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洪秀全是因科举不成而发皇帝梦的吗？

numzero

时下论及太平天国时，有种流行说法，即洪秀全是因为科举屡试不第，受了刺激，所以才立志自己“开科举试”，并且在起义后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大加贬斥。换言之，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会爆发，实际是源于洪秀全这个落第读书人的“赌气”，而且这种赌气还直接影响到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

洪秀全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太平天国，这一点值得商榷，但我们今天要探究的是，洪秀全真的是因为科举失败而产生的反清的思想吗？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早已进行了多年的广泛深入考证，只是某些翻案者急欲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既没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稍做了解，也不肯自己踏下心来考证一下用作论据的“史实”是否确属事实而已。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洪秀全在1837年第三次赴广州应考失败后，就产生了“自立王朝，自己开科”的想法，依据是此次考试失败后洪秀全大病四十多天，并且发了那个著名的“异梦”，即自称曾上天见过天父皇上帝，受命下凡诛妖云。持这种说法的人一般认为太平天国的建立最初便是源于洪秀全这个受了刺激之后所发的“皇帝梦”。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在非学术领域尤其是网上极为盛行，其实却完全经不起推敲。最有力的反驳就是，洪秀全经过六年苦读之后，在1843年第四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如果说洪秀全在1837年就已经决心反清(不论是自认为是授命于天的救世主，立志“下凡诛妖”，还是赌气而发皇帝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洪秀全从1837年到1843年间没有为反清做任何思想或组织上上的筹备，反而在1843年再次应考科举？

在史料方面，唯一支持这种说法的是太平天国官方刊行的《太平天日》，这本书详细记录了洪秀全发异梦面见上帝的过程。但是，《太平天日》是一部后来编写的宣传材料，其主要思想就是神化洪秀全父子。它最初叫做《天启履历》，后来经过修改补充才于1862年以《太平天日》为名刊刻颁布。并且，它的主要执笔人洪仁玕\在其著作《太平天日》《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记》《英杰归真》乃至《洪仁玕\自述》中都明显有以神化洪秀全父子为目的改动甚至捏造历史的行为，例如那首著名的被认为反应洪秀全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日》诗，洪仁玕\在香港口述《太平天国起义记》时说是写于1846年，而到了《英杰归真》中却改口称其写于1843年，并且将首句“五百年临真日出”改为“天下太平真日出”，以显示洪秀全在当时已有反清思想。而同样是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都说洪秀全大病四十余日而痊愈，“自三月初一日升天，至送下凡时约四十余日。”但在其《英杰归真》中却说三月初四日鸟语喧哗、阴雨放清，洪秀全吟“鸟向晓兮必如王袍，太平天子事事可”诗，霍然病痊。同样是太平天国官书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别一种说法，说洪秀全三月初一子时升天，越两日下凡，复于初三、四升天大战妖魔，并在病中吟《十全大吉诗》。总之，无论是洪仁玕\本人的著作还是太平天国的官书，对洪秀全这次异梦的记载都时常是变化且自相矛盾的，而这些著作又全都是以神化洪氏为目的撰写。可见，太平天日》中关于异梦授命于上帝下凡诛妖的记载并不可靠，完全可能是出自事后的杜撰。

实际上，从1836年洪秀全得到《劝世良言》到1844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落地的八年间，一心应试的洪秀全对这本小册子所阐述的基督教思想并无兴趣，仅仅“涉其目录”而已，《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洪秀全重病之中以为死期将制，对家人说：“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生命快完结了，父母呵，你们对我的爱，我的回报是多么少呵！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显扬你们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洪秀全因为屡试不第而自觉颜面对父母，这也正是他的病因，但哪能看出半点自认受命于天“诛妖救世”的思想呢？这次生病跟基督教或反清思想之间的关系，显然完全是后来被添加附会上去的。 那种认为洪秀全在1837年“大病”中发皇帝梦而图谋反清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洪秀全在1843年最后一次科举落第后产生了反清思想，并准备以宗教作为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依据便是洪秀全撤除了孔子牌位，创立拜上帝会，并和冯云山一起“出行天下”“宣传新道”，先后撰写出了著名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

