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制度：中国百年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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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邱震海2006-09-09世纪风云  

从革命到制度：中国百年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恰好这一天，在台湾由施明德领导的倒扁静坐活动也将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这两件事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有着一定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即都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或正在进行的艰难探索，以及曾经或正在经历的挫折或弯路。

　首先，这里所指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或经济层面，同时也包括制度和精神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百多年前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与其说是源于物质和经济原因，还不如说更多地是由于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原因；同样，中国百年现代化之所以步履艰难，其根本原因也非经济层面的原因，而在于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原因。

　在过去百年中国历史上，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和强人，他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示，在历经百多年落后、沧桑的中国人民的心理土壤上，播下了现代化的希望种子。但由于历史和毛泽东本人的局限，这一种子却未能开出丰盛的果实，于是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今天中国的迅速发展。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程，一如在他们之前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历程，其实都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作出的艰巨探索和努力的一部分；只不过毛泽东以其巨大的建设力和破坏力，在上述四个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巨人中间脱颖而出，鹤立鸡群。

　任何一个政治强人的产生，都有其历史、文化和人民心理的原因。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过去五百年的持续衰落，到了百多年前，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为标志，达到最为惨烈的程度；唯其如此，过去百年中国仁人志士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努力，也达到空前惨烈的程度，其间就包括即将百年的辛亥革命和即将六十周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如上所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四个历史人物，就是在这一百年里，分别以其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百年现代化也留下了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其一是伴随着太多的血腥和暴力；其二是未能从根本上完成从革命到制度的转型，尤其是对国民精神世界成熟度的提升。无论是国共内战还是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今天台湾民主转型和成熟的艰难，都折射了这一点。其间原因既有中国文化层面的，也有中国现代和当代精英在新的历史进程面前无法自主把握的原因。

　过去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标志就是，中华民族逐渐从落后走向先进，从无序走向有序；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告别了强人时代、革命时代、暴力时代，甚至也已告别政治动荡时代，从而进入一个相对富裕、平和、理性、多元和制度建设的时代。问题是：这个新时代在制度建设上面临的挑战，就其艰巨性而言，丝毫不亚于充满坎坷弯路和惨烈革命的二十世纪；同时，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们更应共同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如何吸取一些世界大国已有的历史经验，尽快跨过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就制度建设层面而言，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台湾民主化进程无疑是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极为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台湾民主化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渐陷入了族群对立和「台独」的泥沼；再加上缺乏法治传统，台湾民主化至今未能完成从革命到制度的转型，因此才导致当制度无法解决贪腐问题时，人民不得已返回革命的手段。这是一个悖论，其背后则是台湾民主的无奈。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施明德领导的倒扁静坐是台湾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意义自然也不仅限于台湾本土，而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就目前而言，人们十分关心静坐是否会演变成一场流血革命，这其实也是对台湾民主转型的考验。另外，既然称之为倒扁静坐，能否顺利将陈水扁拉下马，自然是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但从本质上看，这场运动的过程较之结果更为重要。

　如果这场后民主时代的革命运动能始终以平和、理性的方式进行，由此对台湾包括陈水扁在内的某些政治人物寡廉鲜耻的道德观形成冲击，对台湾民众无法在族群对立和理性道德之间作出清醒判断的迷茫起到心灵洗涤作用，尤其是对台湾民众的民主素养起到提升作用，进而对台湾民主制度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那么无论是这场运动还是台湾民主转型，也许能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的一二个里程碑，否则将成为历史的又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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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