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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类】] 君特·格拉斯:第50具党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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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 01:22: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君特·格拉斯:第50具党卫军?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14:02

  《南方周末》获得独家授权,下期将刊发《剥洋葱》摘译
  


  一个拒绝继续长大的男孩奥斯卡的故事,为格拉斯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右),夺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本报资料图片)




  君特·格拉斯为历史“剥洋葱”,德国媒体搜罗出包括印有格拉斯手印的战俘营登记卡在内的历史档案,为格拉斯“剥洋葱”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袁蕾
  
  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的德国士兵公墓,招致格拉斯的激烈批评。《剥洋葱》风波中,有德国媒体嘲讽: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
  
  “格拉斯应当退还诺贝尔奖和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有波兰政治家愤怒地声明。
  愤怒的原因,是8月16日面市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回忆录《剥洋葱》里透露,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并将这个事实隐瞒了60多年。
  格拉斯于1927年出生于但泽自由市———位于波兰境内,归属于德国,二战爆发的标志就是1939年9月1日德国军舰炮击但泽波兰军事基地。格拉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卡苏布人,他的舅舅在战争爆发的当日死于但泽市的波兰邮局。
  当时但泽市全市95%的人口是德国人,4%是波兰人,0.4%是格拉斯这样的德波混血儿,0.3%是犹太人。令格拉斯享誉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因为故事的背景都是1920年到1955年的但泽市。“但泽三部曲”也是格拉斯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
  但泽自由市,在二战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剩下的德国人在战后被驱逐回德国,城市改属波兰,改名格但斯克。
  
  “没放过一枪一弹”
  面对要求自己忏悔的人们,格拉斯拒绝退还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的称号,并对所有愤怒的人说:“你们先看看我的书。”
  为了满足大量“先去看看”的需要,原定9月1日出版的《剥洋葱》提前到8月16日上市。“在德国出来第一周排名就是第一,而且回忆录一般排在非文学区,它是排在文学区里的。”格拉斯作品中国代理人蔡鸿君说。
  出版社计划首印10万册,上市之后3天卖出了13万册。
  《剥洋葱》有480页,总共11个章节,从格拉斯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爆发日)开始,一直写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
  引起世界哗然的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标题是《我怎样学会了害怕》,格拉斯60多年来第一次公告天下:17岁时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党卫军又称“黑衫队”,是纳粹的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其成员严格按照血统和意识形态挑选出,武装党卫军则是党卫军的战斗单位,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战士组成。
  原则上,一半波兰血统、一半德国血统的格拉斯是没有资格成为党卫军的。事实上,格拉斯最初的入伍之路并不顺畅,“很多个子一米八的都当党卫军去了,因为他个子矮,人家不愿意挑他。”蔡鸿君说。
  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4年,武装党卫军不断扩充。1932年底,党卫军人数还只有5万多人,到1944年格拉斯17岁入伍时,全德国有81.8万党卫军。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布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武装党卫军是党卫军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那么臭名昭著。
  格拉斯在武装党卫军担任的是坦克填弹手,服役不到1年,没“放过一枪一弹”(格拉斯在自传中的说法),就因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并在医院被苏军俘虏,后来被转给美军,开始了在战俘营的生活。
  紧接下来的第五章,就是格拉斯轻快甚至有些高兴的战俘营生活了:他在战俘营里跟着一个名厨学烧菜,后来厨师被调走了,据说是给巴顿将军当厨师去了,而后来关于巴顿将军离奇死因的种种猜测中,就有食物中毒一说;格拉斯在战俘营里常跟一个叫约瑟夫的同龄小伙子谈宗教,这个小伙子,全名叫约瑟夫·拉青格,也就是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
  