这种推断较之第一种更为合理，但如果仔细考察，仍难令人信服。

首先从行动上考察。洪秀全最后一次落的失意之余，拿起七年前得到的《劝世良言》阅读，自觉大彻大悟，领会了“上帝真道”，成为“上帝”信徒。1844年，因撤除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的洪秀全和冯云山结伴外出传教，来到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亲家中寄住。当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使洪秀全声名大振，一件是洪秀全帮亲戚执笔写讼装打赢了官司，另一件是他在当地人极为虔信的六乌庙题诗斥妖，结果不但没有如当地人预计般遭到天谴，反而是六乌庙的神像长期因被白蚁侵蚀，再加洪秀全举笔一戳，竟至倒塌。结果人们纷纷传言洪秀全举笔一点便点倒了六乌神，由此对洪秀全口中的“上帝”天威敬畏不已。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上百人加入了拜上帝会，成为洪秀全和冯云山外出传教以来最大的一次成功。到了这年秋天，洪秀全离开赐谷村返回广东，冯云山则留下继续传教，并在不久后转入紫荆山区。

有人认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是“计议后作出分工，必需分头行动，活动能力强的南王在新环境继续拓展，而天王则返家乡处理日常事务，也要关顾广东一带的信徒”“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一套完整的教义和教规以及反清的理论”，甚至认为1847年春洪秀全到罗孝全处停留了几个月是为了拜上帝会筹备起义而掩护，窃以为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编造了洪秀全“异梦”故事的洪仁玕\，在其口述之《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记载，洪秀全冯云山是在发生争吵之后分道扬镳的。洪秀全离开的理由并非出于安全或分工，而是认为亲戚家很辛苦，不好继续打扰。不仅如此，洪秀全当时甚至根本不知道冯云山决意继续留在广西传教，直至回到花县老家才知道冯云山不打算回去。而在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后，洪秀全也在数年时间内也都没有试图通过任何渠道打探冯云山的消息，相反，他听说洋人传教士罗孝全到达广西后，却特意与洪仁玕\前往，目的是学习基督教并请求洗礼。直到经过数月学习后被罗正式拒绝予以洗礼，才在大失所望的情形下前去赐谷村打听冯云山之下落。从以上洪仁玕\对洪秀全自1844年至1847年行为及前因后果的记载看来，洪秀全不仅对冯云山所进行的活动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甚至到1847年重返赐谷村前也完全不知道拜上帝会已有如此影响力，更不知道“洪先生”的“大名”经过冯云山的宣传已在紫荆山区如雷贯耳。

如果当时洪秀全在当时已经有了反清思想，到广西传教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来日打天下的群众基础，那亲戚家辛苦最多成为离开亲戚家的理由，却绝不会因此而离开广西回老家的。这和洪秀全走后，冯云山孤身一人深入紫荆山区，甚至一度靠拾粪来维持生活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1847年春洪秀全又特意到罗孝全处学习4个月，请求洗礼为基督教徒的经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得很明白，其动机与掩护起义无关，纯属宗教目的。如果说他早在1843年就产生了反清思想，乃至为了筹备起义潜心进行了数年理论工作以使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拜上帝会能为发动起义所用，则此时再至罗孝全处学习和请求洗礼就并无必要了，更没必要因为被拒绝洗礼而“大失所望”。

再从思想上考察。这一时期洪秀全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主要思想是“唤醒世人”“去恶向善”，虽然用的是以基督教的语言，却仍是儒家理想的翻版，可谓换汤不换药。

如1844年在广西传教期间所作的《百正歌》，其主题思想是“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诗中列举尧舜汤武周文孔丘等作为“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榜样，又举夏桀商纣楚平王等为“不正”的典型，以说明统治者“身不正则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个人“身不正祸因恶积，正福缘善庆”的道理。

其后的《原道救世歌》中更为具体地提出了对六大“不正”行为(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巫见)、赌博)的反对，宣扬孝顺，忠厚，廉耻，知贫安命等行为准则，所列举历史上的“正人”典范如如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仍然皆为儒家传统推崇的“圣贤”。

《原道救世歌》中有句“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常被引用作为以宗教为武器提倡平等和反封建思想的证明。实际上，这句诗可从《劝世良言》中寻到轨迹，该书指出：

