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悲哀——《黄花赋》的创意分析

闲云牧鹤

　　这篇评论的作者是邰科祥。邰科祥系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陕西陈忠实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是评论界权威人士中第一个对《黄花赋》作出反应的人，据说这篇文章即将在某个杂志刊出，不过我有幸先见到了这个文章，就赶紧贴到这儿了。

　　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对很多人说来不是很陌生。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它距现在不是太远，我们往往把这一段划归到近代，其内容在现行的各级学校开设的历史课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所以，只要是解放后上过学的人都不会忘记“甲午海战”、“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也就知道邓世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袁世凯等著名的风云人物。加上，近些年来电影和电视剧中关于这段历史的题材以及有关人物的反复演义，所以，这段历史的片段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
　　然而，这段历史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中的很多细节包括一些隐情却不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历史著作包括教科书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从中只能了解历史上出现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及历史在时间上的变迁顺序，所以历史教科书常常是简单、粗糙、乏味、干瘪的。因为学科本身的原因，它不允许感情的成分存在也不追求细节的生动和详实，而这些其实正是广大读者最需要了解的内容。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我们很多人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诸如戊戌变法是怎么酝酿又怎么失败的？辛亥革命是如何爆发并取得成功的？等等。可是这些具体的情形在历史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即使找到也往往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什么著作既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又能实现我们的好奇心呢？毫无疑问就是高质量的历史小说。小说被巴尔扎克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道理也就在此。特别是以一段历史区间所发生的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就更有资格作为这段历史的补叙或者新的版本。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不久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石之轩著的《黄花赋》就是一部生动的、详实的、崭新的中国近代史读本。
　　虽然这部小说出版仅仅两月时间，却意外的在网上产生了轰动，读者阅后所发的帖子已经超过200多条，我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从网上注意到这部小说的，谁知一读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它促使我思考这样的问题，辛亥革命的题材几乎被人们写滥了，为什么石之轩仍然要旧曲新翻？看完后我总算明白一二，作者不只是为了细化历史，他还有更重要、更独特，更深刻的考虑。
　　一、替维新派翻案。
　　小说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自觉地把“保皇维新”与“革命共和”的两条强国路线斗争的详细过程表现的完整而客观。而且作者没有简单的对两派的思想、行为以及结果做出评判，而是留给读者去品味。这种态度和做法完全符合历史小说的创作原理，既尊重历史又不囿于历史，既要客观的复现历史的原貌又要机智的表露作者的倾向。
　　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走向共和的历史应该是革命党孙中山等人的功劳与保皇派无关。所以作者应该把描写的重心放在革命的筹划与发动方面。但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改良派的活动叙述与革命的活动内容的描写几乎平分秋色，没有侧重。两条线索同时进行并时有交叉，双方的力量也曾进行了长期的论辩和斗争。特别是对保皇派的详细描写应该说是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这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是留下了让现代的读者味之不尽的话题。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对于康梁等人的评价是不够的，也是极其粗略的。《黄花赋》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了解康梁一党活动的最好的资料。我个人从中解开了许多长期困惑不清的历史谜团。诸如，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康梁海外逃亡的过程、保皇会与革命党斗争的内幕，康梁在革命胜利后的态度。
　　作者之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并没有完全终止或抛弃这条线索而是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描写着康梁一党的各种活动。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不愿泯灭这些志士仁人的功勋，不想掩饰他对这些英雄豪杰的敬仰和赞美。的确，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们给予的重视评价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因此，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以及这些人物，变法的英雄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们也是中华振兴的先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是近代先进思想的最早传播者，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功臣。这不止表现在他们执着的强国行为，更主要的是他们提出的引领中国走向共和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辉。还有如谭嗣同等“留取肝胆两昆仑”的精神时刻震撼和激励着后人。他们与革命党人除了政见上的差异之外几乎没有区别，然而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态度对他们做出了落后甚至反动的评价，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后来的学者之所以仍然承袭这种看法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当时保皇党的所有活动。