  “不得发表任何书评”
  “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8月11日格拉斯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这样陈述自己的动机。这次采访是“格拉斯党卫军事件”的缘起,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格拉斯少年时曾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中学没毕业就被卷进战争。
  蔡鸿君最初听说一向对回忆录抱有“成见”的格拉斯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消息,是在2004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一个私下场合。
  消息来自负责格拉斯著作北欧语言版权的代理人安妮丽·霍伊尔。她是格拉斯作品的丹麦文译者佩尔·奥尔加德的妻子。奥尔加德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奥尔加德夫妇与格拉斯一家关系密切,格拉斯在丹麦的度假别墅与奥尔加德的家相距不远。
  2006年1月,Steidl出版社通知格拉斯的各国代理人,回忆录基本写完了。书名初步确定为《剥洋葱》。
  照以往的惯例,出版社会先将书稿电子版发给代理人,因为他们可以安排翻译版权,便于各国出版社根据需要提前开始翻译。等他们翻译完初稿,再拿着格拉斯修订稿核对,以便提高翻译效率。
  蔡鸿君没像以前一样提前拿到电子版。这一次,出版社没有遵守惯例,虽然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去Google,只发现一条与《剥洋葱》有关的信息:科隆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格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将在2006年冬季学期开设关于《剥洋葱》的课。
  2006年6月,蔡先后收到出版社的一封4页纸的书面信函和秋季新书广告册,说《剥洋葱》确定9月1日在德国出版。并且规定:9月1日正式出版之前,不得发表任何书评。“这个要求还是用斜体字标出来的。”
  德文信中用英文介绍了回忆录的内容。这是从未有过的。
  广告册用多页面介绍《剥洋葱》。刊登了出版社对格拉斯大约3000字的访谈,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访谈问:书里写的一切是否全部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格拉斯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像我对自己也始终抱有怀疑。关于书名,格拉斯说:《剥洋葱》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稍后,蔡鸿君按惯例收到了5本白皮书(正式出版前不带封面的试印本)。翻阅之后,他理解了格拉斯和出版社谨慎的道理。蔡认为,剥洋葱对格拉斯显然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流着眼泪回忆伤心历史的心路历程。
  
  “80岁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4000本白皮书被同时寄给了各国版权代理人,部分出版机构,以及少数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看过书之后,非常重视这次采访,负责文学的发行人弗兰克·希尔马赫尔和记者赫伯特·施皮格尔一起出动,与格拉斯“剥洋葱”。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以《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为题的格拉斯访谈,访谈是为稍后展开的连载做预告。采访不长,却引起了全世界哗然——君特·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消息一经披露,德国各大媒体旋即对此进行了追问,《图片报》在第二天刊登了格拉斯参加武装党卫军的铁证,他们从德国军事博物馆找到格拉斯当年在美军战俘营登记档案,上面有格拉斯的名字、住址、隶属部队、部队编号,档案上写着格拉斯的职务是坦克填弹手,还有格拉斯的手印。
  各界名人、媒体对格拉斯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的批判主要并不是他有过这种历史,而是有过这种历史以后他做得像很清白,“德国前总理科尔过去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
  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欺瞒”,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史。
  当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招致国际性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
  8月19日,德国电视一台采访了格拉斯,他们为此中断了日常播出的电视节目。此后格拉斯没有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只留下一句话:“我感到很抱歉,但我很希望你们先去看看我的书,先不要把我妖魔化。”
  压倒性的批判之后,书评和读者渐渐开始对格拉斯表示理解:“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年轻这代人缺失了这块,我们父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也有这些……没有告诉我们。”但泽市长也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还是尊重格拉斯的,不会收回给他的荣誉市民称号。
  瓦尔特·严斯,83岁的德国文学教授、评论家,他说:“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非常令人感动的行为,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如果快要80岁的时候这么做,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尊重的,是很了不起的。很遗憾,我没有触动过我的生活中的这一点,现在我要补上。”
  卷入风波的最初限于政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很快就有更广泛的人们纷纷加入争论。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
  批评和同情的争论还在持续地进行。原定在9月4日举办的“蓝色沙发”活动未有取消的消息。如果不出意外,9月4日,格拉斯将出席贝塔斯曼和《时代报》主持的蓝色沙发回忆录首发仪式,届时格拉斯也许无法回避全世界的追问:为什么隐瞒了60多年?
  12月4日至8日,全球的格拉斯作品翻译者将会在德国老城吕贝克与格拉斯见面,而且出版社一改常规,明确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和作者讨论”。
  (P117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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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23:34 | 显示全部楼层
名人声音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14:03


  “我想,要是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他的回忆录那该多好啊。毕竟格拉斯对别人的评头品足是毫不留情的,所以今天他迟来的坦白遭到了大量批评也是不足为怪的。鉴于格拉斯过去对人的那种强硬态度,我可以理解现在人们对他的反应。”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他对自己党卫军历史的沉默使他从前的言论变得荒谬不堪。”
  ———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莎洛特·克诺普洛赫
  