“谁不知孰敢拜求天耶？做了天子才敢祭天，做诸侯才敢祭社稷，人间一个小民百姓，焉能日日朝夕拜求神天上帝乎?这是越礼犯分，大不合理之事。”

又说

“不分贵贱尊卑，惟分善恶诚心与不诚心而已。”

可见，《原道救世歌》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突破并未脱出《劝世良言》的范筹，其“平等”思想仅仅局限于“上帝当拜，人人所同”，并非主张什么社会变革，更非经济或政治权力上的要求。

《原道救世歌》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以武装起义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相反对于历史上的武装起义者极为不屑，认为项羽，黄巢，李闯皆是“结党横行天不佑”的“草寇”，如下面几句

”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足见在当时的洪秀全眼中，所有的暴力革命都是“人自相残”，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更不承认其为遵循上帝真道的行径。

综上所述，《原道救世歌》不过是篇将基督教思想和儒家理想加以揉和的宗教宣传文章，它所找到的“救世”真道乃是敬上帝，做“正”人，安贫乐命，哪里看得出丝毫“反封建”思想，或是改变现有统治秩序的企图呢？

至于写于这一时期的《原道醒世训》，则与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它在《原道救世歌》要求个人为“正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社会的理想要求，而这一理想却不是别的，正是孔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原道醒世训》所提出的实现社会“大同”的途径绝非推翻现有统治，而是“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即通过传播福音，唤醒世人，从而使人人遵循真道，相互礼让扶持，以改变世风日下的现实。这和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是有根本区别的。

洪秀全又用以下八句诗总结了他的“救世”主张：

“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
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

从这些言论中，仍看不到有任何以暴力手段打破现有封建统治秩序的倾向，更看不出对后来《天朝田亩制度》中鲜明体现的农民大众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要求的丝毫回应。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原道觉世训》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并列作为研究这一时期洪秀全思想的依据，这其实是源于据英文回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的错译。事实上，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并未将《原道觉世训》列为1844-1846年的著作，也就是说《原道觉世训》应该是1847年以后的作品，再加之《原道觉世训》中出现了旧约圣经的内容，必在1847年洪秀全从罗孝全学习圣经以后方有可能。因此，这篇文章的撰写时间当在1847年洪冯重会之后，不能作为考查此前洪秀全思想的依据。

最后再来谈谈诗歌。现今流传的这一时期洪秀全的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宗教主题的，如

吾济罪恶实滔天，幸赖耶酥代赎全。勿信邪魔遭圣诚，推崇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

神天之外更无神，何故愚顽假作真。只为本心浑失却，焉能超出在几尘

不用多解释，这些诗中反映的只是基督教的“忏悔”与“醒世”思想而已。

另外一类，就是那几首脍炙人口的，被誉为表现出洪秀全“早期革命思想”的颇有气势的七律了，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两首：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魔归地网，收残奸勼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手握乾坤沙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然而，对于这些“充满革命气概”的诗，却早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王庆成《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近年来更有论者通过对诗作的来源，风格，遣词造句习惯等方面进行考查，明确指出这几首诗均系洪仁玕\伪托洪秀全之名而做。(陶短房《洪秀全早期诗作真伪辨》)因此，这些诗作是不足以作为洪秀全反清思想之凭证的。

总而言之，从一八四四年最后一次科举落第到一八四七年和冯云山在广西重逢的三年之间，放弃了科举道路的洪秀全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看不出任何反清倾向，有充分依据显示这一时期的他颇有志于成为一名传播福音以醒世人的信徒。如果不是一八四七年在罗孝全处学习圣经时请求洗礼因遭其助手做梗未果而受到打击，洪秀全今后的人生道路可能完全不同。这一时期的洪秀全虽然接受了某些基督教理念，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想价值观仍深受儒家影响。因此，那种认为洪秀全在最后一次科举落第后受了刺激而大做皇帝梦，怀着因科举失败而产生的对儒家思想甚至所有读书人的报复心理处心积虑地谋求借助宗教手段造反称王，扬眉吐气的说法，显然是不足为凭的。