　　二、对共和进行反思。
　　共和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多党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党最初思考的都不是这个问题。直到清廷将要退位，中国南北双方才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孙中山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共和的思想，他们的主张很明确也很狭隘，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者说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这种思想其实根本没有五族共和的意味。倒使维新派反倒没有这种狭隘的民族立场，只要利国利民，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政府。孙中山是极力倡导民主的先驱，可是他始终不同意架空革命领袖的内阁总理负责制，不是他贪恋权利，而是他意识到中国当时还没有达到可以完全实施民主化程序的政治阶段，为此，他招致了革命党内部很多人的不满和误解。所以，虽然中国近代最终选择了共和政体，但是从当时各个政治集团的初衷来看却都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是被迫使然或者时势所然。清廷不愿意、袁世凯不愿意、康有为不愿意，孙中山也一样。那么是什么因素又导致了这个结果呢？关键还是对民主的认同与法制的建立。不管是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党人坚持的共和制度，有一点是毫无异议的：用法律保证和约束每个人的权利。私天下已遭到所有人的指斥和鄙弃，民主已成为大势所趋。各派观点不同的是实行民主的程序和速度问题。所以，说白了，革命党与维新派争执的根本不是政体而是实现政体的时机和具体方式。那么，时隔一个世纪，我们现在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恐怕就会有另外的感受。即从现在的眼光看，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选择君主立宪也许未必落后于革命立宪。
　　换句话说，保皇派当时的一些的思想未尝没有道理，未尝不比革命党高明。历史是无情的，也许当它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国家又是一种面貌，这一点谁也不能判断。无数的偶然注定了必然的结局。假如光绪皇帝没有被囚，戊戌变法还在继续；如果袁世凯及时倒戈，慈禧提早下台；或者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抢先成功，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谁也说不清，但历史永远没有假如，只有现实，革命党成功了，保皇派失败了。孙中山被邀四处演讲，风光无限；康有为隐遁民间、黯然神伤。可是，值得玩味的是：革命成功了，孙中山却不得不辞职，舞台上却在演义康梁变法的故事。改朝换代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只有老百姓心里明白，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人永远不会被忘记。
　　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思想没有对错之分。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只不过在实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两派有不同的观点而已。一个主张君主立宪，一个倡导民主共和。尽管民主共和的政体最终建立，但真正的民主是否实现了？人民的生活是否安康？事实证明都没有，反倒引起了连绵的内战，争斗不息。所以康有为当时说：“以共和立国，以我国的国情，只会导致军阀割据，国分裂而民涂炭。”事实也诚如此言。
　　试想，如果当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国家就一定会安宁吗？恐怕也不一定。但是相对而言要比民主共和更能为大家接受一点。因为它更现实，更与中国的国情切近一些。也就是说，当民智未启，教育不兴，国力薄弱、军阀割据之时就期望民主是不大可能的。很多人不了解革命，就连湖南起义胜利后的副都督陈作新所理解的革命结果也不过是：厦屋三间、白银万两，美妾三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知民主为何物？与此同时，也缺乏保证民主得以贯彻的法制，所以，朝代改换了，实质仍没有改变。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在于作者通过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向读者昭示：民主得来不易，实现法治更难。尤其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深厚的民族，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人治是在较短的时间里根本无法改变的，革命只能改变政体，完成真正民主的法治任务需要广大人民的觉悟和思想境界的提高。慈禧太后临死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决不能让一个女人的权利达到顶峰。”其实又何自女人，男人也一样。一个人的权利太大就无法无天，就可能把一个民族引向深渊，这种教训在中国实在太多了，现在的民主制度虽然在不断的健全，可是仍然没有形成很好的约束各级“一把手”的机制，相应的，各级属下的奴婢习气和作风又反过来助长了这种“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气焰，如此恶性循环，才导致目前的积重难返。回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不管是推翻帝制还是赶走国民党都只不过初步搭建了民主体制的框架，完全的民主时代还未到来。而要真正获得人类的大同社会一方面需要健全的法制给予保障，另一方面还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个性独立和思想觉悟。为此就需要呼唤100多年前那些为了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的魂魄：归来吧！谭嗣同、徐锡麟、秋瑾、唐才常、林觉民等。我到现在才领悟到作者把小说取名为《黄花赋》的用意，黄花不只是与革命党人最悲壮的黄花岗起义有关，象征着革命，黄花也不只是历史的过眼云烟，同时它更重要的是暗喻了一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浩然精神。
　　三、为小人物立传。
　　小说中写得光彩夺目、真实可信的人物很多，不过我最赞赏的还不是作者对慈禧、光绪、袁世凯、李鸿章、孙中山等主要人物的描写，因为这些人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虽然作者对某些人物也有“翻案”式的描写，但其中的创意并不是很突出。因为此前已经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过他们，或者重新审视过其中某些人，象李鸿章等，石之轩对他们的把握倒是比较公正，可是他毕竟不是最早重新关注这些“反面角色”的人。相对而言，我最喜欢的倒是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或者以往为众人不大熟知的新面孔。如：黄兴、王照、赵声、章太炎、谭人凤、杨度、郭人璋、唐绍仪、瞿鸿机、翁同和、张振武、孙武。廖翔武、吴兆麟等。