  “把自己视为道德法庭的他,这下咎由自取。”
  ———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
  
  “在我看来,他是想借此索取他自己恰恰拒绝给予别人的宽恕。”
  ———联邦众议院主席基民盟政治家诺贝尔特·拉梅特
  
  “这一坦白再次证明了文学泰斗格拉斯是位天才的职业传媒大师。”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多策尔
  
  “我理解他过去为什么没有公开此事,太理解了!这是因为这里恶毒和怀疑的气氛所致。这不是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这种党卫军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别想再揭掉。”
  ———作家马丁·瓦尔泽
  
  “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是不会因为别人在其身上发现的一点瑕疵而被推翻的。”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我无法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些事情会被公众舆论毁掉。谁都会犯错误的。”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乌尔夫·林德
  
  “对我来说,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坦白而失去道德信誉。”
  ———作家拉尔夫·乔达诺
  
  “作为作家,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
  ———作家约翰·艾尔文
  
  “不,为什么要对他感到失望?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得把武装党卫军和党卫军区别开来。对此,许多人,尤其是波兰人都不清楚。当然我也理解,波兰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特别失望……但我不这么看,因为武装党卫军实际上是一支军事武装力量,其职能更像国防军。”
  ———德国社民党元老埃贡·巴尔
  
  “从当时的眼光来看,他是党卫军的成员这绝对不是犯罪,也没有罪责可言,因此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无法明白人们干嘛这么激动。一个17岁的男孩当时自然会被拉去当党卫军……所以从这点来看甭想拿此事做文章来整他。……他也说了,自己对此倍感羞耻而且负有罪责,尽管这并非确实是他的错。过去他没法说这事,时间越久就越难开口。但他现在终于讲了出来,我深表敬佩。”
  ———电影《铁皮鼓》中父亲的扮演者马里奥·阿多尔夫
  
  “我认为要求他交回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那是他作为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而得到的表彰。”
  ——德国笔会主席约翰诺·施特拉塞尔
  
  “我们格但斯克人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波兰格但斯克市长阿达莫夫茨基
  (宋健飞译)
  (P117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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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28:28 | 显示全部楼层
书评人声音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28:20



  德国《明星》杂志关于事件的封面报道(本报资料图片)


  ○2006年8月17日
  德国《时代》报书评人弗里茨·拉达茨
  完全被格拉斯的这部讲述二战期间及战后岁月的回忆录所深深打动。其原因之一便在于作家的无情。格拉斯没有给自己留情面,他追述了自己在德国投降之后仍然对希特勒痴迷不已,“钻心、燎人,这回忆就如同烧红的铁条”。格拉斯所描述的这种对希特勒的不可动摇的、无条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的献身精神,是惟一让我略感诧异的。让人惊奇的是,面对前线节节败退的事实,面对被摧毁的城市废墟,面对饥寒交迫的德国百姓,年轻的格拉斯竟然不曾产生过丝毫的动摇和怀疑,要知道他当时毕竟已不再是懵懂的孩童了。
  《剥洋葱》是一部重要的、非常成功的作品,原因首先在于,格拉斯通过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将两个叙事层面交织在一起,试图向我们说明这段“埋藏起来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的。这位“叙事大师”以如此“极端”但又异常成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2006年8月19日
  《南德意志报》书评人伊约玛·曼高尔特
  作家和他的作品其实是两双鞋子。很难理解媒体为什么只是纠缠格拉斯承认参加过党卫队这段历史,而忽视整部作品的文学形式。尽管如此,让我感到“审美厌恶”的不仅在于格拉斯不厌其烦地使用洋葱的比喻(此外还时不时使用波恩斯坦的比喻),还在于他将自己化身为两个对立面,一面是试图逃避、倍受压抑的“经验的自我”,另一面是进行澄清的、不断强迫自己回忆和追究责任的“诗人的自我”。这样一来,自责自咎同时又变成了沾沾自喜的自我拔高(“看,我的眼里充满泪水!”)。这部自传充满乡村巴洛克风格:极度的修饰、冗余重复、没完没了的比喻,几乎没有一处正常的词句。很难判断这些自我批评的姿态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要知道,当各种比喻堆积成山的时候,更多地适合用来掩饰和美化道德缺陷,而并非揭露。
  
