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拍案大骂“文化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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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术、教育机构被迫向长沙、昆明等西南地区迁徙，其中，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和高等学府先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镇，人数达1.1
万人之众。在李庄的6年中，造就了大批学子和世界知名学者。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又兼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在重庆找傅斯年谈话，要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刻作赴任北平的准备。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的中研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全面掌控。朱家骅最后强调，此次任命不仅是教育部，也是蒋介石的旨意。

　　此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表示要加入以宋子文为首的行政院任秘书长，不再过问北大事。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怒声中，国民政府于8月初免去蒋梦麟的北京大学与西南联大本兼各职，经蒋介石授意，由傅斯年出面收拾残局。

　　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虽被委以重任，但他深知北大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清楚还有一个胡适在美国。只要胡先生一息尚存，自己是万万不能窥视北大第一把交椅的。于是，傅斯年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个喽罗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等等。朱闻听此言，颇感为难，推托此举是禀承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则将有欺君之罪云云。如傅氏坚辞不就，本人可奏明蒋介石，让其收回成命。傅斯年深以为然，于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在陈述了自己“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以及身体状况“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外，力主由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傅斯年的陈述终于打动了蒋介石，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氏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由傅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傅“不得不勉强答应”（朱家骅语）。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的复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顿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

　　傅斯年上任后，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原作准备。当陈、郑抵达北平后，有一件麻烦事颇感头痛。这就是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大南迁长沙，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等先后任“总监督”和“校长”，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著名古器物学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容庚出任文学院教授。陈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对他的聊城先祖傅以渐当年不参加抗清复明运动，反而参加清朝入关后首次乡试，直到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一直耿耿于怀。300年后的今日，他对不顾气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人驱使的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当傅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于重庆报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屎克郎搬家——滚蛋。不但不请他们任教，还当场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

　　北平的伪教员们一看傅斯年的姿态，既惊又怕又怒，特别是已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活动，还企图浑水摸鱼。他们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征调”，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此，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书曰：

　　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强，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又说：“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因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

　　对这种巧言诡辩的把戏，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对纠缠与诡辩者予以坚决的回击。声明称：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在[与]北大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习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就在傅斯年的声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待在北平八道湾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文章的结尾处写道：

　　在民国以前，属于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令周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写罢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最后一鸣的绝响。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重庆继续纠缠。容氏是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部毕业的研究生，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授，成为当时学界颇有名望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旭、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搜集提供的。就私人关系而言，容与傅还算是融洽的。只是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所谓“汉贼不两立”也。当容庚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伸拳露臂，指着容的鼻子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再度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强作了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要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任教，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那洁静而高傲的门槛。

　　就在傅斯年于重庆、北平、昆明等地奔波之际，仍没忘记李庄的大本营和属下的同人。而随着抗战胜利，还都建国的呼声与吵嚷声日渐高涨，蛰伏在李庄的科研人员以及同济大学的师生，也热切盼望着尽快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和憋闷的生活环境，回到梦牵魂绕的都市。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也心神不定，治学懈怠，纪律涣散起来。而这时又有传言称，傅斯年可能要去重庆接替朱家骅当教育部长，以后不再管史语所了。有几位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听到这一消息，立感压力解除，纷纷向代理所长董作宾请假，返回家乡省亲，但却迟迟不归，整个史语所眼看呈一盘散沙之势。傅斯年闻讯，不得不施展分身之术，满头大汗地跑回李庄，对青年研究队伍加以督促、整饬。对于自己要当官的传闻，傅不好当面对众人解释，便写了一个条幅，贴在板栗坳牌坊头大门的一边，字幅曰：“传言斯年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看到如此直露的表白，众人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的骚动之心稍微有了一点收敛。

　　对于傅斯年的良苦用心，董作宾曾评说道：“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人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人，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因而，只有傅斯年亲临李庄坐阵，年轻人们才能重现往日的精神，这支优秀队伍方不至于纪律涣散。

　　董作宾所言大体不差，关于青年学者对傅氏的敬畏，凡在史语所工作过的学者大多都记得几个有趣的细节。

　　板栗坳牌坊头是史语所同人茶余饭后聊天下棋的地方，当青年们来到此处时，总是有说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罢饭，有时也从家中过来凑个热闹。但青年们见了，如同老鼠见猫一样，“一会儿溜一个，一会又溜一个，过不多长时间就全部溜得无踪无影了”。来不及溜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边观阵，攻卒跑马地大喊大叫，兴致上来，便挽起袖子亲自上阵厮杀。这个时候有谁和他对弈就算倒了大霉，因为傅氏经常下着下着竟思考起其他问题，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对方只好强忍着性子，等呀等，许多之后，见仍无动静，才敢大着胆子催一句：“傅先生，该您走了。”这时傅斯年才如梦初醒，嘴里不住地“噢、噢”叫着，开始走车飞象地大杀大砍起来。可惜好景不长，没几个回合，又按兵不动了，此举如同钝刀架在脖子上不断地搓动又总不见血，令对方难受至极。有了这样的教训，后来的日子，不管是闲聊者还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门向牌坊头走来，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对这种反常的举动，傅斯年感到大不对劲，便带着不解向董作宾讨教道：“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溜了，这是为什么？“董听罢，哈哈一笑曰：“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啊。”傅斯年听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道：“糟糕，我这么不受欢迎，看来得向你学习呀！”

　　董作宾后来说，傅斯年的性格与秉性毕竟与其他人大异，所谓向我“学习”也只是顺便一说而已，其令人敬畏的程度丝毫不减。有一次，傅从重庆回到李庄，发现一位助理人员在院门外散步较久。次日，他请同舍的几位青年学子都到外面晒晒太阳，只是不让昨日散步的那位出门，并直言不讳地对之曰：“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对罢，如同挨了一记闷棍，无地自容。抗战胜利之后两个多月，同在李庄办公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突然问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来往于李庄与重庆的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而明。为此，董作宾后来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董作宾的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后来台湾作家李敖就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作宾开始，史语所就一种伪风。”

　　李敖所言，自有他意气用事的方面，但所言“下马威”与“作伪”之类的事也非虚妄。