　　黄兴按说不是个小人物，他在同盟会中地位不亚于孙中山，但是由于他过早的去世加之孙中山的声誉对他的遮掩，所以有不少人对他是生疏的。但小说中把黄兴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宽广的丈夫胸怀以及江湖侠士的义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只需借助于作者对黄花岗起义前后过程的描写就不难领略黄兴作为革命领袖的全部风采。这次起义是革命党人历次起义中准备最充分，但也失败得最惨烈的一次。由于起义前夕不慎走漏了消息，黄兴起初不得不决定取消这次行动，以保存实力。因为起义的参加者，特别是72壮士几乎全是革命的骨干。但是思之再三，黄兴还是决定继续起义。明知必败也要徒手一博，难道说他愚昧蛮横？显然不是。只能说他考虑的更加长远，也只能证明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因为此次起义在海外募集了大量的资金，他觉得有必要给广大的华侨一个交代，不然就是骗子的行径，以后的革命将无以为继。所以，黄兴认为就是他们全部战死也要如此行动。当然，黄兴并非一直清醒和宽容，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突然决定要成立暗杀团为牺牲的同志复仇，甚至为此不惜拒绝、放弃很多更加重要的工作，则反映出他冲动、执拗的一面。
　　王照起初是清廷的小吏，可是由于他敢于直言也不乏识见，所以最终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小说中虽然描写他的篇幅不多但却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谭嗣同劝说他去做袁世凯的工作以帮助光绪逼迫慈禧退位时，王照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富有见地：“太后绝无政见，只知权利，她才不会那么珍惜所谓的祖宗之法，快与皇上改变策略，变法还有希望，不然，你便是断送变法的千古罪人”。尽管他极力拥护变法，但他不主张贸然激进的行为。维新派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劝告，变法也许真的还有希望。
赵声是一个活力四射的人物。他一会奔波在会党人物之间，一会又出现在新军统领的府邸，一会又周游于同盟会员的家里。当他听到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时，悲愤交加禁不住口吐鲜血，以致最后拒绝进食，抑郁而亡。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不但写活了章太炎也包括其他革命党人。章太炎从狱中出来后，孙中山等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希望他加入同盟会，可是章太炎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生中你最喜欢的三件事？孙中山的第三个答案既让章太炎感到满意，也让在场的所有人开怀大笑。因为孙中山说出了真正的性情话语：女人。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却能让读者感受到这些革命党人身上平凡的一面，如果处处展示他们作为天生的革命家的气质，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至于翁同和、瞿鸿机作为清廷中最有智慧的两个幕僚，他们的心计和权术的确令人佩服。虽然两人最终都被迫弃官归田，但是他们为了大清江山永固所做的努力却是不可泯灭的。作者只写了他们的一些细节就使读者过目不忘。我们不能不钦佩他写人的工夫。
　　武昌起义竟然是在仓促慌乱中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蒋翔武们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这一点如果不看小说《黄花赋》恐怕没人知道也无人相信。很多人都把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他只是一种精神的领袖而不是起义真正的领导和组织者。这就是历史的真正面目，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并不都是在伟人的手中完成的，而是那些无名小卒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历史。下级军官吴兆麟等振臂一呼，新军士兵积极响应，划时代的一天从此到来了。说起来很有意思，革命党人精心策划组织了多少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可是谁想到一个普通士兵的随手一枪竟然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石之轩更多的是意识到小人物在历史上不可泯灭的作用，所以才把大量的笔墨泼洒在这些为了民族共和舍生忘死的的英雄群像上，也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黄花赋》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力图做到言必有据，这固然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却极大的限制了作者自由创造。为此导致了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几个不足，概括起来就是：史的成分浓，文的味道淡；事的比重大、人的刻画浅。平铺直叙多，描写变化少。也就是说《黄花赋》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客观、详实的重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坛的风云动荡，是目前为止我国同类题材中最值得信服的一部走向共和史。但是可惜的是小说略输文采，过于质实。既没有多少戏剧化的场面也缺乏大量必要的想象和虚构，读者的思想难以飞腾，小说缺乏让人回味的空间。因为作者始终把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为小说的中心任务，而相应的忽略了对人物特别是人物心理的深层次刻画。人物的性格基本上是通过对话和行动来展现的，而且人物的言行也大多涉及与革命有关的内容，完全屏蔽了革命者的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读者所关心的是人物的感性生活，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应放在这一方面，人性是复杂多样的集合，革命者不是天生就要革命更不是只知道革命的机器。孙中山、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家虽然胸怀宽广，品德高尚，但大都缺乏个人情性。小说的失误之一在于没有交代孙、黄等革命英雄起初投身革命的动机和契机。黄兴的个人感情只是轻轻的一笔带过，孙中山的爱情则根本没有涉及。汪精卫与陈碧君、梁启超与何惠仙的情感纠葛也都写得扑朔迷离。在表现技巧上，这部小说显得过于单一，叙述为多，描写较少，抒情议论更为缺乏。且叙述又以顺序为多，角度没有变化。

　　不过，话说回来，《黄花赋》毕竟是一位业余作者耗费十年工夫精心打磨的鸿篇巨著，它弥补了中国近代史粗糙、干瘪的遗憾，也揭开了长期以来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的谜底，特别是引领读者重新思考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并作为当代改革的一面借镜。种种这些是我们丝毫都不可轻估的。


                    　　　　　　　　　　2006年8月17日

蓝雪儿

个人感觉这篇文章评价的最为中肯。

lkvc

好文，只不过对替维新派翻案有点不同意，石头自个儿说过，他最看中的是袁世凯，如果袁不称帝的话，中国真正的民主也许早已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