  ○2006年8月19日
  瑞士《新苏黎世报》贝娅特丽克丝·朗讷
  虽然格拉斯由于在《剥洋葱》中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党卫队前线部队而在德国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但这部自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部作品是格拉斯对一种“人生谎言”的修正,而不是一种“认罪”。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自白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不过,格拉斯描写自己在党卫队“弗隆斯贝格”团中的那些篇章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如芒在背。
  格拉斯使用了一种“隐藏-揭露”的叙事风格,将当年的少年遮护在今天叙述者的羽翼之下。他的语言在直白叙述和婉转表达之间摇摆不定。有些描述甚至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
  客观而言,党卫队的这段历史其实并无新意,但这便是诗人的痛苦,在描绘世界的同时却难以做到真正的自纠和自省。
  
  ○2006年8月23日
  德国《日报》书评人盖里特·巴尔特斯
  格拉斯这段1939年到1959年的回忆录不仅尽是老生常谈、空洞无物,而且有些自怨自艾。“我如何学会恐惧”一章———主要是在党卫队的那段时间———中的自问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作者一方面将今天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格拉斯同往日的青年格拉斯剥离开来,另一方面又动用作家的特权,有选择地、虚构地重现往日的历史。这本回忆录就像雌雄同体,是用诗化语言编就的个人自传与罪责、羞耻漩涡的混合体。书中尽管有一部分非常恳切的、催人反思的历史,但却缺乏真正有分量和透彻的叙事。
  
  ○2006年8月23日
  《法兰克福评论报》书评人马丁·吕德克
  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思,一本绝妙的书,充满令人难以置信的描写。我很喜欢洋葱这个基本意象,它说明历史真实其实是无法复述的。我尤其欣赏格拉斯那些与自己的过去有直接关联的作品。这些作品正如这本回忆录一样,语言中充满“力量、魄力和感性”,最能体现格拉斯的高明之处。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回忆录式的文学尝试同党卫队队员身份这样一个现实发生碰撞并损害了作家格拉斯的形象,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孙宁节译)(P117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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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3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格拉斯的自白 “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19:28



  格拉斯为《剥洋葱》亲手绘制的插图(本报资料图片)


  法兰克福汇报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该报负责文学的发行人弗兰克·希尔马赫尔和记者赫伯特·施皮格尔对格拉斯的采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汇报: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
  或者您从征兵令上就能看出来呢?格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
  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写作《铁皮鼓》时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
  (朱刘华节译)
  (P1177543)

 
  
