵图中兵队的名称，沿袭了唐朝的军事语汇。图中的“驻队”，即北宋的“阵脚兵”；图中的“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就是北宋的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图中的七军名称也是沿用了唐朝的军事语汇，即：图中的右虞候、右军，即北宋的先锋、策先锋将；前军、后军，即北宋的左肋、右肋将；左虞候、左军，即北宋的殿后、策殿后将。
名曰八阵，但因圆阵与车轮阵本是同阵异名，故实际仅有七种阵。综观这八阵阵名、七阵阵图和《武经总要》所作的说明可以看出：八阵的阵名和各阵的特点，都与前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各种阵形的排列方法上，则与前代有本质不同。首先，前代各种阵形的变化，都是军队主力排列方式的变化，而宋“本朝八阵”的阵形变化，则主力总是一成不变的列成对四周防御的方阵，只是以一部兵力，甚至极少兵力，在主力方阵的前后左右，作些象征性的变化，以附会古意。其次，前代八阵虽然也有防御队形，但主要的还是进攻队形，而宋的“本朝八阵”，从实质上看，通通变成了“左防其左，右防其右，前御其前，后御其后”的四面防御队形。也就是说，各阵的主力仍然未脱离“平戎万全阵”的单纯防御的模式，其前代军队的进攻精神无一继承。这种情形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北宋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有着密切联系。
宋军动辄布阵、群集自守的乌龟战术在宋军野战中体现的最为突出。除了喜欢布阵外，《武经总要》卷三《叙战下》，详载了有关野战的三十三项规定，实际是大宋皇家军队的条令。其中有历代战争经验之谈，还算合理，不过有些条令则令人费解：
………..
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
…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
…凡军行，遇敌，既缩为方阵待战（大阵具军行次门）。
凡暴寒暴暑者，虽见大利，不宜进攻；
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
凡未测彼情，虽遇羸弱，不进攻之；
凡贼半隐半见，似惊似乱，必有谋，不进攻之；
凡贼数来掠我，激怒士卒，或偏师挑战者，不须应之，恐设伏陷军，等等。
《叙战下》规定的阻击战的打法是：“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追击战的战法，大体是：首先，把握好发起追击的时机，要求在敌精疲力竭、惶恐不安、急于逃窜，并且行伍不属之时，“我则追击之”。其次，发起追击之初，要注意队形严整，即在追击“约三百步”时，“须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然后“遣候骑审探”，当侦知敌人确实溃退，“则长驱追袭，仍分散逐之，勿令敌众得聚”。最后，追击时要防敌“有救援”，故追“过一里且止，则严兵缓进”。常法是，去敌“十里随之，昼则时时惊之，令不得食；夜则以火照之，以鼓胁之，令不得宿也”。
由此看宋军野战战术，也充满了消极防御的味道。如：“凡军行遇敌”，不是主动发起攻击，而是“缩为方阵待敌”；当敌“或击我前，或击我后”时，“须速令总管部勒逐方面兵相承”，以防阵中间为敌断绝。
这完全是一种在遭遇战中被动挨打的战术。我们知道现代遭遇战中讲究三先原则（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发起攻击），而孙子兵法也讲究“践墨随敌”，宋军完全是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主动攻击原则背道而弛。
再看 “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凡贼半隐半见，似惊似乱，不进攻之”等等，看似很有条理，而且十分谨慎小心，但是除了如此多的“不宜进攻”外，“精锐”的宋军什么时候还有适宜进攻的敌人存在呢？可见，宋军根本就是缩头乌龟战术，谨慎有余，勇猛不足。在作战中，战斗双方都要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做到“知己知彼”，然而在实际作战中，要完全做到这些是不现实的，或占有“天时”而“地利”不足，或占有“地利”而“人和”不足，或做到“知己”而“知彼”不足，这就要求善战的指挥者，充分了解战场情况，随机应变大胆用兵，不错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有利战机攻击敌人，从而把握战场主动权。一味小心也就不用打仗了，回家抱孩子最安全。实际上，宋军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宋朝庭长期实行的消极防御战略以及对武人的防范心理，“将从中御”就是典型的表现。
所谓防御战略，一般采取后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对方首先发起进攻的情况下，被迫实施抗击、还击和反击。由于一开始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持久的过程，逐步消耗、削弱对方的力量，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最后战胜敌人。从宋军的基本战术可以知道，宋廷采取的防御战略是典型的消极防御战略，是为防御而防御的单纯防御，他没有为了反攻或转入进攻的企图，实质上是一种为了求和的假防御。求和是目的，防御是手段；求和是真，防御是假。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两宋终其一朝在军事指挥上始终存在将从中御的问题！《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从中御”从来就是兵家大忌。所谓将从中御，就是指最高统治者（君主）对率军出征的前敌将领，不给以机断行事的指挥全权，事事必须禀承皇帝或朝廷的旨意行动。出征的将帅事事禀报皇帝，请示朝廷，怎么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而当机立断地去夺取胜利呢?其结果只能按照出征前君王的指示，墨守成规，被动挨打，招致失败。


参考：《中国军事通史》、《中国战术史》、《宋史》、《武经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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