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七年，正当洪秀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觉欢喜”(《太平天国起义记》)时，广西的拜上帝会组织却在冯云山的苦心经营下有了长足发展，它以紫荆山根据地为中心，影响遍及数县，会员超过二千人，早期骨份子干卢六，曾玉珍和后来成为骨干的杨秀清萧朝贵等均已入会，为后来的金田起义初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和洪秀全不同，冯云山虽也研习八股，却对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并不热衷，在一次应试不中后就放弃了科举道路，这在当时平民出身的读书人中并不多见。由于史料方面的缺乏，我们无从详细考证冯云山的反清思想起源于何时及其变化轨迹，但从“家道殷实”的冯云山在洪秀全因为困难而退缩返回家乡的之时毅然决定独自一人留下，深入人生地不熟，环境极端艰苦的紫荆山区，在一度被迫靠拾粪维持生计的情形下继续“传教”活动，白手起家创下若大一番基业的种种作为看，大约可以视作“胸藏大志”的一种表现。或许冯云山在一开始接受上帝教义时就已经产生了利用宗教作为起义外衣的想法，又或许他最初之时只是抱有反清思想，而在深入民众传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武装起义的计划。

一八四八年一月，冯云山被捕。据记载，冯云山正是在入狱这段期间秘密创立了后经修订后被称为“太平天历”的新历法。我国自古以来对纪元极为重视，采取何种纪元往往直接反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因此，创建新历一事足以说明冯云山的武装起义意向已经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创建新历又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入狱后才临时起意，只能是早有酝酿。从时间上看，这一想法的产生时间当不晚于一八四七年夏秋之交洪冯的重会。换言之，冯云山在与洪秀全重逢之前早已有了武装起义的打算，而其一手经营的拜上帝会的发展正是以此为目标。李秀成在被俘后的自述中曾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是符合实情的。

洪秀全的志向从一个福音传播者到起义领导者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只能推测，无法确证。可能影响洪秀全思想的因素包括：在罗孝全处学习圣经却因其助手阻挠而未能受洗使其理想受到来自现实的打击；游历四方时耳濡目染的日益困苦的民生；如火如荼的抗租运动和各种起义暴露出的尖锐社会矛盾；壮大的拜上帝会组织和蕴藏在会众间的改变现实状况的愿望及力量；冯云山的劝导和趋于成熟的计划。。。。。。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聚众砸甘王庙一事从行动上显示洪秀全已不再执著于依靠传播福音来唤醒世人，通过“安贫乐命”“正己正人”来实现“共享太平”的理念，可以视为他走上通过武装起义来建立“太平天国”道路的转折点。(此前洪秀全从未使用过激烈手段传教，他在广东撤除孔子牌位是缘于基督教“独尊上帝真神”的需要和“不准崇拜偶像”的诫条，但并没有“砸”孔子牌位。出于同样原因他曾在六乌庙题诗斥“邪神”，但六乌庙神像是因为白蚁侵蛀而倒塌，并非洪秀全所砸)，而大约写于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的《原道觉世训》中首次提出了“阎罗妖”的概念，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也”，较之先前提倡通过“各自相安”以“共享太平”，在观念上显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洪秀全并非在最后一次科举落第之后就产生了反清意愿，他在广东潜心研究宗教教义的三年间也没有产生武装起义的想法，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是在第二次进入广西的数月时间里产生的。因此，促使洪秀全走上武装起义道路的直接因素既不是科举的落第，也不是宗教的教义，而是第二次进入广西期间耳濡目染的现实。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促成者是冯云山，而起义的实际筹备则以杨秀清萧朝贵为主导进行。在前一时期内，洪秀全远在广东，与冯云山声息不通，而在后一时期内，洪秀全一直被“天兄”安排到各地“避吉”(即避风头)，实际影响也不大。因此，无论对于拜上帝会的发展还是太平天国的建立，洪秀全从未起过实质性作用，用他的思想或行为作为考查这次起义的起因和性质，必会造成重大偏差。


洪秀全并非科举落第精神受到刺激后便欲圆皇帝梦以扬眉吐气，太平天国更不是洪秀全向使其自尊心受到打击的清王朝，儒家学说乃至天下读书人报复的产物，洪氏个人的思想或行为不能作为考查这次起义的起因和性质的主要依据，这就是在切实全面地考察一八四八年以前洪秀全经历及著作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