  德国电视一台
  8月17日,德国电视一台播出了主持人、格拉斯的好友乌利希·维克尔特,在丹麦格拉斯的度假地,对格拉斯进行的访问
  
  维克尔特:我们此刻位于丹麦的一家酒店。因为格拉斯回忆录的第一稿是在丹麦完成的。该书的作者现正面临来自各方的批评,因为他在书中首次公开了自己在二战临近结束时曾参加过党卫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格拉斯先生,你好!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件事?
  格拉斯: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我现在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做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是被征入武装党卫军的,没参与过任何罪行,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在一个内涵较大的场合里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主题,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传记记述了我12岁到30岁这段年月的生涯,正是在这样一本书里我得以敞开自己的心扉。
  维克尔特:那现在批评你的火力很猛,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克诺普洛赫女士说,凭你现在的坦白,她就可以证明你从前的言论荒谬不堪。而且人们自然会很快联想到比特堡事件,当年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因为前去拜谒那里同时葬有党卫军特种部队士兵的墓地时曾遭到你的强烈谴责。
  格拉斯:在这件事(拜谒墓地)上让我生气的是,他们利用死者做文章,所作所为简直像是一场宣传活动,所以遭到了我的指责。至于克诺普洛赫女士那么说,那是她的权利。我不想对此表示怀疑,大家可以对我现在才公开谈及此事进行彻底的讨论。可是我也有权说出自己的理由,如同我已经所做的这样,不过想必对某些人而言这还不够。此外,我只能希望,克诺普洛赫女士能找时间读读我的这本书。
  维克尔特:我在你的作品全集里找到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即那篇“关于习惯的讲话”,是你1967年在以色列发表的。当时你讲到,你从未隐瞒过自己15岁时参加了希特勒少年团,16岁又入伍当兵,17岁便成了战俘。难道你当时就不能说出,我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士兵吗?
  格拉斯:是啊,要是我当时能这么做就好了。我是说,现在说起来都容易,而这恰恰也是我经常扪心自问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也把这事,把我的这一沉默,作为一个主题。正因为如此,在目前的处境下我只能请大家去看这本书。现在书已经出了,读者可以自己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维克尔特:你说,做什么也减轻不了罪责。可假如你早就开口说出真情,原本是可以如释重负的。
  格拉斯:对啊,我现在不是用此书来这么做的嘛。别人是可以说:无济于事了,或者太迟了点儿。可我只有现在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是我现在、当前所经受的一切,是有人要想把我搞臭,要向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其实,我后来的人生之路也始终与羞耻感相伴,其间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且至今也没有停止解脱自己的尝试。
  维克尔特:莫非这就是你创作的动机所在,因为你心底还藏有讳莫如深的东西,因为你说过,这促使你去写某些题材的作品?
  格拉斯:你说得没错!是这样,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额外的动机,不过这动机坚定了我的信念……
  维克尔特:哲人卡尔·亚思贝斯1946年对罪责问题作过研究后认为:没有德国人集体犯罪一说,而只有各个罪犯的个别罪行。你觉得应该谴责自己有罪吗?你有没有过内疚呢?
  格拉斯:如果要说事实确凿的犯罪,我绝对没干过那类事。但我并非为此而感到自豪。倘若我当时再大上个两三岁,就会卷入那些罪行,不仅是武装党卫军干的,其实我们有时也得知,国防军的部队也枪杀俘虏,谁也不能担保自己不做坏事,反正我是保证不了的……这本书我写了3年,书中有我对此要说的一切,其实我现在事后还在解释的这一切,就我的书而言都是马后炮了。
  维克尔特:书里一再出现“罪责”、“负疚”和“害怕”几个词,在书中你对自己发问,于是有了这样的描述:“每次我将那个从前13岁的自己叫到跟前严厉审问,而且情不自禁地总想给他定罪时,他就会躲开我,不愿受到评论、受到判决,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嚷道:‘我只是个小孩,一个小孩呀。’”奥斯卡也说过:“我对自己小时候做的事不负任何责任。”这本书里是否也有奥斯卡的影子?
  格拉斯:肯定有这个意思,但同时也有对我本人的追究。我必须反躬自问,不放过自己,如同我把自己当作那个13岁的男孩来宣判一样,他当然也有理由说他是个孩子。还有我的军籍问题,也就是说我是被招进武装党卫军的,我没有报名参加潜艇部队,当然那么做同样是白痴。
  维克尔特:你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军呢?是不是想当英雄?
  格拉斯: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主要是家庭环境的影响,当时一大家人都挤在一个屋檐下,接触面极其狭窄,所以眼界也有限,和许多类似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都向往着上前线,去当兵,在这种致命的误解下竟把此行为当成一种身心的解放……
  (宋健飞节译)(P117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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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33:34 | 显示全部楼层
格拉斯所在部队的最后一战 发生在劳西茨的灾难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19:29



  被美军俘虏的武装党卫军“童子军” (本报资料图片)


  1945年4月,武装党卫军的“弗伦德斯贝格”装甲师被包围在施普伦贝格附近。
  苏联红军的炮火始于凌晨,榴弹、导弹和低空飞行的飞机向德国土地上投下炸弹,这属于二战中最猛烈的进攻。这场灾难持续了145分钟,炮火尚未停歇,首批红军士兵就冲上冲锋舟,想强渡尼斯河。由伊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集团军于1945年4月16日发起进攻。
  这是一场攻占柏林的荣誉之争。科涅夫的部队计划渡过河去,从南面向帝国首都挺进,于此同时,他的对手朱可夫元帅正指挥他的军队从西洛夫高地出发,向东推进。
  德国兵在进行艰苦的抵抗,经过希特勒下令的4年灭绝战争之后,他们都害怕被苏军俘虏。但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一位被俘的一等兵告诉苏联审讯员:“空中炮声隆隆,心头也在一个劲地打鼓。活着的人都本能地在壕沟和掩体里乱跑,想逃命。”有的德军部队减员高达80%。
  希特勒在自尽前几天从柏林的元首总部下达了最后一道坚守命令:“东线的士兵们,你们绝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德国的妇女儿童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希特勒下令调来奥托·恩斯特·雷默少将的元首护卫师,阻止红军的突破。
  君特·格拉斯在其中担任坦克炮弹填充手的武装党卫军“弗伦德斯贝格”装甲师也从南方上路了。但辎重和几支作战部队不得不留在了包岑附近———因为缺少汽油。
  4月17日傍晚,“弗伦德斯贝格”师的首批装甲车到达了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之间地带——立即陷入了圈套,因为科涅夫的部下正从施普伦贝格的南、北两面向前推进。指挥员海因兹·哈默尔徒劳地想阻止包围。4月20日,该师同雷默的部队和另一支国防军师一起被困。
  施普伦贝格附近的战斗双方都打得十分残酷。经常不接受俘虏。苏军飞机利用4月清晰的能见度,向士兵和路上艰难地行进的逃亡者们开火。德国部队也不在乎民众。
  此时阵地后方也在发生可怕的罪行。大约就在乌伊斯特村附近,在施普伦贝格到包岑的半路上。从4月中旬到4月底,那里先后屠杀了数百名苏联和波兰战俘,还有所谓的东方劳工。民主德国时,许多野战军宪兵由于屠杀罪受到了重惩,另一些作案者却永远逍遥法外了。
  纪念碑让我们回想到一些无法饶恕的暴行。福斯特的主墓地上有块碑,上面写着:“这里长眠着80位无名的德国人,他们于1945年4月被武装党卫军杀害于魏斯阿克。”魏斯阿克是座小村庄,位于施普伦贝格东北25公里左右,如今那里已经成了露天褐煤煤矿。
  附近的威尔佐夫机场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果真像民主德国时代的一篇官方文章里所写的那样,一位党卫军指挥官在最后一分钟杀害了44名苏军战俘吗?或者那些人都是阵亡的红军战士呢?
  4月21日,3个德国师的残余部队在考切附近冒险突围,数千人未能突围成功。
  这时“劳西茨之珠”施普伦贝格早就落进了苏军手里,科涅夫的先驱部队已经越过了柏林城的边界。
  尽管如此,这位元帅还是没有赢得同朱可夫的竞争,那位对手于5月2日接受了柏林城的投降。(朱刘华节译自德国《明镜》周刊)(P117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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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36:18 | 显示全部楼层
战前纳粹,战后斗士

南方周末    2006-08-31 15:28:20


  战前纳粹,战后斗士
  ———引发德国文坛大地震的辞典
  
  □复旦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王滨滨
  
  2003年11月德国文坛非常热闹,沸沸扬扬的,为一部还没面世的辞典。
  这部名为《国际日耳曼学者辞典1800-1950》的辞典由德国文学档案馆编辑,主编为克里斯多夫·柯尼希。这是部大型工具书,卷帙浩繁三大卷,共2200页和一个光盘,囊括世界40多个国家中1500多名日耳曼学者的生平及成就。编纂者们殚精竭虑,历时7年,全书已于2003年12月初出版。这部辞典的宗旨是为日耳曼学科历史的研究做出贡献,以此填补一项研究空白。
  空白是不是填上了不知道(人们似乎也不关注这个了),有“爆料”是确凿的:这部辞典出人意料地“翻出”德国几个著名作家及日耳曼学者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瓦尔特·延斯,瓦尔特·赫勒雷尔,彼得·瓦普内夫斯基等在青年时代参加过纳粹党!
  瓦尔特·延斯是柏林艺术学院的名誉主席,在文坛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战后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道德家和民主的捍卫者。80高龄的他还出席了2003年5月10日为纳粹焚书70周年而举办的“火刑中的文学、烈焰里的精神”纪念活动,和其他著名作家如埃里希·略斯特、克里斯塔·沃尔夫一起朗读亲历浩劫的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延斯21岁博士毕业,26岁获大学执教资格,被人称作“学术神童”,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不,被告的世界》,中篇小说《白手帕》、《盲人》、《一个不愿变老的男人》和《被遗忘的面孔》等。同时,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翻译家,译过古希腊诗人的作品。
  瓦尔特·延斯对自己纳粹身份的说法矛盾重重,一会儿称自己绝没亲自申请过入党,没缴过党费,很有可能是希特勒青年组织在没征求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集体加入纳粹党的,是“不知情的党员”,并信誓旦旦地说:“我问心无愧,没什么可隐瞒的。”一会儿他又说,“虽然我总是强调我没入党,但可能搞错了”,也许“当时一个熟人带我去参加了党员大会”,战后“也可能无知地没说实话”,让“许多人失望了”。
  瓦普内夫斯基说自己想不起来加入过纳粹,但完全有可能。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这段历史,说当时一个青年组织的头儿督促他加入纳粹党,但他记不起来自己当时是否同意,也没人告诉过他被吸收进纳粹党了。他不能接受人们对他的指责。
  对这种“不知情论”,辞典主编柯尼希进行了反驳。他特意请教了慕尼黑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据后者考证,当时每个人必须在申请书上签字才有可能成为纳粹党党员。这些作家参加过纳粹组织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因为编纂小组在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找到了这些人入党的登记材料,延斯的登记号码是9265911。
  辞典组公开这些著名日耳曼学者或作家的历史在德国已引起轩然大波,《明镜》周刊更是火上浇油,它在期刊上将这三人的照片置于纳粹焚书照片之下。圈内、圈外人士对这几个人的纳粹身份也是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们对公众隐瞒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忘记的权利只是纳粹牺牲品的自由”;有的作家很含蓄地要求延斯正视自己的历史;有的作家,比如自青年时期起就是延斯好友的作家拉尔夫·吉尔达诺也不相信延斯的“不知情论”。有些同时代的人则证实了当时希特勒青年组织成员满18岁就自动转为纳粹党员的事实。一些站在延斯等人立场上的评论家认为,纳粹身份不能说明什么,人们应该区分个人生平与集体生平,不能把某部分人或社会群体和纳粹政权绑在一起。
  连辞典主编柯尼希也说,要区分像延斯、赫勒雷尔这些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和他们上一代人。他们当时只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在某种客观或主观条件下入了党并不说明他们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但他们的上一代则不同,有些人在希特勒时代已有很高的职位和威望了。
  已故瓦尔特·赫勒雷尔的好友、著名作家格拉斯也站出来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看法。格拉斯认为,赫勒雷尔加入纳粹组织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影响所致,他说,如果当时他再大几岁的话,与纳粹为伍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我们当时不是先知先觉”。也许,格拉斯不是在为这些作家和日耳曼学者辩护,而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把这一事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可能正是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才使他对战后一下子出了那么多反法西斯斗士产生了质疑,他不明白的是,如果当时有那么多人在进行反抗,“希特勒怎么能上台?”另外,格拉斯认为,这些人战后成了文坛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人们不应以历史某一污点而涵盖人的一生。
  (P117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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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37:30 | 显示全部楼层
作家三年前已经在给自己埋伏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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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2 01:41:37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完本专题报道,您有何想法?若有话要说,请移步主题讨论帖,畅所欲言: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220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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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 22:3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的优点是,面对别人,我们总能把公正无私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们责备于格拉斯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未成年人被纳粹征召,格拉斯也许不是无辜的.但在批评者看来,也许一个人不能反省比他的罪行更恶劣.

问题是,有多少人有勇气剥一剥自己的洋葱.

格拉斯获罪是因为他对于人类的巨大价值.他曾经引领我们的精神,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被誉为德国的良心.而现在,是不是有人比他更配的起这样的称号?

对于格拉斯而言,剥洋葱才真正开始,他的担心将成为现实,他的恶梦还不到结束的时候.然而我们无须担心,一个敢于面对自己良心的人,是不是比你我都更有勇气呢?

我们是幸运的,在一个人八十岁的时候,我们亲眼目睹他完成了对自己人格的锻造.他也许期望我们谅解,这是不是奢望?然而更多的,他是在完成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

他把自己交给他的听众,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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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9-3 21:5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上写得好啊,您再转贴到7楼的主题讨论帖去吧,兴许顺便还能赚点威望,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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